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军二零一师孙国栋回忆录-我的抗日从军行
2018-03-09 17:00:38  来源：中国黄埔军校网 孙国栋 撰稿  点击：  复制链接

　　前言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公元一九四四年)，“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是我国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动人心弦的一幕。当时我投笔从戎，加入青年军二零一师，其后奉调到缅甸战场，及胜利归来，匆匆过了五十八年，竟因种种原因，未曾把当时的点滴记下，而今垂垂老矣。日月迁逝，我从军的经历，恐将随我生命的消逝而隐没，则对我此生不免有辜负之感。于是拨冗抽暇，把当时所见所闻，尽所未曾遗忘者记下，虽一点一滴之微，却寓有我民族艰苦奋斗以雪百年国耻的痕迹。我能参加青年军，实觉无负此生，足以自壮。

　　二零零二年七月七日记于美国加州

　　一、从军行

　　民国三十三年(公元一九四四年)，我国的抗日战争已进入第七个年头。中国经过七年艰苦的奋战，正部署大反攻。日本敌军则作生死存亡的最后一击。他集中最大的兵力，攻陷长沙，夺取我国西南的重镇，作为西进的屏障。然后，调集精锐部队，取道广西，经贵州，企图攻陷我国战时首都重庆。这是中日大战后期最重要的时刻。中国国民政府为了改变世俗轻视当兵的观念，激励国人勇于救亡图存的精神，于是发动“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我当时就读于重庆国立政治大学三年级。政治大学在重庆对岸南温泉市附近的小温泉，小温泉傍着一道美丽的花溪，花溪之旁有一条充满古意的石板小路，步行约一小时就到南温泉。花溪之美，我觉得比名扬国际的英国剑桥的剑河更胜。因为剑河虽然清雅，但不脱西方现代的景色，缺乏幽深古雅的气质。而花溪之美，却带有东方深遂的诗境-一条曲径通幽的石板古道，道边傍着斑驳的山崖，崖壁攀满老藤，从崖上挂下一条清瘦的小瀑布，水花烟雨迷濛。寒冬时，瀑布特别瘦长婀娜，宛似神女垂下一条腰带。石板路要绕过瀑布下面的小水潭，然后宛延前行，路另一边是清溪水，溪岸杨柳成行，柳条拂水，摇曳依依，柳树之间种植桃树，春来时，桃花开放，别有一番迷人的春意。

　　政治大学就建在花溪旁的一幅小平原上，背后是苍苍的小松岗。

　　政治大学采用军事管理，学生依照军队的编制，全校是一大队，下分多个中队和小队。我被编在第八中队。每队有教官和训导员。教官负责处理学生的起居生活，训导员负责处理学习生活，生活很有规律，每早六时听号角起床，盥洗后参加升旗礼、早操，然后再听号角入饭堂早餐。早餐后上课。午餐、晚餐都听号角声入膳堂。晚上在自修室做功课，每一自修室有一盏光亮的煤气灯，但十时半便熄灯。自修室熄灯后，各人返宿舍，宿舍就建筑在小山的山腰。宿舍内排满双层床。一间宿舍可容数十人。当时各省同学混住在一起，所以每晚十时半以后，宿舍最为热闹，南腔北调，争争吵吵，十分有趣。十一时半，熄灯号响，各人就寝。然后鸦雀无声，只闻鼾音了。

　　知识青年从军运动酝酿于民国三十二年(公元一九四三年)，但正式发动则在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十月，当时传闻中央大学和朝阳法学院已有人参军。政治大学欲领导潮流，训导处乃鼓励学生从军，由训导员召集小组开讨论会，意欲找出一些能率先从军的同学作表率，以造成风气。我们第八中队第一次小组讨论会时，训导先生希望一位姓谢的同学能带动同学们从军，因为谢君的学业成绩最好，最为同学们所敬重。但谢君本人的从军心意未定，热情不足，不能打动人心，所以这次会议，情绪并不热烈。但由这次会议，唤起了同学们对从军问题的关注。过了几天，情绪渐渐热烈。有几处学生壁报板上张贴了几份当时《大公报》的社论，题目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文章非常动人。有人用红墨水浓浓地把标题划出来。又有人在这篇社论旁贴出几篇报导抗战事迹的短文，短文也很动人，与社论相配合。我记得第一篇是描写“淞沪会战”的激烈战况：当芦沟桥战事爆发后，日军就近夺取了北平、天津，扬言三个月即可灭亡中国，警告世界各国勿干预。同时结集精锐部队二十万于八月十三日(夺天津后十二日)配合海、空军从黄浦江突袭上海。日寇认为夺取上海后，即可轻易攻破南京，南京一破，中国必投降。中国国民政府为了打破日军的狂言，决定在上海力战三个月。乃调集三十万战士，力保上海，于是爆发惊动全球的“淞沪会战”。虽然日军的军事装备远胜于我国，但我国战士浴血奋战，足在上海坚守了三个月，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当时战况的激烈情形，日本国内报章用“血肉磨坊”四个字来形容。英国的军事司令在上海租界观战说，从未见过如此激烈的战斗。到了十一月下旬，淞沪战役已进行了三个月，日军扬言已完全夺取上海。不料中国的谢晋元团长率领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升起“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国国旗。日军用飞机低飞扫射，欲击堕中国国旗，八百壮士以血肉之躯冒死维护国旗于不堕。他们英勇壮烈的牺牲行为，各国报章争相报导，引起全球惊叹。

　　第二篇是报导“徐州会战”前夕的战况。徐州北面滕县的守军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将军率领全师官兵死守滕县以阻挠日军前进，使徐州有时间部署军事，当时战争极惨烈，至一二二师全体官兵壮烈殉国，结果，徐州的军事部署得以完成，换来抗战史上中国在台儿庄大捷的辉煌战迹。

　　第三篇报导民国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双十节”，英美两国正式宣布放弃在华特权，作为对中国“双十国庆”贺礼的经过。这篇文章指出自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之后，中、英、美成为抗日的盟国。日本从中国战场抽调一部分兵力入侵太平洋，转瞬间即击溃英、美在太平洋的势力。英、美两国然后知中国抗战所面对的艰难和获得优良战果之不易。当时英、美两国在太平洋的战事节节失利，士气低沉，赖中国战场上有长沙第三次大捷，歼灭日军数万。(日军攻长沙，曾经三次大败，第四次方突破长沙防线)。然后英、美两国的士气重振。乃决定在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双十国庆”宣布放弃在华特权，以作为对中国“双十国庆”的贺礼。消息传来，中国举国欢腾，认为中国能废除百年不平等条约，湔雪国耻，乃由战士们的壮烈牺牲所获取，战士们真是虽死犹生。

　　这三篇报导，配合“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社论，使读报的人热血沸腾，不少同学为之激昂流涕。这时学生会在大操场上设了一个摊位，墙上用大字标出“知识青年从军处”，在摊位桌上铺着一张大白纸，让志愿从军同学自动签名。摊位旁置一面大鼓和扩声器，扩声器不停地播放抗战歌曲。当有同学签名从军时，歌声暂时停止，而鼓声则大作，扩声器反覆宣布“某某系某年级某某某签名从军”。于是从军问题成为全校师生讨论的中心。有人赞成，也有人不赞成。无论赞成或不赞成，心里总是沉重的。

　　忽然间，宣传从军的标语到处出现，有些标语很能打动人心。我还记得的如：“你平时常说爱国，现在正是证明的时候了。”

　　“人品的高低，就在此时判断，”

　　“这是勇敢与懦弱的分水岭。”

　　有一张画着一小孩问爸爸说：“爸爸，你在当年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做了些什么?”

　　也有些讽刺反对从军同学的宣传画，如画一只又肥又大的臭虫躲在被褥下，画上题字是：“臭虫最会躲在温暖舒适的地方。”

　　我觉得这类讽刺画不好，只能引起不从军同学的反感。

　　从军的声浪沸沸扬扬，没有人能再安心读书了。教授们也无心授课，全校好像停了课。

　　夜是最逗人思量的时光。我记得我签名从军的前夕，心情非常复杂，从军呢?不从军呢?在心底翻腾了几十回。这一天，天气似乎特别阴沉。平日黄昏时，同学多在自修室各自读书，今天自修室冷清清。我也提早上山返宿舍。我一面深思，一面拾级上山。我觉得我应该从军，如果这次躲避不从军，平日的言论全成自欺欺人的谎言。往日的豪情，只是可耻的装饰。但是如果我从军不幸而战死，对父母如何交待?对我爱慕的那位女同学又将如何?我陷入深深的沉思。以往的生活琐事，一一浮上心头，神思恍惚，竟两次走岔了路。回到宿舍，同学们都在默默想心事，与平日吵吵闹闹的情形大不相同，好像大家都心意相通，互相怜惜，不再争吵了。熄灯号后，各人上床，今夜听不到鼾声，只听到辗转反侧声和轻轻的叹息声。我很想念从香港流亡到桂林的家。桂林于月前日军逼近时已疏散，现在父亲母亲不知流落何方?记得三年前我离家北上入学时，母亲再三叮嘱：“凡事以安全为第一”。我答应了，而今日却自动从军。我又想到在澳门读中学时，曾同学多年的何姓女同学，她原在粤北中山大学，现在粤北陷敌，她不知流落何处。当她知道我从军，她的心情如何?不幸我不能归来，她又会如何?她平日的形象，一一浮现脑际。最深刻的一个印象，是一次到澳门对岸的群山旅行，群山中有一道大水涧，水枯了，只露出一重一重被水冲刷得很光滑的大岩石，在几层岩石上面，由于水涧的两边长出绿树，枝叶交柯，织成一幅幽美的景色。同学们都畏石滑，不敢往上爬，我却敏捷地爬上岩石。她也希望上去看看，于是我又爬下来握住她的手，扶搀她爬上大石。这是我初次接触她纤纤玉手，她有点腼腆，但微笑接受我的帮助。她的浅笑，从此深深地烙入我的心中。我们爬上几层岩石然后下来，同学们看到我们时，都点头带一种怪异的微笑。这一夜，我又浮现出她那默许的浅笑。我一会儿兴奋，一会儿惆怅，一会儿又自责-男儿赴义，生死任之，何必婆婆妈妈!这一夜思潮起伏，辗转难眠。朦胧中起床号角已响，我觉得头很沉重，心很烦躁，须要洗个澡，于是匆匆披衣下山，直入浴室，放出由地下喷出的温泉水。洗澡后，心身比较舒畅，也不参加升旗礼，迳从浴室随着早餐号角入饭堂。我的好友张君与我同桌。他是我从桂林一道同来重庆的，平日交谊最深。今早，他的面色很凝重，偶然发一声轻叹。我们沉默不交一言，只低头吃粥。忽然，从操场上传来鼓声，扩音器播出某某同学参加青年军。我的情绪受到震动，一种正义的冲动非常强烈，觉得不能再犹豫了.

　　我抬头坚决的说：“从”。张君说：“我也从。”我们相视一笑，放下早餐的粥碗，直趋从军签名处，我拿起毛笔，在报名纸上写下了我的名字。张君也签了名，白纸上已有十几个名字，我也无暇细阅，只听得鼓声大作，扩音器中传出：“法政系三年级同学孙某某、张某某签名从军。”我掷笔抬头，感到此笔有如千斤之重，真真正正的“如掾巨笔”。名已签了，播音器中已播出了，不管前途如何，生死祸福，成败荣辱，都得接受，再不能有丝毫退缩。于是我的心豁然开朗，几日来所有的忧虑烦恼一扫而空，自觉得精神忽然挺拔起来，好像突破了躯体，顶天立地，成一巨人，情绪极庄严，又极洒脱，鄙视人世间一切得失荣辱。这种感觉是我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我的一位好友刘君气喘喘地跑来，紧紧的握着我的手说：“你从军了，好，好。祝你胜利归来。”我哈哈大笑说：“一定，一定。”好一声充满豪情而悲壮的笑声!

　　从军是决定了，不能有半点怀疑。我首先想到的是收拾自修室内的档案。政大有很多用竹织涂上白泥建成的教室，室内放置很多简陋的竹制桌椅，学生们常用作自修室。我平时选择了一间离讲堂最远的作为我的自修室，把四张竹桌围成一小方城，作为我的私人工作室，当时政大有不少有名教授，如萨孟武、赵兰平、梅仲协、胡长清等，他们的课我很用心听讲。课余，我大部分时间都躲在我的自修室看书，所以自修室成为我的私人地方。我把所有学校档案、笔记都存放在此。签名从军的当天，我把档案收拾好，分送给同学。又回宿舍，从储物室中把我仅有的藤箱取出，翻出一些几年前从香港逃难时带出来的衣物，与张君结伴到南温泉小镇去出卖。张君的物资比我丰富，他的老家仍在香港。他的父亲有时从香港汇来款项，所以三年来我们在学校附近的小饭店补充营养，每次都是由张君付账的。南温泉小市镇有一种特别的战时商店──收购新旧杂物和代客人寄卖杂物。我们把衣物都现卖了，得价款就在南温泉的冠生园饭店大吃一顿。我记得那天要了一份最大的“轰炸东京”-把黄澄澄的锅巴放在盘底，然后浇以各种滚热的碎肉和肉汁，锅巴发出一种爆裂的声音。这道菜既美味又像征着轰炸日本东京以泄愤。

　　自从我们签名从军之后，从军的风气更形展开。几日之间，从军人数增至近二百人，有些同学认为政大应该加强从军运动，鼓吹全校从军，于是学生会的理事们酝酿提出“全校从军”的提案，并定期开全体学生大会表决。不愿从军的同学大加反对，可能更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欲破坏“青年从军运动”而推波助澜，于是从军与反从军渐渐形成两个对立的集团，双方都来游说于我，我理智上认为各人的家庭环境不同，强逼全校从军并不适当;但我在感情上却又同情“全校从军”的提议。过了几天，学生会在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大会，我在开会前十分钟进入礼堂，当时我已感到气氛有点不平常。反对全校从军的同学占据礼堂四边四角的座位。赞同全校从军的同学大多坐在礼堂的中央。我估计，反对从军的同学人数好像多些。双方都神情紧张，虎视眈眈。大会开始了，学生会主席团邀请了几位老师讲话，全是说些激励同学从军报国的话，可见学生会是倾向通过全校从军案的。最后讲话的是萨孟武先生。萨先生是平日最得学生爱戴的老师，每堂讲课，因为听课的人太多，教室容不下，在门口、窗口外听讲的人常围了几重，鸦雀无声地静静听讲，而当天他凡是说些暗示鼓励同学从军的话时，即被反对从军的同学嘘呼之声打断。当嘘声起时，赞成从军同学即鼓掌，欲以掌声压倒嘘声;而嘘声越响，掌声又越大。于是嘘声与掌声完全破坏了会场的秩序。萨先生讲话完毕，大会主席即提出“全校从军案”，并宣布用举手表决，坐在礼堂中央的赞成者纷纷举手欢呼。主席未有仔细点算举手的人数，即宣布说“赞成者过半，提案通过”。于是赞成者欢呼离场。我也走出礼堂，礼堂内四角的反对者立即鼓噪说：“提案既未有附议者就迳付表决，不合程式，表示又未点算正反双方人数，不合法”。高呼要继续开会讨论。竟又立即产生出新主席团代替了原来学生会的主席团。离场的同学有人高呼：提案已通过了还继续开会的是“汉奸”，“汉奸”两字一出口，立即群情激动，有人主张再进入会场，但礼堂的大门忽然被关闭，无法进入，只有在门外破口大骂。于是双方隔门对骂。这事扰攘近一小时仍未能解决。“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本来是极庄严而有意义的事，竟变得如此荒唐。我觉得十分失望，不忍再看，独自步回宿舍，蒙头而睡。半夜听到有追逐叫骂声。明早，听说有人半夜溜走了，又有些人被打了。我不了解事情的真相，披衣下山，走到平日升旗的大操场，只见人已群集，但不是举行升旗礼，而是把几个同学推上升旗的高台任人责骂，被骂的有两位是我平日敬重的同学。我心里十分难过。几日来兴奋与庄严的心境蒙上一层阴影，终日忐忑不安。

　　同宿舍有一位四川同学，姓黄，身体黑实而粗壮，夏天时喜欢上身赤膊。圆圆的脸，光头，架眼镜，平日常无端仰首哈哈大笑，忽而又喃喃自语，或点首微笑，好像别有会心。又喜欢教训人，讽刺人，毫不客气。同学们视他为狂生。他问我：“老孙，你从军了，前几天意态飞扬，很有行动勇气，近几天又为什么不开心?”我说：“一件很有意义、很庄严的事，却弄得如此荒唐，”他哈哈大笑说：“荒唐事，何地无之，何时无之，只要自己不荒唐就好。”我说：“自己怎样不荒唐?”他说：“良知是你自己最宝贵的生命之光，你凭此而行，进退自如，都不荒唐。”我问：“你从军吗?”他说：“不从”。我说：“你不从军，不感到不安吗?”他又哈哈大笑说：“不从军为什么会不安，你太可笑了。难道中国不需要有知识的读书人了?你从军，光明磊落的去，十分可佩;我不从军，也光明磊落的留下，没有什么不安的。只要你真诚坦直，对民族有真正的抱负，就无所谓不安。你现在虽然签了名从军，如果觉得不妥，也可以不去的，只要发自自己的良知，不必管他人的俗见。你是不是不想去?”我说：“我怎会不想去，我当然去。”他说“那很好，我佩服你。你有真心，又有行动勇气，很可爱。就是稍嫌嫩了一点，多读些书吧，不要只读社会科学，现代各门社会科学都是未成熟的学问。”我哼了一声，不反驳他。他又说：“你知道王阳明吗?‘阳明思想’可以消解你今日为从军问题的烦恼。”我说：“老黄，你十分狂妄而骄傲啊。”他又仰天大笑说：“能骄傲狂妄也不错。不然，这世界太沉闷而庸俗了。”我虽然觉得他太狂而且轻视于我，但也实在佩服他。的确我佩服阳明，阳明能在艰难险阻、被各方毁谤中伤之时，仍保持心情平静开朗，可见他心中自有所操持。经老黄一言，我很想再读阳明的书。到图书馆借，借不到，要等。我很心急，于是趁着口袋还有卖衣服剩下的余钱，去重庆购书。不料《王文成公全书》很贵，买不起，后来在旧书摊上找到两本小册子，一本《王阳明》，一本《辛弃疾》。两位都是我平时心仪的人物，一位是悟入生命里层，开拓百世胸襟的思想家;一位是充满时代忧患感，才华盖世的民族英雄诗人。我的心情受这两位人物的慰抚，情绪渐渐平复，一心等待入伍了。

　　入伍定在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的元旦。这时距元旦还有一段时间，一些从了军而平时爱好平剧的同学，组织了一队临时的平剧宣传队到附近市镇宣传。我对平剧一无所知，但仍然参加宣传队。我觉得在学校读书虽然重要，但到底与漫天风火的大时代仍有点隔离，参加了宣传队，好像精神上与抗战更接近些。在队里，我只能做些抬戏服、搬台椅等打杂工作。也学唱了一二段平剧。从军的全是男同学，但演剧不能没有女角，于是又邀了些校内、校外热心的女孩子参加。当时从军的情绪很热烈，有些十二、三岁的小妹妹也加入宣传队。有一位十二岁的小妹妹姓郑很热心，随她姐姐加入宣传队帮忙。

　　宣传队在重庆附近的小镇演出，剧目大多是杨家将的故事。当宣传队经过江津时，见到两幕感人的故事很可以表现抗战时大后方一般人的心态。

　　有一次在江津举行献捐大会。大会在广场上搭了一座献捐台。把当地的富商都邀请上台上坐，台下站着近万人。主席慷慨陈词之后，商人虽然解囊，但捐款并不多，主席说：“让我们跪下恳求诸位先生大力解囊吧”!果然，台下万人一齐下跪，黑压压一片，更有些人痛哭。台上的商人被感动了，纷纷大力捐输，有人把地契也献上了，这次募捐结果十分成功。

　　又有一件事：战时物资缺乏，有些不肖商人竟也囤积粮食以居奇，于是有人撰了一首诗“你这个坏东西”的歌。讽刺囤积居奇的奸商。有一天，江津有一家粮食店高抬粮价，这时店门外聚了一群愤愤不平的人在起哄。店主把店门关了。门外的人齐唱那首歌，一时歌声激越：

　　“你这个坏东西，

　　只管发财肥自己，

　　别人的痛苦你是不管的，

　　你这坏东西，

　　真是该枪毙，坏东西，坏东西，

　　真是该枪毙……”

　　不一会儿店门忽然打开，一位青年出来，高声宣布：“本店内一切货品照原价五折出售。”群情大喜，把粮食都买光了。有人说这青年正是这店家的少东。

　　我不懂平剧，但会些抗战歌曲，我常在小镇街上低声唱抗战歌曲，一会儿必有行人跟着齐唱，我们会心地点头，齐唱的歌声渐渐响亮，自然又有人加入齐唱，先而四五人，继而七八人，结果常常歌声满街。这是抗战时常见的现象。

　　入伍的时间转眼逼近，宣传队很快便结束。教务处要举行一次考试，以便将来胜利归来返校复学时有成绩可据，但从军同学们的学系、年级和所修课目大多不相同，而且日期迫近，考试的安排很不容易，只好在大礼堂举行一次混合式的考试。由各课教授出考题，每考生同时参加多种课程考试。如入学考试一样，各系学生杂坐，以防作弊。又派几十位训导员和教官监考。我需要同时考五门功课。当我收到一大叠试题，正不知从何处下笔之际，忽然有一位同学站起来高声说：“各位从军同学，我们投笔从戎，上战场杀敌，保卫祖国，一切都是我们自动、自主、自发的。我们相信今日各位从军同学亦必能自尊、自重，何须烦劳几十位监考先生为我们操心呢!我建议请各位监考先生到隔壁休息室去休息休息，各位以为如何?”考生全体高呼赞成，各监考先生面面相觑，对这群从军学生突发的无赖之举，真是无可奈何。只见教务主任先行移步休息室，几十位监考先生亦随着移步。监考先生都离去了。一些不老实的同学立即书本、笔记翻飞，几小时后，考试便草草完成，这真是一次既无赖而又有趣的考试。

　　入伍之期已近，政府发下“安家费”。好一笔使人伤感的“安家费!”这时桂林早已疏散，我的家不知流落何方，怎样处理这“安家费”呢?使我很踌躇。与我同病相怜的同学还有几位。黄昏时，有人提议到南温泉饮酒消磨这“安家费”。我赞同。于是，我们一行六人，乘小船顺花溪南下南温泉。我站在船头，迎着满天晚霞，想着流离无消息的家，又想到将来不知会战死何方，一种慷慨赴死的情怀与天涯流浪的感觉，交叠而至，既潇洒又苍凉。这番感觉，半个世纪以后还依稀记得。

　　到了南温泉，找到一家小饭店，小店并无其他客人，只有我们一桌，我们更无所拘束。要了丰盛的酒菜，大口饮酒，大块吃肉，豪情壮语，猜拳斗酒，当酒意渐浓时，更放声高歌，真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后来酒意更浓，有人据案大叫，有人狂歌，更有一人大哭，我知哭者已结婚，有孩子，很替他伤心。我则静静的陷入混沌的沉思，真不知身在何所。各人任不同的情怀，尽情发泄，既不互相安慰，亦不互相约束。直到夜阑，各人情绪稍安定，才觅路回校。因为饭饱酒酣，大家不愿乘船，乃循溪边的石板路踏月而归，当走过飞瀑时，竟有人不畏严寒，故意慢行，让朦朦的烟水，湿透衣衫，这一夜是从军以来最狂放，最淋漓痛快的一夜。

　　到了除夕，明日元旦就正式入伍了。(当时知识青年从军有各种不同的种类：有参加作陆军战斗兵的，有参加任政治指导员的，有参加任翻译官的，有参加教导团的，也有参加空军或海军的。十万知识青年军是陆军战斗兵，全体定于民国三十三年元旦入伍。任政治指导员、翻译官和教导团的，于参加时随即入伍，政治指导员和翻译官的军阶是少校;参加空军和海军的，参加时即赴美国受训练)。我要向几位同学告别。离情别绪把除夕的气氛掩盖了，显得有点凄凉。我很早就返宿舍。但是情绪很激动而复杂，睡眠不宁，梦境依稀回到中学读书时与何同学相处的时光。晨起，天气很冷，我披上黑棉袄下山，我在此山住了三年，下山时不免频频回顾。后山的苍松，似有意，似无意，树梢轻轻地摆动，把夜来积得的微霜洒下，好像对我摇手告别。我洗盥毕，出大操场，从军同学已排列成一队，送行的同学陆续集合。我走入从军同学的行列。一会，教育长程天放来了，说了几句勉励的话，教育长从来说话是冷冷的，今天　依旧没有半点温情。忽然从送行的人群中走出一队女同学，每人手捧鲜花，替列队的从军同学每人衣襟上插一朵。我特别留意一对恋人的分离。只见她为他插上鲜花，然后轻轻抚他的面颊，又低声说了两句话，他微微颔首，握着她的手，她扭转头用袖子拭泪。他则紧咬牙龈强忍泪水。一会，她又冉冉地走开了。我很替他们难过。这使人心酸的别离啊，别离。

　　送行的仪式就如此简单，只有几分钟，教育长已先行开动。从军的队伍跟着，只有送花的女同学跟在后面。走过横跨花溪的利涉桥，已有一列车队在等候。从军同学按次上车，教育长一声开车，车队开动。我们回头从车窗向送行的女同学挥手，就这一挥手，便投入了生死未卜的茫茫未来了。人生就是如此，无论庄严与轻快，欢乐或忧愁，在尘世中一步一步地踏出了真实的生命。

　　二、二零一师炮四连

　　十万知识青年军分十个师，每师约一万人。政大的学生编在二零一师，驻地在壁山，壁山是重庆市的卫星小镇，本来无名，自从成为青年军二零一师的驻地后，知名度大增，车队离开小温泉，便直驶往壁山。

　　车行约二小时，直入二零一师的师部，经过报到手续后，第一件事是各人选择兵种以备编队。我心里有点踌躇，本来从军已置生死于度外，无论那一种兵，大不了是战死沙场而已。但我有点害怕步兵的肉搏战。我觉得和敌人面对面，对准敌人的胸膛用刺刀猛剌，虽然是深仇大恨的敌人，仍是很残酷的。所以我不愿意参加步兵，改入炮兵。炮兵无论杀敌或被敌杀，都不要面对面的杀戮。于是我被编入炮兵第四连，政大的同学大多与我同编入“炮四连”。原来炮兵又细分不同的兵，其中牺牲率高达78%的是炮兵中的“前进观察”兵，因为要深入敌人的阵地测量敌人的实力集中点，所以特别危险。“前进观察”兵必需具备测量的技术。我忖度我的数学能力可以胜任，所以参加为“前进观察”兵。

　　炮四连大约一百人，政大同学约十二、三人，现在记得名字的有九人：除我之外是张震东、黄典谟，李阴泰、袁广馥、蔡继善、郭宜奎、戴树冉、徐立。中央大学约六、七人，现在记得名字的只有陈家珏与袁君范两人。其余多来自中学。有一人身份很特殊，自称是军政部的文职军属，已带少将军衔，为了响应从军运动，愿意来当二等战斗兵，这也是当时特有的爱国表现。

　　报到的翌日，清晨到师部集合，听师长训话。师长戴之奇是一位清瞿的中年军人，双目炯炯有神，表现得沉着而坚定。讲些勉励的话，颇有文化修养。训话后又解释步兵操典的基本动作，仅“立正”一动作，他作多方面阐释，颇有哲学的意味。如果是普通征来的壮丁，恐怕会听不懂。当讲话时全体官兵都席地而坐，他一声起立，却能藉着双膝的力量迅速立起，我们对他的印象很好。(听说抗战胜利后，他在内战中战死，这是非常可惜的)。

　　炮“四连”的连长身体颇魁梧，人也诚恳平和，很有亲和力。他说带学生兵很不容易，文化水平越高的兵越难带。他认为文化水平与集体操作水平常成反比例。

　　入营的第三天，每人发步枪一枝(但没有子弹)。教武器的教官指导运用步枪，要我们视武器为第二生命，爱惜武器，常常抚摸武器有如宠物。又讲解机关枪的性能，指导我们如何分拆和再合成机关枪，我觉得这些实际的知识比大学中讲理论的课目较新鲜有趣，连长要我们选出负责伙食的同学，办理全连的伙食。青年军的主食费和副食费都颇丰厚，比在学校时好些，我们选出徐同学办理伙食，伙食十分好。

　　入营第四天，师部派来一位女政治指导员，教唱抗战歌。她很年青，眉目娟秀，长发垂肩，很有风致。大概也是青年从军初入军队担任政治工作的，所以显得有点腼腆而矜持。她的歌声很甜润，所教的歌曲，其实我们早就会唱了，但为了爱听她的歌喉，所以要她重教又重教。后来她发觉真相，愈发显得腼腆，我们却大笑。她说“你们使奸，戏弄于我，我不教了。”扭头就走了，我们越发大笑。当了兵，行为就变得无赖。

　　师部规定每星期各连要集体会操比赛。第一周炮四连步伐参差不齐，成绩最劣，得一面全黑色的落伍旗。此旗指定必须悬挂于连部办公室。自从落伍旗悬挂以后，连长常常摇头苦笑。可怜，落伍旗连续三次都由炮四连获得，连长已受到申斥，炮四连的士兵依旧理论多多而操作不齐。入营不到一个月，师部命令迁营房。新营房的环境很好，“绿树村边合，青山廓外斜”;颇有江南景色。可是营房的面积很小。尤其卧室卧榻不足，一张长长的木板床，中间并无间隔，晚上二三十人挤在一起，人人只能侧身而卧，不能平卧。人与人挤得太紧，无法转身。如要转身，必先招呼邻睡的人，邻人又要告诉他的邻人，如此一排人大家一齐翻身。这一夜，各人又好气，又好笑，天才微明，起床号还未响，各人已无法再睡。分配如此的军营，人人愤愤不平，认定必是建造营房的军需贪污。正当各人情绪激动时，有人说戴师长正经过营地附近，于是大伙儿冲出营房把戴师长重重围住，报告营房的情形，戴师长也很气愤，答应立即转换新营房，并说要彻查此事，又鼓励我们以后如发现不合理的事，可以随时直接向他报告，他必设法改进。果然，当天下午迁往新营房。从此凡军中的不合理事，事无大小都有人到师部投诉。于是师部觉得炮四连太麻烦。政治主任乃下令以后有事情要上报的，必须先报告连长，由连长转报。炮四连同人认为政治主任违背了师长的诺言，不接受政治主任的命令，遇事仍直接到师部报告。从此师部有人传说炮四连有捣乱份子。每次会操时，又总是落伍旗不断。于是，连长被调职，我们都感抱歉，但无可奈何，新来的连长听说是复旦大学的教官，白脸，瘦小，很深沉，有城府，处事很小心而圆滑，与旧连长的坦诚大不同，与炮四连同仁虽不甚融洽，但仍勉强可以维持关系。每周的落伍旗仍是落在炮四连头上。炮四连又连续发生了几件不愉快的事。

　　第一件是由拦截重庆某将军夫人的小汽车而引起。

　　原来壁山公路上的巡逻任务是由各连轮流负责的。当晚，正由炮四连负责巡逻。壁山是重庆的卫星小镇，重庆因受日军飞机集中轰炸，于是军部的将军们多把眷属安置在附近小镇，所以壁山时常有军眷乘小汽车出入重庆。当时汽油难得，报章日日宣传“一滴汽油一滴血“，炮四连巡逻队认为汽油绝不应浪费，非有重要公事，不应乘坐小汽车，只能乘坐公共车。当晚截停了三部乘载军眷的小汽车。其中有辆车上的将军夫人很有教养，当我们说出请她们改乘公共车的理由时，她们说：“很对，很对。辛苦你们了”便自动下车。但有一部小汽车的女主人态度恶劣。她问“你们是二0一师的吗?请戴师长来说话”。我们说：“戴师长很忙，没有空。”她说“不是已下了班吗?为什么还会很忙?”我们说：“抗战时期，无分上班下班，都忙。”她头一仰，嘴角一挑说：“难道蒋委员长夫人经过也要下车吗?”我们说：“如果蒋夫人不是办公事，当然也得下车。”她问：“你们是那一连?”我们大声回答：“炮兵第四连。”她悻悻然说：“好，我下车，下次我与蒋夫人同来，看你们怎样。”我们说：“我们不怎样，只请你和蒋夫人一起坐公共车。”当晚，很不巧，公共车却误时，将军夫人们久候，然后公共车才来。翌日，已有谣言，说壁山炮四连的巡逻队有捣乱份子。

　　第二件事是因我们往北温泉沐浴而引起的。

　　军营中洗澡比较不方便，新连长为了安抚炮四连的青年军，特地由他带领列队到北温泉洗澡。当经过一豪宅时。宅内走出三条大狼犬对队伍狂吠。连长用手杖打狗。不料宅中走出一彪形大汉，大吼连长：“你是什么人，乱打狗?”连长大声回答说：“我是中国人，二0一师炮兵第四连连长。我带队伍经过，你不制止癫狗，反而责我打狗，你是侮辱中国军人。”我本来对这位连长不大好感，但听了他这番话，对他的印象稍为改变了，不禁喝了一声彩“好”!可能其他的同学也有同样的心意，竟有人大叫：“我们先打两脚狗，再打四脚狗。”于是不少人同声喝打两脚狗，那大汉害怕了，狼狈地叱喝三只狼狗走入豪宅。第二天又有人传说炮四连有捣乱份子在外闹事。

　　第三件是一位中央大学的从军同学，竟用军帽作为射击的目标物。军帽上镶有青天白日的党徽，这同学不知是一时的疏忽，还是真的别有用心。但这事一经传说，就成了带有政治性的反党国行为。

　　这几件事传扬开来，我就预感到将会有不愉快的事发生。因为军队中最容不得捣乱份子，既怀疑有捣乱份子，就不会放过，何况炮四连不断得落伍旗哩。

　　过了两天，师部宣布要派一些高知识水准的军士到印度蓝伽接受机械化训练，愿意参加的自动报名，条件是自信数学水平可以应付的。我颇有此自信，于是立即签名参加，炮四连的大学生，大都签名参加。

　　又过了两天，在营房附近的打靶场举行机关枪实弹射击练习，打靶场院的一边是机关枪阵地，对面距离约二百公尺处有一道战壕，检查员躲在战壕内，从战壕底竖起一块可以上下转动的木牌。牌上画上红心作为射击的目标，射击后，目标牌转入战争壕内，让检查员检视目标物，如无弹痕，会举起一只纸制的乌龟，表示没有击中目标。我那次连发五枪，对面都没有举乌龟，表示我已击中目标。我正十分高兴，忽然集合号角响起，我们立即停止射击跑步集合。原来师部来了一位军官，宣读派往印度蓝伽接受机械化训练者的名单。名单中有我的名字，炮四连中的大学生大都列名。那军官并宣布限令十分钟即出发，各人立即返营收拾行装来此地集合。我觉得时限太紧，一时情急，大声请求延长三十分钟出发，让我们和同学告别。那军官讽刺地说：“是不是还要吃了送行酒才出发?”跟着厉声说“不可以延迟，这是军令，迟到的受军法处分。”我不得已，跑步回营房，收拾最简单的行囊，有一位排长平日和我的私交不错，劝我不要去，他愿替我说话。我不明白他的意思说：“我为什么不去，我是自愿参加的，岂能临时退缩。”我不领他的情，匆匆跑到集合地点，这时有几辆运输车已升火待发。我发觉炮四连的几位好朋友和连长都在，登车的人除炮四连外，其他各连的人共约百余人。车队随即开行。经过师部，师长没有出现，有同学埋怨师长无情。车队直赴重庆附近的白市驿机场。白市驿机场是当时军事运输中心，出国的班机多由此机场转运。当天没有班机，我们留宿在机场的宿舍。晚上，有一位少将高级参谋来讲话说，你们明日将飞过喜马拉雅山的驼峰入印度。能飞越驼峰是人生极难得极光辉的事，听得我们人人兴奋，恨不得立即成行。但是候了三天仍无消息，人人等得不耐烦，要连长去催促。第四天成行了，我们上了飞机，一心以为将飞越驼峰，正待观看驼峰的景色。谁知只飞行一会儿便降落昆明机场，(当时调往印度蓝伽受训的还有其他师的青年军，二零一师的青年军降落昆明机场，其他各师的飞机多降落昆明附近的宜良机场，后来都集中于昆明)。昆明的陆军总司令部把我们安置在新兵接待所，等待出国的班机。在接待所无事可做，我和十几位同袍结伴游览昆明城，滇池，上大观楼读有名的长联。当时社会人士看重知识青年从军，尤其是昆明人。因为二零七师青年军就驻在昆明，所以对青年军特别了解与关切。我们每经过些面食店，他们常邀请入内免费招待，询问一些有关青年从军的事。我们也毫不客气接受招待，所以在昆明虽身在征途，却感到很惬意，与昆明晴朗的天气相应。第五天，陆军总司令部在接待所贴出告示，说明天有班机，要我们明早七时到操场集合。我们七时到达大操场，人数约二百余人，列队等候。

　　七时半，一小队军官带领十几位美军医官来，要我们就地把衣服脱光，前后转身，医官用小棒在我们跨下挑拨检查，据说主要检查性病，结果二百余人都通过检查，穿棉军服上运输车直往机场上机。在飞机上我们很兴奋，高谈阔论，以为这一次一定是直飞印度接受机械化训练，以后不必再作步兵行军了。因为在国内的行军训练，是一大苦事──背着几十斤重的装备，长途步行，腰痛欲折，苦不堪言，现在可以解脱此苦了。谁知欢笑未完，飞机已降落，机长命令出机舱，一出舱门，灼热的黄沙扑面，我们仍穿着棉军服，热得难以忍耐。眼前一片沙漠，远望有丛林，我们茫茫然，不知身在何所。只见不少美国宪兵往来巡视，我们问美国宪兵。美兵说这是缅甸密支那。我们以为飞机加油后再飞印度。不料一会儿飞机都飞走了。我们满腹狐疑，只见一大队运输车，带来一批中国军官，他们全不答我们的问题，只喝令我们上车。我们糊里糊涂地上车。车直往丛林中开去，丛林中原有一道小溪，溪边一片空地，建成一所简陋的军营，营前有一面横额写着中国字“密支那汀江办事处”。我们然后知道此地确是“缅甸密支那”，不是“印度蓝伽”。军营中走出一队穿美式黄卡基制服的中国军人，领首的带着中校军衔，后面跟着一队军官和运输车，军官喝令我们脱下身上所有衣服，不准留下任何物件，然后把衣服堆成一大堆，浇上汽油，一把火烧了，幸好我把随身带着的一本残破的‘稼轩集’偷偷埋在沙里未被烧去。接着军官喝令各人依次下溪洗澡，洗毕上岸时，有士兵拿着喷射器向各人全身喷射，说是消毒。然后每人派发衬衣、短裤、胶鞋一双、干粮一盒。这个澡的确洗得清爽凉快。洗澡后，打开干粮盒，内有蜜枣糕一片、饼干一包、维他命一粒、干奶粉一包、香烟半包、纸杯一只，另有防蚊油一瓶。这时正感饥饿，运输车上有开水，于是我们泡奶粉、吃干粮，倒觉特别有滋味。但始终不知此身何以在此。吃完干粮，军官命各人排成长队，到军营里注射防疫针，很大一筒防疫液注射在左臀部，一位王同学，一被注射，立即昏倒，军士把他架开，幸好不久便苏醒。众人注射防疫针后，重上运输车。我偷偷将埋在沙下的几页稼轩词取回，然后上车。每车约四五十人，人满开车，直向另一森林驶去，我们完全不知东南西北，只是任由摆布。车行约半小时，又进入另一森林，森林中有几条岔路，车辆或入东路，或入西路，大约有三四辆车子走与我车相同的路口。入森林不远处，有一简陋的军营，标着：“新一军新三十八师新兵营”的横额。我们人人惊疑，不知所措。车队入了新兵营，营里走出几位赤膊的年青兵士，皮肤晒得黝黑，面无表情，自称是上士班长，喝令各人下车，按高矮排列，然后他带队进入一室，室中有理发师数人，一言不发，把各人的头发全部剃去，人人顿成光头。我们自从军以来，仍留着头发，忽然间变成光头，有些同学几乎不认识，重问姓名，才知是旧识，唯有相视苦笑。班长又喝令光头兵排好队伍，有一位带少尉军衔的排长出来。他穿得很齐整，扶正军帽，很庄重地说：“我来教你们唱‘三民主义’，唱‘三民主义’时，大家要立正，态度要端庄。”于是拉开喉咙唱“三民主义”。他唱一句，要我们跟着唱一句。我们说“我们懂得唱国歌”。他说：“不错，不错，是国歌。你们懂得唱?试唱给我听。”他一面说，一面受不住热浪，频频掀开军帽拭汗。原来他是个癞疥头。于是我们齐唱国歌。他立刻立正端庄，又不禁眉飞色舞，连说：“唱得好，唱得好。”要我们再唱一次，于是我们再唱，他笑吟吟地走入连部办公室把连长请来，说：“这班新兵竟然懂得唱‘三民主义’，而且唱得比我更好听。”连长是位很精壮的上尉军官，也很惊异地要我们再唱国歌，于是我们又唱，而且人人唱得特别卖力，有感情。连长很奇怪地问：“你们家乡在何处，由那一省征来的。”我们告诉他：“我们是十万知识青年军，现调往印度蓝伽受机械化训练的。”连长对“知识青年从军”一事一无所知，他说“你们是国内调派来此补充新一军的壮丁”，“你们既已来此，就应该接受此地的训练，你们既是大学、中学的知识青年，一定比甲级壮丁精良，譬如你们唱国歌，可以不待教导就比壮丁好。”唱完国歌，每人发给军服，背囊等物，都是美式装备。又分配寝室。全军营，无论墙壁、台椅、睡床，全用竹片织成，晚上亦无被褥，涂防蚊水以代帐。翌日，即接受极严格的操练，不容许随便说话，有些同学，自矜身份，表示是大学生，不料有位班长凶巴巴地说：“我就是要整治大学生的。”新一军与炮四连的新兵训练大不相同，要求非常严格，我们只好努力地默默忍受。过了二天，忽然有人传播耳语，说我们本来要赴印度蓝伽受训的，现在却来了缅甸补充新一军，错处由于在白市驿站下，当时政府调一批甲级壮丁来缅甸补充新一军，因为我们久候班机，而且青年军名气较壮丁大些，于是把原来运壮丁的班机让给我们，以致错飞缅甸，如果现在再不到汀江办事处纠正错误，则那一批甲级壮丁将代替青年军赴印度，以后再无法矫正错误，并约定明早起床时即在新兵营外溪边集合，与隔壁五十师营内的青年军会合一起往汀江办事处。这一流言传播很快，当晚人人都知道了，我无从辨真伪，只希望真能如此，矫正错误。翌晨起床号响起，各人真的到营内指定的地点集合。疥头排长进来宿舍，高声说：“听说你们要到汀江办事处改正错误，我劝你们不要轻举妄动，这是很危险的，在军队中闹事是很危险的，只要不发给养，你们就全部饿死，宪兵又会逮人，受军法处置，那时候便后悔无及了。”我们全不理会他的劝告，仍是冲出营外溪边集合。他真好心肠，拿了几袋干粮出来说：“劝你们不听，就多带些干粮吧。”每人分给三四包饼干。那时五十师的营门已架起机关枪，不让青年军出溪边，我们得知五十师的青年军不能出来，只好列队出发，大约步行了三四个钟头，回到汀江办事处，办事处主任早已得通报，带着一队士兵持武器出营。喝问这次骚动行为谁是领袖，谁是代表?我们说：“没有领袖，也没有代表。我们人人都是领袖、代表。我们只是来请求改正错误，不是作乱。”他说：“好，派四位代表，跟我来看命令。”于是我们选出四个代表，我是其中之一，跟着主任入营看命令。那主任取出远征军部的命令。果然说：这几架编号的运输机是运载壮丁，用以补充新一军。那主任说：“我没有弄错，完全依照军令办事。如果你们认为白市驿出了错，你们向白市驿的机关交涉，我只能遵军令行事，你们如立即返回新兵营，我可以用运输车送你们走，不然，我只好报告军部，听候处置。”我们四人面面相觑。果然错处不在汀江，我们又如何可以再回白市驿改正呢?于是将交涉情况报告各同学。这时，五十师的青年军，也不知是如何也冲过机关枪的，竟零零落落地赶到了，知道了交涉的结果，十分失望。这时人人疲乏不堪，赖在地上。一会儿汀江办事处主任出来，并带回几部运输车，宣布：“如果愿意回新兵营的可以上车，我已报告孙军长，孙军长说：‘闹事的军人不发给养’。不一会，一团宪兵来，把我们团团围着，我们愤惫交加，卧倒在沙滩上。我细细回想整个事件过程，认为在二零一师时，由于几件不愉快的事件和不断的落伍旗，师部已认定其中有捣乱分子，尤以炮四连的大学生为多，乃下决心整顿，借口派赴印度受机械化训练为名，其实是以甲级壮丁补充远征军。又为了防止捣乱分子煽动作乱，所以要设计令各人自动请缨参加。其实是照他们的意思办理。这是一招清师行动，其他各师，恐怕也有同样情形，这真是所谓“兵不厌诈”，当然亦有可能是一如传言所称，原是派我们赴印度受训的，只因为在白市驿不耐久候班机，弄错了，来了缅甸。被另一批壮丁代替去了印度。如果真是如此，现在大错已铸成，我们又如何能重返白市驿改正错误呢?所以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重返新兵营。但是，当时的心情无法适应重返新兵营。果然当晚没有发给养，我们只饮溪水吃身边的干粮。翌日早晨，汀江办事处主任带了两辆运输车来，车上满装食物，他宣布愿意返新兵营的可以上车随意饮食。结果有人上车，我们不上车的同学在沙地上又空腹卧了一天一夜。第三天清晨，汀江办事处主任又带来两部运输车和食物，于是不少同学因支援不下，蹒跚上车。我仍是不服气又饥肠辗转的在沙上睡了一夜。这一夜我想起以前读过的一篇文章：讲述一个伤兵躺卧战场的心境，他后悔以前辜负了许多人对他的情意，又把不少好时光浪费在庸俗的物欲追求上。他心想如果说这次能不死回去，他必重新安排以后的生活，对所爱的人如何体贴爱护，抛弃庸俗的欲望与至亲至爱的人享受有情意的真生活。我当时虽未受伤，但处境和那伤兵有点相似。于是想着此次如能不死胜利归去，会如何对我所爱的人补过，如何抛弃一切庸俗的念头共度美好真情的生活。正当我浮想连翩时，睡在沙地上的同学有人呜咽而哭。我暗暗地说：丈夫有泪不轻弹，如何就哭了?这哭声反而激发我的豪气，放开心怀，竟朦胧睡去。天才放明，汀江办事处主任又率领两辆运输车来，这是第四天了，他喝道：“你们回去不回去?不愿回去的就给宪兵管吧!”跟着，他就下令士兵把我们全部拖上车。车子回到新三十八师新兵营，我们虽在车上吃过干粮，下车时步履仍很艰难。几位班长最是无情，面目特别难看，眼神凶狠，好像表示你们现在不是青年军了，要接受我的命令了，唯有那位疥头排长最和善。他劝我们安心在此受训，还勉励我们说：“我原来也是二等兵和你们一样。经几场战事我便升为少尉排长了，你们也可以很快升为排长的。”他的话使我们更伤心失望。我们岂是为一少尉军职来，如果为一少尉而来，我们当初何不参加作政治指导员立即带少校军衔呢!“人之相知，贵相知心”。疥头排长虽很善良，但对我们实在太不了解了。

　　重回新兵营的第二天，连长派给每人一把砍刀，命各人赤膊，由凶恶的班长带着去竹林斩竹，建造新营房。竹林十分阴森而清凉。但竹竿相当大。有大碗口粗，与国内摇曳有致的青青竹竿不同，很不容易才砍下一根，一根长三四丈，十分重，拖行很困难。我们拖不动时，便把竹子截短一段。回到营房时，每根竹子只剩下丈余长。连长见了大怒说：“这种短竹，老兵可以一手挟四五根，现在罚你们不得休息，再去斩竹，至少要比这次多三倍。”我们只好再去斩竹，乖乖地把长竹拖回。在烈日下，赤膊，用肩头把竹拖回，结果两肩都渗血，背部晒得脱皮，连长仍然未满意，要我们以后多锻炼体力、臂力。每日砍竹、削竹建造营房之外，训练亦极严格，我们只好咬紧牙，坚强地忍耐下去。

　　到新兵营后好不容易已半月了，仍未见过营长，每日只由连长、排长、班长训练。一日偶然听说营长名“崔德新”。我有如触电一般感觉，我记得政治大学有一位教官就名叫“崔德新”，是我在校时特别注意的。他高高的鼻梁，灵活的眼睛，样子很清秀，而且好学不倦，口袋中时常带著书本，凡是有名的教授演讲，必见他站在门外听。有一次，中华交响乐团来演奏贝多芬、肖邦、柴可夫斯基等的乐章，其他教官多半途打瞌睡，而他从头到尾，表现得很欣赏，与其他教官不同，引起我的注意。我怀疑此新兵营营长“崔德新”，就是政大教官“崔德新”。于是请连长带我去见营长。果然，正是政大的教官“崔德新”，他也很诧异我会来缅甸当了新一军的新兵。于是我把从军的始末和来此的经过，详细向他报告。他说自从民国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参加远征军以后，对国内的事很陌生，根本不知道有“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他立即电话报告孙军长，并说孙军长明天会来巡视。(崔德新是韩国人，抗日战争时加入中国军队。抗战胜利后，韩国摆脱日本统治独立，崔德新成为南韩第一任驻联合国大使)。

　　翌日，孙军长来新兵营。我久闻孙立人将军之名，以前从未见其人。在远征军中，无论中、英、美三国军人，无不敬重孙立人将军。果然他英姿挺拔，卓立不群，不怒而威，而又风度潇洒，的确是位非常人物，无怪乎战绩彪炳，名动国际。他先作简短的讲话，大意说：“我很敬重你们当国家困难时投笔从戎，舍身为国。你们既然以身许国，便应遵从国家的命令，不必追问原因，到印度与到缅甸都是一样的。新一军是一支光荣的军队，我相信你们参加了新一军，一定更能发挥你们报国的心愿。请你们安心在此地接受训练吧。”他说完又巡视我们排列的队伍。各人向他报告名字和学历、籍贯，他或问一两句话或微笑点头。他知我与他同姓，于是问我的学历、籍贯。他说他也曾在政大工作。并轻轻用拳按我的前胸说：“很精神，很精神。”从此，我们便留在密支那成为新一军的步兵。

　　新兵营的训练非常严格，每早起床号响起，十分钟之内要完成盥洗、大小便、穿好军服、打好绑腿，在操场站好U字“讲话队形”。当第二次号声一响，各人必须原地站立，不能移动，未到达“讲话队形”的要用标准的“伏地进行”姿式进入队形。然后听连长讲话，说明当日训练的项目。听讲毕，随即跑步约半小时。然后早餐。早餐后十分钟即开始当天艰苦的训练项目。正午休息十分钟，午餐，午餐后二十分钟又继续训练，直至六时半晚餐。晚餐后自由活动。十时号角响就寝。对时间和动作的要求非常严格。由于起床号到集合号相隔只有十分钟，很难完成晨起的各种必须活动。尤其大小便，所以同学们在操练进行时遗尿是常有的。跑步落伍被处罚也是常有的。有一次，我跑步稍慢，班长槌我的背，要我加速，我已无力加速，他再用大力捶我的背，我心中甚愤怒，认为此人无理又无情，但无可奈何，只好竭力加速。翌日早晨，第二次号角响起，我距离“讲话队形”尚有十余丈，于是以伏地行军姿态进入队伍。伏地行军的姿势必须全身挺直俯伏地面，只用两肘，两膝及脚尖之力运动进行，臀部不能稍高，我当时可能臀部稍高，又是那位不近人情的班长用穿着军靴的脚大力踩我的臀部。我觉得受了侮辱，又兼昨日被槌背的愤怒，不自觉的站起来斥责他侮辱我。他大怒，挥拳击中我的左肩，第二拳再来，我一臂挡开。连长跑来大喝：“不准打架”。班长说：“他不服指导”。连长认为我不受指导，犯规，要受禁闭处罚。把我关入一间如大木箱的禁闭室中。每顿由小窗送入盐水饭。室内黑暗，只有一床，一桌，一粪桶。其实我觉得禁闭比操练要舒服。因为头脑比较能思索。操练时，不但身体要随号令动作，不得有半点错误，头脑为了应付动作，也不容你有思考的时间。禁闭反而可以任情思考。虽身在囚室，而思想反可以海阔天空。经两天禁闭后，出禁闭室时，照规定所有新兵要在禁闭室外列队鼓掌欢迎。连长宣布说：“此人已改过自新，重作新人。”我心里暗暗好笑，我何曾有错?而今又如何改过自新了。这样的禁闭就可以使我重作新人?未免太幼稚了。实在说，禁闭完结，最使我快慰的是走出禁闭室门时，所立即感受到的灿烂阳光。

　　第二次是当哨兵是几乎要受处分。

　　在丛林里当哨兵，最难忍受的不是敌人偷袭的危险感，而是阴森冷酷的孤寂感。我守岗的那夜，因为白天操练已很疲劳，有点睡意，站岗之初，森林四周，时常发出沙沙之声，似有人轻步而来，有被敌人窥伺的感觉，反而睡意全消。后来发觉这声音只是些小动物经过干叶时发出的声响，于是精神渐渐松弛了，倦意悠然再起，正在神思恍惚中。那位无情的班长突然出现，指责我未专心守岗，全无警觉，如有敌人偷袭，如何是好。我自觉疏忽，无法自辩。他立即报告连长，要重重处罚我，那位疥头排长说：“一个初上战场的学生，有胆量在丛林中一人站岗，已不容易。”连长也同意。只嘱我下次要警觉些，没有处罚我。原来在缅甸的丛林战场，美军站岗常是二人背对背的站双岗;英军则常背对背四人站一岗，中国兵则一人站单岗。

　　不久，崔德新升级，调任其他职务，一位新营长到任，这位营长，身材高瘦，人颇和平，但不及崔德新干练，他似乎颇喜欢唱歌，晚上，常听他低声哼歌。自从珍珠港事变之后，中、美两国联合作战，不少美军调来中国战场，因此有些美国军歌在重庆也颇流行。美国的军歌风格不似中国军歌的悲壮严肃，而是很轻快的。当时有一首流行的美国军歌“The Army of Mr. Jone”，新营长问我懂不懂得唱?我说：“懂。”几天后，他调我到厨房工作，不必出操。他要我教他唱。可能我的伙头军工作做得不好，也可能他已懂得唱“The Army of Mr. Jone”了，一星期后要我重新出操。有一次他又命我带几个同学去掘粪坑。我不知如何掘法，于是掘了一个U形的粪坑。疥头排长来巡视，他说：“这是什么粪坑，面对面的?”我答道：“这是讲话队形嘛。”他哈哈大笑说：“拉屎也要讲话队形么?要得，要得。”又不禁哈哈大笑。

　　在新兵营受训，最最愉快的是晚餐后自由活动的时光。我们通常利用这时间到伊洛雅底江洗澡。伊洛雅底江是从千里外的高山流下来的雪水，冰凉清澈，把我们全日的汗渍与辛劳洗得干干净净。营长也和我们一起洗，不过他是穿着内裤，不同于我们大兵人人赤条条的。洗澡时，我们在江边沙滩上纵情高歌，恣意奔驰，把整个身体与灵魂都投入大自然中，只见天风、江水、原野、与一群青春跃动的生命，真是天人合一，使人宠辱不惊，生死两忘，把人世的俗情俗念完全抛却，享受着人间的至善至美。

　　有一次，有一位北方同学，为了对岸树林的诱惑，竟不自量力要游过对岸。岂料他游到中间，水流湍急，被水冲往下游，不得到岸，载浮载沉，非常危急。一位善泳的蔡同学，立即游往救人，又大声呼叫，我闻声往救，但水流湍急，全力以赴，幸好蔡君已追及溺水的北方同学，用力推他近岸，我也及时赶到，合二人之力把他拖到对岸沙滩。一到沙滩，三人都乏力有如虚脱，卧倒沙上。一会，蔡君难忍怒气，掴了他两记耳光，骂他不自量力几乎害死三人。我们在沙滩上休息，待体力复原后，沿岸寻找较为可以横渡之处，后来发现一处江面较宽水势较缓，中间有浅滩，然后才渡江返营。

　　除了在伊洛雅底江洗澡之外，较有兴趣的是到美军的SOS合作社购买高级的巧克力糖。美国把全国最好的巧克力运到前线，供军人享用，而且价钱极便宜。美国军人也常购买邮寄回家。我们的月饷虽极微薄，仍可买得到。在晚饭后的自由活动时间，吃最佳的巧克力糖，抽干粮盒内的香烟，找二三同学在森林幽僻处聊天，也是极有情调的，这可是劳苦训练生涯中的大享受。

　　有一天，疥头排长带我们作行军训练，我们在一处林荫下休息。有几个面目姣好的白夷姑娘走过，自动地来到我们面前，扭动身体跳起舞来。我们感觉很惊异而有趣。疥头排长问我们见过白夷姑娘么?我告诉他只闻白夷姑娘之名，但从未见过白夷。疥头排长笑着说：“今晚自由活动时间让我带你们去白夷村见识见识。”果然，当晚疥头排长约我和三位同学往白夷村。排长告诉我们，日军在此地时，对白夷村焚烧掳掠，奸淫妇女，白夷人多逃亡，但遍地烽火，逃亡不易，有些只得留下，可是到处乏粮，妇女不得已向盟军以身换粮，疥头排长对此似乎很感兴趣。到了白夷村，全村已被夷平，而今只在废墟中再搭起两三间竹编的房子，每座房子的寝室好像都在上层，下层都四面敞开像间亭子。有一亭子，地上铺了纺织物，有四位白夷姑娘或躺或坐，上身穿着花色紧身的短衣，下身围着一条彩色的沙龙。薄施脂粉，面目都颇姣好。其中三位年纪较长，约三十多岁，一位年纪较轻，看来只得十八九岁。疥头排长围着敞开的亭子四面观看，指指点点。白夷姑娘见人来，既不打招呼，也不问话，任人观看，好像未见到来人。只有那较年青的姑娘有点害羞，低头弄着沙龙的边沿。过了一会，一位头上戴着鲜花的姑娘用白夷语与疥头排长说话。不知他们说些什么，只见疥头排长指一指我们四人，几位姑娘向我们投下一眼，都微微点头，低头的小姑娘稍抬头向我们一瞥，又把头低下。排长对插花的姑娘说了几句话。她点了点头。排长问我们说：“你们留下还是回营。”我们四人都说：“回营”。排长对插花的姑娘两手一摊，作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几位姑娘有点失望的表情。我心里似乎起一点歉意，摸一摸裤袋，希望找到一些巧克力送给她们表示善意。可惜两袋空空，不禁有点惆怅。于是，我们四人回头走返营的路，疥头排长留下来，沿途我们默默没有说话，只听一位中央大学的同学低声说：“可怜，可怜。”第二天，见到疥头排长，他用四川话对我们四人说：“格老子，不对头啊，你们这些小娃娃，这里是战场嘛，可能明天就卧倒，你们怕啥子?真是要不得。”我们只有苦笑。

　　我们沿着伊洛雅底江又迁了一次营，又做了不少砍竹子、建营房的劳动。幸好自由活动的时间仍可以在伊洛雅底江洗澡，任情高歌、奔驰。在新营地附近，我发现一个浓阴苍郁的幽谷。我常常一人带着残破的稼轩词到那里诵读，点一枝香烟，放纵遐思。新一军政治部有一位姓余的中校政治指导员也常来此幽谷。我们渐渐有交往，他知道我本是参加青年从军而来到此地，对我表示好感。他思家念国之情时现于辞色。当谈到国事时，他神采飞扬，对抗战有坚强的信心。提到家事，则惆怅叹息，他告诉我一些家庭的故事。他是一个真挚而诚实的人，我们不久就结成良友。有一次，我们在此谷约会，我先到，在徘徊等候他时，忽然发现大石下压着一张纸条，竟有中国字，纸条已变黄。我小心地抽出纸条，原来是几句短句，但情高意真，动人心弦。纸的前端已残破，字迹模糊不可辨认，大概是叙述作者的情怀。下面是：“愿在身为影，愿在衣为绡，一十二万年，永不各分飘，嗟哉天地久，何以慰寂寥。”我很怀疑在此蛮荒战地，竟有如此深情的中国人，实不可解。余君来，我把纸条给他看。他说一点也不奇怪，军政治部有不少政治指导员，以前也常来此幽谷，一定是一位深情的政治指导员留下的。人孰无情，人孰无离情。我回忆起在政大元旦入伍时，就有一对恋人依依而别。战时，别离的恋人实在是太多了!

　　我虽然只受训练，还未直接参与战斗，但对缅甸的战事很想知道，常请老兵告诉我当地的战斗实况。疥头排长对新兵最友善，最喜欢讲述战场上的经历，他认为让娃娃兵多了解战场情形。作战时就会较为镇定、较为勇敢。新一军的军人提起远征军的战史，一定不会遗漏仁安羌之役。尤其疥头排长，听到仁安羌三字，他即大叫：“我曾参加仁安羌之役。”于是我们请他讲述仁安羌之役，他必十分兴奋。他是四川人，立即土语俗言，口沫横飞，滔滔不绝，讲述当年仁安羌之役的经过。他平日给人的印象是文化水平很低。连国歌都说成“唱三民主义”。但讲述仁安羌之役，则不但条理清楚，连英军将领的名字也背得出，可能他已讲述过多次了。有一次，他叙述仁安羌之役很详细，很动人，只听他说：

　　“孙立人将军当年是新三十八师的中将师长，三十八师有三个团：一一二团，团长叫陈鸣人。一一三团，团长叫刘放吾。一一四团，团长叫李鸣。李鸣就是现在咱们新三十八师的师长。孙将军奉蒋委员长的命令镇守‘曼德勒’”。

　　他说到蒋委员长时立即立正，双脚合拢，军鞋“啪”的一声响，然后继续说：

　　“好家伙，仁安羌之役呀，是孙将军亲自指挥一一三团把日本鬼子‘萝卜头’杀得落荒而逃，救了英兵七千人。我当时正是一一三团的战斗兵，受过孙将军很严格的训练。格老子，真是铜筋铁骨，一身是胆呀。你们看看要不要得。”

　　他卷起两袖，露出凸起的肌肉，要我们摸，果然是坚硬如铁。他抹抹嘴角的唾沫，清一清喉咙又神气活现地说：

　　“当年英军被日本鬼子打得落花流水，逃到仁安羌。日本‘萝卜头’把仁安羌四周的有利阵地统统占据了。英兵好像瓮中的乌龟，等待日军擒拿。英军没有粮、没有水，快要饿死、渴死，非常危险。英军的司令官认为，啥都无得救，只好恳求中国派兵救援。英军的司令官叫‘望夫山大’，呀，不对，不对。我记错了，他叫亚力山大将军。他找到中国远征军司令部。格老子，就是罗司令和杜副司令，为了亚力山大的面子，竟然答应拨新三十八师中的一一三团归亚力山大指挥去救英兵。孙将军知道了，大怒说：“岂有此理，这命令不对头，英军刚刚被打得大败，士气低落，七千人不敢突围，一一三团不过一千人，而且亚力山大和中国士兵，心不通，情不洽，言语不懂，如何能指挥作战。一一三团岂非白白去送死”。于是连夜赶到司令部，要改正命令，不能把一一三团交给亚力山大。他们由太阳下山争论到太阳上山，司令部就是不肯改。孙将军说：‘要救出英兵，除非由一位与士兵心意相通的中国将领指挥，上下一条心，发挥最大的攻击精神，或者可以突破日本鬼子的包围。’罗、杜两人说：“现在谁人愿负这艰难的责任?”孙将军说：“我愿。即使打死了，也和一一三团的士兵一起死。一切责任我愿意承担。”然后司令部才答应收回把一一三团交由英军指挥的命令。于是孙将军立刻赶到前线。一一三团的官兵知道由孙将军亲自指挥，都高兴得大叫，精神振奋。我当时的确愿意即使战死十次，也要突破日本鬼子的包围，这场仗一定可以胜。“孙将军到了前线，又因作战计划和英军的第一军团长‘阿林的妈’(译名应是‘格林姆’)的意见不同起争论。‘阿林的妈’要立刻进攻。孙将军主张拂晓进攻。你们晓得吗?拂晓就是天快要亮最黑暗的时候。孙将军认为现在进攻，日本鬼子容易知道我们的实力。现在我们应先查清地势，待明早天将亮未亮最黑暗时候突然发动攻势，日本鬼子正睡眼朦胧，突然之间不容易知道我们的实力，以为我们有大量援军，在他们狐疑之时，杀他个措手不及，才可以以少胜众。‘阿林的妈’被孙将军说服了，还把战车队和炮兵队交给孙将军指挥。把英皇的军队交由中国将军指挥，这是非常非常特殊的。真是要得。孙将军详细探明地势之后，格老子，下令冲锋，我一听号令，发挥最高度训练出来的技能，一跳就是十几尺，心中只知冲锋，其他什么都不知。连杀了多少萝卜头也不知。当我们冲破了日本鬼子的重围，仁安羌被围的英兵见到我们时，他们都竖起大姆指用中国话大叫‘中国万岁，中国万岁。’有几个英兵把我抱起，抛起，把我的军帽弄脱了，露出癞疥头，那几个英兵还争着用嘴亲我的疥头哩。从此，中国军队扬威缅甸战场，孙将军接受了英皇颁发的奖状。这次，一一三团牺牲了二百多人，杀死了鬼子萝卜头一千多人，救出英兵七千人。”

　　他说到淋漓处竟笑出眼泪，我们听众都激动得大叫。疥头排长虽然知识不高，但朴实诚恳，忠勇爱国。中国抗战胜利，最重要的是得力于如此实心实力的人。

　　疥头排长又喜欢对我们讲述一些日兵凶残的故事。譬如狙击手是被缚在树上的。如果一旦被敌方发现，就必死无疑。因为他是被缚在树上，不能逃走，必待接班的人爬上树替他松了缚，然后他又把接班的人缚好才离去。接班的人要等下一接班人为他松缚。所以狙击手一被发现，他必被敌人射杀。后来，疥头排长还指点给我们看丛林中大树上其时还看得见的，被缚着的日本狙击手的遗骸-一具腐烂了的尸体吊在树上，既阴森可怖，又残酷得使人心寒。

　　日军又有一种“敌后堡垒”的战术。在缅甸战场作战是寸土必争的，肉搏战很激烈。每日能够推进二三百公尺，就算是很大的收获。日军为了应付这一战况，特别设计出这种“敌后堡垒”的战术-在每条战线上建筑不少小堡垒，这种小堡垒建筑得非常坚固，而且大部分藏入战壕中，只露出堡垒的小圆顶，可以四面发射机关枪，每一堡垒只有二三名驻守兵。野战炮无法轰倒它，当我军推进二三百公尺时，这些小堡垒就落在我军的背后，在我军的背后开枪，使我军前后受敌，我军只得退回原地。所以如果不先攻破这些小堡垒，就无法向前推进。但要攻破这些小堡垒很困难，因为很难消灭堡内的日兵。除非你能到达堡垒的入口处，往里丢手榴弹，炸死堡垒内的守兵，然后才能攻破一小堡垒。所以中国军欲攻破小堡垒，必先审明小堡垒机关枪的每个死角，然后从死角处用多人一齐伏地前进的方式爬行而前。再用多挺机关枪密集射击，压制日军的机关枪，使日军的机关枪无法对伏地前进的中国兵士射击。于是伏地前进的兵士，必有少数可以到达小堡垒的入口处丢手榴弹。故此要攻破一小堡垒，必伤亡不少伏地前进的兵士。疥头排长带我们观看日军遗留下的敌后小堡垒，使我常常想到我那次受禁闭的原因，正是因我伏地前进的姿势不对而引起的。我不知我当时反抗班长指导行为是否适当。伏地前进的方式在战场上是常常要运用的。

　　我从各方面观察，发现中国军人就体格的外型看，是不如英、美军士魁梧，但是由于训练的严格，体能决不在英、美士兵之下。而且表现得比英、美士兵灵活、敏捷、勇敢、坚韧、镇定，尤其战斗精神的强韧，都是英、美军人所不及的。英、美军士当他估计敌人的形势比自己强时，或者敌人的火力比自己大时，便轻易撤退。中国军人当发现敌人形势比我好，或敌人的火力胜于我时，则必加倍坚忍奋发，发挥生命的大能力以克服困难。这是中国远征军与英、美远征军不同的地方。

　　当民国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中国远征军初到缅甸战场时，是与英军并肩作战的。英军轻易撤退，有时撤退得太匆忙，甚至未及告知中国军队，因此中国军队常常吃亏。中、英两军的战斗精神不同，配合很困难，所以缅甸战争初期，中英盟军大败。被逼从野人山退入印度。野人山是个极大的原始丛林，当撤退时，以新三十八师殿后作防卫，所以新三十八师吃的苦头最多。疥头排长告诉我，当时每日只有二小时睡眠，饥饿、疲劳，加上野人山的瘴厉，与遍地毒蛇猛兽，以至不少人睡下后即不能再起来。所以尸体常排成一行列。因此一提到缅甸初期战役与野人山撤退情况，新三十八师的老兵多愤愤不平。认为远征军司令部对孙将军不公平。我不知道远征军司令部是否真的对孙将军不公平，但新三十八师的老兵常表现这种心态。

　　新三十八师退入印度后，在蓝伽努力整训。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将新三十八师、二十二师和三十师合编成新一军。新一军除了三个基本师之外还有各种特种兵团：如炮兵团、汽车兵团、工兵团、化学兵团、轻重兵团、战车营、高射炮营等，组成一支中国最现代化的新军。孙将军当时任副军长仍兼新三十八师师长。开始反攻缅甸。并重新考虑各同盟军队的性能，作新的安排-以中国军队为前线作战的主力，美军担任后勤给养，当中国军队攻下城镇后，交由英军防守。孙将军为前线指挥，并晋升为新一军军长。从此同盟军战功彪炳，收复了孟拱、密支那、八莫、南坎、腊戍、曼德勒等地，把日军赶出缅甸。老兵们提到新一军的战绩，竟有感奋至落泪的。老兵们又告诉我，孙将军的神经系统是最健康的，当战事紧张时，他详细部署作战计划，执行后，说我休息，一会，他便能马上入睡，有时攻打重要的城市，敌军坚守，久攻不下，孙将军常誓言：不攻下此城不刮胡子。所以常见孙将军胡须满面地攻下名城。他的智慧、坚韧、决心与毅力，使新一军从印度整训后，再反攻缅甸时，便成了常胜之军。

　　这时欧洲战事亦接近尾声，欧洲盟军统帅艾森豪将军邀请孙将军赴欧参观欧洲战场。缅甸方面，日军已全部被驱逐。缅甸战事已结束。在新兵营受训的新兵虽已训练完成，可以应付战场上的各种任务，但新一军已奉命归国，由腊戍、密支那启程，以广西南宁为集中地。到南宁时，我与炮四连的同胞仍常在一起，但不幸有两位同胞因受不了在缅甸时的精神压力，竟患上了精神病，需入院治疗;又有两位因不能忍受严格的训练而逃出兵营，因而失踪，听说已死在丛林中。八月，孙将军参观欧洲战场归来，拟写一本“回忆录”，他想到新一军中有不少从军的大学生，要选拔一人来担任这工作。于是在南宁举行一次选拔考试。考试的要求很简单，只作文两篇。文言文和语体文互译两篇。我不知道他凭什么选取了我。把我由二等战斗兵升为特级下士，调到军部孙将军的办公室工作。一时新兵营中的营长、连长、排长、班长们，平日对我的冷面孔都添上笑容。唯有疥头排长对我的态度依旧。疥头排长的文化水平虽然很低，但我十分尊敬他。

　　我被调到军部，但孙将军未有撰写参观欧洲战场的回忆录。不久日本无条件投降。新一军奉命接收广州市。孙将军问知我是广州人，命我随先行部队乘船沿西江入广州。还让我推荐几位知识青年军以下士资格随行。于是我推荐了一位政大同学张君和两位中央大学同学陈君和袁君。孙将军又命我起草一进入广州的安民告示。我说我从未撰过这类告示。他让我试试起个稿。我不便推辞，于是找到一些新一军在缅甸作战攻陷敌方城镇时所作的安民告示作参考，我发觉那些告示大都语气凌厉以威武镇压乱兵乱民。我觉得在缅甸作战时可以如此，因为怕地方上一些不法之徒勾结日军作乱，所以应用威吓以镇之。但对广州居民不可以如此。因为广州是中国沦陷区，沦陷区的人民不但是同胞，而且是当年政府撤退时，未被照顾的人民。他们被遗弃在日军和敌伪政府下忍受悲惨的生活。真是“遗民泪尽胡尘里”，盼望王师已八年。现在盼得抗战胜利，收复广州，政府对广州的遗民，应该表示抱歉，不应该再持武力威吓的态度。所以我起草的安民告示，是先向广州人民道歉收复广州太迟，使他们多受苦难，以后必尽力为他们解决各种问题，然后对乱民则表示必以武力镇压。我把草稿给陈君看。陈君是中央大学文学系的高材生，他说：“新一军军部有几位秘书，政治部又有几位秘书，撰安民告示是他们的分内工作，你无论撰得好，或撰得不好，他们都不会用的，你不必太费心思。”果然后来所用的安民告示是那群秘书先生所撰的。仍是声势汹汹，强力镇压乱民的口气，绝无半点对广州人民道歉之意。我看了觉得不妥，想对孙将军提出。陈君劝我不必提：“因为一群秘书必有他们的说词，孙将军不能拒绝一群秘书的意见而听你一位特级下士的话。而且你所主张的告示内容，是一位行政长官的应有态度，不是一位军事将领于初入城时所适宜说的。中央政府将来必会派行政长官来处理政务的，这番话留待行政长官说罢。”我觉得陈君所言，很有道理。他的见识比我高，我很佩服。所以不再提这件事。但是后来中央派罗卓英将军为广东省政府主席，正是行政长官。就我记忆所及，他似乎并未有对广州人民作道歉之言。

　　新一军军部驻于广州沙面。沙面是广州市珠江边的一小岛，有桥与江边长堤的“六二三路”相连，原是外国人的租界。各国领事的办公处和人员的住宿地，环境很清静幽雅，建筑物也特别精致。新一军暂以此地一幢楼宇作办公室。我被安置在孙将军的邻室，只替他看些无关重要的应酬信。由于日军突然投降，中国接收沦陷区的工作未能好做准备。接收人员中自然是以军队最为权威。孙将军有时命我去封闭一些敌伪的机构。我以一个下士竟自写封条，封闭敌伪机构，这是非常特殊的。在我所查封的敌伪机构中印象最深的是查封傍临珠江的“永安堂”大楼。这座大楼原本是胡文虎家的物业，于广州沦陷期间，伪政府利用这座大楼办了一份伪报。所以当时永安堂内仍保留着三部平板印刷机、排字机和大量白报纸。孙将军命我利用永安堂的伪产办一份小型的军报，同时把永安堂作为新一军一部分文职人员的临时宿舍，待原来的业主回广州时才交还业主。于是我和张、陈、袁几人都入住永安堂。新一军自到广州之后，有不少新人以秘书或参谋的名义加入新一军，这些新来的秘书或参谋不少也入住永安堂。

　　孙将军既命我办小型的军报，我问他军报用什么名字，孙将军说：“我平生最佩服岳武穆，更敬佩他母亲为他背刺‘精忠报国’四个字。我们的军报就叫‘精忠报’吧。”于是我利用永安堂的物资办了一份小型的军报《精忠报》。军政治主任葛南杉将军和一位上校陈秘书、一位中校梁秘书都参加办‘精忠报’。我对办报完全是外行，幸梁秘书有经验，对我指导甚多，后来我们成为好友。孙将军又派他的侄儿孙克刚来督导《精忠报》。但他的第一个意见我就不接纳。他要我增辟一栏“大人物的小故事”，记载军中上校以上人物的生活小故事。孙克刚是上校，当然也包括他的生活琐事。我当时少年气傲，说：“新一军里配称大人物的，算起来，恐怕只有孙将军一人。”我没有增辟这一栏，他十分不高兴。当然《精忠报》办得不好，我已不想负责，正好新一军奉命北上与共军作战，军报要随军北上。我觉得现在抗日战事已胜利，我应该退伍复学了，于是一心只求退伍。辞了《精忠报》的责任，请陈上校秘书为我办退伍。

　　新一军在缅甸作战时，军纪是非常好的。官兵人人奋发自律，到了广州后，由蛮荒之地，忽然到此膏腴之乡，社会的引诱多，克已自律的精神不如前，加以渗入不少新人，藉着军人的声势以欺人之事是常有的。就我所接触，在永安堂住宿的几位新人，就受流俗的影响而不克守自制。有一位中校秘书，能诗善画，自许为读书人，常对同僚的不守法而叹息，我以为他是比较正直的，晚上常到他房间闲谈。有一天晚上，他对我说：“住在永安堂内的几位秘书，知道永安堂内有不少敌伪留下的白报纸，现在由你在管理，他们要我问你，是否同意把白报纸卖了大家分用，以补贴微薄的薪俸。”我乍听之下，大吃一惊。常自许为读书人的而竟出此言。我说：“我们奋斗八年，现在刚胜利，收复失地，沦陷区内百废待举，我们应继续发挥抗战时的克难精神才是。”他微现羞愧说：“正是，正是。”我就告辞，结束了谈话。这一夜，我愈想愈害怕，因为这一群秘书已起如此心意，今晚他们的要求虽然被我拒绝，将来的演变很难预测，永安堂的物资由我管理，将来他们如果有不法行为。出了事，一定会把责任推在我身上。我必须把所有由我管理的物资交还新一军政治部。于是我连夜赶制我所经管物资的清册，翌日请政治部主任葛南杉将军定期点收。葛将军命上校陈秘书主持清点接收会议。我把物资一一点交清楚，只余一些零碎杂物未列清册在会上公开提出，我记得在零碎物件中有八部照相机却列了出来。会后，一位少校秘书对我说：“你真呆，这些照相机也在会中公开列出，现在大家都动不得了，应该在公开之前每人拿一架，岂不省事。”我懒得跟他打话，掉头离去。

　　我的故居在广州珠江南岸的同福路。我到广州已几天还未曾回去看看。因为一则工作很忙，二;来听说此屋现仍有日本军人占住，不知日本投降后日本兵的反应如何，我单身一人行动怕有危险。后来我忍耐不住了，冒险一人循着跨江的海珠桥过江。沿途有日兵站岗，每一站岗的日本兵见到中国军人立刻行敬礼，我亦点头答礼。到了老家，房子依旧，有几位日本军人引我进入。他们的态度非常恭敬。我不得不承认日本军人的服从性很高，日皇一宣布投降，士兵立即服从，对中国军人行敬礼。我的老家曾被日军征用作慰安所。现今室内空无一物。凡是木制的东西都已残破不堪，其余尚无大破坏。后花园所有花草植物已全不存在，只见井边有一妇人全身赤裸在众目睽暌之下洗澡。随我而行的日兵，想招手要她前来，我挥手表示不必。家园的残破。早在我意料之中，所以并无特别感触。只盼望能早日收回故居，让流亡广西的父母早日回来。

　　我所关心的，除了故居就是母校教忠中学。我初中就读于珠江北岸位于文德路的教忠中学。每日早晨骑脚踏车过珠江桥返学。高中时广州陷敌，逃难到澳门，教忠中学亦迁往澳门，我仍读于澳门的教忠中学。当时教忠中学名义上由董事长金曾澄先生负责，而执行校长职务的是沈芷芳女士。全校教职员和学生都视她为校长，称她为沈校长。沈校长是一位女中豪杰，她的刚正坚毅和实干精神在当时广东教育界几乎无人不知。她是汪精卫的甥女，当汪精卫组织伪政府时，汪家和沈家的亲戚几乎全追随汪伪政权，唯有沈校长坚持抗日的立场，汪氏曾欲委任她为伪部长，她坚决拒绝，甚至有人竟以锁链、手榴弹置于其家门前逼她就范，她仍领导教忠中学的师生离开澳门返大陆后方自由区的罗定县连滩，开办流亡式的教忠中学。她对国家的忠贞，办事的胆色与魄力，备受当时社会所推崇。

　　广州市收复未及一星期，其他人未必敢返广州。但我猜沈校长一定已返广州主持教忠中学复校工作。所以特别抽空到文德路访母校。果然一入校门，已见沈校长正忙于指挥员工在筹办复校工作。她知我参加十万知识青年军，很高兴说：“你当国家困难时参加青年军，真使人敬重。”她的话使我无比安慰。因为我自回广州，有些故旧亲戚对我的参军并不以为然，现得沈校长赞许，我觉得有知遇之感。她还告诉，她的女儿──我多年的女同学何某某将于二三日内返回广州，真使我喜出望外。果然几日之后，我与她重逢，经过患难之后，又能重聚，使我感到生命充满幸福与生机。

　　我最后一次见孙将军是在广州市的政治大学校友会上。我自从因办《精忠报》搬到永安堂住宿，不再去沙面孙将军的邻室办公后，一直未见他。我的印象，孙将军自到广州之后，似乎心情很坏，我不知他苦恼的原因何在，只见他常发脾气斥责部属。这次校友会的聚会，罗卓英将军和孙将军都是被邀请的嘉宾。罗将军先到，校友会主席介绍各校友与罗将军见面，罗将军与大家一一握手，主席介绍我时，我仍穿着下士的军服，当我伸出右手时，罗将军只顾上下打量我，迟迟不伸出右手与我相握，使我空悬右手，非常尴尬。一会，主席不得已再次介绍说;“这位孙校友先参加十万知识青年军，后来奉调到缅甸新一军。”然后罗将军才勉强地伸出右手轻轻接触我的右手，我心里自责太天真，见了长官不行敬礼，竟欲握手，亦责罗将军太缺乏风度。不久孙将军到，主席又逐个介绍校友与孙将军见面。我不待介绍，趋前向孙将军行军礼。孙将军答以军礼后又亲切地伸手与我相握，笑说：“你也来了，很好，很好。”

　　不几月，新一军从海路北上秦皇岛，我全心全意盼望退伍重返政治大学复学，当时我虽未离军籍，但心已不在军营。我父母亦由广西回广州。永安堂的主人胡好先生也回到广州，新一军交还永安堂给胡好先生，我乃迁回同福路的故居。何同学则在中山大学师范学院补修四年级课程。我常常到中大师范学院与她相会，我仍穿军服，她的中山大学同学多侧目以视。晚上我常从广州市河之南，踏着月色到河之北她家相聚。后来我的退伍请求正式被批准，还发给我一张“直接参加抗战官兵”的证明书。这时政治大学已由重庆迁回南京，于是我返南京复学。

　　从此，从军生活只留在我的记忆中。使我怀念的军人中人物，是丰富动人的孙立人将军和诚朴忠勇的疥头排长。我的从军于国家无丝毫贡献，只丰富了我自己的生命。我很珍惜这一段经历。

责任编辑：王广建 最后更新：2018-03-09 17: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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