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8月10日前后,日本海军开始在洞庭湖东侧侦察袭扰、探测航道,日本空军也在第九战区上空进行侦察,以窥探重要目标。8月下旬,日军地面部队开始集结兵力,频繁调动。
身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薛岳,鉴于国际形势之演变,再根据种种情报,他已经判断出日军将有集中兵力攻略长沙的企图(冈村的担心应验了):日军“似在9月中开始南犯,将以主力由湘北直趋长沙,于赣北、鄂南实行策应作战”。
为了挫败日军的企图,薛岳一面令战区发动九月攻势,调整阵线、屯备粮弹,加强牵制敌军,以粉碎敌军的攻势;一面加强组训民众,破坏交通、空室清野,待敌来犯予以重创,以巩固长期抗战的国策。
白崇禧是民国时期一位响当当的军事家,曾被日本人誉为“战神”,他与蒋百里、杨杰、刘斐并称为国民党方面的“三个半”战略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抗战指导方针就是他率先提出来的。白崇禧与张发奎一样,他深知日军若志在夺得某地、则此地必难固守,不如施行游击战的方略;因此在第一次长沙会战前夕,身为副参谋总长、军训部长、桂林行营主任的白氏与身为政治部长的陈诚结伴来到株洲,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劝说薛岳放弃长沙以北,将部队先行撤退到醴陵、衡山、湘潭地区。
薛岳闻听此言,神情凝重、紧锁双眉,他考虑再三,为了国家前途,为了抗战前途,也为了自己“湖南王”的地位,最终未能接受白氏的建议。薛岳分析理由如下:
第一、北方为河南,南方为湖南,谁得到二南,谁就得天下。今河南已失陷(大半),湖南必须固守,才能屏障西南。否则,国家就有灭亡之虞!
第二、长沙地区,在北伐时期自己就曾衔命征战,地形熟稔,山岳、湖沼等湘北地形错综复杂,可战可守,并可运用有利地形进行诱敌深入,予以歼灭。纠正前人有关“长沙乃四战之地”的错误观念。
第三、长期抗战中军粮、民粮至关重要,保有湘北和洞庭湖,才能做到足兵足食,有利长期抗战;如果撤退到衡阳、邵阳,则不仅影响民心、士气,且对于今后兵源、粮食都会造成一定的困难。贵州、广西两地人烟稀少,兵源有限。
第四、长期抗战,必须遵照蒋委员长 “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指导原则。自淞沪战役以来,国军战略上逐步后撤,迄今未能运用空间打击敌人,民心、士气都影响至大。必须掌握有利的空间,处处抵抗敌人,时时与敌人战斗,绝对需要“抗与战”,消耗敌人,方能重创敌军,达成“长期抗战”的目的,改变世人、国人的观感。
第五、第九战区目前部队士气高昂,民心振奋,各地工事建筑坚固,湘北所有铁路、公路及大路均以破坏,“化路为田”非常彻底有效,使敌人的机械化部队无法发挥效用。今后会战只有步机枪对步机枪,国军有信心打胜仗。为宣示蒋委员长的德威,必须背城一战,誓死歼灭敌人,力挫凶焰。
薛岳陈述完自己的想法后,便坚持请白、陈二人回去报告蒋委员长,并说道:“战胜,是国家及蒋委员长之福;战败,则我必自杀以谢天下苍生!”薛岳态度坚定,有如立下了军令状。
然而白崇禧还是没有被说服,他又说道:“武昌失守,南昌相继沦落敌人之手,长沙形成孤立。因此,希望薛长官还是遵照上级指示,退守衡阳,免得做无谓之牺牲。”想当年薛岳也算是小诸葛手下的一员将领,如今还是他的半个手下,所以白某人才敢拿这种语气说话。
可是,固执强梁的薛岳哪里肯吃这一套:你白某人淞沪会战时,因为无知莽撞(乱行进攻战)葬送了数万桂军将士的性命,我薛某人万家岭一战大扬国威、军威,你还好意思教训我?委员长请你做副参谋总长、桂林行营主任,不过是为着团结抗战,给你和桂军兄弟们一个面子!
其实,薛岳对于白崇禧的不满大概由来已久,从北伐时期到中原大战,薛岳一直郁郁不得志,不能像张发奎那样扬名全国;当时他多次直接或间接受白崇禧指挥,很有可能把不满都集中到了白氏的头上,至少白氏是自负的薛岳严重不满的对象之一——须知,自负的人很难欣赏其他人,尤其是自己的上司。
总之,早已积愤在胸的薛岳听罢小诸葛之言,竟然拍案而起,还指着白崇禧的脸大声说道:“你对此地的地图及战略根本没有深入研究,枉读兵书,只是一知半解,这种亡国的论调,令人无法接受。武汉、南昌、长沙虽然可说是华中之一鼎三足,武汉虽失守,南昌也相继陷落日军之手,然长沙仍不孤立。因为长沙后面还有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怎样说是孤立呢?如今若不能固守长沙,则今后又如何能守重庆呢?”
还没容白崇禧回敬,薛岳在喝过一口茶之后,又接着说道:“一般人对日抗战,间或有误解为‘以空间获取时间’之战略,而我认为时间固然重要,空间更重要。我的着眼点是‘抗’与‘战’两个字,必须要时时与敌人保持接触,处处消耗敌人,这样才能做到长期抗战。如果只是向后撤退,放弃空间,那根本就谈不到抗战了。”在中国根本无法单独战胜日本的大前提下,薛岳与白崇禧的最大分歧,其实就是白崇禧希望最大限度保存国军元气,以待国际形势的好转,但有些忽略了宣传及地盘的重要性;而薛岳则不惮消耗国军元气,以利持久抗战,他忽略的是国军与日军的血拼只会使渔翁得利。
小诸葛被薛老虎如此一顿抢白,面子上很过不去,也没心思兜售自己的那套游击战理论了。这个梁子算就此结下了,以后同为桂系的军令部次长刘斐没少给薛岳小鞋穿。可是,薛岳此举也是做给陈诚看的,桂系与蒋介石同床异梦,杀了小诸葛的威风,便是蒋最乐见的。蒋介石名义上依靠、重用小诸葛,但是又不希望将领们跟他走得太近,这就是蒋驭下的权术。
陈诚也非常关注此次会战,当他听完薛岳的这番高论后,认为很有道理,便说道:“汨罗不战,退长沙;长沙不战,退衡阳;衡阳不战,退桂林,如长此退却,广土亦有尽时,究在何地可以一战?我为二公计,不如且就当前敌我情势,研究我军有无一战之可能?”
薛岳深信士气甚盛,可以一战,陈诚于是询问说:“你决心准备要坚守长沙,为保卫长沙而作战,不知如何战法?”
薛岳便细细道明了自己的规划、部署(见后文),陈诚听罢很是佩服,并赞誉了一番。最后,陈诚问薛岳需要什么支援,薛岳便很感激地表示需要炮弹、医药等物。
陈诚欣然答应:“愿全力支援,希望你能好好的打一次胜仗。”
自此后,薛岳就宽心多了。后来在9月24、25日的军委会会议时,白崇禧仍然坚持自己的游击战主张,结果遭到军令部长徐永昌、参谋总长何应钦的不满和责难,何责备白氏“不应到处论说作战避免牺牲,致动摇作战心理”。最后,小诸葛只好接受了蒋介石、陈诚主张的不与日军顶牛、逆袭日军、后发制敌的作战方案。
显然,这其中薛岳对于陈诚意见的影响,也间接影响了最高统帅蒋介石,故而徐永昌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蒋先生则仍同情(陈)辞修诱敌深入长沙而逆袭之”。因为蒋介石明白,国军不好好地打几仗,一来无法遏制日军的侵华野心,二来也不好向国内外舆论交代。
不过,对于蒋介石的决策起影响作用的,恐怕还有来自宋美龄的“枕头风”。
白崇禧愤愤地走后,身为军令部次长的刘斐仍不支持薛岳固守长沙的意见,并在重庆统帅部散布不利薛岳的言论,大意是说“薛某某爱出风头,好大喜功,是一位偏激的将领。所以,由参谋本部命令,强调‘历代兵家一致认为长沙乃四战之地’,中外人士咸认不易守。希望薛将军顾全大局,立即遵令撤退到衡阳、邵阳一带等等。”
刘斐号称“霸王次长”,连蒋介石都要敬他三分,他的话还是很有分量的。薛岳既已决心坚守长沙,与长沙共存亡,所以他再三建议中央准予保卫长沙。但蒋介石作为最高统帅,就需要十分谨慎地掂量其中的风险与得失。
正在薛岳闷闷不乐之时,也许是薛夫人将此事通报了蒋夫人宋美龄,喜欢干政的蒋夫人为了了解详情,特于9月15日深夜以长途电话找薛岳谈话,结果薛大将军声泪俱下地报告了一小时许,最终令蒋夫人倾向于认为“薛岳将军一生忠心为国,不仅不是一位偏激、好大喜功的将领,而且是一位忠贞为国、苦干苦斗的有名大将军”。
谈到最后,薛岳在电话中向蒋夫人申明道:“我以个人生命做保证,一定以血肉保卫长沙,以死报效委员长。”
薛岳言辞恳切、诚挚,不仅感动了宋美龄,也使在他旁边的秘书长谢又生也感动到眼眶发红而润湿,其“内心对薛将军之忠贞爱国精神,实在感动到极点,敬佩到无以复加”。
经过这一番说服、争取工作,薛岳终于把陈诚乃至蒋介石拉到自己一边,陈诚是一位强有力的政治人物,他对于薛岳的帮助非常重要,若是陈诚拆台,那薛岳很难成功。而且万幸的是,日军对于长沙不是志在必得,不然万一长沙失守,薛岳就不好下台了——但这里还是可以看出薛岳对于国军战力的某种高估,这对于未来的战事是不利的!
责任编辑:文小铃 最后更新:2023-01-13 11:3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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