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犟人”杨虎城
2016-05-24 14:42:15  来源：中国艺术报 杨 瀚（杨虎城嫡孙）  点击：  复制链接

说陕西人有个特质，就是比较“犟” 。这个“犟”从一方面讲是坚忍不拔地追求真理、坚持原则、做事很执着；从另一方面讲，就是倔犟，原则问题上不会妥协，一条路走到底。杨虎城就是在抗日问题上的一个“犟人” 。

1933年9月18日，在西安绥靖公署内的大操场上举行着一次特别的阅兵。时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十七路军总指挥的杨虎城在那里检阅十七路军的直属部队并举行纪念“九一八”事变两周年“国难”大会。在阅兵中，杨虎城打出了一个“摒绝内战、统一意志、以图救亡”的政治标语，并以此开始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不懈努力。为了将自己的理念宣传出去，杨虎城特意出资聘请了上海明星电影公司用纪录片的形式拍摄下了这一历史过程（这套影片现存国家博物馆） 。

1933年9月18日，杨虎城召开纪念“国难”大会并进行阅兵

杨虎城为什么如此强烈要求抗日呢？因为一是他爱国，二是他对日本有深入的研究。1928年，大革命失败后，杨虎城为了寻找政治道路曾赴日本游学，他在日逗留了7个多月的时间。其间，他深入日本社会，对日本的社会、政治、军事、经济做了很深入的了解与研究。在此期间，日军在我国山东制造了“济南惨案” ，在东北制造了“皇姑屯事件” 。这些都使他清楚地认识到，日本要进一步崛起在亚洲称霸，势必要进一步侵略中国。他作为一个孙中山的追随者，一名军人，一定要抗日卫国。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当时国人对事变的性质认识非常混乱。当局者起初错判为局部冲突，错失反击良机；后又定为“日本侵略东三省，是已成之事，无法补救” 。寄希望于“国联”来维护主权。也有人认为是日本为了反对苏联而侵占我东北。面对日本的侵略和蒋介石政权的无能，杨虎城忧心如焚。他在“九一八”事变后第5天（9月23日）公开发表了《杨虎城泣告全国电》 。他说：“连奉副司令（指张学良）指皓、号两电，通告日军侵据沈阳、营口、安东、长春等处，解除我国军警武装，噩耗传来，发指皆裂。 ”“虎城分属军人，职司卫国，枕戈待旦，志切死绥，痛心外患方深，惟冀同仇敌忾，披历陈词，只希垂察。 ”

1931年10月10日，杨虎城在十七路军“国庆”纪念会的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抗日问题的认识与决心，他说：“目前是我们国家危急存亡的关头，却值‘国庆’纪念，实在无甚可庆，我们要努力报复国仇，誓雪国耻。第一要排除私人意见，停止内争。大家确实团结起来，认清对外目标，在‘中央’指挥之下，一致动作。第二要充实我们的力量，拿我们十七路武装的同志来说，全体官兵要加紧训练，要准备随时可以和日本或其他帝国主义决一死战。本军十余年来，每次作战，多为打倒军阀，现在准备更进一步的工作，打倒帝国主义。古语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我们国家如灭亡，我们个人，还能独立存在吗？况且保卫国家，尤其是军人天职，现在国难临前，我们要本着向来的革命牺牲精神，为国拼命，‘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 ，是我们每个同志要切记，而且要奉行的。 ”

1936年夏，杨虎城对部队军官讲抗日问题 

杨虎城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公开强烈要求抗日救国的第一人。他从“九一八”事变后就走上了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坚决抗日的道路。从那时起，他将自己的一切政治、军事、经济计划与活动都纳入了抗日救国的大方针和目标下。他此后的讲话，特别是对部队的讲话、训词，必定要讲抗日问题；他对陕西经济建设的指导原则，从造福桑梓转为建立可靠的西北抗日后方基地。

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闸北天通庵路突然向十九路军发动袭击。十九路军在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的率领下，奋起抗战，开始了“一·二八”淞沪抗战。战争中，十九路军将士在上海人民的支援和全国爱国力量的声援下，浴血奋战，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粉碎了日军占领上海的企图。从1月28日到5月9日十九路军从上海撤退，其间日军增兵达六七万之多，且有大量海空军的配合。而十九路军仅得到张治中第五军的支援，武器弹药得不到补充。军政部通令各部队说：“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 ”杨虎城对十九路军的爱国行动表示赞赏，对南京军政部的卖国行为十分愤慨。一方面他发出通电，表示声援；另一方面他违抗军政部的命令，秘密地将十七路军从国外购买，刚运抵上海的一批武器送给了十九路军，有力地支援了“一·二八”抗战。

1932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建立起傀儡政权“伪满洲国” 。杨虎城闻知，于3月25日发出《声讨东北叛逆通电》 。在通电中他再次表示：“虎城分属军人，志切讨逆，枕戈待命，誓保国疆。迫切陈词，祗祈垂察。 ”此后， 3月26日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发表宥电，响应杨虎城之《讨逆电》 。3月29日，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回电，响应杨虎城的《讨逆电》 。这说明杨虎城的举动代表了当时国民政府当权者中一批爱国者的抗日情绪。

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迫近长城各关口，蒋介石到石家庄指挥。杨虎城主动到石家庄去见蒋介石，要求率部队参加对日作战。蒋介石听了杨虎城的抗日要求后，语气又慢又低地对他说：“现在抗日还用不着你的部队，你回去好好地训练部队，就好了。 ”蒋介石的态度直接给杨虎城的抗日热情浇了一盆冷水。

因为杨虎城总是不与蒋介石的“不抵抗”国策一致，蒋介石1933年5月免去杨虎城的陕西省主席职务，以示警告。杨虎城不为所动，继续坚持抗日救亡的路线。1933年9月18日，他举行阅兵，召开“国难”纪念大会，公开提出“摒绝内战、统一意志、以图救亡”口号，向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挑战。

1935年冬，杨虎城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

杨虎城为了实现自己的“摒绝内战、统一意志、以图救亡”的政治目标，主动联系中国共产党，试图建立抗日同盟关系。1932年11月2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进入陕西，抵达长安县引驾回、子午镇一带。杨虎城秘密找来与徐向前相识的连瑞琦，要他设法与徐向前联系。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建立川西北根据地，迫近汉中。杨虎城不愿与红四方面军发生大规模战争，授意杜斌丞派当时在十七路军的中共党员张含初、武志平先后秘密前往川北与红四方面军取得了联系。红四方面军派徐以新到汉中，经与孙蔚如（杨授权）商谈， 6月24日双方达成互不侵犯协定：“第一，双方互不侵犯；第二，配合打胡宗南；第三，红军可建立交通线，三十八军提供一定的物资。 ”有了这个协定，两军在相当一段时间（到1935年年初）都没有发生冲突，而且通过地下交通线为红四方面军运送了紧缺物资。其中包括红军所没有的西北地区军事地图，这些地图对红军长征起了很大作用。

1934年底，红二十五军策应中央红军长征进入陕西。蒋介石命令杨虎城率部围攻。杨采取了应付的办法，表面上调兵遣将，四处设防。暗地里交代部队只跟随其后，不要主动进攻。同时将身为共产党员的张汉民率领的警备三旅调上，希望张能利用其中共党员身份与红军建立联系，定个互不侵犯协定。张汉民按照杨虎城的意思派中共党员张明远等去红二十五军联系，双方商定互不侵犯，还规定了联络暗号：“瞄不准不打。 ”红二十五军要求提供军用地图、药品、电台等物品，张汉民都认真办理，尽量满足红二十五军的要求。

1935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中共中央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 ，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当年年底，杨虎城对受中共北方局指派给他送《八一宣言》的申伯纯说：“从田中奏折看来，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一步一步地灭亡中国的野心，现在已经显而易见。这次国民党开“五全”大会，虽然有人打了亲日头子汪精卫一枪，但我看那是内部的斗争，还看不出蒋介石有什么抗日的决心和准备。自从江西的红军到了陕北，西北的形势将起大的变化。据你前次所谈，共产党能够以抗日作前提，联合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共同抗日，这就对了，这就合乎中国人民的迫切需要了。 ”随后不久，杨虎城与毛泽东的代表汪锋、中共北方局的代表王世英达成了局部停止内战、与红军建立交通线的协议。

为了达到“摒绝内战、统一意志、以图救亡”的目的，他主动做张学良的工作。1935年底，张学良率东北军进入陕、甘地区后，杨虎城原想依靠自己的力量在西北营造一片革命基地的计划已无可能。他认识到要实现抗日救国建立民主之目的，必须先解决与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关系问题。他和高级幕僚深入分析研究了张学良和东北军后认为：从表面上看，张学良拥护蒋介石，对“剿共”表现很积极，对抗日却缺乏主动性。但深入来看，“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是背着“不抵抗将军”的骂名离开东北的。白山黑水的沦陷，使许多东北军眷属扶老携幼逃到陕西、甘肃一带寻找亲人。面对这些，广大东北军将士肝肠寸断、痛心疾首。东北军入关后，到处颠沛流离，力量逐渐削弱。1935年，张学良到陕西时，职位由“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降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总司令” ，地位日下。

从其个性上来看，蒋介石将“九一八”事变不抵抗的帽子长期让张学良一人独戴，张学良是不会甘心的。二人之间蕴藏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抗日问题上，两支部队官兵都有共同的要求，部队都处在被蒋介石排挤、削弱的地位上，两军有合作的前提与基础。两支部队团结起来推动抗日是可能的。杨虎城说：“患难的朋友好交！ ”但是他也有疑虑的地方：论兵力，东北军比十七路军大数倍，如果东北军受了蒋介石的愚弄，和蒋介石在陕、甘的兵力一起，采取压迫的态度，那对十七路军是极其不利的。不过东北军初到陕、甘，根基不牢，人情不熟，而且受到红军压力；东北军既然奉命“剿共” ，力量势必分散，不会立刻对十七路军下手。十七路军兵力虽比东北军小数倍，但其是地方部队，久在陕西，在地方有许多潜在力量，陕西的团队，绝大部分都掌握得住（杨兼任陕西省保卫委员会主任，各县民团都归这个机构指挥） ，东北军会有顾虑的。当前的出路，主要在联合张学良上，只要在反蒋抗日这一点上彼此一致了，那么合作就可靠了，停止内战的办法也好想了。杨虎城说：“我专门试探张学良的动向，尽量设法和他在政治上合作。 ”随之，杨虎城改变了对张学良敬而远之的态度，多次主动探访张学良，在交谈中有意表露出自己对打内战的厌烦，对不能参加抗日的苦恼。开始张态度依旧，没有更多的表示。一次，杨虎城去张宅，有意识地谈了国内的政治形势。杨虎城回来后对秘书王菊人说：“很糟糕！张学良赞成法西斯，同我正相反。 ”后来张学良与杨虎城又一次谈到法西斯问题，张学良问杨虎城：这个办法在中国行得通行不通？杨虎城说：“人家搞法西斯（指德、意、日）对外扩张；咱们搞法西斯（指蒋介石）对外（指日本）投降，他（指蒋介石）当小皇帝，我们当亡国奴，你看行得通吗？ ”张学良听后一言未答，从此再也不提法西斯的问题了。1935年9月，东北军110师被红十五军团消灭。战前，杨虎城看到张学良的作战命令。他认为张学良的安排不当，就好心去见张学良，劝他慎重，不要进攻，结果张学良听不进去。杨虎城回来对人说：“他是不碰钉子不会回头的，还是少年气盛，等碰回来再说吧。 ”这样一来二往，杨虎城与张学良的个人关系有了很大改善。但最后促成张学良与杨虎城结成政治同盟的关键还是蒋介石和他的“剿匪”战争。

1931年9月24日刊登的杨虎城泣告全国电

东北军从1935年9月到11下旬，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就被红军消灭了近三个整编师，其中两个师长阵亡，部队损伤惨重。当109师被歼、师长牛元峰阵亡时，张学良和杨虎城都在南京参加国民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对东北军“剿共”的损失不但不予补充，反而趁机撤销了两个被歼师的番号，对张学良申请为阵亡师长每人发放10万元抚恤金的计划也置之不理。气得张学良大叫：“我张某人混得都不值10万块钱了！ ”此时张学良虽仍叫“副总司令” ，但已不是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而只是一个地区的战地“副总司令”了。他在南京，已没有当年的荣耀与神气。许多人对他的态度由阿谀奉承变为了敷衍应付，甚至鄙视、讽刺。

此时，张学良才觉悟到蒋介石将他推到“剿共”第一线的用意，一时情绪沮丧到了极点。

当张学良因剿共失利，异常苦闷时，杨虎城没有因为他碰了钉子而幸灾乐祸，反而对张学良表示出极大的同情与关怀。在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全”大会期间，他亲赴张学良的住处进行慰问，并再次劝说张学良不要跟着蒋盲目走下去，应该走自己的抗日之路。这样接触多了，张学良就把心中的苦闷，对蒋介石的不满向杨虎城叙说了。两人的关系拉近了，逐渐发展到政治上可以相互谈心。张学良对反蒋介石心存顾忌，开始讨论的问题只局限在如何实现抗日上。也就由此开始，张学良、杨虎城两人先是在共同抗日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而后直到1936年12月10日，两人才在反蒋介石问题上达成最后共识，由此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杨虎城就是依靠坚定的政治追求、坚忍不拔的努力终于扭转了时局，达到了“摒绝内战、统一意志、以图救亡”的政治目标。
 

杨 瀚（杨虎城嫡孙）
 

责任编辑：唐旭 最后更新：2016-05-24 14:4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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