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生(1916.5.20-2011.5.8),河南新县人,大别山区赤贫农家子弟出身,在中国革命征程中逐步成长,担任过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国防大学政委、总政治部主任,一度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1955年9月,解放军第一次评授军衔,李德生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9月,第二次评授军衔,李德生被授予上将军衔。
在回忆录中,李德生回顾说:“抗日战争8年,我当了1年排长、5年营长、2年团长。”其实,8年抗日战争中,他还当过半年连长。无论排长、连长,还是营长、团长,他都是抗日战场上的基层指挥员,都是披坚执锐、挥戈上阵的战将。
李德生的抗战岁月,正是八路军基层指挥员的缩影。
“向抗日前线挺进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我好像进了一次抗日战争理论学习班”
在抗日战场上,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怎样带领战士打胜仗?回忆往事,李德生深情地说:“我是从刘伯承师长和许多上级指挥员的言传身教中学习的,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他当干部的第一课,便是听刘伯承讲作战指挥。
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以原红四方面军为主的部队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刘伯承担任师长,徐向前担任副师长;原红十师改编为第三八五旅第七六九团,陈锡联担任团长,团直属队编有通信排,李德生担任排长,全排有2个徒步班、2个骑兵班、3个电话班,兵力相当于一个连。
9月24日,刘伯承率领师前方指挥所和第七六九团,从陕西富平县庄里镇出发,东进山西抗日。一路上,刘伯承见缝插针,为干部战士讲解中央洛川会议精神,阐述抗日统一战线和游击战的问题。
刘伯承说,毛主席在洛川会议上作了专门报告,指出全国抗战的战略总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我们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刘伯承侃侃而谈,李德生悠然神往:“我当干部后,第一次听刘师长讲作战,听得入了神,车厢外边是什么样子,一点也没顾得上看。”
刘伯承告诫李德生等年轻人:每次战斗前,各级指挥员一定要亲自看地形,亲自侦察敌情;侦察得好坏,直接关系到战斗的胜负。关于战前的准备工作,他针对大家过去作战不注意沙盘作业的问题,一路上多次指导大家搞沙盘作业。有时用眼镜盒、用茶缸当“部队”,讲得十分生动形象。李德生第一次接触沙盘,感觉受益匪浅。
刘伯承还非常重视通信联络问题,他指着李德生说:你这个通信排长任务很重啊!打仗要有千里眼、顺风耳,没有通信联络就没有指挥。刘伯承指示通信排从列车车头到车尾拉上电话线,而且是复线,让他们要经常与车尾保持联系。他还不时去摇一摇电话机,听听通不通。
10月10日晨,刘伯承一行到达山西省会太原。拜会过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后,刘伯承又率领部队转乘火车,向晋东北山区奔去。在太原转车后,刘伯承特地坐在第七六九团团部和直属队的这节车厢里,给大家分析形势,面授机宜:国民党部队在晋北集中了那么多部队,但在敌人面前却一退再退。他们只会用正面阻击的办法,怎么能挡住强敌呢?依我看,要保卫太原,也不是不可能的,但要用“扼咽拊背”的办法。
刘伯承讲得深刻,陈锡联听得入迷,这“便宜”了在一旁的李德生:“当时陈锡联团长与刘伯承师长的一些对话,使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陈团长问:“怎样才能‘扼咽拊背’呢?”
刘师长说:“所谓‘扼咽’,就是要守住忻口、娘子关两处要冲。所谓‘拊背’,就是从侧背后打击敌人。国民党部队在忻口、娘子关担负‘扼咽’的任务,是正面防御战,但能不能守住咽喉之地,还很难说,我看是凶多吉少。我们的任务是拊击敌人的侧背,配合正面作战。不管他们是否能扼守住要冲,我们一定要在侧背后狠狠地打击敌人。”
陈团长又急切地问:我们团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刘师长说:“你们团的任务,是在崞县东北侧击从雁门关向忻口前进的日军。你们团单独行动,既要大胆,又要谨慎;抓住战机,机断专行。”
这一次行军,李德生收获颇丰:“向抗日前线挺进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我好像进了一次抗日战争理论学习班。干部怎么当,抗日战争怎么打,增加了不少知识。……后来,我还得到一本刘师长校订补译的《合同战术》,作战间隙,经常拿出来学习。”
1937年10月18日夜,陈锡联抓住有利战机,率部夜袭日军阳明堡机场,击毁敌机24架,毙伤日军警卫部队100余人,创造了以步兵歼灭大量敌机的光辉战例。在总结这次战斗经验时,刘伯承认为,优点是侦察清楚,部署周密,行动秘密而迅速,动作突然而坚决。缺点是次要方向上分配兵力过多。亲历这一战斗及回味刘伯承的总结,让李德生大有进步:“阳明堡战斗中,我始终在陈锡联团长身边,负责通信联络,可以说这是我看着陈锡联团长指挥打的抗日第一仗,印象是非常深的。经过刘师长总结,我的脑子里对抗日战争怎么打,逐步清晰起来了。”
当时部队非常分散,敌情也比较严重,作战中,通信排用骑马和徒步两种方式,负责与各分队进行通信联络,保证了作战的胜利。1938年2月,第七六九团通信排扩编为连,李德生担任连长。
徐向前幽默地说:“你们当拦路虎,然后我们一起‘打劫’鬼子”
1938年春天,由于迭遭第一二九师伏击,日军加强了对邯郸、长治大道的控制,在黎城以东的东阳关增设了据点。一时间,敌人的汽车不断来往于邯长大道,为进犯黄河各渡口的部队提供物资弹药保障。一二九师师首长研究决定,在邯长大道上再打一仗,由徐向前指挥,以师主力伏击敌运输车队。 徐向前亲自率领干部察看了地形,把伏击地区选定在东阳关与涉县之间的响堂铺地区。进入战斗地区前,邓小平、徐向前亲自到第七六九团,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作了战斗动员。邓小平对大家说,这次伏击战就是要打他个出其不意,要快、要狠,务求全歼;等敌人反应过来时,我们早已结束战斗,留给他们的是一摊血、一堆尸、一道烟。
根据上级安排,第七六九团通信连除了保障通信联络外,还抽出几十名骨干与特务连在前面打“蛇头”。当敌人的运输车队进入我军伏击圈后,他们要将敌人迎面堵住,这是能否打胜的关键。因为战斗打响后,敌人一旦突出去,整个伏击战就落空了。师、团首长再三叮嘱李德生等,一定要打好这一仗,徐向前幽默地说:“你们当拦路虎,然后我们一起‘打劫’鬼子!”接受如此重任,李德生倍感自豪,他代表通信连向师、团首长表示:请首长放心,我们连全部是长征过来的红军战士,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完成堵击任务。
3月30日深夜,万籁俱寂。响堂铺四周的山峦、树林淹没在夜幕之中,参战的各部队悄悄地顺着小道和山沟,摸进了指定的伏击地域。通信连埋伏在交通线东头,这是一个紧靠路边的小店。3月的太行山区,春寒逼人,冷风刺骨,穿着薄薄的棉衣,李德生等官兵冻得不住地打着寒颤,只能悄悄搓揉冻僵的手脚,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公路。
31日8点多钟,公路上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战士们精神为之一振。日军第十四师团山田辎重部队两个汽车中队(180辆汽车),加上掩护部队,由黎城经东阳关开来。9时许,敌人车队全部进入伏击地带。
“啪”“啪”随着两颗绿色信号弹升上天空,徐向前发出了总攻的命令。一看到总攻的信号,通信连、特务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密集的手榴弹将第一辆汽车炸毁,堵住了日军前进的道路,与此同时,日军后尾也被第七七一团斩断。敌人突遭打击,晕头转向,前进无路,后退无门,乱作一团。活着的日军急忙跳下车来,有的趴在车底下、车轮后,有的钻进了路旁的洞子里,垂死顽抗。但是,还没等敌人组织起有效的抵抗,伏击部队就全线发起冲锋。这时,整个伏击圈上,手榴弹连珠炮般向敌人砸去,机枪、步枪也随之吼叫起来,5公里长的山谷立刻火光闪闪,烟尘翻滚。
激战中,特务连连长朱作昭身负重伤,陈锡联命令李德生立即接任特务连连长,带领战士们继续战斗,通信连则由副连长接替指挥。这时,公路上陷入了混乱状态,伏击部队也有不少伤亡,大家止不住心头的怒火,奋不顾身地冲杀。躲进路边防雨洞里的日军士兵非常顽固,拼命抵抗。李德生保持了冷静,让每班分组合围洞里的敌人,尽量靠近洞口用手榴弹打,钻进洞里的日军全部被塞进去的手榴弹炸死。
当面的敌人被肃清后,李德生指挥特务连按预定计划向西发展,进行搜索。刚跑不远,李德生看到10多个日军正向南边的山上爬。他命令二排长李忠泰带领全排,猛扑过去,用机枪、手榴弹一顿狠打,把敌人压回了公路。很快,特务连和兄弟连队一起,把这些日军收拾干净了。
响堂铺战斗,共毙伤日军森木少佐以下400余人,缴获长短枪130余支、重机枪2挺、迫击炮4门、烧毁汽车180辆。
在李德生指挥下,特务连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打扫战场时,六班长袁开忠发现一个漏网的日军军官,他来不及上刺刀,就提着枪扑了上去。他先打掉敌人的指挥刀,随即与他展开肉搏。扭打中,袁开忠一口咬住敌人的耳朵,痛得敌人哇哇乱叫。接着,他迅速掏出手榴弹,朝敌人头上猛砸,将他打晕了过去,然后一刺刀结果了他。直到这时,袁开忠才发现:自己在咬敌人时,把门牙扯掉了3颗。7月7日,抗战周年纪念日,李德生上报团里,将袁开忠选为杀敌英雄,还给他镶了3颗金牙。
“这样就等于从敌人的肋骨之间插进一把钢刀,可以直插敌人的心脏”
1940年春,日军对各抗日根据地大“扫荡”接连失败,遂转而实行“囚笼政策”,企图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据点为锁,割裂、困死各抗日根据地。在晋东南地区,敌人拼命抢修白(圭)晋(城)铁路,继而修筑临(汾)邯(郸)铁路,妄图将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分割成4块,再各个击破。
在研究了敌人修筑铁路、公路的情况后,刘伯承、邓小平决定发起白晋战役,反击日军的“囚笼政策”。根据战役计划,第三八五旅负责破击来远至权店段,重点攻击来远镇,以夺取敌人用于修筑铁路的大批炸药。不久,有情报显示日军将炸药从来远镇转运到南关镇,第三八五旅首长果断决定,将战役突击重点转到南关,命令第七六九团二营、三营负责主攻南关,一营为预备队。
南关,位于权店、来远间,既是出入上党的要塞,也是白晋铁路的咽喉,是敌人重要的补给站。在这个只有数百户居民的集镇上,驻有日军一个中队。镇上不仅存放着大量的炸药和军用物资,还关押着1000多名从山东、河北抓来的修路劳工。
1940年5月2日,时任第三八五旅旅长的陈锡联骑马来到第七六九团,对二营营长李德生、三营营长马忠全说:“打南关是白晋战役中最重要的一仗,它不仅对破袭白晋铁路起着重大作用,而且要夺取我军紧缺的炸药等重要军用物资。现在的关键是要勇敢加智慧,多动脑子,多想办法,坚决迅速把南关拿下来。”
李德生、马忠全异口同声地说:“旅长,你放心吧,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第一二九师部队打仗,准备工作是很细致的,首先要看好地形,条件允许还要化装侦察,这也是刘伯承、徐向前等首长的一贯要求。5月3日午后,在陈锡联带领下,第七六九团团长郑国仲以及李德生等3个营长一起去看地形。几个人站在可以完全鸟瞰南关的大官寨顶峰,借着灌木丛的掩护,用望远镜详细观察。
南关的地势十分险要,全镇四面环山,白晋铁路由北向南穿街而过。西面、西北面有两条河川在西北处交汇,沟壑交错,地面狭窄,部队无法运动。镇北云盖山前面有个突出的高地,高地的上下都筑有碉堡,居高临下,视野开阔,便于发扬火力。火车站位于两个突出高地之间,部队难以靠近。云盖山的对面和左侧,有秦五坡和极子山,山下有两个碉堡,火力交叉,部队由此突入,必然会造成大的伤亡。 看完地形,大家普遍认为,南关易守难攻。
返回驻地,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吃了一点东西,郑国仲和七六九团政委鲍先志召集李德生等3个营长,一起反复研究作战方案。开始大家设想了几种打法,但是又都被否定了。郑国仲觉得强攻不行,南关敌人堡垒工事多,一层层往里剥,既要花费很多时间,又容易增大伤亡。在大家议论的时候,李德生脑子里把南关的地形和敌情过了一遍,说出自己的意见:“强攻不行,可以智取嘛。我们可以组织突击队,从秦五坡和极子山下两个碉堡之间悄悄摸进去,潜伏到镇内,攻击时内外夹击。”鲍先志把烟斗一放,支持说:“这样就等于从敌人的肋骨之间插进一把钢刀,可以直插敌人的心脏,出其不意,置敌于死地。”于是,大家看着地图进行补充,越研究越深入,直至把兵力部署、火力配置、潜伏路线、突击方向都明确下来。向旅里汇报后,陈锡联批准了这个作战方案,称这种打法为“打虎掏心”。具体作战部署是,三营隐蔽地潜入南关,腹心开花,由内向外打;二营以突击动作由外向内打;一营为预备队,带领群众破袭铁路。
5月4日,李德生和马忠全带着3个参战连长,化装成老百姓去南关“赶集”。在秘密党组织的配合下,大家对哪儿有多少敌人,什么地方是仓库,哪儿是炮楼工事,一一侦察清楚,了如指掌。
5月6日凌晨,夺取南关战斗打响。由于知彼知己,部队摧枯拉朽,很快攻克南关,解救出被关在镇西的1000多名民工,缴获1000多箱炸药。
在抗日战争时,炸药比金子还宝贵。当时,八路军黄崖洞、柳沟兵工厂最需要它;破坏铁路、造地雷,哪一样也缺不了它。这次,第七六九团缴获了1000多箱炸药,首长们都高兴地说:“打了一个大胜仗。”这些炸药后来在百团大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除了炸药外,此战中八路军还缴获了大批西药、武器、粮食,让八路军部队受用不尽。
“我们三八五旅一个营,在御路不就把他们一个大队打得一天一夜动弹不了吗”
在沙河以西,有一座闻名冀西的煤矿叫公司窑(当地又叫“老狼沟”)。这座煤矿西接太行山,东邻平汉路,位于太行山到冀南的交通要道上,军事、经济地位都很重要。1938年5月,伪军高德林部霸占公司窑,使其成为日伪军封锁太行山区的一把“锁”,也是太行抗日根据地军民到路东的一块绊脚石。不少过往的干部和抗日群众,就是在公司窑一带被捕并惨遭活埋的。在日军的豢养下,高德林不断强化各种伪组织,深沟壁垒,修筑公路,建立联络网,构成了以公司窑为核心,以申庄、秦庄、毛村等为重点的防御体系,对太行山和冀南、冀鲁豫根据地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1941年8月22日,第一二九师下达了讨伐高德林部的作战命令,决定以第七六九团主要兵力攻打公司窑、申庄,第七六九团任务区分是:一营、三营打公司窑,二营打申庄。当时,李德生担任一营营长。
由于准备充分,9月初攻打公司窑一气呵成,高德林部大部被歼,日军企图挽回败局,恢复原防御态势,遂于9月3日下午从邢台、赵泗水方向纠集了400多日军(相当于一个大队),在6架飞机配合下,兵分4路,气势汹汹地向第七六九团猛扑过来。
此时,公司窑战斗已经结束,参战部队主力均已向西转移到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边沿区,地形对八路军十分有利。4日上午10时许,当敌人进入御路村以西的高地,与第七六九团形成对峙时,李德生正指挥一营守卫在御路村西南的功德望。陈锡联问李德生:“部队情绪怎么样?”
李德生回答说:“士气正旺着呢,旅长快下命令吧!”陈锡联当机立断,决定乘敌突出冒进,孤立无援之际,利用我军士气正盛的有利条件,狠狠地教训这股敌人,遂命令一营从功德望向敌人右翼突击,另以一个团占领将军墓以东高地,正面牵制敌人。
下午18时,反击日军的战斗打响了,敌人在八路军夹击之下,乱成一团。李德生指挥一营一举突破敌右翼防御阵地,用手榴弹、掷弹筒打得日军人仰马翻。日军在一营强大攻势下,一下子后退约l公里。当天夜里,李德生指挥一营又向敌人发起了数次猛烈攻击。日军不甘心失败,派6架飞机前来增援,并空降了5名指挥官。但此时,日军的士气和战斗力与4年前相比,已经相差甚远。新来的指挥官一上阵,一连砍倒好几个正在退却的日军,才勉强稳住了阵脚。李德生不给敌人一点喘息的机会,指挥一营猛烈出击,阵地上到处是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和喊杀声,敌人死伤越来越多,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
一营攻击精神旺盛,越打越猛。9月6日晨,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仓皇溃逃。李德生发现敌人退却,立即组织部队追击,营教导员王亚朴大声喊道:“同志们,鬼子要溜了,追击前进!”话音未落,全营指战员就呼啦啦地冲了过去,一直追击到刘石岗,又打死了一批日军。考虑到讨伐高德林部的作战目的已经达到,陈锡联命令一营停止追击,撤离战场。
在讨伐高德林部战役中,第七六九团和兄弟部队一起,圆满地实现了邓刘首长的战役企图。整个战役中,八路军参战部队一举攻克南和、沙河两县城和公司窑等据点8处,摧毁碉堡53座,歼日伪军1340余人。不久,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在北方局党校会议上,高度赞扬此次战役,他说:“这一仗打得好!说明日本鬼子没什么可怕的,我们三八五旅一个营,在御路不就把他们一个大队打得一天一夜动弹不了吗!”
夜袭马坊,延安《解放日报》社论称:“这一仗是典型的歼灭战”
马坊镇坐落在山西和顺县西北,南通和顺,北通寿阳,东北通昔阳,是三县交界的地方。同时,马坊也是第二军分区所属的和顺、昔阳、寿阳、榆次、太谷、榆社6个县的中心。北马坊是一个有1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日军就选定北马坊后面一座叫堆儿梁的山冈,用两三年时间,日夜赶修,建成了一个大据点。这是一座椭圆形城堡,占地近2000平方米,内分地面、地下、碉楼3层,能容二三百人居住。寨墙8米多高、1米多厚,全是用5寸厚1尺多长的黄砂条石砌成。墙上有上、中、下3层枪眼,四角各有一个碉堡。寨墙四周,还有一条宽深各数米的壕沟环绕。堡墙开了两道门:东南面是正门,门楼上有高高的炮楼;西门是便门,运输饮水、食物、柴草。站在马坊据点上,可以俯视马坊镇,控制蜿蜒穿镇而过的寿(阳)昔(阳)公路。 正因为马坊位置重要,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决心拔掉这个钉子。1943年6月,军分区主力第三十团首打马坊,由于马坊易守难攻,部队又没有重武器,伤亡很大,部队上下思想波动比较大。这时,军分区司令员曾绍山向上级请求,把第七六九团一营营长李德生调来,担任第三十团团长。9月,李德生到任后,很快弄清打马坊失利的原因:一是战术有问题,敌工事坚固,我方又缺乏重武器,强攻是不行的;二是没有发挥据点内秘密党组织的作用;三是攻击时机选择不当。
问题找准了,李德生抓紧部队的军事训练:“在军事训练上,我主要运用在七六九团训练部队的经验,以投弹、刺杀、射击三大技术为主,并定期给部队讲战术课。”
经过一年多的军事训练,第三十团战斗力大增,打马坊的信心回来了!1945年春天,李德生向军分区司令员曾绍山请命,再打马坊据点,得到批准。
为了详细了解马坊据点内的地形、敌情,李德生向军分区领导请求:亲自去马坊据点内侦察一次。随即,他化装成给据点送菜的农民混入马坊,对马坊内部敌情一一摸清。根据侦察所得,李德生考虑了作战方案:据点内敌人集中,我们在秘密工作人员接应下,可以采取偷袭的办法打敌一个冷不防。除现有的武器外,每人应该带一把大刀,便于近战歼敌。
回到团里,李德生在全团抽调了82名身强力壮、精干灵活的干部战士组成突击队,派人到太谷东阳车站附近,拆回来一段铁轨,为突击队员每人打了一把大刀,由团参谋长张振华亲自任教练。李德生将突击队集中在一个地方,加强对攻打马坊有针对性的训练。除投弹、射击外,大家还练习爬墙、登梯子、跳障碍、拼刺、劈大刀、肉搏。
为了收到“奇袭”的效果,静肃、隐蔽接敌最是关键。怎么才能走到敌人跟前,又不被敌人发觉?部队在黑夜里行军,敌人发觉动静全靠耳朵听。人们的耳朵究竟能听多远?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李德生和张振华等曾进行多次试验:“我们一清早起来,就到驻地附近的大路上去试验听觉。张参谋长向前走,我用耳朵贴在地上或崖壁上听,直到脚步声听不到为止,看看有多远的距离。然后由我走,张振华听,到听不到时,又有多少距离。其后又由一排人、一连人行进,看能听多远。后来我发动突击队员大家都来试验。有时分区曾司令员和穰主任也来参加。我们经过反复试验得出的结论是,最好是雪地上行军,声音最小,轻轻地走,40米以外就听不到了。”
随后,李德生又试验了参战官兵的视觉:“我们找了个开阔地,分别就晴天、阴天、雨天、雪天反复作了实验,结果证明只有下雪天,大地混沌,几十米以外就看不见人。在大雪天袭击敌人,敌人既听不到也看不清,最易接近,也最利于发挥冷兵器的作用。”
突击队训练好了,据点内的接应工作也安排妥当。3月5日,突击队夜袭马坊,因准备充分,一切尽在掌握中:此战全歼日军30余人,活捉8人,缴获轻重机枪各1挺、小炮1门、步枪20余支。此外,还从地下室搜出炮弹、枪弹90箱,炸药10余箱,大米60多包,盐、鱼、饼干、罐头等100余箱,其他军用物资、文件甚多。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3-17 11:5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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