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心铁骨护中华
2019-07-22 10:02:09 来源：镜报新闻 点击： 复制链接
图为徐四民
抗日先锋，护民英雄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烽火燃过神州大地，海内外各地，凡是有华人居住的地方，一些抗日救亡团体纷纷成立。徐先生时年23岁，组织成立缅甸华侨抵制日货总会，出任总干事。
华侨抵制日货总会在打击奸商与汉奸的工作上积极又出色。总会还成立不公开的「锄奸团」来开展对汉奸分子的打击，一时「打汉奸」的声浪此起彼伏，声势很大，汉奸谈虎色变，束手无策，敢怒不敢言。当时仰光几十家经营日货生意的老板，放出风声要集资雇人把徐先生清除掉，并散布流言说徐先生是「赤色嫌疑分子」，要求殖民政府把徐先生驱逐出境。面对重重威胁，在广大群众支持下，徐先生一往直前，毫不退缩。1940年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亲率「南侨筹账总会」慰问团回国参访，路过仰光，召开仰光侨胞群众大会，介绍了国内抗战的形势，特别是陕北的见闻，指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空袭仰光，战火烧到一向和平的仰光。英国殖民政府心理已经投降，警察更是彷徨不安，无心治安，社会秩序一片混乱。此时此刻徐先生组织起义务警队，维持沦陷前华人区治安，义务警队街头操兵，巡逻守夜，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保境安民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
1942年3月仰光沦陷，日军大肆捕杀抗日分子，徐四民先生度过3年艰苦危险的流亡生活。
1944年战争形势发生了转折，美国海军大举出动，太平洋的制海权也转入盟军手中。1945年二月间昂山将军与德钦丹吞领导的缅甸共产党合作，成立了「缅甸人民反法西斯自由同盟」。由同盟领导的缅甸独立军在山区活动，英军也在山区降落。徐四民先生当了独立军的翻译同英军进行联络。在此期间徐四民先生也与昂山将军建立了深厚的情谊。1945年5月4日英印联军胜利进入仰光。徐先生于7月在英军协助下凯旋重归仰光，开始二战战后新的战斗历程。
为表彰徐四民先生抗日战争的贡献，中央人民政府授予徐先生抗日奖章，香港仅有数人获此殊荣。
为新中国奋斗
回到仰光，徐先生看到四层楼的大厦变成了一个空壳，四壁皆空，一无所有，家是被彻底摧毁了。当年民族危难当头的时候，徐先生全身投入抗日，现在抗日胜利了，一家如何生活，政治社会活动向何处走，徐先生开始新的战斗。
1945年虽然抗日战争胜利了，但是祖国正展开两种国家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这也深刻影响缅甸侨界，那时候，人们谈论战争的进展多于谈论做生意赚钱。人们关注国内政局的变化多于对物资供应之类的事情。华侨把自己的生活与国内政局的变化联系起来，这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仰光的华侨迫切需要一份立论公正报道真实的报纸。徐先生与董事局同仁克服种种困难办起《新仰光报》。
《新仰光报》一出生，就迎来一场「内战责任」、「反对内战，促进民主」的大论战。《新仰光报》一对三，受到三家官方报纸的围攻。《新仰光报》由于有广大群众的支持，因此丝毫没有怯阵，理直气壮，以民众喉舌的姿态挺身战斗。由此开端徐四民先生组织了社团，复办学校，1947-48年缅甸华侨爱国民主力量日益壮大，爱国民主运动进入蓬勃兴旺的时期，国民党势视徐先生为眼中钉，「当心，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之类的恐吓信，有时一天竟达数十封之多。徐四民先生临危不惧，毫不退缩，反而在此风声鹤泪，草木皆兵的氛围下，较系统读过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书籍。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1949年海外许多进步人士都已获中共邀请回国，共商建立新中国的大计。
1949年6月徐四民先生获邀出席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成了第一届政协委员。徐先生感到这是莫大的荣誉，更是重大的责任。回缅甸后徐先生发动组织广大华侨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徐先生在将近10月时组织了缅甸侨界空前的庆祝大会。
缅甸华商会是华侨社会具有代表性的机构。在是否悬挂五星红旗问题上商会两种力量有长期的斗争。徐先生作为商会总干事代表一方与会长的另一方展开针锋相对的争论，最后通过决议：「通告全缅甸侨胞悬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经过此次较量，李文珍及其追随者主动退出华侨商会，和徐四民共同倡议悬挂五星红旗的邱贻厥先生成为华侨商会会长。华侨商会成为缅甸华侨重大政治、社会活动的召集者。这个组织不仅获得全缅华侨的拥护，而且也得到缅甸联邦政府的信任。当时缅甸政府的贸易部、外侨事务部、文化部、海关都有华侨商会的代表当顾问。
为新中国鸣锣开道
上世纪50年代，西方对新中国进行严密封锁，缅甸是新中国对外联系的唯一航道，周总理、刘少奇、宋庆龄、陈毅、叶剑英、廖承志、郭沫若等国家领导人多次进出缅甸，由于徐四民先生独特的地位，徐先生协助担负起接送与保安工作，与国家领导人建立起私人情谊。
缅甸是非社会主义国家最先与新中国建交的。中印缅三国发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声明是新中国外交的重要原则文件，是侧重第三世界外交的基础。
由于与周总理见面次数多了，周总理对徐四民先生有深刻印象。在一次缅甸华侨欢迎大会上，周总理特别介绍徐先生提出的关于华侨要由商业转到工业问题的建议。他说出这个建议受到当时缅甸代总理宇巴瑞的赞赏。
1956、57年，徐先生二次回国开会，会议期间周总理都安排徐先生到中南海紫光阁单独会见。第一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就是周总理感兴趣的华侨从商业活动转向工业活动的这一方向性问题。第二次会见谈话主要内容则是华侨在当地生存下去的有关问题。
周总理对徐先生极为关心，在两次会见中都问到徐先生在当地的处境。因为作为一个共产党国家的人大代表，而在原居地生活是非常不容易的。周总理亲切地找徐先生说：「如果中国的总理和你单独的会见晤谈的消息会在仰光造成你处境上困难，那么，回去后就不要再提起这件事了。」
1964年，缅甸发生军事政变，所有企业收归国有，徐先生陷入破产边缘，就在这个时候耿飙大使为周总理传话：如果缅甸待不下去，欢迎回来祖国。廖承志也派人问徐先生：「香港去不去?如果愿意去，国家会给予适当安排。」徐先生答应很明确：「我才50岁，还有一些气力可以参加祖国艰苦的建设。」
李鹏代总理就任后接见的第一个外宾就是徐四民先生，参加会见有香港中国银行老总。徐先生主要反映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在香港中国银行系统的股权变动问题，希望有关方面对集美学校给予特殊的关照，支持陈嘉庚创办的教育事业，数十年来香港集友银行派给集美学校数以十亿计的股息。
六十年共产党诤友
1988年4月4日，徐四民先生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作了「民主法治，振兴中华」的发言。发言内容有一、重新检讨统战目标;二、整顿党风从民主改革突破;三、加强新闻及舆论的制衡作用;四、要跟上海峡两岸出现的新局面;五、香港中资机构存在的问题;六、重视到内地投资的投诉;七、禁止外烟，倡用国货。较系统指出时弊及解决的对策，20多年后的今天，对照习近平新政，可以看出徐老拳拳爱国之心和敏锐的前瞻性。徐先生发言中反对干部子女经商，刑上大夫，倡用国货的说法更得到大家的共鸣。
4月8日，时任全国政协主席，前国家主席李先念在人民大会堂约见徐四民先生。
晤见时，李先念主席和徐四民先生握手，拥抱致意。李主席说：「虽然这是第一次见面，但已久闻大名，这次你在大会的发言，全文我已拜读。」响应徐先生的发言，李主席说：「我有3个女儿，一个在外国念硕士，进修8个月，一个当医生，一个当护士，一个儿子是当兵的。没有一个做生意的。干部子女也有少数不成材的，所以我赞成你在大会发言提出的『刑上大夫』。」
李主席继续说：「首先，我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要听不同的意见，择其善者而从之。但『打倒共产党』的意见就不听。善意的意见逆耳之言要听，意见不合理不可取的也听。」
徐先生在大会发谈到「干部中所戴的手表有几件是国产的?」李主席表示他细读过徐先生在大会的发言，把外衣的袖口卷起，让徐先生看腕上的手表，是一只古旧、褪了颜色的外国手表。李说：我这个表是外国的，已用了几十年，不用弃掉而换一个国产手表吧?
徐先生答：实事求是，我完全同意。
此次会见是党国家领导人与徐先生这一党的诤友肝胆相照的生动显现。
责任编辑：徐永帅 最后更新：2019-07-22 10:1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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