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第一女区长” ——记江抗老战士于玲
2020-07-31 15:28:24  来源：三野子弟  点击：  复制链接

　　2019年11月6日起，38集电视连续剧《掩不住的阳光》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黄金强档三集连播，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据报道，该剧播出后，收视率长期排名第一，网友纷纷为该剧点赞评论，反响热烈。

　　这部影片是根据江抗老战士于玲和其丈夫、开国少将乔信明共同撰写的同名纪实小说改编而成的。

1959年，于玲和其丈夫、开国少将乔信明合影

　　青春似火

　　于玲，原名王韶华，江阴人，1917年农历正月初三出生。父亲是个有实业救国思想的小织袜厂主，江阴沦陷后，他坚决拒绝去日伪维持会工作，仅靠几平米的小店维持全家七八口人的生活;哥哥是个有爱国思想的热血青年，参加过爱国学生运动;姑夫祝丹卿是江阴知名人士，他坚决不当日伪江阴维持会会长，举家搬迁到泰州避祸。受他们的影响，于玲很早就接触了进步思想，阅读过不少进步杂志。

　　1936年，她从江阴南菁中学毕业，因未能上大学，失学在家，认识了陆家瑞、王敬先、林路、陈伊、张乃刚等进步青年，参加了他们的读书会，阅读讨论进步书刊。此时，陆家瑞和王敬先根据延安抗大的招生通知，动身去延安了。于玲因无路费，未能与他们同行。

　　1937年春，于玲与同学到江阴《正气报》，向该报馆主编邢介文毛遂自荐，要求在他们的报纸上，创办一个宣传妇女解放的专栏，定名《长风》。后因日寇入侵，纸张紧张，仅出版了三期，便被迫停刊。这时，于玲又和同学自发地组织了一个抗日宣传队，进行募捐、慰问伤兵、登记商铺的抗日捐款等工作。

　　“八一三”抗战在上海打响后，江阴也遭到日寇侵袭，于玲曾到防守江阴的广东军随军服务团报名，准备和他们一起保卫家乡。后因家庭担子压身，只得带领全家老小逃难到江阴华士镇。但于玲不久又回到江阴城寻机参加抗日工作。恰巧国民党县党部的邢介文为应付上级，让年仅20岁的于玲担任宣传队长。于玲便和同学蒋勤两人拿了介绍信到江阴的12个集镇进行抗日宣传，直到日军离江阴城仅几十里路时才停止。

　　1938年夏天，一个救亡剧团来到华士，于玲发现剧团里有她在读书会认识的林路等，便和他们联系上了。不久，于玲又通过地下党同志贡释群与林路、陈伊等一起商量参加新四军。

　　炼金岁月(一)

　　1939年5月，已参加江抗的陈伊来华士带于玲去参加新四军。经过日伪据点时，要求留下姓名。为了不拖累家庭，陈伊帮她将名字改成了“于玲”。他们辗转找到了江抗总部新驻地无锡梅村，参加了江抗。

　　这天是5月12日，于玲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她从此开始了新的革命人生。她见到的第一个江抗领导人是江抗总部政治部主任刘飞，接受了入伍教育。

　　于玲入伍不久就参加了打“忠义救国军”十支队周振刚部的战斗。她不畏生死，站在阵地最前面，担负了战场喊话任务。此后，于玲又参加了有名的浒墅关战斗和祝塘的反顽战斗。6月，她火线入党，之后担任了江抗二路的宣传干事和江抗四路政治部的组织干事并兼办油印的《战斗通讯》。

　　国民党对越打越强的江抗非常恐惧，便派“忠义救国军”袁亚承部暗中勾结日军，妄图在祝塘、长寿一带消灭新四军。江抗获悉后，6月20日前后来到祝塘南面13里处驻扎，准备迎战。是日凌晨，叶飞命令于玲和杨木荫、林路三个江阴人去祝塘侦察敌情。于玲他们克服困难成功地完成了侦察任务。

　　9月，江抗遵照陈毅指示回师澄锡虞地区，却在顾山遭遇“忠救军” 阻拦，发生激烈战斗。

　　于玲和四路政治部的同志撤退时，和大部队失去联系，却遇到了江抗三路。因天黑，只能暂时跟他们走。半夜，于玲等发觉他们想脱离江抗。天亮后，于玲立即与宣传股长谭肇之去找东路特委书记张英，获悉主力部队的宿营地后，于玲等即带领四路政治部的几十名同志返回了江抗主力部队。

　　回部队后，于玲病倒了，便在江抗后方医院休养了一段时间，病愈后就被留在常熟，担任塘南区区委书记。1939年11月6日，于玲参加了江抗东路司令部的成立大会。

　　炼金岁月(二)

　　1940年4月，谭震林带了一批同志从皖南新四军军部来到东路地区，奉命创建苏南东路抗日根据地，提出了“东出昆嘉太(昆山、嘉定、太仓)，西入澄锡虞(江阴、无锡、常熟)”的战略方针。

　　为实现“西入澄锡虞”，于玲被派回江阴，建立江阴县委。起初东路特委委员王承业要于玲任妇女部长，带一个男同志任青年部长，在华士镇发展党员，相机建立江阴县委。同时，要她寻找一支失去联络的部队。由于于玲在祝塘战斗中己暴露了身份，当地伪顽正计议抓她。于玲在华土打听了三天，无功而返。

　　此时何克希带着队伍过来了。他一见到于玲就又要她去开辟江阴，建立县委。正当于玲通过熟人关系，当上了小学教员，准备开展工作时，何克希又派人把她叫回去，要她和王新去祝塘成立县一级的江抗驻澄办事处。

　　6月，他们在祝塘东面杜家巷杜新传家中住下来，开展工作。由于江抗曾胜利地打过日寇，在群众中威信很高。因此，于玲等人一去，祝塘的群众都说“江抗回来了”，于玲等的工作开展就很顺利，很快打开了局面，祝塘镇就成为江阴县的抗日根据地，也是澄锡虞地区的中心区。9月初，谭震林带着“江南抗日救国军”司令部从苏(州)常(熟)太(仓)也来到澄锡虞地区的祝塘、长泾一带活动。

　　10月，谭震林在张缪舍召开地方干部会议，决定在澄锡虞地区成立五个办事处，祝塘办事处仍由王新和于玲任正副主任。不久，包厚昌、王新等陆续被调走，祝塘办事处领导干部就剩了于玲一个人。组织上派沈德辉担任江阴县委书记，于玲任宣传部长。后来，上级派李石坪(即朱树屏)来江阴县任县长，成立县政府，下设几个区，其中祝文区由于玲兼任区长，谭震林称于玲为“江南第一女区长”。

　　1940年7月，国民党县党部的干事苏生向于玲透露他兼任一个印刷厂的厂长，并说他不管共产党、国民党，只要是抗日的宣传品，他都愿意承印。于玲向何克希司令汇报了这个情况，并提出干脆把这个印刷厂搞过来的建议。何司令指示先谈判，如谈判不成，就用武装去搬。于玲就假称敌人要来“扫荡”，与苏生谈判，并告知江抗领导欢迎他把工厂搬到江抗驻地。然后，于玲又直接到工厂做工人的思想工作。工人们都表示愿意到江抗来。就这样，于玲按上级的要求在当天12点以前解决了问题。当天晚上，印刷厂厂长苏生和全体工人带着印刷厂的全部设备搬到了江抗政治部，解决了宣传品印刷的难题。

　　谭震林来到澄锡虞地区不久，就提出各办事处要迅速建立武装，成立常备大队。于玲参与了这项工作。除个别动员外，还召开大会，欢迎一切愿意抗日的人都来参加常备队，影响很大，连国民党县党部的常备队都来要求参加祝塘常备队了。于玲大胆地把他们接收下来，大大扩充了祝塘常备队，并被谭震林任命为祝塘常备队大队长。

　　几个月后，日军又一次到祝塘。此时，于玲等几个人正在东街群众家办公。情报传来，他们已来不及撤走。于玲就在附近的吴月安家中灶后躲起来。吴月安虽然被日军抓去打了一顿，但没有暴露于玲等的行踪，保证了于玲等人的安全。

　　江抗的胜利发展使国民党“忠救军”十分恐慌。他们就从公开派部队进攻改

　　派人到祝塘来刺杀于玲。由于隔着一条河，距离远，子弹从于玲头上飞过去了。为粉碎血债累累的“暗杀党”，于玲便派人打入其内部，伺机抓住了“暗杀党”的头目，为被杀害的同志报了仇。

　　此外，“忠救军”还派三青团打入江抗的机关部队。1941年4月，于玲在璜马区检查工作时就发现，她刚到这个区，两个三青团员就溜走了。她立刻警惕起来，决定当晚不睡觉。夜里敌人果然来了，他们立即把机关和部队拉走，避免了损失。

　　1941年1月，于玲和时任新四军一师一旅一团团长的乔信明结婚。1941年5月，于玲调到刚成立的盐城华中党校学习;次年1月，担任了苏中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部民运科科长。其丈夫乔信明因过去在狱中受过严重摧残，出狱后没有恢复就频繁参加战斗，1942年6月，乔信明双腿突然瘫痪，被接到新四军卫生部治疗。1942年10月华中局决定，由于玲送乔信明赴敌占区的上海治病。1943年7月由于上海形势恶化，于玲和乔信明奉命返回黄花塘新四军军部。于玲参加了盱眙县泥沛区委工作。1945年初，她被调去党校学习，1947年9月任华东野战军总留守处直属队协理员、总留守处子弟学校副校长。

　　新中国成立后，于玲先后在部队和江苏省多个机关单位任职，1982年离休。

　　生命绝唱

　　1956年，乔信明接到了总政发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的征稿通知。在于玲的协助下，乔信明撰写了《回忆方志敏同志》一文，刊登在《星火燎原》等众多书刊上，影响很大。1958年，他们在有关同志指导和协助下，又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狱中斗争》。1959年夏天，根据《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建议，在江苏省军区政委、狱中难友曾如清将军的参与下和军旅作家王昊的协助下，他们又将《狱中斗争》剧本，改写成了长篇纪实小说《掩不住的阳光》，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出版。1963年9月4日，患病多年的乔信明不幸在南京病逝。

　　“文化大革命”期间，于玲在五七干校的“牛棚”里，在没有任何文字资料的情况下，写出了一封万言长信《关于你爸爸的革命斗争史》，复写后寄送给她的五个子女。

　　“文革”后，于玲开始撰写回忆谭震林、陈毅、粟裕、叶飞、邱一涵、刘炎、刘飞、曾如清等领导和战友的文章，充分展现了她对弘扬光荣革命传统的热情和执着。

　　2004年，在她的精心筹划和指导下，乔信明将军纪念文集《一生战斗，百折不挠》出版了。这本书不仅介绍了乔信明的光辉战斗经历，而且让读者了解到曾任方志敏领导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20师参谋长的乔信明曾在狱中接受方志敏指示，领导难友和敌人斗争，是方志敏烈士与敌人进行最后斗争的见证人。晚年的于玲，没有一天荒废时日，她不仅经常接受各方面的采访，而且在去世前，以顽强的毅力带病完成了《两代“江抗”老战士于玲的回忆》，该书于2017年清明前夕出版。

于玲

　　2009年12月下旬，于玲儿子乔泰阳获悉王昊曾委托新四军老战士、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吴早文编辑出版《掩不住的阳光》。虽因故未能出版，但吴早文却精心保存手稿达三十多年，乔泰阳立即让其女儿到吴早文家取回了手稿。

　　不久，于玲病危了。在北京的两个儿子乔晓阳和乔泰阳带上一箱子手稿急忙赶往南京，准备拿给老人家看看。可是组织抢救的医生不允许有任何事情引起她的情绪激动，这个箱子在病床边放了四天，直到她驾鹤西去也没敢把书稿拿出来。这是子女们既感遗憾又有些欣慰的事。遗憾的是她还是没有看见自己亲手撰写的书稿，欣慰的是这部书稿在与她分别半个世纪之后，又回到她的身旁，陪伴她度过了最后的时光。2010年1月9日，于玲在南京逝世。

　　在于玲的告别仪式上，五个子女发誓要在一年之内整理出版这部小说，以告慰父母亲在天之灵。经过各方尽心竭力的努力，2011年1月6日，长篇纪实小说《掩不住的阳光》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于玲和乔信明心血的结晶，是给后人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2011年，解放军出版社连续五次印刷这部小说，创造了该社的发行纪录。2016年，广东人民出版社主动与于玲的子女联系后又再版这部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