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超：山东文化运动的先驱
2019-06-25 11:45:45  来源：中国军网  点击：  复制链接

　　刘子超，家名坑古，学名起亚，又名苏华，笔名梦非、王夫、辛民、漆雕华等，1906年出生于广东省兴宁县(现为市)新圩镇鲤湖村。父刘海凤，母陈凤英，生有二子，子超为长。他9岁随父亲到粤北忠信圩读了六七年古文诗书、历史小说。他才思敏捷，追本穷源，塾师称其聪慧超人。1925年春，在兴宁坭陂中兴学堂插班读高小二年级，因学业超群，次年由校长破格推荐到兴宁县立中学就读初中。刘子超参加学校读书会，如饥似渴地读了《共产主义ABC》、《唯物史观浅谈》及《向导》等许多进步书刊，思想觉悟不断提高，8月加入共青团。入团后，他更积极投身于学校的择师运动，带领同学到大坪、水口等地，大演白话戏，宣传反帝反封建。因此国民党兴宁县政府和学校当局把他定为“危险分子”而“革退”出校。1927年春，刘子超到梅县东山中学就读，不久被其叔父告密而被捕入狱。他与狱卒搞好关系，在一个风雨交加之夜，从厕所里逃脱，化装回到兴宁，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同年秋转为中共党员。10月，中共新圩区委成立，刘子超任区委宣传委员，他与肖向荣、冯宪章、彭清寰等在新圩、水口一带开展革命活动。1928年12月，兴宁南片新圩、水口的革命斗争受挫，刘子超经忠信转移到上海。

　　刘子超到上海后改名苏华，在上海艺术大学学习。当时生活较为困难，但他坚持学习日语，且边学边翻译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著作，期间，经常与创造社的潘汉年、李初黎、冯乃超等密切来往，成为上海艺术大学的活跃分子。1929年，他在爱文义路的华南大学工作，后任中共沪西区委宣传部长，曾创办浦江中学，以此作为阵地开展党的工作。秋后，调任中共闸北区委书记。当时兴宁党组织遭到破坏，张中、陈孤风(斐琴)、罗坤泉、李戈伦等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到了上海，都由他恢复了关系并安排了工作。

　　1932年后，刘子超已成为上海社联的主要骨干，经常以国际共运研究专家的身份到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及某些社团发表讲演，并参加关于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

　　1933年，国民党在上海继续加紧文化“围剿”，刘子超曾两次被捕，第一次无罪释放;第二次被判处徒刑，关押于苏州反省院。他巧妙地保护自己，始终未暴露其政治身份，次年刑满释放。出狱后，他以漆雕华为笔名写了许多文章在《读书生活》等杂志发表。

　　华北事变后，日本侵略军步步进逼，对山西构成了严重威胁。1936年夏，出狱后急于寻找党组织的刘子超应地下党员宋劭文邀请满怀报国之志到了太原。当时那严峻而复杂的形势使阎锡山感到：降日、迎蒋都不是出路、而自己的力量不足，遂求助共产党，故大批招揽进步人士到山西工作。宋劭文同刘子超等人适在阎锡山处从事抗战的准备，于同年9月18日成立了以阎锡山为会长、宋邵文等人为领导的山西抗日团体“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开始训练派遣特派员及建立国民民兵军官教导团。刘子超作为教官，为训练班讲授社会科学。

　　全国抗战爆发后，刘子超被介绍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将军的政治部工作，适逢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朱瑞以十八集团军代表的名义在程潜处任联络处主任。刘子超从此恢复了党组织关系，被称为“特别党员”后“乃经北(方)局讨论正式恢复党籍”。他更加积极地投身于抗日战争。

　　1937年秋，朱瑞和刘子超根据北方局的指示，以豫北师管区司令张轸的名义开办了豫北军政干部训练班。训练班成立中共党组，朱瑞任组长，刘子超为党组成员、训练班主任。第一期招收学员200多人，编为一个大队，下设两个队：军事队、青年学生队。训练班的课程设置及实施办法与“抗大”基本相同。政治课设政治常识、统一战线、民运工作、中国革命运动史;军事课除制式教练外，设游击战术课。开始，张轸对训练班比较关心，朱瑞、刘子超均亲自授课，深受学员欢迎。工作开展的较为顺利。可是，为时不久，蒋介石为了监控张轸，派詹某任参谋长。詹拉来十多人插进训练班，专门进行挑拨离间，造谣破坏活动。刘子超和朱瑞商量后，一面召开大会，揭露其破坏抗日的行径，一面向张轸交涉，要他制止这不利于团结抗日的行为，但张轸迫于顽固派的压力，无力制止。在这情势下，训练班只得提前毕业，这200多名学员“除了八、九个最顽固的外，其他的一律加入民先”，有些人还加入共产党。他们大部分都分配了工作，仅留下四五十人作为骨干，由刘子超亲自率领于同年12月上旬迁往山西晋城。正式成立华北军政干部学校(简称“华干”)，由刘子超任校长。王振华为副校长，它既是中共在晋冀鲁豫地区开办的第一所大式干部学校，又是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在这里进行抗日的一个重要阵地。1938年1月，“华干”第二期在晋城开学，学员200多人。刘子超除认真抓好教学、训练工作外，还组织了抗日话剧团、“乡村教育团”，经常到附近群众和国民党部队去演戏、讲演、教歌、写标语等，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并协同朱瑞先后恢复、建立了豫北、直南、晋豫特委及各县县委和抗日武装，使这一地区的抗日运动蓬勃发展。

　　1938年4月，豫北、太原、临汾相继沦陷。为了适应形势需要，迅速发展人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决定以“华干”校部为基础，第二期留校学员为骨干，在山西陵川成立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旅级)，刘子超任司令员(仍兼任“华干”校长)，统辖一、二、四、五支队，共3000多人，在豫北修武、武陟一带开展敌后游击战。翌年2月，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奉命改编为八路军晋冀豫军区第五军分区，刘子超任军分区副司令。

　　1939年5月，八路军总部为了统一和加强山东敌后抗战的领导，决定建立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政委朱瑞。刘子超奉调八路军第一纵队政治部任宣传科科长。6月，刘子超随徐向前、朱瑞到达山东。10月，第一纵队机关与山东纵队机关合并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统辖12个支队，2?4万多官兵。刘子超任山东纵队宣传部部长，他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干部，不断提高部队的思想理论水平，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经常给干部战士作报告，讲授国内外形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以增强部队战胜日寇的信心和勇气。他主持组建了鲁迅艺术宣传大队，经常亲临指导审查节目，甚至参加排练、画画、布景，他撰写的《山东纵队队歌》歌词，雄壮有力，激越动人，曾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中广为传唱。

　　刘子超从事党的宣传工作，对新闻报道、报纸出版尤为重视。他召见《大众日报》社的负责同志，听取汇报后对《大众日报》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担负起引导抗日战争正义舆论的责任;二是希望能够担负起教育大众的责任;三是能够担负起反汉奸谬论和揭发日寇欺骗宣传的责任”。当报社领导人邀请他写稿时，刘子超谦逊地说：“作为宣传部长，为党报供稿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我刚到山东战场不久，对情况陌生得很。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不过不妨试试看，让你们‘见笑’了”。其实，刘子超是个大学生，工作能力很强，在《大众日报》上发表过许多文章。从现征集到的29篇文章来看，刘子超对《大众日报》的“希望”，正是他自己的实践经验。他的政论文章都是针对当时国内外形势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而撰写的。当抗战进入由退却转入相持阶段之际，刘子超赶写了《一九三九年的世界与中国》，于1940年元旦始在《大众日报》续登。作者纵论国际国内敌友我形势，以鲜明观点、确凿论据全面而深入地论证了新的战略阶段到来的原因、意义，进而提出我们的努力方向。全文33000余字，分上下篇，上篇“前言”中写道：“1939年是世界历史的大转变的一年，也是中国历史大转变的一年。前者的主要标志是世界大战已进入新阶段，后者的标志是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有条件的进入相持阶段。这么伟大的年头，我们应该给他来个总结，……就是要认清国际经济政治发展的规律，要认清世界大战发展规律，及认清我国抗日战争的规律以便在已有的进步基础上继续前进”。文章最后明确指出：“目前，投降妥协派要走的路线是亲英，反共，降日。而抗战派要求的路线是联苏，联共，抗日。两条路线的斗争便明显地摆在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面前，任大家选择一条道路。……我认为只要我们不愿意做亡国奴，愿意做中国人，就得走抗日的道路!……因此，我们也就知道了，广泛的发展抗战的力量，特别是工农力量的发展与扩大，就是我们为着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政治路线而奋斗的基本目标，同时也就是我们在1940年努力的方向!”

　　刘子超善于通过纪念节日活动，广泛发动各阶层民众投身抗日斗争。1939年12月，他在纪念一二九运动大会上，作了以《纪念“一二·九”与华北青年当前的任务》为题的报告，《大众日报》刊登了他的报告，报告从一二九运动的历史意义等三个方面论述后，指出：现在广大青年学生的重大任务就是到民众中间去，做唤起民众、组织民众参加抗战的工作。要广泛动员千百万青年，积极参加抗日部队，参加游击队、自卫团、青救会、农救会、职工会、妇救会，进行站岗放哨，侦察警戒，帮助军队作战，打破日寇的政治、经济进攻。类似的尚有《怎样纪念“七一”和“七七”》、《为什么要纪念“八一”怎样纪念“八一”》等。

　　刘子超坚持以笔为刀枪，揭露和打击日本侵略者、汉奸卖国贼的罪恶阴谋。1938年12月，国民党亲日派首领、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汉奸傀儡政府，成为日本侵华的走狗。当时，刘子超接二连三写文章揭露汪精卫的丑恶行径。同年5、6月，他又在《大众日报》连续发表《汪逆兆铭卖国事敌的罪恶种种》、《驳斥汪逆的“伪三民主义”》及《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几个问题——对于敌寇、汉奸、托派分子的谬论的批判》，从而彻底戳穿了汪精卫所标榜的所谓“三民主义”的投降实质，其“根本目的是在破坏中国共产党及国共两党的合作”，号召抗日军民，坚决执行中共中央提出的方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刘子超在为《大众日报》积极撰写文稿的同时，还努力办好了两件大事：一、根据朱瑞的提议，创办了山东纵队机关报《前卫报》、从办报方针、撰写发刊词到审阅稿件、版面设计，他都亲自动手，报纸办得很有特色，深受指战员欢迎。这个报名，至今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所延用。二、设法建立小型“新闻电台”，及时收抄延安党中央的新闻、社论，成为山东军民与全国及世界联系的精神通道。

　　刘子超对工作历来极端负责，不论分内分外，都是不辞辛劳，有求必应。1940年4月3日，他发表《粉碎日寇文化侵略政策与发展抗战的文化教育运动》。次日亲自主持召开山东文化教育宣传工作座谈会，《大众日报》、《新山东报》、鲁迅宣传大队等文化团体代表60余人参加。正式成立山东文协，推举刘子超为山东文协的主要领导成员。他及时写了《山东文化运动发展的新阶段》发表于《大众日报》，推动了山东文化教育工作的开展。他还组织成立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山东支部，号召日本、朝鲜、台湾(因台湾当时为日占领)人民一致反战，摆脱日寇枷锁投身解放大道，他们为山东的抗日斗争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有的成员甚至牺牲了生命。

　　1940年7月26日至8月26日，中共华北局和山东分局在青鸵寺召开山东各界人民代表首届联合大会，刘子超作为军队代表出席会议。会上成立了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战士会”)，刘子超当选为战工会副主任兼秘书长。8月17日，战士会举行就职仪式，黎玉、刘子超等19名领导成员宣誓就职。这是山东省政权的最高执行机关，它初步贯彻了“三三制”政策，组织人民发展生产，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优抚军烈属，推行民主教育等，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1941年11月，侵华日军总司令?俊六指挥日伪军五万多人，分五路向沂蒙山区实行“铁壁合围”的大“扫荡”。12月11日，山东纵队领导机关，遭到敌人包围，形势异常险恶。刘子超从沂南县元牧马池、田家北村冲出重围，行进至南高虎山崖下，迅速跳下战马，镇静地隐藏好保密笔记本，利用有利地形，以手枪迎击敌人。最后遭日军夹击而壮烈牺牲。时年35岁。刘子超的遗骨安葬于山东省蒙阴县垛庄村“孟良崮战役纪念馆”陵园。

　　刘子超是为抗日战争做出重要贡献的八路军著名将领之一，牺牲后，从总司令到其战友都深切怀念他。1942年，朱德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文章说：“当此抗战五周年纪念之日，我们除对五年来英勇牺牲的将士及全国军民举行哀悼外，我特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全体战士，继承先烈遗志，为先烈复仇!为我们的左参谋长，周建屏旅长，罗忠毅旅长，魏大光旅长，刘子超、张德楼师及军区政治部部长……及所有先烈复仇!为全国各友军及各界殉国的先烈复仇!”刘子超的英雄形象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责任编辑：叶子 最后更新：2019-06-25 11:4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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