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肇濂：忆抗日战争的空军勇士邓从凯
2018-11-24 09:25:33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第二十七辑  点击：  复制链接

　　邓从凯出生于广东梅县。1933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广东航空学校七期甲班学习飞行。他中等身材，爱好体育，是航校蓝球队队员;为人旷达乐观，好开玩笑，同学称他为“江湖佬”。他学习成绩中等，但是在抗日空战中，却机智勇敢，掌握战机而屡次击落敌机。

　　1937年8月间抗战开始时，日本以自称王牌的“木更津”轰炸联队向我国各地狂轰滥炸，一开始就妄图消灭中国空军。第一次来袭广州的是六架日本96式轰炸机，驻在广州天河机场的航空委员会空军第29中队(队员都是准尉飞行员)即以九架美制霍克Ⅲ式飞机起飞应战。我与邓从凯(都在第29中队服役)在虎门附近上空和三架日轰炸机遭遇，我们以居高临下之势进行后上方轮番攻击，反复不下10次，久攻不下，邓忽然改变主意，由后上方俯冲后把飞机拉平，在后方猛烈开火，一瞬间敌机即中弹着火爆炸。邓的机智行动启发了我，我亦改由后方水平攻击，果然将敌机击落。我和邓都是刚毕业的飞行员，既无空中射击经验，又缺乏空战训练，参加空战还是第一次，而他在紧要关头当机立断，变换战术击落了敌机，受到称赞。一次，六架日本96式轰炸机袭击乐昌，我们九架格式机在曲江机场起飞拦截，在始兴西边大山上空交战。邓从敌机后下方攻击，成功地击落敌轰炸机。这种后下方攻击命中率高(所谓吊靶)，但危险性大，他是用巧妙的方法接近敌人，他射程距离很近，只有70公尺，以至敌机爆炸时破片也击伤了自己的飞机。由于他一下子击落日本轰炸机编队的长机，敌机编队解体了，使我与华侨飞行员第28驱逐队副队长陈瑞钿有机会共同将其中一架日本轰炸机在始兴县南边迫降，该机机组人员在空战中被全部击毙，飞行员也中了一枪，飞机不得不听命降落，飞行员被俘。

　　自“七七事变”后，日本侵华空军使用“木更津”轰炸联队，进袭南京、上海、广州等地，均遭中国空军猛烈反击，整个“木更津”联队的轰炸机被击落半数以上。日寇吸取教训，改用驱逐机掩护，轰炸机进袭，或用驱逐机与我们进行空中消灭战。我方由于处在数量劣势，故飞机被击落不少，邓在这种不利的形势下，从不悲观消极。

　　1938年3月14日，我们在广州上空与三十六架日本96式驱逐机进行了空战。这次我们在天河机场起飞的是十八架英制格式双翼机，机上有四挺机枪，速度比日96式较慢，但高空性能比日机好。中队长华侨飞行员黄新瑞(绰号水牛)认为邓英勇善战，选邓为他的僚机(原有分队长已阵亡，邓和我已升分队长)。我们飞高18000英尺，占据了比敌人高的有利位置，黄新瑞首先冲下攻击敌机，敌机则以数机围攻黄，当黄被一敌机咬着尾部的危急情况下，邓及时由上方俯冲插下向咬着黄的敌机近距离开火，将敌机击落，如是者两次在长机危急中都被邓解救了。在这次空战中击落两架敌驱逐机。

　　空战能手又是好指挥员

　　1939年，日本空军利用运城机场为基地，向我西安、南郑、兰州等地空袭，29中队调驻陕西南郑。在南郑上空的一次空战中，邓率领九架英制格式机迎击十八架日本97式驱逐机(这时他已升为付中队长)。他看见敌机高度比自己高1500米左右，如果向前飞，势必在不利的阵势下作战，他当机立断，命令全中队向后急转180。，迥避与敌机接触，急速向上爬升。他这种决定是很英明的，因为敌机优于上升和俯冲，而我们的格式机，以转弯半径小占优势，我们爬升到同等高度则可以利用转弯灵活的优点与敌机格斗，以发挥我机特长补数量之不足。空战中，邓首先击落敌机一架，其余队员也击落五架，敌机不敢恋战，逃之夭夭。

　　为祖国献出年青的生命

　　1938年，我们29中队有九架英制格式机分驻在汉口和南湖机场。其中我率领三架驻南湖机场(武昌西南)担任夜间对敌机作战，邓则驻武汉机场。武汉机场还有苏联志愿队和蒋介石的嫡系空军四大队。那天来袭武汉的敌96式驱逐机和轰炸机共五十架。我方配备重层布置，准备分三个机群迎敌。一机群是苏联志愿队，高度4500米;二机群为杂牌军，包括第五大队(广东飞行员)和第三大队(广西飞行员)，我们是第五大队，高度5500米;三机群是蒋介石的嫡系第四大队(苋桥航校毕业的飞行员)，高度6500米。指定集合地点是黄冈上空。三个机群的机数与日机相差不多。当苏联志愿队与杂牌军的机群飞向集合地点时，蒋介石嫡系四大队却编好队形向宜昌飞去。那天空战我方比原计划少了一个机群，乱了部署，数量上则因而处劣势。原作战方案是苏联志愿队主攻，杂牌军掩护苏联志愿队，蒋四大队掩护杂牌军。空战一开始，少了一个机群，失去互相支援的作用，十分混乱，加上敌人数量优势，两三架敌机对付一架我机。邓被三架敌机围攻，他使用一切办法迥避敌机射击，同时抓住有利条件进行还击，结果击落了一架日本96式驱逐机。但他也被另一架敌机击中，尾部操纵系统中弹，失去控制，出现螺旋动作(即对地面旋转不停，是空中最危险的动作)，他力图改出螺旋，但已操纵失灵，无法改出，不得不弃机图生，但人困在座舱内，动弹不得。后来几经周折，收起两腿，用脚猛蹬仪器板，才离开了螺旋中的飞机。邓跳伞降落时选择离地很低的高度才开伞，以免被敌人在空中当活靶射击(日寇是不顾国际法的，曾凶恶地对跳伞的中国飞行员射击)。那次空战，我们损失惨重，苏联志愿队亦损失不少，苏联付大队长也牺牲了，他们为中国人民抗战英勇献出自己的生命，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中队长陈瑞钿被三架日机轮番攻击，机上弹药用尽，决心撞击敌机，敌机向一方迥避，两机翼相碰坠地，陈瑞钿头部受伤，幸能跳伞降落。

　　邓对这次四大队没有参战，极为不满。他对我说：“蒋介石想用飞行考试来淘汰我们，没有得逞，(他在杭州航校的简单考试中名列“丙下”不合格。所谓杭州航校考试实际上是蒋介石淘汰非嫡系的一种卑劣手段)现在更想利用敌人来消灭异已，把嫡系的四大队保存起来。蒋介石不抗日，又指挥机队逃跑。不管怎样，他们不抗日，我们要抗日。困难时期，打日本鬼子为重，以后再算这笔帐。”所以他抗日的决心毫不动摇。

　　武汉、宜昌相继失守，我们退入四川，曾在梁山、重庆与日机零星作战。因为长期空战，损失不少，加上美国根本没给我们一点装备，(抗战前买来的美国飞机已经陈旧)，整个空军残缺不全，失去战斗力。在武汉和南昌主力作战都靠苏联志愿队。苏联送了不少飞机给蒋介石四大队，但他们不是用于作战，在训练时就消耗了不少飞机，特别是苏联E16单翼飞机因着陆困难，四大队训练损坏过半数。进川后，29中队接收九架苏联E15Ⅲ式双翼飞机，马力1000匹，收起落架，四挺机枪，火力不算很强，速度赶不上日本97式驱逐机。那时我被调离29中队去驱逐总队训练飞行员掌握苏机，邓仍留在29中队当付中队长，我们都驻在成都双流机场。那时日本驱逐机尽管已加了付油箱，但还是不能从武汉飞到成都。因而日寇将原来六——九机编队改为二十七架轰炸机的大编队群，用密集火纲保护自己，解决了无驱逐机掩护的困难。这样的大编队群空袭重庆、成都，我方损失很大，而我们的飞机进攻日机群时又损失不少。1940年初的一个晚上，我与邓在成都广东饭馆冠生园进晚餐，相与谈天说地，知邓因打蓝球扭伤了腿，已经几天没有升空作战。而这几天内，敌机不停空袭成都、重庆，恃其空中优势，轮番轰炸，有时整日不能解除警报，老百姓躲在防空洞，苦不堪言。29中队作战失利，飞机损失不少。邓因腿伤不能升空，眼看同僚牺牲，心情沉重，忧心如焚，饭亦吃不下去。他分析最近作战失利的原因，是敌人轰炸机群改用大编队，火力比过去强得多，而我们的苏制E15Ⅲ式只有四挺79机枪，又无大口径炮，不易摧毁敌机，反而易给敌机击落。他说明天就要回去升空作战，打算仍用近战方法，发挥我机火力。并说只要我机进入攻击后达到射击距离前不被击落，就无论如何要把敌机打下来，那怕撞亦要撞它下来。最后他还说：“最近不如意的事太多，不过我有决心把敌机击落的。”看来心事不少，我安慰他说：“凭你的空战经验，总是能击落敌机的”。我们分手后，他的音容不时在我脑海中出现。第二天早上警报发出后，邓率领中队飞机出战，一小时后，我们所有战机都回来了，战友回来后，心情很沉重，因为身经百战的邓从凯中队长没有回来，我更是十分悲痛。我们在成都东边80公里外一个山坡发现两架飞机残骸。一架是日本96式轰炸机，飞行员尸体上配有短剑(是日本天皇赐的，剑刻有“轰炸之王”)，在他衣服内找到一个图章刻有“奥田大佐”;(奥田为日本空军的“轰炸之王”，日本空军的“驱逐之王”三轮宽大佐亦在1938年秋在山西太原被我驱逐第28队队长陈其光击毙，陈是广东航校毕业生)在离日本轰炸机不远的一架E15Ⅲ式飞机上，我们找到邓从凯遗体。眼看日本的刽子手奥田大佐被击毙，人心大快，但看到我的战友英勇牺牲，伤感欲绝。有人目击说，邓身先士卒，单机冲入敌机密集火纲，把日本长机击落，为胜利开辟了道路。敌长机被击落，队形零乱，我方战机采取各个击破，故那天得以打下了四架敌机。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11-24 09:26:08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刘复英：抗战初期国民党设立中央政治学校特训班的片断

下一篇：李友庄：回忆抗战的粤北第一次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