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读书时的夏次叔(资料图)。
书香子弟身体力行贫富同等
夏次叔又名夏振全,1904年出生在龙山县桶车乡小湾一个书香家庭。其祖父夏际虞是封建科举制时的探花,其父夏奠川为光绪21年时的进士。夏次叔六岁便被送到远离家乡的白崖乡石牌小学读书,十二岁时又被送至离家更远的县城就读。
1916年,其父病故。1922年,夏次叔投奔长沙的陈姓远亲。白天,他就读于长沙的大麓补习学校,夜间则到陈家所开的旅店帮忙记账。
夏次叔幼时常与佃户、长工、放牛仔为伴,与张松茂、舒文全、傅志友极其友好,还与张松茂结拜“同庚”,情同手足。在省城半工半读期间,每逢龙山来客,他必打听张松茂等的境况。
成年以后的夏次叔提倡贫富同等,特别反对尊富卑穷的做法。1936年前后,他返家探亲。一天,其母要他去召头寨亲戚李道煌家做客,并派四个轿夫用轿子抬他去。开初,他不肯坐轿,要自己步行,母亲硬要他坐轿,他不敢违命便坐上轿子,但在途中如遇到上坡或过沟过桥,他便叫轿夫让他下轿步行。后来,他干脆要轿夫们抬着空轿往走前,他则跟在轿夫后面步行。
到了召头寨后,主人办了高酒大席,分别在内外两间房里摆了两桌,内席是安排他及其他几位贵客的,外席则是安排轿夫和随从人员的。开席前,他把两席酒菜先看了看,发觉外席的菜不及内席,便发了火,连饭都没有吃,立即唤了轿夫们离开李家。临走时主人一再挽留,劝他别生气,他说:“从这一小事,就可以看出你们作贱穷人,倒不知你们平时是怎么虐待他们的。”
当时面对工农生活每况愈下的情景,革命运动蓬勃兴起的形势,夏次叔写了一些诗文抒发情怀。1924年,他在一首诗中既抒发了“羞我二十春,坐困书城里”的感叹,又抒发了“岂让古圣贤,独擅史册美”的壮志。
北大励志青年积极宣传抗日救国
1925年9月,夏次叔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班。1927年,转入北京大学政治系学习。在北大期间,他任教于平民夜校,半工半读,深受新思潮的影响。其母陈氏知悉夏次叔志向,乃为之特建“励志楼”。夏次叔闻知,写了《次叔小湾村兰溪励志楼记》。其中,就有“神州糜烂,国争蜩塘,正我辈青年奋发有为之秋”之句,可见其在读书期间就有了反侵略、振兴中华之志。
夏次叔在北大,以其求学、服务之突出,1928年3月被选为政治学会主席,11月又被推选主持学生会的工作。他领导同学,敦促周览,挽留校长蔡元培,反对校长刘哲,并发动各国立大学扩大免费运动。经长期斗争,终于迫使校方取消寄宿费、卫生体育费,并将学费减至每学期十元。他还组织同学旁听陈豹隐教授的《资本论》,邀请王之相教授讲授“革命后的俄国”,并针对戴季陶、胡适之、梁漱溟先生关于“青年求学之路”的论述,发表了《青年与责任》一文,鼓励广大青年“为解除劳苦民众的痛苦而求学,为鞭策实际政治的社会的进步而求学,为参与劳动促进社会经济的生产而求学”,并多次写信请求母亲将田产除留下自耕自食所需之外,其余全部分给农民。
在北大期间,夏次叔极其关心时事,深感面临的民族危机,经常组织时事讲演会、辩论会,还作过《印度民族独立之与英国》《土耳其民族危机之渐深和蒋介石的内战政策》的报告。夏次叔发表文章指斥蒋介石的围剿是“将中国人民推向痛苦的深渊的罪恶战争”,还刻印和散发了要求蒋介石立即停止围剿井冈山红军的传单。与此同时,他还刻印和散发了名为《田中奏折》的宣传材料,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罪恶企图,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当前中国社会之主要矛盾。“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夏次叔组织北大学生会抗日运动委员会,负责起草《抗日运动宣言》《告日本民众书》,并联络北平各校学生会及各反日团体组织扩大抗日运动会,宣传抗日救国,并举行罢课。在他起草的《告全国同胞书》中,公开喊出了“全国民众团结起来,枪口一致对外”“准备流血牺牲赴国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随后他与华北大学学生会主席黄宇宙、东北爱国人士车向忱、高崇民、阎宝航等南下请愿,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抗日救国”。1931年12月1日,他又随北大南下示威团到南京示威游行,要求抗日,被国民党押回北平,列入逮捕黑名单。
李宗仁身边的“地下党”
夏次叔的爱国行动,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北大地下党沙滩支部的关注,北大支部书记魏克仁通过华北大学学生会主席黄宇宙认识了夏次叔。1931年12月,夏次叔在魏克仁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2年春,夏次叔本欲转入北大经济系攻读,因特务跟踪追捕,乃断斯念。后由肖瑜、郑浩然介绍赴法国勤工俭学。
在巴黎期间,夏次叔鉴于困难深重,不待毕业而提前于1935年初返国。在香港经陈铭枢介绍结识刘斐,又由刘斐写信推荐给李宗仁。夏次叔到南京后,李宗仁委以广西省政府秘书兼私人秘书,李催其赴北平接眷。夏次叔赴北平途中,绕道龙山,闻根据地斗争状况及贺龙将其母轿送返家乡情形,十分感动,再次请求母亲将田产分与农民。
在桂林期间,夏次叔参加“经济研究会”,与陈邵先、李壬仁、李四光交往甚密,又与林素园、范长江、夏孟辉、潘宜之等交谊颇深,除经常谈论时事外,以次叔、次之、夏次叔等名,公开在《广西日报》《南宁日报》《桂林日报》及《知由旬刊》上发表过大量主张反蒋、抗日、亲苏的文章。较重要者有《现阶段中、英、日三角关系》《林内阁之危机与日本对华新企图》《抗战中远东国际形势的展望》等,力主抗战、自力更生,反对不抵抗、寄希望于英美等帝国主义等主张,并指出“最后胜利必属于吾人”。
1937年9月,夏次叔更在《维持持久战的几个基本条件》一篇论文中,不仅指出“目前中国对日本的战争是弱国对强国的战争,是被压迫民族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以中国军事装备的简陋,经济的落后,交通的不便,无论从任何方面着眼,都只有采取持久战这一法”。而且还提出了“在政治、经济各方面”“维持持久战的条件”。这些主张无疑都是符合抗战利益的,符合党的一系列主张的。
面对加深的民族危机,夏次叔不只是提出上述主张,而且积极躬身实践抗战。他于1937年秋随李宗仁飞抵南京,旋于10月与李宗仁同机飞抵徐州抗日前线,以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上校机要秘书的身份,襄佐李宗仁发布了《约法七章》,并说服李宗仁于11月开办了“第五战区抗日青年训练班”、12月成立了“第五战区抗日民族总动员委员会”。“训练班”由夏次叔具体领导,办了三期,第一期中有杨易辰、荣高棠、冼星海、张瑞芳等一大批先进分子,第三期中有吴宪贤、权启礼等一大批革命骨干。
作为“总动员委员会”组织部长,夏次叔任用了郭影秋等不少地下党员,得到了中共苏鲁豫皖特委的领导与支持。在派遣掌握各县动委实权的动委指导员时,更选派了大批共产党和进步人士。1938年1月,夏次叔等又将训练班第一期三百多毕业生组成十一个民众动员工作团分派到各县,使之纷纷组成了青年救国团、职工抗日联合会、农民救国会、儿童团以及姊妹团等。各县动委会既监督抗日军政行动,又揭发军政人员的贪污行为。如去沛县工作的地下党员兰铭述发动儿童斗争了土豪劣绅;在宿县工作的同志,更发动了数千人揭发检举国民党第五区区长的贪污罪行,并到徐州请求罢免。对此类事件,当时国民党各派态度歧异,斗争激烈。郭影秋立即向夏次叔汇报,夏次叔听毕,立即亲拟电报发至各县,宣布“总动委会派出的民众工作团,有权揭发一切贪官污吏”,支持了群众的革命精神,打击了破坏抗日分子的反动气焰。
台儿庄大捷后,国民党反动派妄图把持总动委会,在所谓“选举”中,CC社,复兴社,以及其他反动分子进入其中。在所谓“修改”总动委会组织条例中,他们取消了“武装群众”等条款。此外,他们还派出军统暴动队2000多人,持枪与匕首,着便衣四处破坏捣乱。夏次叔找到郭影秋,对他说:“总动委会被各派系的人钻进了,已经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了。这样,你们不如下去借检查工作的名义来推动下边的工作。”
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谈话。新中国成立后,郭影秋四处打听夏次叔的下落,均无结果。重病垂危之际,他沉重地回忆说:“夏次叔对我党许多主张,如统一战线、抗日救国,无不同意;无论从几件大事,还是从处理日常问题上看,我们提出的意见,夏没有不同意的,也没有不批准的。所以,抗战中徐州地区统战工作的成绩,与夏次叔是分不开的。”
国民党反动派反对全面抗战,妄图以片面抗战侥幸战胜日军,结果演出了徐州大溃败的丑剧。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于1938年5月突围之后,夏次叔其人便从此消失。时年,他年仅34岁。
永远的英烈
关于夏次叔之下落,数十年来说法不一。
1939年9月,李宗仁飞回桂林,夏次叔妻王秀清经多方设法求见,询及其下落,李宗仁回答是“突围中失踪”,但又当面叫来夏次叔的勤务兵宣布枪毙,王秀清力劝方罢。经各界多方努力,李宗仁终于批准将夏次叔列入“阵亡将士”名单,并发放少许抚恤金以慰眷属。
1964年冬,福建文史馆馆长、原抗战时期广西师院教授林素园,函告夏次叔之子云:“徐州溃退后,我与次叔等一路昼伏夜行,5月下旬一日,我等行踪为汉奸侦知,当即匆奔涡河北岸,于千寻万觅之中得一小船,我即上岸,因夏次叔肥胖行缓,行至岸边时为日寇骑兵十数人围住开枪,当场殉国。”林素园强调,“此系我在河中亲睹”。
1965年冬夏次叔之子通过齐齐哈尔第一中学党支部发函李宗仁,询及生父下落,李宗仁回信云:“年代荒远,记忆不清。”
1965年8月湖南省文联常委、吉首民族中学教员、作家黎锦明在写给当时省文化局局长魏猛克之信中称:“夏次叔为国民党暗害,时我在河南流亡时耳闻。”
1982年,黑龙江省文史馆馆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黄宇宙则云:“由于夏次叔同志在徐州暴露过于明显,被蒋特暗害。”
真是众说纷纭,令人莫衷一是!
然而,无论各说如何歧异,夏次叔之为党为国捐躯确属无疑。故1984年,湖南省民政厅确认其为革命烈士。
夏次叔的一生虽极短暂,但其崇高品德、爱国热情和革命精神,将永留史册。
责任编辑:张莹 最后更新:2022-11-09 16:4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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