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际春将军与“抗大”办学
2018-04-29 15:01:54  来源：《党史纵横》，作者：苏振兰  点击：  复制链接

　　1938年1月28日，距第三期毕业还有3个月，毛泽东调整了“抗大”领导班子：罗瑞卿升任副校长，主持全面工作;刘亚楼升任教育长，负责整个教学工作;许光达担任训练部长，负责军事训练工作;选调张际春担任政治部主任，“负责全校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选调胡耀邦担任政治部副主任，协助张际春抓政治工作。

　　上任伊始，张际春、胡耀邦就在政治工作中打响头炮1

　　1938年3月5日，毛泽东为“抗大”同学会题词：“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便一定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3月20日——距第三期毕业还有两个月，毛泽东又到“抗大”第三大队发表演讲：

　　有一个同学写信来，说他到这里来，别的都没有学到，只学到爬山。……他也不知道爬山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之一部，马克思主义不是光说不做的，那么要做就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所谓爬山也者，就是吃苦耐劳的锻炼之一也。……你们到抗大学习，有三个阶段，要上三课：从西安到延安八百里，这是第一课;在学校里住窑洞、吃小米、出操上课，这是第二课;现在第二课上完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第三课，这便是到斗争中去学习。

　　张际春、胡耀邦立即向“抗大”全校传达了题词、讲话内容，并发动学员展开大讨论：为什么主席要把“政治方向”放在首位?为什么主席要把“工作作风”放在“战略战术”前面?“爬山主义”与“战略战术”有什么关系?

　　在学员热烈讨论的基础上，张际春作了提纲挈领的总结：

　　“抗大”是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强调“政治方向”是题中应有之义;“抗大”是中共领导的军政大学，不是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学员必须把握对党忠诚这个“政治方向”;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主要是山地游击战术，要旨是大步进退，依托山地与敌人周旋，要勇于多走“冤枉路”，提倡“爬山主义”，把敌人“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当然我们自己也准备不死也脱层皮，在不断的“游”中寻机“击”敌，这需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怕苦怕累，反对“爬山主义”，希望打堂堂之阵，是没有什么“战略战术”的!

　　张际春的总结，引起广大学员共鸣，加深了他们对党的抗战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他们由衷地说：“张主任不但做政治工作有一套，而且对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有研究!”

　　“第四期之所以是抗大创办以来最辉煌的时期，就是将4000多名知识青年教育培养成为坚强的抗日军政干部”

　　1938年4月16日，“抗大”第四期开学(学员5562人，含各地青年学生4655人)，编为8个大队，学员包括一些国民党军将领的子弟，如国民党元老黄兴之子黄鼐、冯玉祥之侄冯文华、傅作义之弟傅作良等。面对如此盛况，毛泽东兴奋地为第四期开学题词：“学好本领，好上前线去。”由于第四期学员人数是第三期的4倍之多，延安校舍根本容纳不下，只好采取分散教学的方式，有4个大队驻延安附近，另4个大队分驻瓦窑堡、庆阳镇、蟠龙镇及洛川县城。身在延安，张际春密切关注着各大队的教学管理工作。

　　4月下旬，第四期开学伊始，刚刚调任第一大队(驻瓦窑堡)政治委员的胡耀邦1昌议，学习苏联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1935年8月，苏联顿巴斯煤矿的年轻矿工斯达汉诺夫，在一班工作时间内用风镐掘煤超过定额13倍之多。很快，苏联在全国范围兴起学习斯达汉诺夫、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运动，史称“斯达汉诺夫运动”)的经验，结合第一大队的具体隋况，掀起“斯达汉诺夫运动”式的革命竞赛运动。这次革命竞赛运动的开展，极大地调动了全大队教职学员的革命积极性，一些同志拖拉、懒散作风得以克服，对推动教学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竞赛情况反映到张际春处，他立即感受到了这一活动的重大现实意义，建议罗瑞卿副校长立即率领校机关工作组前往第一大队深入调查研究。6月间，罗、张决定在“抗大”全校推广第一大队开展革命竞赛运动的经验，开展了“迎‘七七’抗战一周年、‘创造抗战突击队员”’的革命竞赛运动。一时间，大队与大队之间，队与队之间，区队与区队之间，班与班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革命竞赛;“向学习突击、向工作突击、向生活突击”，“为争取成为突击队员、突击模范班、突击模范队而斗争”的口号和“突击向前、突击向前，我们要做一个突击队员”的歌声响彻“抗大”校园。全校教职学员精神振奋，在学习、工作、生活等各方面，都以突击队的战斗姿态去创造优异成绩，课外活动也搞得丰富多彩。这次全校规模的革命竞赛运动持续了约一个月，涌现出520名“突击队员”和一批模范单位。通过革命竞赛运动的开展，“抗大”总结出一套适合青年特点和学校实际的工作经验。这些成功经验，为“抗大”以后开展革命竞赛，推动教学及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总结授奖大会上，毛泽东应邀出席并发表热情讲话，他鼓励“抗大”全体教职学员再接再厉，争取更大成绩。

　　“抗大”第四期有各地青年学生4655人之多，不少人带有小资产阶级意识。为此，张际春经常找这些青年学生们谈话，并引用毛泽东的一句话：“‘抗大’像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等，磨它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创新社会，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在回忆文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回忆抗大政治部的机关作风》中，曾是“抗大”学员的吴凡吾(曾任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局长)这样刻画张际春：

　　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同志是个红军老干部，他没有一点架子，非常和蔼可亲，经常找机关干部谈心，对我们政治上、工作上的进步十分关心，所以大家都乐意接近他，亲切地称呼他“老妈妈”，心里有话也愿意对他讲。他的窑洞里常常聚满了年轻人，他像个慈祥的长者，给大家讲革命故事，说革命道理，循循善诱，对大家教育很大。他处处以身作则，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领大家，无论是工作，还是挖窑洞、开荒生产，都带领大家一块干。

　　“目前讲起来，延安生产运动第一是抗大”，“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克服困难，敌人丧胆!”

　　1938年9月底至11月初，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11月29日，毛泽东致信张际春，要求将六中全会文件发给即将毕业的第四期学员学习讨论，加深他们对持久抗战路线的认识。12月，第四期学员毕业，他们纷纷表示：学习六中全会文件精神不到一个月，却受到了很好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

　　不久，因“抗大”第一、第二分校成立，驻延安的“抗大”遂称为“抗大总校”。1939年1月28日，“抗大总校”第五期开学(学员4962人)，编为5个大队。这期学员来源地域较广，另有95名华侨，还有来自朝鲜的26名学员，称得上“五湖四海”。

　　党中央对“抗大总校”能够招收近5000名学员感到十分高兴，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出席开学典礼并发表重要讲话，语重心长地指出：“全国都有学校，有学政治的，有学其他的，我们“抗大”就是学军事政治的其中之一。但我们有特点，我们学的东西，有坚定的政治方向，还有艰苦的工作作风。抗战一定要胜利，这是政治方向，而这个政治方向是坚定的，不怕任何艰苦困难，要坚持着，不要半途而废，不要学张国焘，也不要学汪精卫。”

　　毛泽东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抗大总校”领导，罗瑞卿、张际春等当即向毛泽东表示：下定决心，克服困难，努力完成第五期的教学任务。

　　如何抓好第五期政治工作，张际春决定从抓好六中全会文件精神学习人手，结合节约运动、生产运动，利用好“抗大总校”同学会这个平台。1939年2月20日，为保证第五期教学任务的完成，张际春签发“抗大总校”政治训令。“估计到本校第五期所处的政治环境与本校的教育任务，估计到中国抗战转到战略新阶段，即敌我相持阶段，尤其应当估计到敌人加紧进攻西北的情况下学校将遇到更多的困难”，训令要求：

　　(一)提高与组织全体教职学员与工作人员高度的学习与工作的积极性。

　　(二)……在党内外深入中共六中全会决议报告的传达讨论，……我们的目的是使六中全会决议成为全党与全体人员思想上的武器，以此来整理教育计划的内容，改善学校全部工作。

　　(三)与困难作斗争，克服困难。……这里就要求我们对于正在开始着的节约运动与中共中央所号召的生产运动必须进行充分的有力的不间断的政治保证的工作，以克服财政经济上的困难，改善生产，锻炼身体，推进工作，使之与伟大的抗战相配合。要能够善于组织全体干部与党员成为节约运动与生产运动中的模范。

　　(四)加紧干部中的工作。第五期教育计划与一切工作任务是否完成，干部起着决定的作用。……保证干部能力经验的相互帮助、配合，团结与互相学习，应当成为第五期政治工作重要任务之一。

　　(五)巩固过去工作成绩，改善工作制度。

　　(六)严密党的组织，加强党的教育。

　　(七)加强青年工作的领导。……经过同学会统一的方式加强对青年的联系，把学校广大青年团结教育与组织在党的周围，提高广大青年在学习中及一切运动中的活跃性创造性，使同学会真正成为学校全部青年团结的场所与政治工作、党的工作有力的助手。

　　政治训令上报中央军委，毛泽东欣然地说：没有一个字我不赞成!

　　为开展好生产运动，张际春进行了深入的动员，认为这是体现“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最直接的形式。在罗瑞卿、张际春领导下，“抗大总校”的生产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当时，毛泽东号召大家向由100多个炊事员创办的“抗大农庄”学习：“目前讲起来，延安生产运动第一是抗大，但老实讲，头功应是你们的伙夫同志。”他还高兴地为“抗大”总校题词：“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克服困难，敌人丧胆!”

　　总结“抗大总校”挺进晋东南的曲折历程，罗瑞卿评价：“张际春同志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

　　1939年6月，党中央作出《关于抗大陕公本校等迁到晋东南的决定》。为便于行动，“抗大总校”改称八路军第五纵队(后改称青年纵队)，副校长罗瑞卿担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成仿吾担任副司令员，张际春担任政治部主任。由于敌情变化，罗瑞卿报经中央军委批准，改变原定直趋晋东南行军计划，决定先开赴晋察冀边区，然后再待机向晋东南挺进。

　　8月上旬，第五纵队兵分3个梯队相继从延川、延长一带出发向晋察冀挺进。这次历时两个半月的“小长征”，罗瑞卿、张际春带领队伍途经陕西、山西、河北3省25个县，先后渡过黄河天险，徒涉水流湍急的滹沱河，翻越吕梁山、云中山、太行山，穿过据点林立的敌占区，突破日伪军严密设置的封锁线，行程2500余里，最后安全抵达河北灵寿县陈庄一带，胜利地完成了向敌后进军第一阶段的任务。

　　在挺进敌后过程中，张际春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战时政治工作。在行军中充分利用各种间隙，开展生动活泼的政治教育和思想工作。他们以红军老干部为骨干，组建一支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为大家作报告、讲演、讲故事，组织大家读书看报，划分小组座谈讨论，使大家及时了解国内外局势，进一步提高了政治觉悟.从而更加坚定了学员深入敌后办学、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信心。同时，罗瑞卿、张际春还充分利用行军这个大课堂，让学员结合实际进行站岗、侦察、宿营、战斗队形等课目的训练，使学员增加军事知识，培养适应战斗环境的能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第五纵队抵达陈庄后，由于晋东南还处在日伪军“扫荡”之中，“抗大总校”只好暂缓前往，总校领导决定利用在晋察冀边区待机之时，对前段行军中的工作作一检查总结。9月29日，张际春签发“抗大总校”政治训令。训令号召，为了发挥过去一贯在国内外的声誉，应当保证迅速进行休息整理，采取一切有效办法整理组织和军纪风纪，克服疲倦散漫现象。训令郑重强调，必须防止两种不正确的倾向的发生，一种是认为这里不安宁，不可能学习，企图寻找一个安乐的地点才有办法学，放松目前可能学习的每一个机会，对于战争表示害怕;一种是对于学校教育事业和学习，表示没有兴趣，放松眼前的工作，要求到部队中去工作。两种倾向已在生长着，必须事先指出，进行教育和批评。最后，训令提出具体要求：“实行战斗的学习”，“紧张我们的战斗生活”，“忠实于我们当前的任务”，“一切工作服从于组织的决定”，“反对自由主义的态度”。训令的下发，对端正学员思想认识，提高敌后办学积极性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加强党的领导，发挥政治工作的作用，“抗大总校”到达晋察冀边区后，张际春主动请示党中央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健全政治机关的组织机构。随即。各大队和后勤部门普遍配备了政治委员，明确规定政治部主任与教育长是平行的，教育长负责领导校务行政及训练工作，政治部主任负责全校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为进一步加强政治工作，党中央决定“抗大总校”政治部扩大编制，将组织科改为组织部，宣传科改为宣传部，总务科改为总务处，并增设保卫部。

　　为巩固与严密党的组织，经张际春具体把关，“抗大总校”在发展党员工作上采取了更加慎重的个别考察与个别吸收的方式，严把质量关。同时，注重加强锄奸保卫工作，对政治面目不清的分子进行重点审查，个别入党动机不纯的则坚决清除出党，以确保“抗大总校”党组织的纯洁性。

　　1940年2月上旬，晋东南地区已基本上粉碎了日伪军的大规模“扫荡”，“抗大总校”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当即从陈庄一带出发，向南徒涉正结着薄冰的滹沱河。2月底，总校抵达山西武乡县洪水、蟠龙镇一带。至此，“抗大总校”终于胜利地完成了挺进晋东南的伟大任务。总结从延安到晋察冀、再到晋东南的曲折历程，罗瑞卿评价：“张际春同志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

　　“抗大”敌后办学严重威胁日寇，冈村宁次叫嚣“宁肯牺牲十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学员”

　　1940年4月，“抗大总校”在蟠龙镇举行第六期开学典礼(学员4900多人)，声势依然非常浩大。这时，罗瑞9即调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滕代远接任副校长，何长工出任教育长。

　　深入敌后办学，经常要面对日伪军的“扫荡”，第六期开学8个月内，相继转战到山西黎城西井镇、河北邢台浆水镇。

　　张际春不但负责总校政治工作，还要考虑加强分校教学力量。1940年4月和11月，他领导选派第一华中派遣大队(领队刘清明)、第二华中派遣大队(领队洪学智)、山东派遣大队(领队聂凤智)，奔赴华中、山东分别加强第四分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彭雪枫)、第五分校(校长兼政治委员陈毅)、第一分校(校长周纯全)，为各地分校的发展提供了人才和智力支持。

　　“抗大总校”深入敌后办学，对日寇是个重大威胁，华北日寇头目冈村宁次曾叫嚣：“宁肯牺牲十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学员，牺牲五十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干部。”1940年10月下旬，日寇近1000人突袭位于黎城西井镇、曹庄地区的八路军后方机关，张际春、何长工协助滕代远指挥总校学员近500人在黎城洪岭一带阻击日寇，连续击退日寇4次进攻，坚持战斗达10小时之久，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随即，总校兵分两路突围：东路由何长工、张际春带领，西路由训练部长王智涛带领，乘夜色翻越辽县(今左权县)摩天岭十八盘，在冀西成功会合。这年12月，经过战火考验的第六期学员全部毕业，朱德为毕业学员题词：“努力工作，造成铁的干部，准备反攻。”

　　1941年1月28日，“抗大总校”迎来了第七期学员(学员928人)，全部来自八路军、新四军，大多数学员是团、营、连、排干部，另有少数学员是红军时期老战士。为方便教学与管理，这一期学员分为上千科和基本科。

　　第七期学员人数不多，但军政素质普遍较高，这为抗大推进正规化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了使抗大教员的水平不断提高，以适应部队发展和抗日战争的需要，张际春、何长工协助滕代远抽调了80名在职干部，分别成立了军事教育、政治教育、政治工作3个研究班，让他们集中精力专门进行学习研究，从而提高了抗大教员队伍整体水平。

　　对教材的编写，滕代远、张际春、何长工等抗大领导更为重视，“凡是教育计划上规定的课目，都由校首长分工负责，召集各课目的教员集体讨论，推选专人执笔，再经集体研究修改，交由学校教材编审委员会审阅通过后，方能颁布实施。据统计，第七期共编印出版军事、政治、文化、后勤等教材41种，发行量达18036册，创下了抗大创办以来之最。像质量较高、深受学员和部队欢迎的《兵团战术》《抗日的步兵战术问答》《游击战术》等教材都是在这期间出版的。数量多、质量较好的教材编印出版，不仅满足了抗大总校与分校的需要，也部分地满足了部队的需要。”

　　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指示，“抗大总校”把在艰苦条件下保存和培养干部、准备反攻作为第八期的主要任务。1942年5月1日，“抗大总校”第八期在河北邢台浆水镇举行开学典礼(学员1067人)。开学3个月后，滕代远调任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中央军委对“抗大总校”领导班子进行调整：何长工代理副校长，张际春代理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这时，张际春事实上是“抗大总校”的第一号领导人。

　　第八期学员主要来自八路军总部直属队、晋冀豫军区等机关、部队的干部，仍分为上千科与基本科。这一期学员大多是从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中选拔来的工农干部，大都经过长期战争考验和实际工作的锻炼，有比较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工作经验，但是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制约着他们的发展。为此，张际春、何长工等在主持制定教学计划时，从学员的实际出发，规定上千科和基本科的教育时间都是两年：第一年，按文化程度编队，着重进行语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等课目的文化教育;第二年，再按其入学前的职务、工作性质进行编队，进行军事和政治理论等课目，以提高他们的军政素质。教育计划实施后，学员反映良好。

　　1943年1月6日，为最大限度地保存干部，准备进行战略反攻，党中央电示“抗大总校”：连以下干部及陆军中学留在太行抗日根据地，重新成立第六分校，其余营以上干部学员携带重要的图书资料及部分资金，返回陕北继续办学。同时，党中央决定张际春奔赴野战部队，走上抗日战场。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22-12-22 16:4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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