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女兵史素伟：帮“英勇女壮士”逃出魔窟
2018-03-23 15:21:41  来源：今日女报  点击：  复制链接

　　17岁那年，史素伟成为了一名医疗兵。虽然没有扛枪上阵，但战争的血腥残酷，仍在医疗所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她依旧悉心照料，干劲十足，对待战士如同亲人。她和丈夫结婚七年都没有急于生育下一代，依然执著地为国家奉献青春和热血。如今，史素伟已90多岁高龄。在和平年代回忆起当年血与火的岁月，她依旧难以平静。……

　　口述：史素伟记录

　　17岁那年，史素伟成为了一名医疗兵。

　　虽然没有扛枪上阵，但战争的血腥残酷，仍在医疗所里体现得淋漓尽致。面对痛苦呻吟的重伤员，即便是在日军发动的空前残酷、空前野蛮的“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中，她依旧悉心照料，干劲十足，对待战士如同亲人。她说，培训时教官就告诫她们，真正的医疗兵不怕苦不怕累，更不怕牺牲。她铭记教诲不敢忘怀。直到抗战胜利，她和丈夫结婚七年都没有急于生育下一代，依然执著地为国家奉献青春和热血。

　　如今，史素伟已90多岁高龄。在和平年代回忆起当年血与火的岁月，她依旧难以平静。

　　战士为销毁文件牺牲，让她燃起抗战决心

　　那是一个奇怪的年代。家里有二十亩地，却顿顿吃不饱;日本人来了，大伙儿纷纷逃出村子躲避，却有一个年轻人拼命往村里跑。

　　他说，不能让日本人拿到八路军的文件，我得去烧了。

　　后来，这位年仅22岁的战士被日本人抓住活活烧死——但在史素伟心中，却由此种下了奋起反抗的火种。

　　我出生在河北省定县八区东湖村(现为河北省定州市西城乡东湖村)。那时，家里虽然有二十亩地，但日本人经常来扫荡，每次来都把粮食抢光，所以家人经常挨饿。我的三个大姐都嫁了出去，家里少了干活的人，父母便只能把我当男孩子养，赶大车、拉沙子、下田种菜、洗衣做饭，什么都得做。

　　1939年，定县(现定州市)被日本人占领，但农村里还有很多共产党的抗日武装，离我们村不远的西城村就有一个根据地。有一次，一支八路军路过我们村时住了下来，有一位22岁的年轻战士，因为家里离我们村不远，他就回了趟家。夜里，得到日本人要来围剿，八路军很快就撤离了。我们村的人也都往外跑，这个战士却一个劲地往村里跑，我们跟他说日本人把村子占了，他说就算死也要回去把部队遗留的文件烧毁，不能给日本人留下任何情报。结果，文件全烧了，他也被抓了。后来，日本人把他绑在树上，全身浇上汽油，就这样活活烧死了。

　　这名战士的事，让全村人都很伤心，我也深受触动。1940年5月，听到征兵的消息，我立马就跑去西城村报了名。

　　按照部队的指示，我们先要去位于河北省保定市唐县葛公村的白求恩卫生学校接受6个月的医护培训。就在我们出发时，天下起了大雨，河水涨了，只能游过去。不巧，有个女娃来了月经，下河游了没一半，脸就白了，浑身冷得直打颤，后来是被我们搀扶着游上岸，这才保住了命。

　　过了河没多久，我们又被一条铁路挡住了去路。当时，有不少日本装甲车沿着这条铁路来回巡视，天稍暗点，就用探照灯照得老远。但想到日本人饿了总得吃饭，我们就商量着在下午5时左右通过铁路。

　　我记得，部队里的女娃大多只有十四五岁，17岁的我已经是最大的了。我们壮着胆，正准备通过铁路，日本人的装甲车突然开了过来。大伙儿趴在庄稼地里一动不动，更吓人的是，日本人还放了梯子从车里出来，转悠了十多分钟才走。

　　车离开后，直到看不见车灯，我们才一窝蜂地去追赶先前跨过铁路的人。磕磕绊绊走了半个多月，我们才终于和大部队汇合。

　　不怕苦不怕累，对待伤员如亲人般温暖

　　初到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医疗兵的工作不算繁重，以换绷带、上药为主。但1940年11月，百团大战进行到第三个月后，战场的血腥气蔓延到了后方——重伤员不断增多，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一口气没缓过来，人就这样走了。

　　1940年6月，我们到了白求恩卫生学校，原本计划受训六个月，但学了两个多月后，敌人又开始大扫荡，我们不得不被提前调派到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开始进行战场医疗救护。

　　当时卫生部有一、二、三所，我在一所。最初，病室里伤员的伤情还不算严重，我主要给他们换绷带、上药。但到了1940年11月，百团大战进行到第三个月后，重伤员多了起来。我管理的病室有7个病人，都是重伤——有缺胳膊少腿的，还有个战士被大炮震聋了，也不知道吃喝，全靠人照顾。

　　面对这些重伤员，我不光要给他们换药，还得给他们喂饭、擦身，扶他们解大小便。那时的环境十分艰苦，很少能吃上饱饭，有时只能抓些黑豆煮熟后嚼着吃。女娃爱美，但一年四季都穿军服，真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但受训时教官就告诉过我们，一名真正的医疗兵必须不怕苦不怕累，我便一直这样鼓励自己。

　　遇上日本人扫荡，我们和伤员有时需要借住在当地老百姓家里。虽然老百姓都主动将最好的房子让给我们住，但战士们都不愿过多麻烦别人，大多是在柴房里铺上两层砖当枕头，垫上稻草直接当床。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我还经常被伤兵夸奖，说我耐心又细致。我干活也更有劲了，一心把他们当亲人照顾，即便是从来没得休息，我也不叫累。

　　到了1941年2月，百团大战胜利后不久，我们迎来了一段难得的和平时期。不过，由于晋察冀军区卫生部一所是设立在隐蔽的大山里，为了备足粮食应对突发状况，哪怕是医疗女兵，也要下山干活，打柴、挖野菜、筹粮，样样不落。

　　那时，我们最讨厌得一种叫“打摆子”的病(即“疟疾”——编者注)，先是冷得浑身直打颤，盖三层被子都不顶用，等过了这个劲就开始发烧。怎么退烧呢?我们把被子一掀，躺在石头上，让石头吸收身体的热气。只要一退烧，就又要接着去打柴。我当时刚满18岁，一次就能扛九十多斤柴。

　　这一年，因为表现突出，我被医疗班班长段秀珍介绍入党。到了年底的总结大会上，我还被评为工作模范。

　　谁说女子不如男，日军拷打审问不屈服

　　冀中军区，原本只是晋察冀军区所辖的一个二级军区。但在司令员吕正操的管理下，自1938年4月成立后，逐渐发展成拥有5个军分区，最鼎盛时拥有44个县(其中22个县完全控制)800万人，部队6.3万的抗日主力。因其富庶，八路军称之为“中国的乌克兰”，日军则称其为“八路的兵站”。

　　为摧毁这个“八路的兵站”，1942年5月1日，侵华日军纠集日伪军五万余人，在空军的配合下，出动数百辆坦克、汽车，由其华北驻屯军司令冈村宁次亲自指挥，对冀中军民发动了空前残酷、空前野蛮的“铁壁合围”式大扫荡，又称“五一大扫荡”。

　　1942年春，敌人又来扫荡，而且范围和强度比以往都大了不少。于是，我们赶紧把伤员从山腰运送到山顶的山洞里。

　　那时，我和另外一个女娃跟着所里的王副院长一起运送伤员，一百多斤重的伤员，我们一共运了二十多个。但在慌乱中，我们忘了提前给伤员换药，等到发现后再临时处理，结果地上又留下了不少换下的旧绷带。因为怕被鬼子发现痕迹而暴露行踪，安顿好伤员后，我们三个人又急急忙忙去清理。整理完后，我们直接在树丛里隐蔽好，但王副院长还是不放心，又返回去检查，结果被日本骑兵发现了。为了不暴露山顶的伤员，王副院长拼命往山下跑，直到被日本人抓住。

　　我到现在都忘不了那一幕。日本人用绳子把王副院长的手绑住，将她拉在马后走，还一路拿皮鞭抽她，打得她背上全是一道道的血痕。我们两个女娃在树丛里看得着急，却又不敢喊，更找不到人来救。

　　好在，我们的根据地离日本人的据点不太远，打听到王副院长的消息后，我们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往脸上抹了点煤灰，就赶去看她的处境怎么样。有次，天还下着雪，日本人把她的衣服全部扒光，让她跪在雪地里，准备严刑逼供。王副院长瞪着眼、咬着牙，咧着嘴就吼：“你打死我，我也没话说。我只是个老百姓。”

　　这期间，我们的战士击毙了一个日本军官。凑巧的是，这个军官的妻子之前生下一儿一女，日本人就干脆叫王副院长帮忙带孩子，这反倒给了她逃跑的机会。她边带孩子边熟悉地形，还写信将日本据点的情报通过村里的百姓传回部队。

　　时间长了，日本人就不再严厉看管王副院长。有天夜里，我们里应外合，王副院长偷偷逃出了据点。部队的人都为她高兴，山脚的老百姓还特意给她煮了两个鸡蛋。

　　结婚七年未生子，夫妻俩为国家奉献青春热血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军人结婚条件一般是年满26岁，5年军龄以上，任团职以上干部。至于团职以下干部，因阵亡率高，婚姻缺乏稳定性，再加上当时中共财力、物力有限，团级以下干部的婚姻难以得到物质条件保障，故不主张结婚，但也不是硬性规定。

　　一般而言，对于有结婚意愿且符合结婚条件的男性军人，组织会仔细审查筛选并给予介绍，对象大多为部队女兵，经双方同意后即可结婚。但在残酷的战争中，夫妻结婚多年未生一子、不曾见面的情况并不少见。

　　1943年6月，当时的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因工作调动要去延安，而他有个年幼的儿子需要照顾，所以希望卫生部一所能调一名护士过去帮忙——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从一名医疗兵变成了育婴员。

　　尽管没能再上前线，但这次调动，却让一个人走进了我的人生。

　　当时，组织上还调配了一名叫穰欣的秘书，来管理吕正操司令员的生活杂事。没想到，吕正操司令员的妻子刘沙居然想做媒把我们凑成一对。说实话，一开始我挺不愿意跟穰欣处对象，因为我嫌他比我还矮，脾气也不好，有些警卫员犯了错，他不是说服教育而是发脾气骂人，后来是刘沙夫人硬把我拉到桌子上和他聊的。

　　1943年11月，我们结婚了。婚后第三天，穰欣就去了位于兴县的晋绥军区司令部教导队担任政委。尽管我们的婚姻没有浪漫的开头，但我和穰欣的感情却一直不错，结婚四十多年基本没红过脸。有时他也会发脾气，我就不理他，没多久，他就不吭声了，还主动跟我道歉。这也算是我对付他的秘密武器吧。

　　那时，刘沙夫人觉得我们夫妻分开时间太长不好，到了1944年1月，她请求组织安排我前往晋绥军区司令部教导队当学员，让我和丈夫生活工作在一起。但穰欣待了没几个月，就跟着部队打仗去了，直到一年后抗战结束，我们才再次相见。

　　结婚的头7年，我和穰欣没有生孩子的打算，因为当时国家动荡，我们想等安定后再考虑个人的事情。于是，我丈夫跟着部队到处打仗，我就在后方为组织贡献一份力量。7年里，我在晋绥军区二十七团搞过生产、干过护士、当过学员，还做过商店营业员，直到1955年复员回到老家。1965年，我和穰欣来到湖南省军区东湖干休所休养。

　　如今，穰欣早早过世了，我们的三个孩子也“走”了一个，另外两个年纪也大了。但人嘛，总要积极面对生活中的遗憾，要知道，比起抗战时期，如今的生活真的要幸福太多。

　　记者手记

　　采访史素伟时，老人多次跟我重复着一句话：“为了把日本鬼子赶出去，为了解放全中国，更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每个战士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砍头只当风吹帽。”

　　美国作家海明威也曾说：“你可以打倒我，但你无法打败我。”小米加步枪对抗飞机大炮，中国的抗战史，是人性的不屈，而在史素伟的故事中，我更真实感受到了中国军民一家亲、共同抗战的民族力量。

　　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仅是军人的功勋，它更是全体中国人民不屈的呐喊：为了生命，为了尊严，为了和平，团结起来!

责任编辑：李一菲 最后更新：2018-03-23 15:30:02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抗联老兵李敏：13岁上山打游击，18岁到原苏联接受特种兵训练，24岁飞过黑龙江参加对日最后一战

下一篇：“红色老人”朱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