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绍竑曾三度主政浙江。前两次,他的任期总共不过一年多;“八一三”淞沪会战落幕,当日寇铁蹄横虐,京(南京)杭危在旦夕,黄绍竑又被蒋介石紧急点调浙江,这一次他干了整整八年。其间的作为,颇多可圈可点之处。譬如,他在那段至为严峻的年月里,不避艰难,以一省之长,聚合民力,发愤图强,奇迹般地开拓了浙江的抗战兵工业。
黄绍竑(1895~1966),号季宽,广西容县人,出身寒微,行伍起家,上世纪20年代开始崭露头角,声望日著,与李宗仁、白崇禧并称“新桂系”的三巨头;不久,因策略分歧,自动脱离桂系,同蒋介石合流,屡为驰奔。“七七事变”爆发,黄绍竑出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
黄绍竑到浙江还没待满20天,南京和整个杭嘉湖地区即告沦陷,战火直逼钱塘江南岸。黄绍竑只来得及在杭州组织了最后的市民大疏散,悲怆地听着截断钱塘江大桥的惊天爆炸,而后“一步一回头”,与省府留守人员一道,转移至浙中腹地永康近侧的方岩,以此作为临时省会。甫一安顿,黄绍竑就着手搭建新的省府班子。他把一些思想比较开明的精英人物,如王先强、严北溟、黄祖培等,都安排到重要的省直机关(民政、财政、建设等厅)及基层县区担任厅长或县长;经由他们,又延揽了一批左倾人士、进步青年乃至共产党员。一时间,浙省上下新人济济,颇有一番蓬勃生气。
1938年2月,浙江省府扩大会议表决通过了由黄绍竑亲自拟订的《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这个《纲领》,实际上是在中共浙江地下党组织、包括(武汉)长江局派来干部的直接参与下,酝酿产生的。它将“振刷精神,砥砺民心,培养实力,抗敌自卫”,确立为全省“一切努力之总方向”。《纲领》一经浙报刊布,武汉等地的传媒立刻以显著位置纷纷转载。其时,中央政府尚未制定此类纲领性的战时施政方略,而浙省率先创行,国中之反响自非一般。紧跟着,黄绍竑又雷厉风行地实施了一系列动作:他在兰溪,招募流亡的爱国师生组成“战时政治工作队”,并督促各县仿效,深入乡镇,广泛宣传抗日;在丽水和武义,分别开办了“战时政工人员训练团”、“战时青年训练团”等常设机构,大量培训军政骨干,分遣急需岗位;在金华的成美女子中学旧址,黄绍竑亮出了“浙江省国民抗日自卫团总司令部”的牌子,把从杭嘉湖撤退下来的省会警察队、内河水警队以及卫士营集中起来,加上绍兴、诸暨、余姚等地的民团,统一改编为省属的抗敌自卫武装(黄自兼总司令),配合第三战区驻浙部队(第十集团军刘建绪部),布防、除奸,展开敌后游击战。
抗日自卫团成立后,一个迫在眉睫的严重困难,便是武器装备极端匮乏。八个支队现有的械弹,不但数量少得可怜,大半皆是些老掉牙的土家伙,而且几乎没有补给的来源。战前,浙江地方工业羸弱,军工制造更是近于空白。现在欲在短时间内大规模武装起来,向驻军求援,毕竟杯水车薪,惟一的解决之途,只能是在一片白地上从无到有地尽快开辟浙省自主的兵工业。然而,接踵而来的难题,比他估计的还要严峻得多:要造枪支,做弹药,首先必须有机器。可浙北沦陷之前从杭州、宁波仓猝抢运至金华的一批机器,检查下来,绝少胳膊腿齐全的,勉强能开动者不足30台。不仅机器形不成配套的生产线,就连起码的原材料也没一丁点儿,根本无从制造枪弹。面对困难,黄绍竑没有动摇。他一边物色了敢啃硬骨头的黄祝民出任兵工厂厂长,把那些残缺不全的机器和流落各处的金工技师,陆续归聚到丽水西南的大港头,撑起了兵工厂(定名为“浙江省铁工厂”)的雏架;一边让财政厅长黄祖培设法调整税目,开源扩流,增加省府的财税收入,为兵工厂去沪、闽、赣、港(香港)等地寻购机器零部件及原材料,提供资金。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建,1938年秋天,一阵雄壮的机器轰鸣声,破天荒地回荡在大港头幽深的山谷间。黄绍竑素历行伍,既熟识枪支性能,又主持过造枪,因此在大港头俨然一个老资格的兵工行家。他指导铁工厂拆解一挺捷克式的轻机枪、一支比利时式步枪和一枚手榴弹,依样画葫芦,描摹出所有零件的详细图纸。黄问工人们能不能仿而改制?大伙异口同声地回答:“能,能!”披星戴月的上百个昼夜过去,最初的样品出来了。一试用,机枪不能连发,步枪准星跑偏,手榴弹不是引爆过早便是爆炸太迟……铁工厂毫不泄气。厂长、工人拧作一股劲,继续扑出性命地苦干。黄绍竑也在厂子附近安了个住所,“差不多每月总有两三次住在那儿”,去则必到厂实验室,同技工们一道议图纸,找窍门,改进设计。这位省主席有次出差天台,半路上触发灵感,捕捉到一个好主意,竟然马上叫汽车司机掉头,漏夜赶至大港头,把工人唤起来搞试验。天道不负抗日心,合格的机枪、步枪,还有枪榴弹筒,到底在粗拙的生产线上成功诞生了!黄绍竑替它们取了一个统一的意味深长的“姓氏”:七七式。
为了迅速扩大武器产量,1939年春后,铁工厂又于周边的小顺、石塘、玉溪,渐次兴建分厂,并实行专业化生产。前两处重点制造步枪、机枪、迫击炮,后一处主要加工手榴弹、枪榴弹等爆炸品。这四个厂合称“浙江铁工总厂”,“拥有四千多的员工,上万眷属,哪一地的方言都可听得到”,机器总数超过1000台,尽管经常有日军飞机的空袭骚扰,铜、铁、焦煤等原材料的外购路线也不时遭遇敌人的封锁拦截,但铁工总厂坚韧不拔,众志成城,每个月依然可以生产1000多支步枪、50多挺机枪、五六万枚手(枪)榴弹和若干门迫击炮。
1939年10月,国民政府军委会在南岳(衡山)举行军事会议。黄绍竑把铁工总厂研制的几种新式枪弹带到会上,邀请与会将领观摩实弹演示。时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的陈诚,见黄绍竑短短两年,在那样艰窘的条件下建树不凡,暗暗折服,便打趣地说:“黄季宽,你已经变成军火商人了,是不是想向我们推销生意?”黄绍竑大笑着回答:“在抗战时期,自己能制造一些军火出来,不要再买外国货,也是很值得做的买卖呀!”
黄绍竑深信自己重执浙政以来,排难破阻,建武装、搞兵工,没有背悖“师事勾践”的初衷,是在恪尽抗战中每一个爱国者应尽的匹夫之责。他不能忘怀前不久与周恩来的两度重逢——上年年底,黄赴重庆出席国民党中央会议。会下,他在神仙洞的李济深寓所,同周恩来不期而遇,在场的还有冯玉祥、李宗仁以及中共的秦邦宪、叶剑英等。黄略述浙事。冯玉祥快人快语:“这才算是抗战工作!”周恩来感叹说,“现在到处都发生摩擦(指国民党右翼势力蓄意与共产党闹冲突),只有季宽先生那里还没有发生摩擦”,并表示欲“到浙江看看”。3个月后,周恩来果真以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莅浙视察。黄绍竑等陪同周恩来参观了铁工总厂的生产线,查看了工人宿舍和大食堂。临别前,周对浙省报界发表“巡视观感”:“本人此次来浙,纯系访晤黄主席,途经淳安、桐庐、于潜、萧山、绍兴诸县,印象殊佳。此前察访后方,行踪所到,每嫌抗敌阵容散漫,民气奢糜,及履浙土,不由不令人心折。民众抗战情绪紧张,攻势政治,有条不紊,各般情形均较邻省出色……”
然而,黄绍竑在浙江致力抗战的种种行为,终究还是越来越深地刺痛了某些人的神经。于是,彼辈便联起手来,同黄绍竑分庭抗礼,不单在省临时参议会上对黄围攻发难,甚至直接运动到蒋介石跟前“告御状”,企图将黄从浙江轰走。1940年夏天,蒋电令黄绍竑把浙江各县区的政工队,全部划隶黄埔派控制的省三青团“统一领导”(一些进步青年因之退出或被排挤),原来的“战时政训团”、“青训团”一类机构,皆行解散;下一年,又指派亲信俞济时将抗日自卫团悉数接管,改编为下辖三个师的暂九军和一个独立师,归由第三战区直接指挥,原浙江省国民抗日自卫团总司令部则被一纸撤销;再下一年的3月间,国民政府军政部的数名要员“光临”大港头,他们同黄绍竑摊牌:“交出”铁工总厂,“收归中央办理”。至此,黄绍竑前一阵在浙江“放开手脚干一番”所取得的几项最重要的成果,已经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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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文小铃 最后更新:2022-11-24 17: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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