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王淑陶与广州私立华侨大学
2020-08-01 09:12:42  来源：中国侨网  点击：  复制链接

　　钱穆为何屈就华侨大学

　　广州私立华侨大学1948年夏才在广州成立，籍籍无名，历史既短，学生素质也参差不齐。钱穆1930年已是北大教授，其著作《国史大纲》被教育部认定为“部定大学用书”。以他的声望资历，跑到广州华侨大学任教，真是屈尊俯就、降格相从。当时，广州有中山大学、岭南大学两所名牌大学，此外，广东国民大学、广州大学也有较长历史，钱穆不向这些有基础的大学求职，偏要跑到新成立的华侨大学，这个奇怪举动，至今没有人能给出满意解释。

　　钱穆在广州华侨大学时期，结识培正中学教师罗慷烈(罗忼烈)，随后成为终生挚友，按两人共同学生叶龙的说法，“极可能是唯一的知己”。罗慷烈(1918-2009)，广东合浦(今属广西)人，1940年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当助教，抗战胜利后回到广州，任教培正中学，并在华侨大学兼课。1949年，罗忼烈任教香港培正中学，再转任罗富国师范学校、香港大学教师。钱、罗两人都喜爱古典文学，有许多共同话题。更重要的是，钱穆在广州、香港交往的人物，不是官员、同事就是学生，不免拘束，唯有罗慷烈属于纯粹的朋友，可以无所不谈，叶龙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在《缅怀钱穆先生》一文中，罗慷烈写道：

　　当年公立大专教授拿的薪金，实际不够温饱，而侨大以港币发薪，水涨船高，十分可爱。校址在广州市的河南，有宿舍，环境幽静，但远离市区，交通也不方便，因此钱先生和我都很少留宿。我在市区本来租有一层小洋房，有客房可以下榻，钱先生出市时常常住在这里;我们晚上喝茶、抽烟、谈天、下棋;白天逛书店、游览广州的古迹名胜，看望朋友。(叶龙：《钱穆老师写给慷烈师六十封信读后》，2014年4月30日《深圳商报》)

　　至此，钱穆屈就华侨大学的原因已水落石出。1948年国民党政权发行金圆券，随后即急速贬值，拿固定薪水的教师迅速降至赤贫。华侨大学虽然刚刚成立、规模不大、没有名气、设施不全，却有一个谁也比不上的优势，就是用港币发薪。金圆券、广东省纸币的购买力每天缩水，只有港币购买力不仅稳定还在升值，这就是罗忼烈所说的“水涨船高，十分可爱”。罗忼烈任教的培正中学，为教会创办的名校，同样是用港币发薪，用这种办法吸引高水平教师。

　　培正中学坐落在广州东山，这个地区由教会、华侨开发，有小洋楼800多幢，居住环境优越。罗慷烈说他在市区租了一层小洋房，应该也在东山一带。华侨大学位于河南(今海珠区)相间，交通不便，钱穆每次在市区停留，都住在罗慷烈租用的小洋房。

　　王淑陶办教育百折不回

　　华侨大学校长王淑陶(1907-1991)，在今天的大陆寂焉无闻，大概只有一些港澳海外人士还记得他。论起中国华侨教育，他却是响当当的角色。钱穆居港时期主要住在沙田，跟王淑陶率先在沙田办学有直接关系。

　　王淑陶，广东中山石岐人，父王诜，字灼三，为清末很有实力的侨商，曾牵头建设“香洲商埠”(今珠海香洲)，于1909年8月14日开业。王淑陶毕业于国立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及哲学研究。受其父影响，王淑陶对兴办华侨教育一直情有独钟。

　　王淑陶有感我国华侨高等教育尚付阙如，说动他父亲王诜捐出财产二十多万元，在香港设立华侨学院，呈请港英当局、国民政府教育立案，于1938年秋正式成立，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担任校董，王淑陶出任院长，设中国文学、商学、新闻学、社会学4个系。这是香港第二所私立大专院校。

　　1939年秋，华侨学院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令，改名为香港华侨工商学院，停招文学系，增设会计系、土木工程系。1940秋，国民党CC系曾养甫出任院长，增设化工、机械两系。1941年底香港沦陷，师生内迁，1943年在广西柳州河北琴园复校，聘司徒美堂等人为校董，院长翟俊千，王淑陶任常务董事。1944年秋迁四川江津，次年秋再迁重庆，王淑陶复任院长。抗战胜利，教务长袁税伯率部分师生返港复校，留川师生将渝校重组为重华学院。1947年春，王淑陶返港，迁校于新界沙田车站附近一座“八角楼”(何东楼)，并添置宿舍等设施，呈欣欣向荣之态。(1950年《香港华侨工商学院毕业同学录》)

　　广州私立华侨大学

　　工商学院回港复校后不久，王淑陶萌发了创办华侨大学的念头。他把校务交给教务长袁税伯，本人一直在南京、上海一带活动，游说教育部，终于得到批准，于1947年成立改设大学筹备处。

　　6月9日，《香港华侨工商学院校刊》发布“本院筹备就绪改大”消息，称：“本院以华侨子弟来学者日众，而每年毕业生又尽为各地侨胞争先罗致，供不应求，加之本院素以分担世界学术研究、发扬祖国文化为己任，若只以工商两院作育人材，实感未足以应需求，乃决定增设文学院，扩充为华侨大学。自去年成立筹备处以来，各项计划均以次第完成，校址亦择定深圳罗湖……本年暑假，文、工、商三院将同时招生。”

　　王淑陶最初的计划是将校址设在深圳罗湖，可能是考虑到沙田、罗湖相距甚近，便于管理，一些教师可在两边上课。筹备处向广东省财政厅申请，要求借拨深圳又生公司原址以筹建校舍，可惜这个如意算盘落了空。财政厅引据《清查各县市公有款产规则》第十六条“县市管有之一切公产，除公用外，应以获得最大收益之方法利用之”，称“现香港华侨工商学院，既非国立、省立，拨借公产为私立学校使用，核与规则不符”。(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财政厅档案)被财政厅拒绝后，王淑陶决定将校址设在广州。

　　私立华侨大学设于广州河南沙园，1948年夏秋开始招生，计划招生人数：文学院150名，工学院80名，商学院150名。(1948年7月22日《广东商报》)

　　刊登于1948年8月19日《广东商报》的招生广告，言明报名时间“自即日起至月廿五日”，考试时间为8月26日，借用中山大学附中(今广东省实验中学校园)进行入学考试。广告注明，校址在“河南凤凰岗沙园(梅园附近)，上课时校车直达”。9月16日，招生考试放榜，17日开始一连三天为新生注册日期。9月24日，华侨大学介绍教授阵容，特地指出“并聘定钱穆教授，南来讲学”。(1948年9月24日《广东商报》)由此推测，王淑陶这个时候已通过唐君毅与钱穆联系，并得到某种承诺。

　　据1949年第一期《华侨大学校刊》记载，校长王淑陶，校务秘书赵冰(香港大律师)，教务长岑麟祥(语言学家、原中山大学教授)，训导长余文照，教务长戴诗成，文学院院长钱穆，法学院院长曾如柏，工学院院长冼荣熙(代)，商学院院长徐佩昆，中文系主任唐君毅，教育系主任谢扶雅，经济系主任吴文晖，商学系主任李权时，共有教授80余人，可谓阵容鼎盛，济济多士。

　　校刊为吸引学生报名，将校址附会于广州古老传说的“素馨斜”。相传南汉皇帝刘鋹有一妃子名“素馨”，身后归葬此处，坟头遍植广州名花素馨花，其地遂名为“素馨斜”。其实据文献记载，“素馨斜”在城西，与河南无涉。撇开附会，此地又确实跟素馨花有关，沙园村隔壁的庄头村，是广州著名的素馨花产地。

　　华侨大学地处河南腹地，来往市区(河北)较为不便，学校专门为师生开设校车、校船。校车从市区文德路开出直达校门。若搭乘校船，则是先到河南凤安桥上船，沿马涌前往，“春水碧波，一舸容舆，夹岸老树低垂，渔舍错落，比之荔湾，犹擅清静，舟行约二十分钟，抵马涌桥，平畴芳野，一碧无际，校舍分布于数百亩之广大郊原间，大小十余座，楼宇巍峨，庄严伟丽，洵胜地也!”

　　学校建筑，据校刊介绍，除总办事处外，有礼堂、文学院法学院办公楼、工学院商学院办公楼、图书馆，学生宿舍有绮园、端园、白屋等。图书馆为一座“二十余井宽三层洋楼”。

　　尽管第一期校刊有这么多文字描述，并不能从中确定华侨大学的精确位置。近日，笔者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参观“百年侨刊·集体家书——广东侨刊乡讯创刊110周年文献展”，得以翻拍到华侨大学第二期校刊，上面有两张照片。

　　广州知名文保志愿者彭敏明看到我翻拍的照片，脱口而出：“哇，永泰别墅旧照!”彭小姐对广州老建筑了如指掌，眼神犀利，令人佩服。永泰别墅在广州文保圈有很高的知名度。2003年，广州市启动第四次文物普查，在市委、市政府直接领导下，市委宣传部拨出专款，成立各级普查领导机构，以街、镇、村以文化站为中心，历时三年，出动2000多人，获得文物新线索3000多条。2008年3月出版的《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海珠区卷》，首次正式披露了海珠区沙园的民国建筑“永泰别墅”。据该书称，永泰别墅位于沙园大街，建于20世纪40年代，香港永泰正十字油公司所建，后归军阀李福林所有，其母曾住在该处。“永泰别墅”现存红楼、八角楼两座，产权归广州重型机器厂。红楼位于今沙园大街37号大院内，八角楼则被隔绝于菩提园小学沙园校区围墙之中，据说用作学校的教务处。

　　从翻拍的照片看，华侨大学图书馆正是现存的永泰别墅红楼，“学艺中心”则是现存的八角楼，也即华侨大学精华所在的两座主要建筑，虽有一些改动，仍大体完好，保存至今。

　　据港报报道，1950年3月1日，新政权接收了华侨大学，学生被介绍到省立文理学院、法商学院投考插班生，优先录取。(1950年3月2日《香港工商日报》)至此，广州私立华侨大学结束了一年多的历史。

　　经此挫折，王淑陶依然不灰心，转而在澳门重建华侨大学，1950年秋季开始招生。(1950年9月3日香港《华侨日报》)澳门华侨大学也可以说是中国第二个华侨大学。然而限于当时各方面的条件，这所大学据说在维持几年以后也被迫停歇。

　　从“侨大”到香港中文大学

　　钱穆在香港创办亚洲文商学院(1950年3月改称新亚书院)，充分利用了华侨大学、华侨工商学院的资源，这一点，他本人从来不说。

　　1949年5月27日，广州《民大日报》(国民大学所办报纸)报道，“华侨大学下期亦迁香港。”6月7日晚，钱穆、唐君毅由华侨大学主任秘书赵夫妇冰陪同，乘船赴港，在赵家住了几天，然后迁入沙田华侨工商学院。(唐君毅：《赵蔚文先生二三事》)钱、唐、赵迁港，最初是华侨大学撤退计划的一部分，即将教职人员归并到香港华侨工商学院。后来，钱穆只字不提他赴港与侨大的关系。

　　学者苏克勤称：

　　1949年6月7日晚，钱穆、唐君毅与赵冰夫妇等安全抵达香港。……两天过后，钱穆得与好友张其昀相晤。此时，张其昀告诉钱穆说，他正拟与谢幼伟、崔书琴、吴文晖等在香港筹办亚洲文商学院，力邀钱穆等人加盟。此时的钱穆，刚刚结束了在大陆的执教生涯，这不但是他后半生在港台地区漂流之旅的开始，同时也是他人生中的又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其实，钱穆此次从广州出走香港，实在是迫不得已。在钱穆心中，自己的政见与当时大陆的主流趋向不太吻合，而其学术风格则又与主持台湾史坛的傅斯年等人相左，大陆、台湾这两个地方虽好，但均不是自己理想的容身之地，所以他也就只能暂时屈居于弹丸之地的香港了。(《院士世家：钱穆·钱伟长·钱易》第73页)

　　跟钱穆一起创办亚洲文商学院的唐君毅、赵冰、谢幼伟、吴文晖，都是王淑陶请来的华侨大学教授。王淑陶还一直给钱穆和唐君毅提供宿舍。8月6日，工商学院沙田老校舍被港府征用，王淑陶安排他们住到华侨中学，并迅速在沙田白田村重置校舍，安排钱、唐两人于9月14日入住。(《唐君毅日记》上册第21-23页)在港办学初期，钱穆充分地利用了王淑陶各方面的资源。

　　1950年冬，新亚书院经费捉襟见肘，钱穆专程赴台北求助，次日一早由张其昀陪同晋谒蒋介石，蒋垂询新亚书院事甚详。不久，“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告知，每月由“总统府”资助新亚书院港币3000元，这个数额足以支撑新亚基本支出。王世杰又告知，万一香港有变，“政府”派船去港，新亚书院人员可获准第一批赴台。(《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1册，299-301页)

　　世人至此应该明白，新亚书院从创办、维持以至制定应变计划，都有蒋介石、张其昀在背后支撑。1954年，新亚书院得到美国方面资助，才不再接受“总统府”拨款。钱穆创办新亚书院，得到多方助力，把功劳归于钱穆一人并不公平。除张其昀、王淑陶、唐君毅外，新亚书院总务长张丕介是徐复观所办《民主评论》总编辑，对新亚的维持与发展贡献良多。正如徐复观所说：“民国卅八年，唐先生来港，与钱宾四、张丕介两先生，合力创办新亚书院……他们三个人，真可谓相依为命，缺一不可。今日如果有人想抹煞这段事实，等于抹煞自己的良心。”(《悼唐君毅先生》)

　　1956年，华侨工商学院与广侨、文化、光夏、平正等学校组成联合书院，王淑陶任第三院院长。1959年，由于港府插手干预，联合书院校长蒋法贤辞职，接着王淑陶与联合书院校歌作词人、中国文学系系主任陈湛铨也一并辞职，两人重新开办了华侨工商学院。1963年，联合书院与崇基学院、新亚书院合并重组为香港中文大学。

　　广州私立华侨大学存续时间不长，如流星划过夜空，却是我国第一所华侨大学。1910年，清廷学部尚书唐景崇曾提议筹设南洋华侨大学;1931年，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海外各党部代表提出议案，拟在广州设立华侨大学。这两次动议均未得到实施。王淑陶以一介寒儒，能在1948年逆势而行，实现近半世纪的梦想，他在华侨教育方面筚路蓝缕的开创性功绩，理应得到后人铭记。广州沙园华侨大学旧址，乃是中国华侨教育的一个里程碑，理应得到更多重视。

　　(作者：陈晓平 海外友人詹红提供王淑陶、香港华侨工商学院部分资料)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0-08-01 09:13:40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华侨的骄傲——记雁北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队长李林

下一篇：耄耋印尼归侨凌彤：医者仁心书写桑梓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