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八路的抗战故事
2018-04-10 15:57:07  来源：广西贺州政协网 赵学山口述，赵广宁、常凤云整理  点击：  复制链接

　　我是河北省大名府北门口东村人，1926年7月出生，父亲蒋文明，母亲崔三喜，我还有两个哥哥。1928年我们全家逃荒到邯郸涉县偏店村。为了活命，父母把年仅2岁多的我送给了一户姓赵的人家，改名叫赵学山。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7岁时我就与本村的伙伴四元、狗剩上山砍柴，到路边地里村头拾粪。

　　1937年7月7日正是秋收农忙季节，芦沟桥方向传来了轰隆隆的炮声，在庄稼地里干活的乡亲们还误认为是雷声。过了几天，张学良的东北军向南方大撤退，步兵、骑兵、炮兵都有。部队在偏店村留宿，第二天部队离开以后，村子到处都是丢弃的枪支、弹药和军衣，这是开小差逃跑的士兵留下的。那晚还发生了兵变，一位营长打死了一位团长，团长尸体放在从村子里大地主家借来一口檀木棺材里，抬到村北头一座庙墙边，过了半年死者的亲属才将棺材运走。

　　东北军撤走以后，大队日军气势汹汹开进村庄。前面开路的是工兵，专门砍树架桥拆房子。日军所到之处，火光冲天，尸横遍地。鬼子杀人成性，只要看见老百姓，远距离的枪杀，近距离的刀砍。老百姓成群结队远远观望，日本鬼子杀人，就乱成一团四处逃命。日军将乱跑的老百姓抓起来，枪刺刀砍，对妇女儿童扒光衣服刺死。我随父母和一帮乡亲跑到山上树林里避难，看见村里从南到北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父母不放心，派我回村看看自己家的房子烧了没有。

　　当时我10岁，窜胡同一路小跑钻进了自己家，房屋没被日本鬼子烧掉，家里却被翻得乱七八糟。玉米、黄豆等粮食都倒在了地上喂马，缸砸烂，炕踩塌。从家门跑出来时遇见四元和狗剩，我们三个一起向村外跑，迎面碰上鬼子，四元和狗剩中弹身亡。我心惊胆颤，一路狂奔至前面土地庙，我就爬过去半蹲着藏在破墙后，透过裂隙目睹了鬼子屠杀乡亲们。大约有500—600日本鬼子用枪围着200多乡亲，逼迫乡亲们跪成一排排，6、7个日本鬼子手拿东洋刀，一个一个砍乡亲们的头。在我前面不远的土堆上，两个日本兵杀一对父子，儿子的头被鬼子砍掉在地上，父亲抱起儿子的头放声痛哭，鬼子恶狠狠的飞起一脚，将父亲踢翻在水沟里挣扎不起。我不敢再看下去，赶快逃跑。离我五六米远的地方有一个满是煤渣的小斜坡，我不顾一切窜了出去，顺着煤渣往坡下面滚，“叭、叭”日本鬼子开枪了，子弹从我耳边飞过，我滚下斜坡钻进了树林死里逃生。这一天，偏店村被日本鬼子杀死了200多人。

　　鬼子惨无人道的屠杀行为激怒了当地老百姓，附近村屯的男女老少自发组织起来，拿起菜刀、柴刀、斧头、镰刀和棍棒等，同鬼子进行殊死较量。在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下，我们村成立了自卫队、青年队、妇救会和儿童团，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全民皆兵抗日救亡运动。

　　我13岁参加了偏店村的民兵连，背上了太行山八路军发给的一杆山造枪，与本村抗日组织制造石头雷(在一块合适的石头上打洞，放炸药雷管，制作石雷)，开展地雷战打击鬼子。

　　1941年1月，我正式加入了八路军刘伯承部队。同村参加八路军的有十几人，参军时我们立下誓言，不把鬼子赶出中国，誓死不回家。当时刘伯承部队在山西太行山打游击，生活很艰苦。粮食都被日本鬼子抢光了，吃不饱饭。我们穿着粗布灰色军装，背着套筒枪或者七·九枪;每个人发十几颗七·九子弹。每天的口粮就是一斤炒小米，战士们用干粮袋把口粮背在身上，吃饭时，抓一点炒小米放在口盅里用开水泡就成了饭。为了填饱肚子，我们向老百姓讨来牛皮，将牛皮放在大锅里煮，煮熟之后，割成一卷卷发给每个班。行军时实在太饿了，就把牛皮卷从前往后传，一个人咬一口牛皮卷暂时填肚。平日我们还收集树皮、苹果片和山楂片充饥。刘伯承与邓小平领导根据地军民实行生产自给，一手拿锄头生产自救，一手扛枪抗日，减租减息，精兵简政，度过了抗日战争时期最为艰苦的岁月。

　　1941年底我们部队奉命开赴延安。一路上我们连急行军，一天一夜走180里路，有的同志体力不支，累得嘴和鼻出血，仆倒在地牺牲了。去延安的途中要经过日本鬼子的几个封锁线。过封锁线的时候，为了不惊动鬼子，行军时不许说话，战马四蹄用布包起来，战马嘴巴用木板夹起来，伤病员不能呻吟。过了封锁线以后，我们把伤病员交给游击区的老百姓护理继续前进。

　　深夜我们走到了山西省汾河边。冬季的河面已结了一层薄薄的冰，汾河中间是湍急的流水。由于天黑看不清河有多宽，接到渡河命令战士们纷纷跳进齐腰深冰冷河水中向对岸奋力游去。谁料想，汾河中心淤泥很深，我们走到了河中间，陷进厚厚的淤泥里无法前行。全连的人都下水了，在汾河中间越聚越多。忽然枪声大作，不知何时走漏了风声，鬼子从背后包抄过来，怎么办?前有淤泥无法过河，后有鬼子步步紧逼，眼看着我们连深陷绝境。连长急中生智，大喊一声“解开背包，把背包里棉被铺在淤泥上，快呀”。同志们闻听，立刻解下背包，从后向前一个一个传背包，用被子在淤泥上铺成了一条路。路铺成了，鬼子也扑了上来，一时间手榴弹爆炸声、枪声、喊声交织成一片。我踩着棉被铺成的路过了汾河，在汾河岸上，看见还在汾河里的同志们与鬼子交上了火，许多同志中弹倒下了，鲜血染红了汾河。

　　我们渡过汾河的同志有30多人，已经不成编制，剩下一位排长带队。第二天下午我们走到了汾河另外一条防洪沟里休息。大家都很累，我在放哨。我看见远处村庄走出一个人，这个人身穿长衫，手拿文明棍，向我们走来，越走越近。我大喝一声：“站住，干什么的?”“文明棍”说：“我是村里的良民。”到我们面前他点头哈腰，说：“我昨晚听到枪声了，知道你们遭到日本鬼子伏击了，现在特意看望你们。我回到村里马上叫群众给你们烧水煮饭。”我们表示感谢，他转身就走了。“文明棍”梳着大背头，两只眼睛滴溜溜乱转，不象好人。我们还在议论着，突然发现村子南头一间烂房子围墙周围有好多鬼子，正悄悄向我们这里移动。“文明棍”果然是个汉奸，给鬼子探听消息的，“突突突”，机关枪向我们扫射了。鬼子火力很强，排长大喊一声：“化整为零，以小组为单位快撤。”

　　我和两位战友一口气跑出了十几里，藏在汾河边一片沼泽地的水草里，才摆脱了鬼子的追击。天已经黑了，离我们藏身地不远处有个渡口，有一条正在摆渡的小船。我们冒险上了小船，小船上坐着十几个百姓惊讶地看着我们，我们格外小心，如果小船有汉奸就跟他们拼了，好在一路上相安无事。河对岸是一个小村庄，又饿又累的我们悄悄走进村庄，敲开一家店铺大门，掌柜看我们三个人的穿着打扮，明白是昨天遭遇日本鬼子伏击的八路军。

　　掌柜迎我们进店，倒开水给我们喝。还端出两盘馒头和包子，等我们吃饱肚子后就领着到他单身睡的炕休息。第二天清晨，掌柜给我们每个人准备4个馒头，送了我们一程，告诉我们走几十里以后，翻过一片丘陵就到了有八路军活动的地方了，再三嘱咐千万不要走错路，否则走到敌占区去就危险了。

　　经过半天的行军我们终于看到了丘陵，翻过丘陵后前面不远处有个村庄，两位战友进村找水喝，我在丘陵等候。从丘陵北面的另一条小路上走来了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我迎了上去问：“大娘您从哪来?”大娘指向远方说：“从山窝那边来。”“那边有村子吗?”我问。“有，上山坡就看到了，那里还有很多部队。”大娘回答，我问：“是什么部队知道吗?”老大娘摇摇头说不知道。天都快黑了，还不见两位战友回来，不知遇到了什么情况，我决定不等他们了。一个人小心翼翼沿着老大娘指引的道路慢慢往上走。我爬到一座山坡上向下看，一个很宽的山窝里中间是村庄，周围是群山峻岭。在我不远处小树林有两个游动哨在来回巡视。我躲开游动哨进了村庄，见一支部队正在集结吃饭。我混进吃饭的地方，拿起碗筷吃起马铃薯、南瓜和小米干饭，发现这支部队是八路军。我到连部报到，才知道我们连在汾河被日本鬼子伏击伤亡惨重，大部分同志都牺牲了，只剩下一小部分同志，现在这支部队是中央电令另一支部队火速奔赴延安的。我到编入一排一班，随部队继续向延安前进。

　　我们接受了教训，与沿途把守封锁线的伪军取得联系。当时，有良知的伪军，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暗暗放八路军通行。一天我们连住进了一个日伪军司令部大院。伪军司令四十出头，高大强壮。他全身上下都是日本人装束，八字胡，头戴牛皮帽子，腰跨日本军刀，脚蹬大马靴。伪军司令让我们白天在四合院的大瓦房里睡觉，专门派三个人给我们挑水，两个人打探日本鬼子的动静，五个人为我们放哨。在司令部里睡足觉后，夜晚伪军武装护送我们顺利通过了一道又一道的封锁线。

　　急行军途中，战士们的双腿和双手都长满了脓包疥疮，走到离延安还有20里路的村庄我们原地休整。党中央很关心我们，马上派医生来。中央首长们不断看望我们，送来了小米白面猪肉。过了一个星期，我们的病都好了，身体恢复了健康。每人发了一件外衣和一件内衣，走了两个小时，我们连就到了延安。

　　延安是一个大平川，过去叫延安府。中间有一条延河，水流很大。延河两边是高大的土山，土山是一排排窑洞。北面住满了中央机关的干部和部队，南面住的是十八集团军司令部及美国办事处三人小组。西面有一个中央人民医院，还有一座八路军大礼堂是用茅草盖的，开大会和演戏都在这里举行，东面的宝塔山下就是延安古城，日本鬼子飞机的数次轰炸已把古城变成了一片废墟，只剩城中的两只石狮，还有几截大方块石砌成的城墙。十八集团军总后勤部就在南门外靠山的地方，我们连就驻扎在这里，担负着十八集团军总后勤部的警卫任务，那时的总后勤部部长是杨立三。隔着延河对面就是王家坪，那是毛主席住的地方，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也住在那儿，没值班任务时我和其他警卫战士也经常过去玩。我还荣幸地见到过毛主席。那是延安抗日大学表演节目，毛主席坐在台下看演出，我们警卫连巡逻路过现场，远远能看一眼我们的领袖。

　　延安人烟稀少物质匮乏，由于国民党的长期包围、封锁，这里的生活很艰苦，粮食和必要的生活用品都无法运进来，国民党就是想饿死、困死我们。整风结束后，毛主席号召延安的所有军民展开大生产自救运动，我们总后勤部警卫连除了少数人留在家担任警卫任务外，其余的都到了南泥湾烧炭、开荒去了。记得我的班长叫蒙自明，战士有马小白、杨小河、牛一章。

　　南泥湾的原始森林遮天蔽日，很是荒凉，虎、豹、狼、黄羊、野兔很多，蛇也特别的多。蛇经常乘我们休息不注意时钻到衣裤里，有时拿起地上的衣服下面都有蛇盘着，它是嗅着人的气味来的。蚊子也很多，一群群黑压压的一片，伸手就能抓一把。南泥湾的生活异常艰苦，刚到时没有住的地方，我们只能自己挖窑洞住。开荒前先把大树砍了，烧成木炭送到延安，再一把火烧光杂草。我们开荒有两种方法，一种办法是全连人把山团团围住，每人一把锄头。连长一声令下，众人一起同时刨地。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排队，以班为单位向山顶上刨地，哪个班先刨到山顶就插上红旗评为第一名。每天每人平均开荒两亩多的任务，工作量很大。

　　第一年我们连一百多号人只配给一千多斤玉米，粮食不够吃就吃野蒜、苦菜、野芹菜和木耳等。这里的树林雨后木耳特别多，一人一个上午就能采回一箩筐。一次连里不知从那里弄来了几百斤锅巴，我们就把它磨成粉和野菜一起煮糊吃。一年下来我们连开垦荒山近千亩，种上了糜子、荞麦和玉米。由于南泥湾的土地非常肥沃，当年我们就获得了不错的收成。在南泥湾垦荒三年，我们学会了种地、纺纱、织布、学文化，不但解决了自己的温饱，还给延安边区提供了大量的粮食，打破了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 我们连养了一条狗，有段时间每天晚上都叫得很凶，还边叫边往外追持续了好几个晚上。有一天狗不见了，第二天中午它逃了回来，脖子上血淋淋的，好象被什么凶猛的动物咬了一口。我赶紧给狗上药疗伤，一段时间后就好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我才明白狗伤是被老虎咬的。那天半夜是我站岗，我沿着我们住的一排窑洞前来回的走动着，忽然在窑洞下方十多米处不远的一条小路上传来了似老人的哼哼声，我想可能是那位老百姓病了来找医生看病吧，转念一想，不对，这里除了部队是没有老百姓的。哼哼声越来越近，天空一会下几滴小雨，一会又从云缝里露出半个月亮忽明忽暗的。借着月光，我顺着声音的方向走去。突然看见一只老虎赶着一头猪，老虎死死咬着猪的屁股，虎尾钢鞭一般左右不断抽打着猪身，猪疼痛难忍，发出了哼哼声。前面有一条小河，猪挣扎着不愿过，过了河就是玉米地，猪就要被吃掉。我知道这头猪是2旅喂养的，我轻轻推上子弹慢慢举起枪，“叭、叭”，向老虎方向开了两枪，老虎猛地往前一窜，越过小河钻玉米地里不见了。枪声惊动了全连，大家纷纷提枪跑了出来，我向连长汇报了情况。连长叫一位排长带三十多个人下去到玉米地里去找猪。夜半三更玉米地里到处是黑黝黝的树桩，大家都很紧张生怕碰到老虎。找了半个多小时，终于把猪找到了。第二天2旅派了两位同志过来了解情况，对我们再三表示感谢，然后把猪领回去了。

　　又一天傍晚，我们大家有说有笑的正走在收工回来的路上，天已经黑蒙蒙了，忽然我们听到路边不远的林子里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哭声，在这荒山野岭连个村庄都没有的地方，哪来的妇女哭声，大家边走边议论。我问班长去看看吗?班长说，你去看看吧，如果真有人在哭，就把她带回来送她回家，我一溜小跑，到了林子边一看，吓了我一跳，原来是一条狼在嚎，狼嚎会把一群狼给招来的，我赶紧告诉战友们远离那头狼 。

　　1945年秋天，南泥湾的庄稼黄熟了，就要收割了。这时，我们接到了党中央的紧急命令，命我们警卫连马上轻装赶回延安。回到延安后才知道我们警卫连奉命解散，有的调到中央机关，有的到前线，有的当警卫员，有的当通讯员，有的调到电台，我调到第十八军总后勤军需库当保管员。这时候，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结束了。

　　2005年8月30日在贺州，我与贺州12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同志获得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颁发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章。

　　作者赵广宁是口述者儿子

　　常凤云是贺州红豆网编辑

责任编辑：王广建 最后更新：2018-04-10 16: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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