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父亲早年去世,是母亲一个人将我和哥哥抚养大的。
民国三十二年(1943)6月,桂乐师管区征兵,政府的人来村里抓丁,他们讲我家里的两兄弟必须要有一个人去当兵。我拈勾拈中了。我当时也不懂什么,就是这样去当兵的。我哥哥负责在家里种粮食、养母亲。
最开始,我们被带到兴安县城,在灵渠边的万里桥和马嘶桥附近的一座湖南会馆住下。会馆里面住了两个连,一个是第四连,一个是我们第一连。管得不算太严,有些人就逃跑了。我没跑,我晓得我两兄弟总得要有一个去当兵的。
一个多月以后,上边给我们发了军装,是黄色的衣裤,没有鞋子。
我们那个连调到灵渠头的蒋家山农村住下,在那里住了一个多礼拜。当时我们去附近的肚里江洗澡,班长、连长怕我们逃跑,都一起跟过去守着。后来喊我们坐火车到了河池金城江,接着团长回干带着我们徒步行军经过贵州省贵阳市,休息了半个月再接着走。一路上又有好多不愿意当兵的人从队伍里开溜,最后到达云南省宜良县,休整几天以后在开阳(音)坐火车到了百色镇(音)。记得那旁边有个大湖的呢,那个湖望不到边,好大哉。
队伍走到云南省宜良县的时候,我们一个团就只剩下七八十个人了。
到了那边以后,我们做了一段时间工,挖战壕、修工事。记得那里有个岩洞可以趵热水出来,我们还在那洗过热水澡。
在训练营地,我被编入远征军下辖的第八军(军长何绍周,副军长李弥)一〇三师三〇八团(团长文安庆)二营重机枪三连(连长麻德行)二排二班。我们那个连有四个排,每个排有一个重机枪班。我们穿的是中国的军装。
在当地我们接受了半年多的军事训练,主要训练重机枪、冲锋枪、中正步枪等科目。负责培训我们的是中国教官,美国人是在我们训练结束以后,准备进攻松山的时候才来的。
二
日本鬼子在民国三十一年(1942)由缅甸沿滇缅公路向云南进犯,计划和从广西经过贵州西进的日军在昆明会师,以截断中国最后的一条国际补给通道。侵占缅甸的日军第五十六师团,攻占了滇西龙陵、腾冲之后,继续向东侵犯,攻占了滇缅路上怒江西岸的战略要地松山,强行通过惠通桥,企图夺取保山和昆明。
民国三十三年(1944)7月,远征军长官部将收复松山的任务交给第八军接替,并限定了时间要我们一定要攻克。固守松山的日本鬼子是第五十六师团一一三加强联队,兵力听讲有3000多人,他们不仅配有重武器,野战防御工事也修得非常好。
当年8月份,我们部队坐汽车到达保山,休息了两天以后,步行过桥到了腊勐街,守了几天,又再急行两天到达松山的前沿阵地。
松山位于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腊勐乡怒江西岸,主峰高2000多米。东距惠通桥约22公里,西到龙陵约39公里,是惠通桥至龙陵的咽喉,也是滇缅公路上的一个重要据点。对于怒江峡谷,西岸的松山是一座超级“桥头堡”;对于滇缅公路,松山是扼断其咽喉的巨手;对于滇西重镇龙陵,松山则为前沿屏障。
因松山一直久攻不下,影响滇缅路的总反攻,加上在广西境内的日军正向贵州那边进犯,企图实现和滇西的鬼子在昆明会师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转达蒋介石的紧急命令:“限第八军于9月上旬内收复松山,如果再攻不下,军法从事!”
部队打仗都有侦察兵的,每次我们出发前,都有人去前面侦察好,探好了路线以后马上回来向当官的汇报,当官的根据侦察兵汇报的情况制订好进攻线路。
我们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后,只做了简单调整,从成家寨(音)那边绕了一大圈以后,在第一〇三师师长熊绶春的指挥下开始进攻滚龙坡。我们开始是在滚龙坡和日军打起来的,然后拿下大垭口阵地,最后冲上松山口,把日本鬼子消灭掉了。
当时,美国人的飞机在空中掩护、丢炸弹。我们在下面用重炮、机枪扫射。
扫射过后,我们的步兵就又向前推进一截。攻打松山的仗打得很激烈,双方死伤都很严重。我们的老营长邓先贤(音)战死以后,杨永康副营长就升为营长,接着指挥。
虽然每天用飞机轮番轰炸,重炮不断猛击,步兵昼夜不停地攻击,但是敌人占据的松山顶峰堡垒没受什么损坏,一直没能攻下。
那时候团长文安庆讲:“跟着我来,我还有点私房钱,只要拿下阵地,我赏你们每个人十块钱。”当时正好是夏天的雨季,在对松山的攻击中,天气一时雨一时晴,基本整天都是满山云雾,路非常不好走,战壕里经常水盖过脚背。恶劣的气候加上日本鬼子浓密的火网,造成我们重大伤亡。仗打得好激烈,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一心只想着怎么才能把日本鬼子都消灭掉。
松山的战斗结束后,活着的人就抓紧时间去收尸,把那些战死的战友尸体收拢,埋在了大垭口。其他部队的埋在其他地方。那个年代,连块碑都来不及立。我清楚地记得我们连队里单最后一次就埋了18个人,其中就有敢死队的机枪射手。
打仗是残酷的,随时都有受伤或者被打死的危险。万幸的是我没有受什么伤,因为射程的关系,机枪连基本都是跟在步兵的后面作战。
有一天下午,为了争夺滚龙坡的一个小高地,我们连的几挺重机枪受命同时在一个半山坡向日本鬼子的阵地射击,日本鬼子的炮也猛烈地向我们开火。双方的枪炮声“轰隆轰隆”响了好久,我们的步兵都没有办法攻下山头。因为下着毛毛雨,天很快就黑麻麻的了,前方几十米远的地方都看不太清楚。
连日的作战,我感觉有点累了,就趁装弹手装子弹的时候眯了一小下眼睛,想休息一下。
哒哒哒……
一阵急促的枪声响起来。
哎哟!
身后传来一声惨叫,把我从迷糊中惊醒。
我回头一看,是装弹手王金泉(音),一个40岁左右的湖南人,被一颗从鬼子碉堡里面射出的机枪子弹射中了右边眼睛!
马上有人冲过来帮他包扎,包好以后很快就用担架抬下去了,后来又送去保山医治。我们一个班有好几个人,装弹手受伤以后另外的人马上就补充上来了。
班里还有专门的观测手,枪打偏以后他就负责马上纠正。
松山是死人死得最多的。好多连队的人都冲上去了,伤亡惨重。第四连的连长先组织了敢死队去强攻山头,人被打得差不多了,我们排长罗新龙(音)也受命带了十多个步兵补充到敢死队去冲锋,结果右胸也中弹负了重伤。
我们排里也有步兵,负责为机枪手扫清障碍,保护我们,日本人杀过来,步兵就跳起来迎上去和他们肉搏。
第二天,我们机枪连就已经推进到山头。
最后几天的战斗里,日本人烧掉了他们心中最神圣的军旗,准备全员“玉碎”,他们的指挥官也被我们的猛烈炮火击毙。日军的“拉孟守备队”除了九名俘虏和少数逃脱的,全部被干掉。
民国三十三年(1944)9月7日,终于攻下松山,日本守军被打死完了。我们第八军是从没打过败仗的,这次战役中伤亡了3000多人。我们三连也损失惨重,已经没剩下几个人了。
在打扫战场时,怕有活着的日本鬼子开枪,我们机枪连受命架好机枪在山坡上死死盯着,由步兵负责清理。
步兵只在一个山洞里抓到七八个吓得半死的日本女人。当时天气非常冷,我们的人在洞外烧火烤,那些女人也靠拢过来烤火、点烟,她们讲话我们听不懂。
后来上面派人把她们送到了在保山的司令部,听讲那些可能都是日本人的家属。
日本人挖了个大洞,让她们一起住在里面。
日本人在松山的碉堡、战壕等防御工事都修得蛮好,战斗中我们总是抢占他们的碉堡,抢过来以后把枪口调一个方向对着他们开火。我们的枪日夜不停地打,枪管都打红了,你停下枪,日本人就打过来了啊。
因为担心其他的日本鬼子又攻回来,上面命令我们在那守了一个多月。之后,我们才从战场撤下来,走了两天两夜退到保山。我们重机枪连跟着军部的人从保山坐飞机回到昆明,休整、学习了一段时间,然后再回到宜良县休息了半年左右。
在宜良的时候,我们听讲日本人宣布投降了,心想仗终于打完,这回总算可以回家了吧。
在洋街过完年,领导升我做了上等兵,没多久就当上了下士班长。当了班长以后,上面给我发了一双皮鞋。当兵好苦的,平时我们都是靠自己打草鞋穿。从开始当兵,到当班长之前,我一直都是穿草鞋的。
开庆功大会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了身为第八军副军长的李弥,他是云南盈江人。会战中,李弥比较卖命,跟始终在军部指挥作战的军长何绍周不同,他一直在前线,一边鼓舞士气监督部队进攻,一边指挥炮兵部队集中火力轰炸日军阵地。
他讲,仗打到我老家来了,要和日本鬼子拼命,大家多多辛苦!
当时给我们发了一千多块钱作为奖赏,是国民党的票子。那一千多块钱值老屁钱!那时砍菜(桂林方言,意思是买猪肉)要十多块钱一斤,只几下就用完了。
我先后当过副射手、主射手。当时我们算上班长一共六个人守一挺捷克式重机枪,配有两根枪管,这一根打热了,就取脱插销,换上另外一根。开枪的时候给一个人专门装子弹,那一根弹带有一米多长,可以装两百发子弹。我有个孙子在北京读大学,学机械专业,他讲他参加军训时用过那种机枪,他回来还专门问过我当年是怎么用枪的。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2-21 11: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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