刘复英：抗战初期国民党设立中央政治学校特训班的片断
2018-11-24 09:24:06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第二十七辑  点击：  复制链接

　　“七七”芦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开始了。中国全国军民立即起来，积极参加抗日的民族战争，其势如暴风骤雨，奔腾澎湃。

　　尚在日本留学的中华儿女，当接到“留日学生监督”通知“撤离敌国，回国参战”的命令后，立即收拾行装，争先恐后涌向指定乘船地点集中，我虽刚来东京就读不久，凛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和同学们一起乘坐“皇后轮”回到祖国。

　　一、南京集中，入营受训

　　当时留学英、美、法、俄、德、意、日等国的学生，以日本为最多。原因是日本离祖国不远，费用较低，对一些经济不大富裕、而又刻苦学习的青年，是很理想的进修地方。抗战开始后，先后回国的学生不下一千多人(也还有一些不回国的)。当这些学生回国时，蒋介石恐怕这一大批年富力强(大多数是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下的青年人)，又受过高等教育和有一定影响的留日生，会奔赴延安闹革命，在CC头子陈立夫等的献策下，借口抗日需要培养大量人材，留日归国学生岂能投闲置散?因而在上海、武汉、广州、重庆、西安等城市，设立“归国留日学生招待所”。凡是愿意参加抗日工作的留日学生，都来登记，招待膳宿，等候分配工作。我和邓士贤、吴会文等十多个同学是在武汉登记的。到了九月下旬，招待所负责人传达上级指示，已经登记的同学即往南京报到。我们一起乘轮赴京的约有七、八十人，住在指定的“广东酒店”。

　　南京是我国历史名城，我们多数同学，对这里的名胜古迹向往已久。在末接到分配工作或参加受训的通知前，三五成群地游览了“秦淮河”、“夫子庙”、“鼓楼”、“白鹭洲”等处。到了十月五日接到往紫金山“中央政治学校”报到和参加考试的通知。四百多留日学生，分乘十多部大汽车前往，抵达后各自携带行李，分男、女住下，午饭后随即编队，六日开始考试，八日正式开学上课。并知道我们的校、班名为“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训练班”。

　　当时中央政治学校校长是蒋中正，教育长陈立夫，特别训练班班主任张道藩，付主任鄷悌，下设教务、训育总务三处，个军训总队，二个大队，一个女生独立中队，还设有一个医务所。教务处长李如苍，训育处长邵华，总务处长(名忘)，总队长郝鹏举。第一大队长是刘某，第二大队长是泮某，女生独立中队长陈逸云。每个大队有三个中队，每个中队有三个区队。我编在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是陆鸿仪，区队长姓刘，区队下有三个班，每班学员十人，班长由中队长指定学员担任。学习的课程有：《三民主义》、《建国大纲》、《领袖言行》、《曾文正公家书》、《世界政治史》《中外史地》等。军训方面没有严格要求，每天只晨操、跑步一小时，晚休时集合点名就算了。另外每周必特别邀请一位“党国要人”前来讲话，不在课程表上列明讲什么课，临时才公布的。我记得先后讲过话的有陈立夫、孙科、汪精卫、于右任、戴季陶、邵力子、王世杰等人。

　　十月十日(双十)，是辛亥革命胜利，“中华民国”建立二十六周年的纪念日。在节日的前夕，除抽调一些能写善画的同学，参加布置会场、写标语、绘宣传画外，全班放假一天。那天晚上八时，举行庆祝纪念晚会，由班本部和总队负责人分别主持大会和讲话。接着是文娱活动，演出的节目有话剧《岳飞》等。

　　在那些给我们讲过话的“党国要人”中，留下印象较深的是陈立夫、汪精卫两个人。陈立夫向我们讲他的得意之作《唯生论》。当他一再提到“X十Y=Y”的时候，引起了不少同学的笑声，陈自己还表示满意。

　　在十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八时，教务处紧急通知集合全体学员听课。我们排成队列，鸦雀无声地步入大礼堂，听到张道藩介绍，始知是汪精卫来和我们讲话。这个“仪表非凡”，“言词动听”的“大人物”，我对他行刺清朝“摄政王”未遂，后来留传的“慷慨歌燕市，……”的诗非常欣赏。当时能听他讲话，感到高兴。

　　二、拜谒中山陵，南京大撤退

　　一九三七年十一日十二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七十一周年的纪念日。上午九时，我们听见紧急集合号音，即往大操场集会，由郝总队长宣布去谒陵、瞻仰孙总理遗体。我们听后，皆大欢喜。队伍立即出发，人人都保持肃静，步伐整齐，到了陵园进入墓室，绕棺瞻仰。大家都向孙总理宣誓：“决心遵照您的遗教，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富强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孙总理伟大、博爱的形象，铭刻在我的心上。

　　不久，上海、太原陷敌，南京告急，就在我们谒陵后不到十天，忽然传出“班本部改组”的消息，鄷悌负责要全体学员做好准备，待命撤出南京，继续受训。

　　在此期间，一些有理想和远见的同学，已看出蒋介石对抗战没有决心，不满南京当局退让求和，软弱无能。对由这个特务头子来负责，心情更不愉快，乘管理松懈，撤退混乱之机，借口和亲属告别;要购买一些日用必需品等，向“值星官”请假外出。结果是一去“杳如黄鹤”，有三十多个同学(其中就有柳迪和几个女同学)没有回来。班本部无暇追究，只好不了了之。

　　十一月二十三日，总队部通知全班集合，每个学员发给步枪一枝、子弹二十发。于是打好背包，向火车站出发，别了南京。

　　三、蒋介石庐山“训话”，复兴社与CC派系之争

　　我们坐上专为我们撤退的列车，到达芜湖，随即改乘轮船，当时雨雪纷飞，寒风刺骨，气氛显得沉闷。一些人私下议论，究竟撤到什么地方去?有个江西同学说，船的方向是九江，一定到庐山。船到九江码头果然停泊，“值星官”命令向庐山进发。严冬季节，雨雪不停，原已心身疲劳的我们，现又全副武装，在泥泞的道路上急行军。文质彬彬的男、女同学叫苦连天，连那些身强体壮的也感到受不了!我们三百多个不少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如此狼狈，自问将来走上抗日战争的征途时，怎能肩负重任呢?有几个坚强的同学便走出队列，向同学们打气，并且帮助不能走路的同学，代背枪支背包，给大家很大的鼓舞。

　　我们到庐山后被安置在原来“军官训练团”用的房屋，这里的环境较南京更为优美。休息了两天，便恢复正常的“受训”生活。但上课的时间少了，在操场活动的时间多了。也没有“党国要人”来作报告了。大约是十二月中旬的一天晚上，班本部和总队部紧张起来，四围警戒森严，如临大敌，随即响起紧急集合号，大家按中队次序，进入大礼堂。主席台上站立着十多个人(其中有陈立夫、戴笠等)，礼堂一侧已有五、六百人整齐排列，加上我们三百多人，还有不少空余地方(站队的地方离主席台约一丈远)。见此情景，大家都不言而喻，心中明白了。不到十分钟，张道藩走到台前说：全体同学注意!我们的领袖蒋委员长要向大家训话，热烈欢迎!于是“立正”鼓掌。蒋介石身穿长袍、马褂，手拿礼帽，随即同我们作了三十分钟的“训话”。我记得他一开口便说“南京已经失陷”!大家听了，非常愤慨，有人失声痛哭，下边讲什么至今已记不清了。

　　利用两天休息和星期天的余暇，我们曾到过含鄱口观日出，游览了小天池，探访了白鹿洞的遗迹。正当我们游山玩水以待毕业上前线时，谁知在幕后的“CC团”和“复兴社”的头头们，正在你争我夺，剑拔弩张，吵的不可开交。原来是为了我们这三百多个留日学生，都想争夺占有，用以扩大自己派系的力量。CC头子陈立夫主张把我们撤退到西南大后方;复兴社头子戴笠要我们搬到衡山，同他主持的“南岳干训班”在一起;而康泽则说，江陵位在武汉、重庆之间，“军校特训班”已搬到那里，“政校特训班”最好也设在江陵。结果，经蒋介石批准，把我们迁到江陵。陈立夫仍兼教育长，班主任张道藩另有任用，由康泽兼主任。我们于一九三七年终离开庐山，经武汉到达江凌。

　　四、江陵反控制，反改编的斗争

　　江陵，就是古荆州。我们抵达后，曾在当地的“三义庙”宿营两天，待命安置。

　　我们这批留日学生在南京集训，原是CC头子陈立夫等策划的，所以将我们拨归“中央政治学校”的系统，目的便于他的指使利用。南京撤退后，逃跑了三十多个学生，复兴社借此向CC团攻击，以夺取我们归其掌握。结果由康泽亲向蒋介石报告而获胜。

　　康泽，黄埔军校三期毕业，四川人，军阶“中将”。他和戴笠都是蒋介石最亲信的“十三太保”之一。在复兴社内，康泽以老大哥自居，不把戴笠放在眼内，他们维护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反共、反人民目的一致，但方法上则各有一套。由于康泽主持的军校特训班是公开活动的，而戴笠搞的特务训练是秘密的，而且臭名远扬。曾受高等教育的留日生当然不肯接受这样的教育，因此连戴笠也无法与康泽争夺这个班。

　　康泽得兼“政校特训班”主任，虽然心满意足，但又感这批留学生思想复杂，不易控制。听说他曾向蒋介石作过保证，一定要办好这个班。如果掌握不好而出乱子，就无法向蒋交代、所以到江陵后便与杨文连、李如苍等亲信密谋，要从军事、政治两方面来对我们加强控制。

　　在军事方面，挑选一批经过严格训练的宪兵班长来做我们的分队长，施以严格军训，按照典、范、令的要领，要我们从士兵操练学起。强迫我们挖防空洞，筑防御工事;练习拆装步、机枪和实弹射击等等重劳动。把我们在南京时以听课为主、军训为辅的训练来了一个大转变。另外派出一些“军校特训班”的学生，暗中监视我们。对我们政校同学假日出外、购物或上小食店等都许多盘问，甚至寻衅，有些坏蛋竟向女同学耍流氓。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双方时有争吵甚至动武。当我们向队长或班本部反映时，只答应调查处理，但没有结果。

　　在政治方面，每周给我们安排了几个钟点的政治课程，把托派叶青和一些复兴社的顽固分子派来为我们讲课。讲的都是吹捧蒋介石，反对“共产主义”，对中共极尽攻击诬蔑的长篇谬论。他们口沫横飞，丑态毕露，一些同学则“喝倒采”，不少人闭目养神，梦见“周公”去了。

　　一九三八年春的一天，我们的军训转入学操正步走。时值寒冷季节，积雪未消，同学们穿着棉服，全副武装进行操练，在分队长的严厉监督下，一些动作不合要领的同学，被点名斥骂或叫出队列罚立正。每次出操，大家的棉服都被汗水湿透了。有一天，队长命令我们全班同学携带铁锹、扫帚等工具，铲除大操场的积雪，搞得我们又冻又累。第二天突然全城戒严，紧急集合，各级队长神色紧张，命令我们整理好服装、武器，跑步向军校大操场前进!操场的四周已由军校学兵队严密警戒，我们见此情况，以为又是蒋介石亲临“训话”。等了十多分钟，原来是康泽来了。这天是受康泽的检阅。检阅完毕，康泽向我们讲话，“勉励”之余，对我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什么自由散漫，不守纪律，请病假的太多等等，还指责我们的军事训练未达到要求，说要把我们合并到“军校特训班”去，并撤销班本部的三个处，将军训总队缩编为“军校特训班独立大队”，迁到湖南辰州，延长三个月训练等。他的讲话，当场引起混乱，一些同学表示反对，一些同学失声痛哭，大会草草收场。

　　接着，军训总队实行改编为大队制。把摆老资格，不大服从康泽指挥的总队长郝鹏举(保定、日本士官毕业)免职，另派黄埔军校同学刘国钧为大队长，泮某为付大队长，将六个中队缩编为三个中队，一个女生直属区队，由留法学生刘某(女、名忘)接替陈逸云的职务。其余的中、区队长除与复兴社有关系的保留外，另派了一些“军校特训班”的毕业学员前来加强控制。

　　有压迫就有斗争。为了抗拒康泽的决定，一些思想进步，敢于斗争的同学如蔡冷枫、陈启新、宋兆萃(宋之光)、马锡信(马剑之)、左汉忠、陈炯坚、钟文光等，经过秘密串连，在我们驻地江陵中学的礼堂召开了会议，商定了三个条件：一、抗议将“政校特训班”并入“军校特训班”;二、拒绝把校址迁移到辰州和延长三个月受训：三、如康泽不接受以上条件，就全班同学，全副武装经公安取道武汉，向国民党当局请愿。随于第二天早晨不起床出操，以示对抗。

　　康泽、杨文连等对此大为震惊!首先把郝鹏举扣留起来，他们以为事件是由郝鹏举挑起来的;接着答应暂不迁辰州，也不并入“军校特训班”。要求同学们安定下来，照常出操上课。我们对此答复半信半疑，康泽只好强迫郝鹏举前来解释。他集合了同学们讲话，他流着眼泪，再次向我们传达了上述决定，要求大家相信，以免发生不测。当天晚上深夜，睡梦正浓，闯来了几个区、分队长把我们每人保管的子弹全部搜走。翌日我们质问，回答是现在不用实弹射击了，带在身上增加重量，操练不方便。其实是怕暴动。

　　从此，同学们表面平静，以迷惑他们，暗中则有人装病，有人事关系的公开请求往重庆、武汉、广州等地治病;有的利用采购的机会，到沙市、公安等处，一去不回;一些则穿上便衣，俟机潜逃。如蔡冷枫，宋兆萃、简百川等二十多个同学，就是这样安全地离开了江陵。

　　五、武汉毕业，奔赴前线

　　政校特训班同学对康泽、杨文连等的反抗斗争，传到了CC团那方面去。陈立夫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向蒋介石说，这批留日学生是个“宝”，不能象康泽那样粗暴对待，要善于教育，要有耐心，才能使他们为当前的“抗战建国”大业效力。请把他们迁至武汉，交陈诚接管，稍加整顿，提前毕业，由“军委会政治部”分配工作。此举得到蒋同意。因此陈诚又把我们从“复兴社”的手中接收过去。

　　一九三八年四月，陈诚命令将我们转移到武汉，住在湖光水色，风景宜人的南湖。有一天，我们全体集合到卫戍司令部大礼堂参加“联合纪念周”。主席台上出现了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周恩来同志以中共代表、政治部付部长身份坐在其中，还有一些高级将领站在后面。陈诚领读完《总理遗嘱》后，把周恩来同志介绍给我们认识。全场立正，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接着，周付部长用亲切和精辟的言词，谈笑风生地同我们作了将近三个小时的讲话。增强了我们对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力量，受到了莫大的鼓舞，使我永志不忘。

　　我们的“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训练班”在这时改为“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团第一团留日学生训练班”。到五月间，我们集中精力写毕业论文，经过学、术各科的考试后，提前举行毕业典礼，在举行毕业典礼时，由陈诚讲话，并给我们授剑和发毕业证书。会后举行毕业聚餐，大家尽欢而散，以后等待分配工作。

　　我们的工作分配，除少数同学分别留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三青团中央团部”、“中央教育部”、“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郭沫若领导的)等部门外，绝大多数由“军委会政治部”派往各军、师政治部担任秘书、科长、科员、团指导员等职务;部份女同学被分派到“行营”、“战区”政治部政工大队工作，由宋美龄管辖、陈逸云负责的“中国妇女战时服务团”也吸收了一些女同学担任相当职务。但也有一些同学不愿在国民党机关部队工作，离开武汉，跑到延安学习的。从此大家都走上了工作岗位，有些人确为抗战作出了贡献，其中魏国尧、徐师良、李毅夫、邓仕贤、范德元、刘博欧等同学在抗战中献出了他们年青的生命。

　　后记

　　弹指间，四十五年过去。我们这批二、三十岁的年青小伙子，现在都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这三百多个同学中多数是爱国的。解放初期，我就抛弃了往台湾做“官”，而毅然由香港回来，了解到有不少同学原来就是共产党员或和共产党有联系的，如谢爽秋(原驻越南大使馆代办)、宋之光(原外交部部长助理)、于航(原新华社驻欧洲记者)、泮沃权(原广东省卫生厅主任秘书、病故)、林之诚(原广东省政府参事室研究员)、吕俊钧(原广东省民政厅人事科长)、陈启新(原广东省文史馆付馆长)等。他们现在有的老当益壮，仍在工作;有的已离休、退休安度晚年。在广州、北京、上海定居的同学，为数不少，而留在港澳、海外的约四、五十人，在台湾的大约有一百多人。我们都是在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领导抗日的号召下，参加抗日工作的。语云“树高千丈、落叶归根”，希望在台湾的同学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促成国共第三次合作，为使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统一大业作出积极的贡献。

　　1、本文是片断回忆，但因事隔四十多年，笔者又年老记性差，难免有遗忘和错误之处，敬希留日班同学特别是在江陵领导和参与斗争的同学给予指教和补充，使臻完善，至感。

　　2、林之诚同学为本文提供一些资料，谨此致谢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11-24 09:2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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