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绍濂：我参加的对日空战
2018-11-27 10:26:12  来源：《广州抗战纪实》  点击：  复制链接

　　当时，第二十九队基本上是原广东空军七队的人员，共三个分队，是战斗机队，队长是何泾渭。在他率领下我们回到广州接收原陈济棠从美国订购的霍克-3式战斗机，这是一种双翼起落架用手摇收放的战斗机，有一门小炮，一挺机枪。在机身底下可加挂一副箱，也可外挂一枚500磅的炸弹，可以作俯冲轰炸机用。我们开始接收了9架，每分队3架，驻在广州天河机场。接机后便开始训练，除驾驶飞机外还作地靶射击和夜航训练。但根本没有训练打空靶的空战格斗。到“七七事变”时，在广州就只有这9架飞机了，我们平均是两个飞行员一架飞机。

　　1937年8月到9月，广州时常发出空袭警报。当警报发出后，我们都进入战斗准备，有时还将发动机发动起来。当时飞机发动是靠机械人员手摇后起动的，十分麻烦。由于多次警报又不见敌机来，总是啼笑皆非，但我们还是认真地作好应战准备的。

　　1937年8月31日清晨，已经发过好几次警报后，又发警报了，我准备起飞，我机机械士已经将飞机摇起动了。正在这时，机场上空机声隆隆，我抬头一看，6架双引擎的日本轰炸机已经来到。我急忙跳进机舱，连保险带还未扣上，便开始和其他飞机一齐起飞。起飞时炸弹已落到机场上，我的一名机械兵被炸牺牲了。我推满油门向东飞去。这时我们9架飞机各自为战，自己去抓战斗对象。当时日机也很死板，他们由东(台湾起飞来)进入广州，炸天河和白云机场后，向南经河南折回向东。我那时已发现日机，便推大油门接近它，日机即向我开火，曳光枪弹射在我机周围，清晰可见。由于日机是三机编队的，因此火力相当密。我继续上爬，在新洲附近，才占高度优势，就由上向下攻击日机，因没有空靶射击经验，只对机身开火，又不理解修正提前量，没有奏效。这时邓从凯上来了，和我两人轮番攻击，也没有效果。看看已过虎门，一次，邓冲下去后，与日机后方拉平，咬住日机不放，并开动机枪猛烈射击，一架日机轰然一响，一团火光掉了下去，邓突然返航。我以后才知他飞机被击伤。我一想，原来拉平攻击有效，就与日机剩下编队左机拉平进行攻击。这时我越打越眼红了，飞机冲得很近，准确地击中日机，油箱油漏出来象一条白龙，但没有着火。我正再次攻击，我机突然一响，我副油箱、主油箱也被击中，油冒出来，也拖着一条“白龙”。我估计日机是回不去了，我便回航，推头俯冲，加大速度到机场边，飞机油尽停车，滑翔降落。这时机场建筑物全被炸毁，机场坑坑洼洼，只好搭竹棚住了。那天是日本木更津航空队来袭的，结果日机损失两架，一架坠落在珠江口我省境内，这是广州市第一次空战，我机没有损失。喜讯传开，广州市人民十分兴奋，给我们全队慰劳，每击落敌机一架的有1000元慰问金;又用汽车运来大量罐头、汽水及其他慰问品，表达广大人民对抗日战争的热情，使我深受感动。

　　自从首次空战，日机失利后，有近一个月日机没有再来;再来时是夜袭，机数只有一两架。有一天，又是我值班，这次，起飞较早些，我们起飞3架，各人分一个空域等候。那时没有无线电指挥，全靠个人根据情况处理。日机没来时，探照灯照亮天空，怎知敌机临空时探照灯却熄灭了。我们变成了瞎子，到炸弹响了，地面汉奸放信号弹，才知机场又被炸了，但看不到飞机。突然在我侧方出现引擎火光，我一转弯便照火光开枪，但突然又什么也看不见了，瞎转一气，只好着陆。那晚，一无所获。我们一架飞机因忘了放起落架，损坏了一副螺旋桨，幸而飞机修理后还可以用。但日机从第二天起又不来了。

　　有一天我轮休，在广州西关朋友处住宿。早上听到拉警报，我出来看，见我们9架飞机全起飞了。这次来袭的是日本从三灶岛航空母舰和基地起飞的九五、九六式战斗机，总数近30架。那天我们的飞机，是何泾渭领队的。一向我们不注意有战斗机飞来的可能，因而思想很不警惕，而且我们对空战一点经验也没有。日机却较有训练，他们背光借散云掩护，突袭我机。当时何泾渭的僚机(驾驶员是关万足)被日机击中起火，他跳伞时伞也着火，他浑身被烧伤，降落后即被送到医院抢救，因伤重在医院牺牲了。这次我们损失4架飞机。下午我回到机场值班，这时只有5架飞机了。自此以后，日机轮番前来，我们空战下来还未加油，日机又来了。我们虽有飞机补充，但机场太少，只好改在从化机场加油来广州作战。有次我在广州和日机遭遇，我刚咬上一架却又被另一架咬住，我下滑倒转脱离了，但日机已开枪，我就这样在众寡悬殊下打了一次。回从化加油时，飞机被击穿很多弹孔，一直补了一天。那次战斗以后，5架飞机剩3架了。有的飞行员跳伞脱险，有的牺牲了。队员减少，我以少尉军衔升任了分队长。广州站不住了，我率领3架飞机转到韶关驻扎。起初还有飞回广州作战，但日本九六式机挂了副油箱到韶关来挑战。这时二十八队也飞来两架不收起落架的霍克-2飞机，由一姓陈的分队长率领，共同驻防韶关。后来那两架霍克-2和我分队一架先后被击落。这样过了几个月，飞机交四大队。1938年初由黄新瑞中队长率领我们回广州另接一批英国格式机，那是经香港运来的。那种格式机是双翼的战斗机，发动机有700马力，装有4挺快速机枪，是一种战斗性能相当好的飞机。这样，我们又开始另一段战斗生活。

　　那时广州天河机场已经被炸毁，如在天河机场安装飞机，势必招致日机的轰炸。因此，安装格式机只好在原中山大学天文台附近竹树林中进行，安装好了推上公路，在公路上起飞，飞到南雄训练。由于南雄机场太小，住地又不够，结果飞到衡阳去训练。二十九队(队长陈瑞田)也在衡阳，飞行员都经历过不少空战。这次训练比较踏实，除了掌握飞行技术外，还打空靶，练习格斗。这种格式机性能对当时日本九六式战斗机来说不相上下，而且格式机还有一些优越性，例如：格式机飞上高空，马力能基本正常，日本九六式机一爬到高空，马力显著下降。当时有两位队长，一位叫黄新瑞，绰号“水牛”，是美洲归国华侨;另一位是我们的队长陈瑞田，也是归国华侨。他们作战英勇、敢拼。经过这一训练，大家很有信心。二十九队三个分队长，一个是我，另两位是邓从凯和谢全和，都有一定战斗经历。

　　4月13日那天，日机36架来犯，我们两队18架全部升空迎战(这时天河机场已修好，可以用了)。我们起飞后，迅速爬高到6000米高空。邓从凯作黄新瑞僚机，就在日机咬住黄新瑞开枪时，邓从凯将日机击落，但黄新瑞却被击伤手指，被迫返防。后来邓再继续击落1架日机。我在进入战斗后，僚机却不知哪里去了，这次我也击落一架九六式日机。那次战斗很激烈，击落日机共7架，我们牺牲了4人。年刚20的吴伯钧就是那次战斗牺牲的。他的葬礼仪式很隆重，安葬在十九路军坟场后的墓地。那时香港陆续补充飞机，因此二十八、二十九两个队始终能保持18架格式机。

　　那次有名的空战之后，我们开始在南雄、广州、南昌游动战斗，队员也有在两地牺牲了的。日本飞机继续加紧对我们轮番攻击。他们恃仗数量优势，找我们作战，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坚持，直到苏联志愿空军到南昌，战斗便又进入另一阶段。

　　我所在的二十九队和我所知道的二十八队，上至队长下至飞行员都在历次敌我数量悬殊的艰苦战斗中打得很英勇顽强。如二十八队飞行员陈其伟用霍克-2与日九六式机在韶关战斗，从高空战到低空，虽在性能不及日机情况下，仍顽强战斗，最后在南雄牺牲;陈瑞田在桂林面对数量十分悬殊的日机群时，毅然冲过去拼死格斗，飞机着火后才跳出，结果人、伞均着火，受重伤、毁容(他现仍健在美国，在邮局工作);归侨黄新瑞转战南北，最后在成都空战中遭遇性能比我机优良得多的敌零式战斗机，艰苦战斗，头部中弹，壮烈牺牲;归侨陈桂林(广东七期甲)、陈桂文(广东七期乙)兄弟分别在成都空战和昆明空战中英勇牺牲;邓从凯在成都空战中，不畏日机编队的强大火力，英勇冲入轰炸机机群，将日本长机击落(后发现日长机飞行员带日本天皇御赐“轰炸之王”佩剑)，而他自己也牺牲了，时年才23岁。想起这些为中华民族存亡，洒尽最后一滴血的比翼战友，我为他们的牺牲而感到光荣，他们的业绩应该永远载入史册。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11-27 10:2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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