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畔，抗日巾帼英雄谱（2）
2017-12-06 12:05:00  来源：新浪  点击：  复制链接

　　送鸡毛信的小姑娘，我们给你记一等功

　　1942年初秋的下午，河北文安县朱合村。一位十五岁的小姑娘兴高采烈地冲到屋里，对正在灶台做饭的母亲说：“娘，我也要向李婶她们那样给八路军战士戴红花。”

　　“小姑娘家家的，不好好在屋里待着，到外面瞎疯什么，小心让鬼子抓去。”盘着纂的母亲生气地埋怨道。

　　“您不也给八路军做军鞋、送军粮吗?”

　　“那是我们大人的事，你还小呢。”

　　“娘，您看我做的鞋。”小姑娘害羞地从里屋的枕头底下拿出一双男人穿的新布鞋。

　　母亲一把夺过来，看着又细又匀的针脚，转怒为喜。“你这死丫头，什么时候背着我偷偷做的?不过还真随了我的手巧。成了，我们妇救会又多了一个帮手。”

　　“啥叫妇救会呀?”

　　“小孩子别瞎打听，以后你就会慢慢知道的。”

　　这位小孩子名叫董秀芬，家住河北文安县朱合村，后来长大了，明白了妇救会以后，也和千千万万的中国妇女一样，为了赶走日本鬼子，勇敢的走上了抗日的道路，加入了妇救会。

　　这天，西北风似鬼哭狼嚎般的呜咽着，天刚擦黑，董秀芬就挎着竹篮上路了，她将要走十几里的山路，离开村，她回头向家的方向望去，袅袅的灰黑色的炊烟已渐渐模糊。

　　她孤独地一人走了一段时间后，前方的山路已经模糊不清，只有远方微弱的莹火跟随着她。她紧张、小心翼翼地勇敢地往前走。竹篮的明面上有几副草药，而褶皱的兰花布下却藏着一封信。

　　村里的妇救会主任李婶刚刚千叮咛万嘱咐：“秀芬，这件事十万火急，你路上千万要小心，一定要把这封信送到张村的八路军大队部去。你就是丢了性命，也不能丢了这封信，更不能让它落到日本鬼子手里。”

　　董秀芬的大姨就住在张村，以前她都是白天同母亲一起去，还从来没有一个人走过这黑灯瞎火的夜路。

　　西北风仍然肆无忌惮地在她的耳边呼啸，她仿佛听见后面有脚步声，她不由自主地停下来又向后望去，后面黑乎乎地什么也看不见。突然，前面传来一阵此起彼伏的狗叫声。

　　是不是鬼子发现了她?

　　再往前走，她好像隐约看见一人多高的枯草里有人影晃动。

　　她汗毛倒竖，不敢再往前走。她使劲地瞪大眼睛看着前方，只有黄黄的枯草在随风摇曳，一切都不过是自己的幻觉。

　　几个月来，李婶和母亲给她讲了许多革命的道理：日本是个小国家，他们为了掠夺中国的丰富物产和资源，侵略了中国。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为民族的解放事业，在前线正和日本鬼子浴血奋战、全力拼搏，把他们赶出中国，为的是中国人不再受鬼子的欺凌和侮辱。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给八路军做军鞋、袜子，从自己的嘴里省下粮食送给那些为人民甘洒鲜血的可敬的八路军。

　　她忽然想起前不久的一天，她发高烧，母亲从地窖拿出一篮子积攒多日、一直不舍得吃的鸡蛋，母亲从篮子里拿出两个准备给她做碗鸡蛋羹。突然日本鬼子进村了，几个鬼子端着枪、伸着刺刀破门闯入她家。一个矮个子鬼子径直跑到她家的鸡窝，抓起两只大母鸡就往外走。母亲还没顾上阻拦，又一个高个子鬼子在她家屋里东踅摸西翻翻，从墙旮旯发现了母亲藏在那里的鸡蛋。

　　这一篮子鸡蛋是母亲晚上准备送给八路军伤员的，母亲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想抢回篮子，高个子鬼子一枪托就把母亲打倒在地，鲜血顿时顺着母亲的嘴角往下淌。鬼子又抬起脚狠狠地朝着母亲的胳膊剁了几下。母亲发出了几声惨叫，她的胳膊骨折了。

　　随后，鬼子们又挨家挨户地把所有人都赶到麦场上。她虽然发着高烧，也被他们强行拖着押到麦场。日本鬼子的指挥官指着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让她从人群里出来。他用大家听不懂的日语，夹杂着生硬的中国话，恶狠狠地向老太太发出了一连串的提问：“八路的在哪里?粮食的在哪里?”

　　老太太一个劲地摇头说不知道。

　　鬼子的指挥官气急败坏地从士兵手里抢过上着刺刀的长枪，冲着老太太的胸膛挑去。老人还没来得及呼喊就一头栽倒在地，红色的鲜血从老人的胸膛里汨汨地流出，不一会儿，就在她的身旁汇成了一滩血。

　　董秀芬赶紧闭上眼睛，不敢看这惨无人道的一幕。日本鬼子没有从他们村里捞到什么好处，就穷凶极恶地放了一把火撤走了。

　　国恨家仇，使她的胸膛里燃烧起复仇的火焰，今天就是拼上性命也要把信送到八路军手里。

　　西北风像小刀一样拉着她的脸，她赶紧把鲜红色的头巾向脸的中央拽了拽，继续向前飞快地走去。突然她脚底不知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她被狠狠地摔了个大马趴。她的手掌划破了，她觉得膝盖也磕得生疼。

　　篮子被远远地甩到前面的地上，她顾不上疼痛，急急忙忙地爬起来，一瘸一拐地捡起篮子。虽然那几副草药滚落在地，但是信还在篮子里。她咬着牙、忍着痛继续向前走去。

　　忽然，她发现前面有光亮了。看来马上就要到敌人的岗哨了。

　　“董秀芬，站住。”两个伪军认识她，厉声地冲她喝斥。

　　“这大晚上的，你要去哪呀?”一个胖伪军质问道。

　　“我姨病了，我妈让我送几副草药。” 她害怕的声音有些发颤。

　　那个伪军一边翻着篮子里的草药，一边盘问她姨的情况。她一一回答，她的心紧张地像要跳出胸膛。

　　“行了，行了，赶紧让她走吧，家里人还等着吃呢。”另一个瘦伪军冲她挤了挤眼睛。胖伪军嬉皮笑脸地顺手摸了一下她冻得通红的脸蛋：“赶紧滚吧。”

　　她忍住委屈的眼泪，一路小跑，飞快地离开。

　　没过几天，喜讯传来：八路军缴获了日本鬼子两车粮食、四箱机枪、五箱子弹等一大批物资，这对缺少粮食和武器的八路军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文安县八路军县大队的薛大队长表扬了妇救会和董秀芬，他高兴地拍着她的肩膀：“董秀芬，勇敢的小姑娘，我们给你记一等功。”

　　从此后，董秀芬夜闯敌人的岗哨，给八路军送信的事迹在当地传开了。

　　革命根据地的妇救会员于桂芝

　　于桂芝十一二岁时，就为八路军纳鞋底儿、做棉衣。

　　她的家乡，在山东省乳山。那地方，离烟台100多里。

　　于桂芝所在的村庄，叫小管村，200多户人家，是山区。

　　村庄往东，全是山;北边，是丘陵;西北方向，是平原。这地方，离海边30多里地。

　　日本鬼子的炮楼，离村子60多里地。

　　山区适合藏伤员。

　　于桂芝老人讲，伤员来了，你家住一个，他家住一个。条件好的人家，一个土炕上，住三个或四个伤员。

　　为了防止被敌人发现，村政府号召村民，把狗都杀了。

　　村庄里很安静。

　　许多小伙子都参军走了。还有不少男人，为八路军搞运输，在家乡周边忙来忙去。

　　村里有一个八路军的被服厂，妇女们纺线、织布，男孩子们负责站岗。

　　有一年冬天，一个伤员单独送来了。于桂芝和三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抬着担架走了很远，送到了看山人住的小石屋。

　　次日，村干部让于桂芝一个人，到看山人的小石屋，给伤员送饭。

　　拎着装在瓦罐儿里的小米粥，山道曲曲弯弯，于桂芝黑咕隆咚地摸到看山人的小石屋，又黑咕隆咚地摸回家。

　　于桂芝是独生女，就念过一年书。写信啥的，都是参加妇救会工作后，陆续学会的。

　　我问老人：“那年头儿，独生女，不多吧。”

　　老人笑了：“要是我也有兄弟姐妹，我就当兵去了。”

　　于桂芝的父亲，是庄稼人。家里经济条件较宽裕，田地里种了麦子、玉米棒子、花生、还有地瓜。

　　老人说，家乡可是个好地方，不旱、也不涝。一个月下一回雨，年年收成，都不赖，没挨过饿。

　　老人还小声说：“父女二人，分别都在为党工作，但最初彼此保密。”

　　父辈兄弟仨，早年间，大伯父到丹东谋生，二伯父下了十二年煤窑。

　　大伯父有两个儿子，一个当了民兵的指导员，一个后来跟着八路军的被服厂走了。

　　于桂芝小时候，在姥姥家住过几年。

　　姥姥家离自己家，有30多里路。在乳山口，叫根前村。

　　姥爷种的地，是自己家里的地，家里还有一个苹果园。

　　日本人要是不来，那叫好日子连着好日子。

　　于桂芝老人讲，刚参加妇救会组织工作那年，有一回到区里开会，顺便到根前村看看姥姥、姥爷。

　　到了根前村，看见那里的民兵，一人发了两颗手榴弹。背在身上，特别威风。羡慕呀，实在是羡慕。

　　于桂芝参与妇救会组织工作，是在15岁那年开始的，也就是1944年。

　　两年后，于桂芝入党。

　　我问老人：“妇救会，主要都干些什么工作呢?”

　　老人说：“哎呀，可多了。给八路军缝补衣服，做新衣服。有时得先把白布染了，用槐树籽，砸碎了，用那个汁儿，把布染灰了。记得最清楚的是，过年啥的，到军属家瞧瞧看看，送点慰问的东西。军属家里有活儿，伸手帮忙干干。”

　　老人说：“冬天，下着雪，慰问军属家，村里有四条街，挨着走，一家也不能落下。”

　　于桂芝老人讲：“村里所有的，参加妇救会工作的人，都是自觉自愿的。工作来了，谁能多出力，谁就多出力。有的姑娘出嫁了，就参加别的村儿的妇救会工作。”

　　我问老人：“妇救会里那些三四十岁的骨干，那些老党员，是不是有人还是小脚吧?”

　　老人笑了：“半大脚!就是起先裹过脚，又早早地自己给放开了。”

　　老人讲：“村里有位叫单桂苹的妇女干部，就是‘半大脚’。非常能干，还会给四乡八邻的女人们接生。”

　　或许是山区特殊的地理位置，或许是日本侵略者战线难以拉得更长，鬼子们的扫荡，离于桂芝老人居住的村庄，尚有一步之遥。

　　换一句话讲，于桂芝的家乡，应该属于八路军根据地范畴，于桂芝在此，度过了那个风烟滚滚的时代。

　　采访中，因为老人年岁已高，思绪几度陷入困顿。

　　这是在一个周末的傍晚，走出老人的住所前，老人女儿说：“如果您感觉，没有合适的素材，不写也行。”

　　我说：“怎么能不写呢?”

　　老人对我说：“你住得远吗?你吃一点元宵，再回家吧。”

　　老人家的热情，让我感慨万千，我对此次采访的难度，有些心里准备。我写了一个采访纲要，拢共56个小话题。

　　很遗憾，采访的难度，还是超过了我的估计。

　　老人毕竟已经86岁了。

　　56个小话题，三分之二左右，与叙述点擦肩而过，拐进了其它年代。

　　但是，于桂芝老人在抗战中经历过的事情，我铁定要写下来。

　　否则，我会对不起那些在抗日战争中，为我们民族，我们的祖国，而做出巨大贡献的妇女同志。于是，也就有了上面这篇文章。

　　听高翠芬老人唱讲抗战时的歌谣

　　老妇救会主任高翠芬，因严重肺炎住院了，我们一直等到老人家病好出院，这才提着礼品，前去采访。

　　在丰台铁路局家属院一栋普通的楼房前，我们见到了高翠芬老人的大儿子高天一先生。他带我们进了家，一进门，不大的两居室里拾掇的很整洁，也使人感到很温馨。

　　一位慈祥的老人，坐在那里正要吃药，见我们进来，她要站起来，我们说：“您老坐着就行。”

　　老人家精神矍烁，根本不像大病初愈的人。虽然腿脚不好，耳朵有些背了，但她腰板很直，思维清淅，讲述中，她时常陷入回忆。

　　我七岁时，八路军从村里路过，遗忘在了村边一个棉袄，里边好象包着什么东西，父亲他们打开一看，是一颗地雷。我父亲自告奋勇说：我给八路军送去，他们打鬼子用的着。走到半路，地雷不知为什么爆炸了，父亲被炸成了重伤，抬回来没几天就死了。上有爷爷、奶奶，下有我和两个弟弟，娘撑着这个家过日子有多不容易。所以我从小就被当个男孩子使，什么活都愿意干，从来不畏惧困难。

　　1940年前后，我的家乡河北定县韩家庄村，活跃着一支很厉害的游击队，在村子外修筑了很坚固的防御工事，从里面能看见外面，外面看不见里面，鬼子进村时，老百姓就跑了，到村外面去了，这个村跑到那个村。

　　游击队就在防御工事里面打鬼子，一下打死好几个鬼子。气极败坏地鬼子再来的时候，就把村里的一整条街给烧了。许多人家没有了家，只能投靠亲戚或乡亲们帮助找个睡觉的地方。也就是从那时起，深深地激起了我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憎恨，明白了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为以后自己积极投身祖国的解放事业埋下了伏笔。

　　我亲叔叔叫高书印，他是村里的支部书记和游击队长。受到叔叔的影响，虽然当时我还未满十岁，就开始积极地帮助村里干活。那时村里有一个锣，当村里要开会或宣布上级通知的时候，我就拿着锣走家串户的通知，有时站在房顶上去敲，敲几下是要开什么会，全村人都明白。

　　村民们看见我就笑着说：“嘿!这小姑娘又跑出来敲锣了。”

　　我们定县属于华北平原，为了方便村民隐藏，不被日军发现，我们村也在上级的帮助下开始挖地道。那时候的地道每家都有，就像电影上演的似的，锅、灶台、柜子都是入口，这家通到那家，那家通到这家，最后通到村外。我虽然人小，但是干劲十足，倒土、摇轱辘……我从不喊苦喊累，还边干边唱歌曲：“你我他，都是中国人。中国人，爱中国;中国人，打日本……”

　　唱着唱着，也就不觉得辛苦了。地道全是凭手和铁锹挖的，有两三层楼那么高，里面有油灯，赶上过年东西都放里面，想吃了就去里面拿，怕被日本鬼子抢走了。

　　我记得我弟弟那时才四、五岁，他小，不懂事乱跑，不小心掉下了地道，吓得我奶奶在里边烧香，到处找不到人了，以为孩子回不来了。结果我弟弟后来在一个很深的地道下喊：我在下面，拿个绳子拉我上去吧。那个洞得有3层楼那么高，把他救上来，家人一看，他身上一点也没摔坏，全家人转悲为喜。

　　日本人来了，把各家各户的鸡都抓走了，棉花、被子都抢跑了。他们什么都抢，他们实行的是“三光政策”啊，谁不恨他们啊。

　　有一次鬼子找到了一户村民家的地道口，往里边灌烟，村民们虽然赶紧用棉被把洞口堵住，但还是有一个村民被熏死了，看着平时就在身边的邻居死在自己面前，高奶奶明白了战争的残酷，更加坚定了投身革命的信念。

　　那时吃白暑面、高粱面，吃了不好消化，小孩老害肚子痛。能吃上玉米面就算好的了。白面一年也吃不上几回，有时闹病或感冒了，几天都不想吃东西，奶奶就抓两把平常舍不得吃的白面，给我做半碗面疙瘩，那就是当时最好的食物。

　　您还记得那时的抗日歌曲吗，能给我们哼几句吗?

　　老人家点了下头，深思了片刻，声情并茂地唱到：八路军好、八路军强，八路军打仗为老乡，同胞们团结起来吧，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老人家的歌声，把我们带回到了60多年前，我们仿佛看到，硝烟弥漫的华北平原上，高粱红了，大豆熟了，一所所农家小院里，一位位剪着齐耳短发，高挑个儿，一笑脸上两个酒窝，风风火火的妇救会员们，在做军鞋，送军粮，包扎救护八路军伤员……

　　妇救会主任申文芝说：“力所能及为党干点事，为群众做点事，还能要钱吗?哪能要报酬呀!”

　　申文芝老人说，她收养抗战儿童的前一天，我们的军区首长接到消息：分布在各个据点周围的隐蔽暗哨同时报告，鬼子几个小队全都一起出动，分头向山里开拔聚集，但是目标到底是哪里，一时还不能明确判定。

　　调动阻击范围太广，主力部队离得很远，而且也已经来不及了。因此首长指示把附近能调集的力量，暂时就近拢成几块，分别对日军各个小队进行袭扰性跟踪。但这一次鬼子很奇怪，并不恋战，也不撤退，进山转了几个圈后便直直地向昆嵛山深处的一个村逼过去。

　　这个村里秘密建有一个胶东军区的后勤基地，驻扎有军区的要害机关，山洞里还有一个小型的兵工厂。此前谁也没想到，封锁得如此严密的情报能被鬼子探听到，等发现鬼子们的真正目标，已经有点晚了，因此仓促间只能分散开，往山外面撤。

　　张子彬他们跟踪袭扰了一段，到了前半夜接到了改打阻击的命令，于是赶紧走山梁，下深沟，硬是跑了五十多里的山路，在崖子乡附近，插在一小队鬼子和撤退队伍中间进行阻击。

　　但是张子彬他们人太少，而且以短枪为主，没有重武器，力量不足。就在情况危急的时候，他们想到采用老办法，从附近村里找了几大挂鞭炮，放在空铁皮水桶里点火放开了，同时，把所有的手榴弹一个不剩全扔出去。

　　机关枪声四面八方响起，爆炸声骤然响起，鬼子以为是主力部队赶到了，才慌忙赶在天亮前，乘黑夜逃走了。

　　天亮以后，等与撤退的队伍汇合，才发现日本鬼子追踪的一支八路军队伍。原来是军区的保育院，里面五六十个孩子和老师就在一个山崖底下，没吃没喝躲了一宿。

　　保育院被敌人发现，要另选地方重建，而且鬼子是怎么得到的情报至今也不知道，危险并未消除。因此军区首长指示，将小一点的二十多个孩子，分散到当地老乡家暂时帮着拉扯长大。

　　认识张子彬的田区长，指名道姓地说，带给申文芝养一个。

　　田区长想的真周到，考虑她一个没结过婚的大姑娘带孩子不方便，更没经验，于是，又同时点了耿二婶的将，把小建国同时托付给两人一起养。可是很久没回过申家村的田区长考虑得又不周到，她不知道耿二婶肚子里已经怀上一个孩子了。

　　申文芝小心翼翼从耿二婶手里接过仍在熟睡的小建国，不觉皱紧了眉头。这三个多月的孩子，怎么才跟一只秃噜了皮的小猫差不多大呀，不仅又黄又瘦，还满脑袋黄水疮，这么折腾也不醒，恐怕还有别的病，能养得活吗?

　　可要是给养不好，怎么对得起在外面拼了命杀敌打鬼子，脑袋拴在裤腰带上他的父母，那些首长啊!

　　八路军领导张子彬拆开布腰带，从里面取出一卷钞票交给申文芝，说这是上面给的抚养费。这哪儿行?申文芝一下跳起来，满脸涨的通红，家里的日子过得下去，这钱他可不能要。

　　乡长大叔从旁劝道：“文芝，我看这钱你还是拿着吧，以后孩子要吃要喝，还要看病，花钱的地方多着呢。”

　　“力所能及为党干点事，为群众做点事，还能要钱吗?哪能要报酬呀!”

　　当年的一句话，也成了申文芝一生的座右铭。

　　高秀金紧紧地依靠在母亲的身边，一种恐惧的心理占据着她的心头，但对日本人的仇恨也从此埋在了她那幼小的心灵。

　　高秀金走东家串西家的忙碌了一天，当她拖着疲倦不堪的身体返回家中时，又有两名妇救会的姐妹们来找她。原来这两名妇救会姐妹发现村里有几户军烈属的孩子，在冰冷的季节还穿着单鞋，她们看了非常心疼，本打算做几双棉鞋送给他们。可做鞋的布从哪儿来?怎么办?她们决定找秀金来想办法。

　　秀金知道了这件事想了想说：“她们的亲人都是为了革命牺牺的，我们绝不能让烈士们流了血，再让她们的亲人们再流泪!”说完她跳上炕去，从一个旧箱子里拿出几件衣服。

　　“把这个裁了当布料!”两个姐妹接过衣服一看，认出这是秀金平时所穿的衣服。忙说：“秀金，这可不行!把这衣服剪了你以后穿什么?再说你家也不富裕呀!”秀金坚定地说：“这几件衣服算什么!你们忘了秋生哥是怎么死的啦?”

　　秀金说的秋生，是村里在抗战中牺牲的一位革命烈士。

　　故事发生在几年前的一个夏天，由于秀金所在的刘家村是通往抗日根据地的必经之路，所以常有八路军要经过村里，再跨越村西的铁路到根据地去。

　　一天，村长让秋生带路护送两名八路军过铁路。哪知他们刚刚登上路基，就被蹲守在这里的鬼子发现了，秋生为了掩护八路军同志，他让两名八路军飞速冲过铁路，自己却在路基上飞跑，以吸引鬼子兵的注意力。

　　八路军冲下路基钻进了青纱帐脱险了，而秋生的腿部中了鬼子的子弹倒在了路基上。日本鬼子捉住了秋生，问他刚才跑过铁道的是什么人?村子里还有沒有八路?

　　秋生用手捂住腿上的伤口一声不吭，鲜血从他的手指缝流出来。

　　一个汉奸为了讨好鬼子，他抬起一只脚狠狠地踹了秋生一脚：“太君问你话呢?你怎么不说话?你他妈是哑巴呀?”

　　汉奸这一脚正踢在秋生受伤的那条腿上。秋生抬起头，双眼怒不可遏的瞪了那个汉奸一眼：“你倒不哑!可你为什么替日本人干事欺负中国人?”

　　那汉奸无言答对，脸色被气得如同死猪的肝脏一般。他声嘶力竭的对鬼子说道：“太君，他私通八路，杀了他，杀了他!”

　　几个日本强盗马上露出了猙狞面目，其中一个鬼子发现铁道上散落着一条半尺长的道钉，他狞笑着说：“好，今天我不用枪。”

　　他捡起那条道钉，在秋生眼前晃了晃：“今天我就用这个送你上西天!”

　　说完他让鬼子和汉奸死死地按住秋生的身子，然后从路基上捡起一块石头，把那条多半尺长的道钉，从秋生的头顶一寸一寸的砸了进去。

　　秋生壮烈的牺牲了，为了杀一敬佰，鬼子们用条绳子勒在了秋生的脖子上，把他在铁道旁的一棵树上吊了起来，又把全村的男女老少赶到这里观看。

　　秀金也在这人群之中，她紧紧地依靠在母亲的身边，一种恐惧的心理占据着她的心头，但对日本人的仇恨也从此埋在了她那幼小的心灵。

　　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妇救会姐妹们历经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用瘦弱的双肩肩负起去除倭寇、保家卫国的重任。在抗日战争最艰苦、最惨烈的岁月，那时年幼的高秀金，目睹了日寇惨无人道的暴行，幼小的心灵埋下了刻骨的仇恨。

　　为了抵抗日本人的烧杀抢掠，自己虽然不能够上战场杀敌，但是作为一名女性，还可以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于是，小小年纪的高秀金，早早地加入了妇救会，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担任了妇救会的主任。

　　秋生牺牲以后，他的死并没有吓到刘家村的百姓。

　　听高秀金老人讲：就在秋生牺牲以后不久的一天，接到上级指示，有两位八路军的干部要穿过铁路到根据地去。当时铁道两边被更多的鬼子和汉奸所看守，要想通过相当危险，于是上级命令刘家村的地下党，派人把这两位干部护送过铁路去。

　　谁都知道这是个危险的任务，派谁去呢?正是在这关键时刻才能体现出共产党员无私奉献的精神，于是，秀金的伯父决定让自己的儿子去完成这项任务。

　　临行前，伯父紧紧地握住儿子高锁的手叮嘱道：“孩子，这些干部是我们抗日斗争的宝贵财富，不能有一点闪失。我们宁可牺牲自己，也要让同志们安全通过铁道!”

　　趁着天黑，高锁领着两位八路军干部潜伏在铁道附近。趁鬼子的巡逻队走开之时，他便让两位八路军迅速冲过铁路，那二人越过铁路转眼间消失在路边的青纱帐里。

　　这件事瞒过了日本人，却没有躲过一个汉奸那双罪恶的眼睛。这个人村里人都叫他大筐。此人二十多岁，是个好吃懒做之人。他整天不干活，身上却总是背着一个大筐。他是能偷就偷，得空就抢，因此在方圆左右得了这么一个极为不雅的称号。

　　这家伙因从小就这副德行，日本人一来为了增添他们的耳目，便在各地招募了一些没有良心的东西做汉奸。大筐觉得这倒是个发财之路，既不用干活，每月还能领到几块锃光瓦亮的现大洋，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去?于是他便死心塌地的给日本人干起了事儿。

　　这天晚上，高锁送八路军干部过铁路，正好让大筐看了个正着。于是，等高锁一回村，大筐像打了鸡血一般的一路狂奔向鬼子告密去了。

　　天刚亮，鬼子和伪军就包围了刘家庄。经大筐带路，高锁被抓住了。为了杀一儆百，鬼子把全村的百姓集合到村中一块空场上。鬼子的一个军官不知喊了几句什么让人听不懂的兽语。一个长得充满奴才像的翻译官冲人群喊道：“以后谁再敢私通八路，这就是下场!”他转过身冲着被五花大绑的高锁喊道：“跪下!赶快认罪，太君兴许饶你不死!”

　　高锁用轻蔑的眼光看了一眼吃的脑满肠肥的狗翻译，斩钉截铁的说到：“我没有你那么下贱，认贼作父。”

　　那翻译官被气得发了疯，他万万没想到高锁竞敢如此顶撞他，于是他把高锁说的话翻译成了兽语告诉了鬼子。那鬼子军官气急败坏从身上抽出那把充满罪恶的东洋刀，朝着高锁的头砍了下去，然后带领着鬼子和狗腿子们滚出村去了。

　　高锁倒下了，人民含着热泪为英雄送行。秀金也在这送行的人群之中，她清楚的看到，大锁的遗体被装在一辆毛驴车上。头没被完全砍断，身子和头颅还连着一点皮。车子一走，那颗头还在左右摇摆。似乎在说：我不服气，早晚有一天，八路军会和你们算总账的。

　　抗日战争史是一部浩瀚的巨著，岁月流逝，可抗日英雄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迹，却代代都在中华大地上流传着。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2-06 12:0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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