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将薛岳 由反蒋到投蒋
2018-04-24 16:48:02  来源：周龙  点击：  复制链接

　　在二次北伐成功以后，1928年7月，为了满足国人消弭战乱、埋头建设的强烈心声，国民政府开始进行大规模裁军。

　　蒋介石及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几大军头各有自己的小算盘，被裁减最厉害的自然是那些三不靠的队伍。第四军虽然暂时投靠了蒋，但非蒋的嫡系部队，因此被缩编成第四师，人员也从两万人压缩到不足万人。此举自然引起了张发奎、薛岳等人的极大不满，他们借着国内风起云涌的反蒋形势，也加入到了反蒋队伍中。

　　蒋桂战争爆发时，为了对付李宗仁、白崇禧等新桂系势力，蒋介石不得不起用已暂时下野的张发奎，令他重掌第四师(第四军)。桂系势力退出湖北以后，张发奎率部驻扎于宜昌、沙市一带，当时汪精卫及改组派已经决定从事武力反蒋活动。改组派(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系陈公博等人所组织，奉汪为精神领袖，颇得一般党员的支持，曾在国民党内掀起一股有力的反蒋狂潮。

　　蒋介石对于张发奎部本来就不放心，如今他更风闻到一些张部不稳的消息。1929年9月初，蒋以贯彻编遣实施会议决议为名，令张发奎部移防陇海线，与新一师曹万顺部换防。9日，蒋致电刘峙，部署两师换防事宜。接下来，动作鬼鬼祟祟，可见其不无谋张之心。

　　张发奎拒不从命，他一面派出使者与广西的新主席俞作柏接触，密谋间道湖南入广西，与俞作柏会攻广东，在广东东山再起;一面派人与汪精卫接触，请汪从中斡旋，动员俞作柏反蒋。

　　当张发奎南进途中，汪精卫便派出薛岳到南宁，与俞作柏密洽，望广西方面与张部合作攻粤，开创一番新局面。双方很快取得默契，但俞作柏还有些犹豫。俞作柏考虑到自己当时接管广西才三个月，根基不稳，而且一切尚未部署就绪，仓促起事必然冒险。

　　可是，薛岳的催迫和蒋介石的压迫，促使俞作柏很快表态。然而俞作柏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在蒋介石的军事及银弹攻势下，俞作柏很快垮台，趁乱杀回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又重新控制住了局面。

　　基于共同的反蒋立场，张发奎不得不采取与桂系合作的手段，组成桂张联军以壮大声势。当时全国的反蒋势力此起彼伏，但拥蒋势力也不容小觑，其中桂张联军的劲敌便是以粤省主席陈铭枢及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为代表的拥蒋派。

　　经过此前的蒋桂战争，桂系实力已严重下降，而且他们还面临着来自广东及湖南两个方向的威胁;张发奎部长久流动作战，早已残破不堪，而且不过万余人，因此桂张联军在第一次粤桂战争中败北。此战系桂系三巨头之一的黄绍竑指挥，在激战中，张发奎眼见中央军三个师已经加入战斗，他又得悉蔡廷锴所部正准备前来偷袭，觉得“即使我们能攻入广州，最终也会被消灭”，因此他突然下令撤退，导致全盘失利。

　　经此惨败，张军的战斗部队仅余五六千人(原为七千余人)，张发奎不得不将第四军缩编为三个团，分别由三个老同学吴奇伟、薛岳、韩汉英指挥。

　　1930年5月，阎锡山联络冯玉祥、李宗仁等共同举起反蒋大旗，“中原大战”一触即发。

　　桂张联军决定倾巢而出，配合冯玉祥部拿下武汉。桂张联军兵分前后两路，当联军前锋已经到达湖南岳阳并接近湖北时，对于北上不情不愿的黄绍竑拖拖拉拉，结果导致他所率领的后队被粤军堵在了衡阳，粤军主力系原第四军名将蒋光鼐、蔡廷锴所指挥的两个师，即后来的抗战劲旅第十九路军前身。

　　李宗仁等不顾白崇禧的反对，毅然决定回师衡阳，待击破粤军后再合力北上。此次粤桂之战系生死之战，“小诸葛”白崇禧决定打一场有进无退的决死战，以打破眼前的巨大困局。可是由于桂张联军缺乏重武器，粤军凭借坚固工事顽强防守，终于导致兵力上只占微弱优势的联军的惨败——整整十四年后，日军也在衡阳遭遇了一次真正的挫折。

　　桂张军连同部分湘军有五六万人，经此衡阳血战，联军伤亡达三万三千余人，可谓已经过半，乃至导致军心崩溃(一般而言，伤亡超过三分之一就要导致士气瓦解)。黄绍竑后来向蒋介石求和，而表现最直接的则是薛岳——第四军仅剩下千余人，就在联军向广西境内撤退时，“薛岳在愤怒冲动之下，在撤退途中向部属官兵公开宣布，他本人和张军长决不再干了，各官兵所携武器听凭自由处置。卖枪得款，返乡务农也好，聚众持械，入山落草也好。总之，张某、薛某是不过问了。因此全军解体。他们的部队退抵桂林时，所剩不过五六百支枪，比之极盛时代的第四军，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了　。

　　薛岳大概同黄绍竑一样，惨败不是导致他对于前途绝望，而是对于内战产生了厌恶之情，对于共产党乘机壮大产生了危机感，以致借机发泄出来。中原大战期间，红军曾经攻陷了长沙，这令黄绍竑触动很深。

　　见兄弟拆台，无奈的张发奎只好向李宗仁请求散伙，但坚决反蒋的李、白还需要第四军及汪精卫的金字招牌，在为第四军补充了六千战斗人员后，张军重新组成了吴奇伟第十师和薛岳第十二师，分别驻扎于柳州、柳城两处;待训练了两个多月后，张军即又恢复了战斗力。

　　在随后的南宁之役中，桂张联军与前来浑水摸鱼的滇军(龙云部)又展开了一场激战，滇军由于当年蔡锷等人打下的坚实基础，因此战斗力也不容小觑。尽管薛岳、吴奇伟在此战中都负了伤，但由于小诸葛的绝妙指挥，经三天鏖战，滇军被击退——此战被白崇禧视为平生最得意之笔!

　　在此战中，吴奇伟也有精彩表现：当时他正吃着鸡腿，突然滇军来袭，吴奇伟临危不惧，竟用鸡腿指挥部队反击，终于稳住了形势。事后白崇禧还特意对吴开玩笑道：“滇军用的指挥刀是鸦片烟枪，你用的指挥刀是鸡腿，将来在战史上应当大书特书。”

　　此战后，脚部负伤的薛岳向总司令部请求调动工作，以便于调养。薛岳在呈文中表示：“平马之役负伤后，复染疟疾……尚未复原，恳请暂调工作，俾资调养。”1930年12月，经李宗仁等同意，吴奇伟的第十师并入了薛岳的第十二师。

　　薛岳本人则调任柳州军官学校副校长，这明显是个闲差。

　　薛岳在柳州军校待了没几天，他眼见广西内部各种关系、各种矛盾复杂多变，自己寄人篱下，失望之余，难免要思谋新的出路。

　　据张发奎交代，李宗仁待自己不薄，但是白崇禧却以阴险狡诈出名，而且他是桂系的灵魂人物，军事上负总责。张发奎也有寄人篱下之感，也不愿在广西久待;薛岳本不是第四军的元老，一山难容二虎，他也不愿长久屈居张发奎之下，因此去意更为坚决。

　　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扣押了国民党重要元老胡汉民，由此引爆了宁粤之争。为了共同对付蒋介石，陈济棠便与桂、张达成了和解。眼见内战烽火再起，薛岳生怕再次无端卷入，于是在5月辞去职务前往香港九龙，开始了为期两年的闲卧东山、伺机再起的寓公生活。其间，薛岳曾打算前往德国留学，如果他真的有幸在德国学习几年的军事，其指挥艺术定然有长足长进(张治中也有过类似的想法)。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人日渐意识到了内战的可悲，渐渐捐弃前嫌。不过在国民党看来，中共是受苏俄指挥的，是“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最主要对象。甚至部分日本人也是这样想的：“……打内仗不好。‘战胜异国为荣，残杀同胞为辱’，只有讨伐共产党就不同了，因为共产党是听苏联指挥的，打共产党就等于对外作战，战胜异国。”

　　黄绍竑已经投靠了蒋介石，成为一方大员(不与桂系为敌)。此时的薛岳也已经看明白，蒋介石虽然有种种不足，但毕竟是中国事实上的领袖，而且具有深厚的统治根基，既然无法推翻，欲报效国家、出人头地，也只能投到蒋的麾下了，何况自己当初本就是第一军的干将。

　　九一八事变导致了宁、粤的暂时和解，第四军也不能不另寻出路。张发奎率部投效中央，但是在蒋的挤对下，他不得不于1932年10月只身出国游历欧美。可惜这段好好学习的机会张没有好好利用，可见这个人的天分和抱负，仅此而已。

　　此时的吴奇伟已经投靠了蒋介石亲信爱将、“小委员长”陈诚，通过吴奇伟，“良禽择木而栖”的薛岳渐渐地搭上了陈诚这条线。当然陈诚精神上的导师是邓演达，而邓演达又是邓铿事业的继承人，大概也出于这层关系，陈诚与薛岳才较为亲近吧。陈诚忠义、廉洁、强势，他的夫人还是宋美龄的干女儿，陈氏是蒋介石选定的半个接班人，可惜此人的军事才能不如政治才能。

　　陈诚曾任蒋嫡系部队第十一(土)师师长和第十八(木)军军长，凭借这两支基本武力，陈诚逐渐在蒋的嫡系部队中形成了自己的“土木系”(与何应钦系分庭抗礼);自薛岳加盟陈诚系以后，土木系自然又多了一员难得的干将，而且由于陈、薛二人互相欣赏，二人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薛岳后来之所以能够建功立业，离不开陈诚对他的鼎力支持。

　　不过，蒋介石的内外观念、亲疏观念、地域观念非常浓厚，薛岳作为一个广东人、一个曾经积极反蒋的人，要获得蒋介石的重用，仅仅依靠陈诚的推荐还不够。

　　这里还需要从薛岳的婚姻说起。薛岳前后共有三位妻子：第一位是在家乡娶的朱氏，无子嗣，后死于台湾;第二位妻子为方少文，其父曾任乐昌县长，方少文学识突出，曾给薛岳做秘书，后嫁与薛岳，生二男三女;第三位妻子谭幸申是方少文死后、薛岳到台湾后所娶，生二男，谭氏病逝于1994年，享年六十八岁。

　　据薛岳的侄子交代，薛岳的夫人方少文系海南文昌人，由于这层同乡关系，她得以与蒋夫人宋美龄成为拜把姐妹，如此一来，薛岳不仅获得蒋的重用，而且当薛、蒋闹矛盾的时候，就可以通过夫人路线将之化解。与之类似的是，卫立煌的夫人朱韵珩曾留学美国，她与宋美龄的关系也非常密切，通过“夫人路线”，卫立煌一度获得蒋的信任和重用。而且方少文与朱韵珩一样，两个人都死得很早，朱死于1939年，方死于1947年，自贤内助死后，薛、卫二人的受宠程度皆直线下降。

　　1933年5月，薛岳应蒋介石之召，前往江西参与“剿共”事宜。

　　三万里长途追击

　　薛岳赶到南昌后不久，就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五军军长，叙官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上将”是国民党军的最高军衔，虽然还有一级、二级之分，但可见蒋介石对于薛岳的器重，尽管薛岳直到1944年1月才正式叙官成为陆军二级上将(到台湾以后薛岳才被晋升为四星一级上将)。

　　第五军的番号是临时性的，最早的国民革命军第五军是地方军阀李福林的部队，曾参与北伐和反蒋，被取消番号。一·二八事变时，中央军嫡系主力第八十七、第八十八两师曾组成第五军参加作战，事变后番号取消。此番薛岳所任职的第五军，是一支由两个师人马组成的新的部队，后来番号也被取消(抗战时期杜聿明又受命组建了一个机械化的第五军)。

　　第五次“围剿”开始后，薛岳又先后被任命为第五、第七纵队指挥官及北路军中路军副总指挥，第六路军总指挥。第六路军总指挥原为陈诚，陈调到第三路军后，便保举薛岳继任。陈诚对于薛岳的才干推崇有加，曾在一次军官集会上表示：“剿共有了薛伯陵，等于增加十万兵。”

　　1934年1月，薛岳率部首先占领古县、藤田等军事要地。2月薛岳指挥以第四军为主力的第七纵队继续向南推进，当时中央红军的主力一、三、五、九军团都集中在东线(黎川以南地区)，对付陈诚的第三路军。薛岳正面所面对的红军是陈毅所指挥的一些非主力部队，而且只有四五千之众，薛部凭借人数及火力优势，于2月21日占领了又一军事战略要地沙溪。

　　攻下沙溪后，薛岳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来修筑碉堡、铺设公路，以巩固所占地区。本来，第四军的作战特点就是善于长途追击，但这次军事行动却不得不遵照蒋介石所规定的“十六字”方针(“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修碉筑路、逐步推进”)行事，同时这也是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在第四次“围剿”中，陈诚所指挥的三个精锐师(包括陈的起家部队整编第十一师)被重创，这一惨痛的教训也不能不引起薛岳的重视。由此不难想见，第五次“围剿”是非常周密细致和力量集中的。

　　4月中旬，薛岳指挥第六路军攻取下一个战略要地龙冈，虽然红军进行了顽强抵抗，但5月1日薛部还是顺利占领了龙冈，从而打开了深入苏区腹地的门户。进驻龙冈后，薛岳继续修碉筑路，与此同时他眼见这块昔日的富庶之地由于遭受兵燹而一片荒凉，感伤不已，“于是效法诸葛武侯南征北战时招辑流亡，与民更始的做法，寻找流散在附近的农民返回家园，恢复生产，并发动部队为返乡的农民修建房子，帮助农民犁田插秧。薛岳这样做，也是为了安定民心，使农民摆脱共产党的影响。

　　10月10日，薛岳部攻占了古龙冈，此地为中央苏区的核心地带、苏区首府瑞金的门户，一旦被占，则中央苏区已无险可守。与此同时，其他国民党军也已先后占领了石城、宁都、兴国、长汀等地，中央红军主力被压迫在以红都瑞金为中心的狭小地带。

　　至此，第六路军的进攻使命也已基本完成，红军只有被迫战略大转移，即长征的份儿了。做出“长征”的决定其实是非常突然的，因为中共中央接到了有关线报，意识到了当前局势万分危险。

　　红军长征开始后，蒋介石紧急赶到南昌，部署对中央红军的围追堵截。

　　蒋同他的幕僚们经过反复的商议，一致认为红军主力的进军路线必定是沿两个月前萧克等率领红六军团的行军路线，前往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速电广东陈济棠，湖南何健，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着令他们调遣部队在粤赣湘桂边界地带构筑四道封锁线，以堵截红军;同时，蒋又命令第六路军总指挥薛岳率所部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共八个师和一个支队(相当于一个加强师)追击。本来蒋介石是希望陈诚出来担任追击部队总指挥的，但陈却保荐了薛岳。

　　事实上，薛岳的任务除了对付红军，另一重要的使命也在于对付各地的割据军阀。如此艰难的“一石二鸟”的双重任务，薛岳为什么敢于一肩承担呢?

　　笔者推测，除了薛岳本身的自负外，应该也与急于立功以自固的心理有关。而蒋介石之所以采纳陈诚的建议，一方面固然在于薛岳的才干和威望，以及第四军擅长追击，也在于他的身份，即他的非蒋嫡系将领及曾经的反蒋派——如此一来，他在“追剿”过程中，就不会引起各省军阀的过分反感和提防。

　　10月25日，薛岳正式收到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的电令：“着第六路军各军师由赣南取道上犹、遂川、莲花、永新入湘西，加入西路军及南路军作战地境向红军猛追。”截至11月18日，薛岳所部已经追至衡阳。

　　尽管红军有着诸多不利和失误，但是由于各路军阀、派系不够配合，加上国军内部有人不断通风报信，薛岳的追击行动并不是很顺利，以致没能达到全歼红军的目的(蒋其实也不希望过早地实现这个目的)。其中在1935年2月发生的遵义战役中，中央军大败，伤亡被俘达三千人，被蒋介石认为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遂电令薛岳查明罪责以申明军纪。

　　薛岳为了掩饰败绩，特将伤亡损失的数字减少，并为保住嫡系吴奇伟、韩汉英的地位，而把罪责都推卸到了贵州省主席兼第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和第九十三师师长唐云山身上，同时也自请处分，以求得蒋的宽恕。由于陈诚的暗中庇护，薛岳和吴奇伟没有受到蒋的惩处，但经过这次挫折以后，志得意满的薛岳在指挥部队同红军作战时，傲气稍有收敛。

　　不过，薛岳“追击红军无效，统一西南有功”，他的主要收获之一也在于为蒋介石拿下了贵州。贵州此前各路军阀内战不断，王家烈的势力大为削弱，以至于被薛岳轻易制伏，后来薛岳就被任命为贵州省主席，取代了王的地位。

　　8月，薛岳率军进入甘肃文县境内，由于粮食缺乏，也只能以包粟粉烤饼和稀饭充饥。经过一番准备，薛岳部于12月开始向川西要地荥经进攻，到1936年2月中旬，薛部成功地占领与荥经相邻近的天全、芦山二县。尽管遭遇了红四方面军的顽强抵抗，但薛岳部的战斗力已得到充分体现。“川康边无法建立革命根据地，已为事实所证明……张国焘南下建立川康边根据地的方针，至此宣告破产。”

　　徐向前在回忆录中描述道。

　　“薛岳自有了在贵州省吴纵队受挫的教训之后，他在指挥同红军打仗时，变得处处谨慎，不明察敌军情况，决不贸然进攻。这是他这次指挥川西战役取胜的重要原因。”

　　由此也可见薛岳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百折不挠的将领，可惜蒋介石不能将他重用到底。

　　川西战事结束后，薛部仍留在荥经、雅安一带驻防，直到6月因“两广事变”的爆发才离开。在这三个月里，薛岳除安排部队修碉筑路、开展军训、补充兵员、祭奠阵亡将士等项军务外，还在天全、芦山、荥经、雅安各县实施了若干民政方面的工作，诸如救助难民、收养孤儿、兴办学校、恢复生产等，既为自己积累了行政经验，也算为当地民众做了一些好事。

　　在指挥部队行军作战过程中，薛岳对所经各省的政治、经济、社会、民俗、山川、地理、交通以及名胜古迹，很重视调查研究，并在他的笔记中有较详细的记载，对此，他自觉受益匪浅：“余自唯戎马半生，尚鲜成就。谬承委座知遇，使得戮力行阵，数年间所获之知识与经验至夥，古人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笔记之余，窃为私幸。”

　　宽广的视野、广博的兴趣，以此足见其大将风范。

　　薛岳通过收买西康红教领袖和土司、留中央军驻守要地等手段，动摇了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在该省的统治。除了帮蒋介石拿下了贵州以及将中央军势力楔入四川外，薛岳对于拉拢云南也有很大的功劳。

　　1935年5月，薛岳率军行经云南昆明时，他不但没有追究当年南宁之役中被滇军打伤的一箭之仇，也将被云南省主席龙云拒之昆明城外的耻辱抛至一边，毅然与龙云结为金兰之好，成为拜把兄弟。这一做法还是奏效的，由此奠定了以后薛岳与龙云长期合作的基础：在抗战时期，龙云把滇军主力卢汉、高荫槐、孙渡、张冲、鲁道源、杨宏光等军、师归薛岳指挥多年，也彼此相处得很好。

　　薛岳的这番作为，使得西南地区逐渐为中央势力所控制，为即将到来的抗战贡献出了一个可靠的大西南堡垒，因此功劳非小。蒋介石自然非常得意，他在四川成都召集的一次军官会议上肯定薛岳的功劳道：“中国自古以来，从没有将帅率大军像这样长途追剿的战争，只有薛总指挥一个人，打破了历史之记录。”

　　两广事变是“南天王”陈济棠联合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向蒋介石的权力发起的又一次挑战，因为当时蒋急欲削藩。事变爆发后，薛岳奉命从川西移师贵州，配合蒋的其他各路部队，对粤、桂联合反蒋势力形成包围、压迫之态势。不久，在蒋介石的“挖墙脚”战术运用下陈济棠翻身落马，而出于对全国上下的抗战呼声的顾忌，两广事变最终基本得以和平解决。

　　陈济棠的落马主要跟他手下的大将余汉谋的反水有关系，后来在总结自己的失败教训时，陈济棠还特意提到了薛岳和余汉谋：“我过去所以失败，原因固多，而以政治上的失败为主……广东有地位的军人如薛伯陵、余幄奇等，所以能站稳脚跟，都因会走政治路线。伯陵依附陈诚，幄奇投靠何应钦，都立于不败之地。”

　　最终陈济棠选择投靠了“两朝国舅”宋子文。

　　1937年5月，薛岳就任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兼贵州省主席，有代表国民党中央坐镇西南之意。他本欲积极建设黔省，不期全面抗战突然而至，薛岳的人生开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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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世昌 最后更新：2022-11-02 09:5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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