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一期生孙元良活了103岁毁誉参半 儿子是大明星
2018-11-04 08:22:40 来源：网易 点击： 复制链接
孙元良在黄埔一期生中，是属于很有争议的，称赞的人认为他是抗战名将，而贬低他的人则讥讽他是善于逃遁的飞将军，而且他是在黄埔一期生中是最后一个离世的，随着他的去世，也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兵败南昌第一次挫折
在黄埔一期生中，孙元良绝对是很有故事的人物，戎马生涯更是跌宕起伏极具传奇色彩。
孙元良，祖籍浙江绍兴，因为祖父孙规法作为“绍兴师爷”在四川官衙当幕友，所以就落户四川。1904年孙元良出生在四川成都华阳。出生时父亲孙廷荣已经67岁，标准的老来得子。幼年在私塾读书，1922年考入南京东南大学附中，在校勤奋攻读，成绩优异。1923年，孙元良到北京，但报考北京大学未被录取，转而考入国立法政大学。1924年2月，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规定报考学员必须是国民党员，孙元良因此加入国民党，成为北平国民党选派到上海参加初试的8名青年党员之一，他的报名推荐人竟然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而他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秘密招生点的考官竟然是毛泽东!4月，通过初试的孙元良南下广州参加复试，随即顺利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
1924年12月，从黄埔军校毕业，孙元良被分配到教导第2团第1营第1连当见习排长。在1925年1月的东征中，孙元良在火线接任排长。在随后的兴宁战斗中，孙元良左臂负伤。4月13日，军校教导第1、第2团合编为党军第1旅，孙元良升任第1旅第2团第1营第1连上尉连长。
8月，党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军，随后展开第二次东征。在10月的惠州之战中，孙元良表现非常英勇，不顾手臂受伤，依然高擎连旗冲锋在前，引起了在前线督战的蒋介石注意。战后，孙元良就被提拔为营长。
北伐前夕，孙元良又升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团团长。不久调任第1军第1师第1团团长，那时黄埔生在中央军中当团长还寥寥无几，23岁的孙元良可谓少年得志。北伐军在江西战场上先后攻克赣州、萍乡、修水、高安等地。9月孙传芳的部队反攻南昌，孙元良率部在奉新一带苦战，眼看难以支持，就打电话给代理师长王俊，请求增援，王俊回答：“增援已无兵可调，实在守不住，可视情况撤回罗坊、上富本阵地。”但这只是电话中说的话，没有记录可查，以致王俊事后就将撤退的责任全部推到孙元良身上。蒋介石大为震怒，扬言要将孙元良正法以肃军纪。孙元良的黄埔同学时任1团2营营长的李良荣为孙元良大为不平，趁蒋介石到医院看望伤兵时，联合负伤官兵多人当面向蒋介石说明情况。据说蒋介石听完后沉声回答：“我晓得了。”结果孙元良虽然被免去了团长的职务，却在蒋介石的安排下东渡日本留学。第一次挫折总算是有惊无险。
两次淞沪抗战名声鹊起
孙元良到日本后，先在日本京都野炮兵第22联队见习了六个月，然后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1期炮兵科。1929年暑假，孙元良与几个朋友到朝鲜和东北一带旅行，会晤了张学良等东北军将领。就因为这次旅行，孙元良被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开除。回到中国后，孙元良任教导第1师野炮营营长，参加了中原大战。6月，接替阵亡的侯克圣继任第2师第4旅第7团团长。1931年5月，第2师师长顾祝同升任国民政府警卫军军长，孙元良也随之升任警卫第1师第1旅旅长。同年底，警卫军番号撤消，警卫第1师改称第87师，由张治中任师长，孙元良任第87师第259旅旅长。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闸北，第19路军奋起抵抗。消息传到南京，第87师261旅旅长宋希濂率连以上干部三十余人，乘一辆卡车闯入何应钦住宅，请求开往上海参战。2月初，张治中也向蒋介石请缨杀敌，蒋介石最终同意驻京沪、京杭线的87师、88师及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独立炮兵第1团山炮营等部合编为第5军，由张治中统领开赴上海参战。2月15日，孙元良率部抵达上海。
在随后的庙行之战中孙元良率部浴血奋战，取得了庙行大捷。蒋介石后来在给张治中等前方将领的电报中说：“自经二十二日庙行镇一役，我国我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连日各国舆论莫不称颂我军精勇无敌，而日军誉则一落千丈也。望鼓励官兵，奋斗努力，并为我代为奖慰。”
后来由于日军第11师团主力在浏河七丫口登陆，第5军侧后受到严重威胁，加之19路军78师阵地被日军突破，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只得下令全线撤退，孙元良奉命坚守娄塘镇掩护主力撤退。激战中259旅517团遭到数倍日军围攻，孙元良一面部署最后抵抗线，一面抽调部队增援517团。517团在张世希团长指挥下以必死决心全力突围，才杀出重围。张治中后来回忆说：“葛隆镇一役，关系很大，因为敌军的企图，在突破我嘉(定)、太(仓)中间地区，直下铁路，截我后路。如果不是我第517团奋勇拒止，则敌趋葛隆镇，陷钱门塘，直下铁路，我们第5军和第19路军的归路就断了，那后果是不能想象的。”战后孙元良因功被授予宝鼎勋章，宝鼎勋章仅次于青天白日勋章，而且较少受到政治或舆论影响，主要就是根据战功，所以是含金量很高的战功勋章。
1932年5月《上海停战协定》签定，87师随即调回南京。7月，孙元良升任第88师副师长。1933年1月，因为原88师师长俞济时患病离职休养，孙元良接任师长。1933年11月福建事变爆发，孙元良奉命率88师由驻地经浙江进攻当年曾在上海并肩抗战的19路军。福建事变平定后，孙元良率领88师归东路军第10纵队指挥官汤恩伯指挥，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1934年6月，孙元良前往庐山军官教导团受训。1935年3月，国民党军整顿铨叙军衔，孙元良获得少将军衔。同时他领导的88师也成为最早接受德式训练和装备的部队之一。1936年10月，孙元良晋升中将，这在当时的黄埔一期生中升迁也是比较快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11日，蒋介石电令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率部向上海开进。孙元良随后接到张治中率部开赴上海的命令。12日凌晨，孙元良随第一列火车抵达真如，得知日军已向沪东增兵。孙元良认为从闸北向东建筑物越来越坚固高大，如果遵照上级命令在真如待命，将丧失先机，以后要采取攻势，就成了攻坚、仰攻。要是采取防御，则真如附近一片平原，无险可扼。于是，孙元良当机立断，令先头到达的第262旅，急速向闸北推进，占领北火车站——宝山路——八字桥——江湾路之线。88师参谋主任张柏亭对孙元良师长的当机立断感到无比佩服：“这一英明的决断，对其后整个淞沪战局的发展，可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万一稍有迟疑逡巡，则良机转眼即逝，闸北轴心阵地将无法形成，而其后淞沪战场的形势要完全改观了。”
8月13日，262旅523团1营在八字桥与日军发生冲突，淞沪会战由此揭开。14日午后3时，张治中下达总攻令。88师的攻击重点指向江湾路日军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部。但是中国军队连续十日围攻都未能肃清上海的日军。23日，日军第3师团、第11师团在吴淞、狮子林、川沙口登陆。战局顿时逆转，中国军队由攻传守，88师所在的闸北阵地成为整个战线的轴心。88师在闸北坚守将近二十天，屡挫日军，因此9月12日孙元良升任第72军军长兼88师师长，并被授予云麾勋章。
10月，日军再度增兵上海，于26日突破大场。中国军队被迫下令放弃北站至江湾间的阵地，向苏州河南岸转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打电话给孙元良：“委员长想要第88师留在闸北，死守上海。你的意见怎么样?”既然是征求意见而不是命令，孙元良略加思索后答道：“我不同意。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死一人，敌人也死一人，甚至我们死十人，敌人死一人，我就愿意留在闸北，死守上海。最可虑的是，我们孤立在这里，于激战之后，干部伤亡了，联络隔绝了，在组织解体，粮弹不继，混乱而无指挥的状态下，被敌军任意屠杀，那才不值，更不光荣啊!第88师的士气固然很高，并且表现了坚守闸北两个多月的战绩，但我们也经过了五次的补充啊!新兵虽然一样忠勇爱国，但训练时间较短，缺乏各自为战的技能。这是实际情形，所以我不同意。”孙元良觉得电话中不能详述，又派参谋主任张柏亭赶到战区总司令部向顾祝同面陈。顾祝同对张柏亭明确表示，因为11月初国际联盟要在日内瓦开会，会议将接受中国控诉，讨论如何制止日军侵略行为。所以蒋介石要留88师在闸北坚持作战，唤起友邦同情。张柏亭按照孙元良的意思，强调指出闸北地形并不具备长期坚守的条件，而且88师已先后补充六次，老兵只有十分之二三，难以分守据点。根据孙元良事先交代，张柏亭提出既然出于政略考虑，要把淞沪战场的实况反映到国联会场去，就不必硬性规定兵力，也不必拘泥什么方式。留置闸北最后阵地的兵力，多是牺牲，少也是牺牲，多守据点是守，少守据点也是守。不如授权部队，自行处理。顾祝同又问：“孙师长电话中，也曾提到这些，但没有说明究竟留置多少兵力?守备何种据点?”张柏亭回答：“部下认为选拔一支精锐部队，至多1个团左右兵力，来固守一二个据点，也就够了。”顾祝同对此认可，并让张柏亭转告孙元良，时间紧迫，今晚一定要部署完毕。
孙元良最终决定，把留守部队从1个团变更为1个加强营，就以四行仓库作为固守据点。当即把第524团中校团附谢晋元和该团第1营少校营长杨瑞符叫到四行仓库，亲自将“死守上海最后阵地”的命令交给他们。孙元良还对谢、杨二人说：“你们最好把指挥所和核心部队布置在这里。这幢高大的建筑物不只是坚固易于防守，同时更易于掌握部队，我们的新兵实在太多啦。这里粮弹存储很多，为防自来水管被截断，饮水也有存储。有这样好的根据地，你们可以坚持下去，好好地打仗了。”88师主力向沪西转移后，谢晋元率524团1营坚守四行仓库一直到31日才奉命退入租界。这就是著名的四行仓库八百壮士。从8月13日到10月31日，孙元良率88师与日军血战两月有半，始终坚守住了阵地，被日军称之为“闸北最可恨之敌”。
抗战大潮中沉浮
1937年11月，孙元良带着88师残余官兵4000余人到达南京，在补充了2个团的新兵后驻防尧化门一带。12月9日，日军猛攻雨花台阵地，88师264旅经过激战将日军击退。11日，雨花台战况更趋激烈，88师凭借有利地形殊死抵抗。12日晨，沿京芜铁路进攻的日军逼近赛虹桥，雨花台成为日军的主攻方向，战况趋于白热化，当天88师就有朱赤、高致嵩两位旅长，韩宪元、李杰、华品章三位团长和黄琪、符仪延、周鸿、苏天俊、王宏烈、李强华等十一位营长殉国，全师伤亡已经高达6000余人。考虑到88师伤亡很大，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下令孙元良收缩阵地。这个命令是唐生智在对前线战况不明的情况下做出的，而孙元良也就遵照执行，结果在88师和51师之间出现了一个无人防守的大口子。日军后来就是从这里突破雨花台防线，进而攻破中华门。中华门失守最终动摇了唐生智的信心，使他于当天下令放弃南京，各部队措手不及，仓促撤退损失极大。因为88师仓促收缩阵地造成雨花台失守，唐生智的瞎指挥是主要原因，孙元良盲目执行，也难辞其咎，因此日后也饱受批评。
随着唐生智仓促下令撤退，又没有严密组织，南京守军顿时秩序大乱兵败如山倒。日军进城之后便开始了对平民和放下武器军人的大屠杀。孙元良最终是侥幸生还，但关于他如何逃出南京却有好多个版本，有的说是躲入青楼，有的说是逃进外国使馆，有的说是被是僧人所救，有的说是被乡间的老妇人所救，不一而足。孙元良在回忆录中对这段经历也是语焉不详，更是使人感到一头雾水。
孙元良逃出南京，辗转到达武汉，蒋介石第一次召见孙元良，还是予以嘉勉慰劳，并表示马上会安排部队给他带。可是第二次召见，蒋介石劈头就质问孙元良：“有人说你在上海军纪不好，发通行证向老百姓要钱。你到军法处去辨明好了。”就这样孙元良于1938年4月3日被撤职查办，关押在军法执行总监部监狱达四十二天之久，最终经过调查对他的控告多有不实，无罪开释。后来关于孙元良在淞沪会战中贪污等说法就由此而来。这次牢狱之灾使孙元良看透了军政界的黑暗，灰心之余有意退出军界。出狱后，孙元良先是被委任为珞珈山军事委员会军官训练团教育委员。7月，第20军团军团长汤恩伯又邀请他出任副军团长。但是孙元良的原配妻子吴懿辉于8月18日在成都家中病逝。孙元良伤心之余谢绝了汤恩伯的邀请，于9月用孙远略的名字，民生航业公司职员的身份出国考察。此行孙元良游历考察英、法、德、意等欧洲诸国，在英国结识了中国驻英武官的女儿龙华藻，二人情投意合喜结良缘。
1939年冬，孙元良结束欧洲之旅回国，担任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第7期主任。1943年2月孙元良升担任第28集团军副总司令。1944年5月，调任第31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29军军长。29军刚刚在豫中会战中伤亡惨重，兵员武器损失大半，原军长马励武因此被撤职，好在副军长吴求剑、参谋长张柏亭都是当年88师的老部下，指挥起来倒也得心应手。9月，29军奉命开赴四川合川，全军徒步走了整整一个月零九天，直到10月底才抵达合川。这时日军正向广西桂林、柳州发动进攻，军委会任命汤恩伯为黔桂湘边区总司令，孙元良、万建番、张雪中任副司令。11月3日，29军进驻綦江。10日桂林、柳州失守，29军立即赶赴贵阳驰援。15日，日军攻占宜山，一路向黔南杀来。汤恩伯把孙元良留在南丹指挥第97军。当时29军还在路上，刚刚来到南丹的孙元良身边不但没有一名卫兵，就连换洗衣服也没有一件。21日，97军在大山塘、南丹、黎明关一线开始布防。26日，97军依托河池北侧至大山塘的狭窄山谷地带，将日军击退。27日，日军采取正面佯攻和侧翼迂回战术，突破了97军两翼阵地，孙元良投入预备队反击但未能奏效，只得勉强在现地维持对峙状态。28日，日军继续增加迂回兵力，97军渐形不支，孙元良只得收容残部撤向独山。
好在这时，29军的先头部队91师赶到了独山。孙元良立即指挥91师在黑石关组织防御，并在30日击退了日军的进攻。12月1日，日军增加兵力继续强攻，才突破黑石关。3日日军占领独山，但日军的进攻已经达到了其补给的极限，只好在破坏了独山的工厂设施后撤退。孙元良随即指挥97军残部和陆续赶来的29军展开追击，先后收复独山和黑石关，因为黔南退敌有功，29军得到了军委会的通令嘉奖，孙元良也因此获得了青天白日勋章。平心而论，独山之战远没有淞沪会战激烈，但关系重庆和大后方安危，政治影响更大，所以得到了青天白日勋章。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0月，孙元良奉京沪卫戍总司令汤恩伯的命令，责无锡、苏州、江阴、常熟、宜兴、溧阳、丹阳、金坛地区的受降。
淮海战役成了飞将军
抗战胜利后，孙元良先是担任重庆警备司令部司令。1947年2月，孙元良的叔父，川军将领原来第22集团军总司令孙震因为抗战胜利后集团军被裁撤，先是调任第五绥靖区司令官，后来第五绥靖区又被撤消，孙震担心自己失去对基本部队的掌握。于是便想到物色一位既能得到蒋介石信任，又是自己信得过的人来指挥自己的老部队，想来想去，只有孙元良最合适，他既是自己的侄子，又是黄埔一期，蒋介石的嫡系，而且资历也够，所以经孙震等人力保，蒋介石同意孙元良就任整编第47军军长，下辖整编第41师、整编第47师。虽然孙元良是四川人，可长期以来都在中央军中任职，与川军从无往来，而川军地域观念浓厚，旧属关系密切，因此对孙元良并没有多少好感，指挥上也并不得力，这也埋下了日后失败的伏笔。
8月，整编第47军改称第16兵团，孙元良任兵团司令。9月兼任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前进指挥部副主任。此时他指挥的16兵团下辖41军、47军、99军以及工兵团、重炮团、战车团等部队，总兵力达十万人。虽然是川军的老底子，但因为孙元良出身嫡系的缘故，也得到了不少美式装备，也算是国民党军的主力兵团。
11月，淮海战役打响后，孙元良率部赶赴徐州参战。先是和邱清泉的第2兵团一起救援在碾庄被围的黄百韬第7兵团。当黄百韬兵团覆灭后又在杜聿明指挥下放弃徐州南撤。就在撤退途中杜聿明指挥的3个兵团陷入解放军合围。12月6日，杜聿明召集各兵团司令开会，孙元良没有出席会议，只是在电话中要求迅速突围。邱清泉、李弥二人也表示同意。但就在分头行动后不久，邱清泉又提出还是固守待援为好，杜聿明便决定取消突围行动。孙元良是一心突围，所以在接到突围命令之后就立即撤掉电话线关闭电台，也就没有收到之后取消突围的命令。结果就成了16兵团单独突围，除了孙元良和124师师长严翊等人率少数部队逃出包围圈，16兵团大部溃散，为解放军消灭，另有约5000人又退回阵地被其他两个兵团收编。孙元良后来在回忆中为自己的单独行动解释说：“我于6日晨奉到杜主任当晚突围的命令后，我即向所属各部队长下令当晚实行突围。我规定突围开始时间视各部队当面敌情和战斗情形而定，若无另外命令，最早不能在总部规定的晚10时以前开始。后来有人提出异议而杜主任临时改变计划，中止突围，我根本不知道这回事，因为电话早就不通了。三个兵团同时动作突围和我们一个兵团单独突围，其效果当然不同，这是极浅明的道理。如果我知道杜主任变更决心，我当然不会违抗命令，单独突围，冒险去自找麻烦了。”杜聿明后来承认：“16兵团就是在我的张皇失措之下糊里糊涂完蛋的。”也正是由此战之后，时人讽其为“飞将军”，不过能从抗战时的南京保卫战和解放战争的淮海大战中全身而出，那也着实不容易。”
低调的晚年
孙元良逃回之后，被蒋介石派往四川重建第16兵团。1949年担任川鄂绥靖主任公署副主任、代主任。1949年12月，所部在四川宣布起义，孙元良孤身化装逃脱，辗转经香港于1950年1月到台湾，被蒋介石严词斥责，永不录用，从此结束了其戎马生涯。
1959年1月正式退休，在台湾过着隐居生活。1971年旅居日本，为谋生计，曾开设“天福园”面食店。1975年又返回台湾高雄，曾任台湾瑞祥针织公司董事长。1975年定居台北北投区，撰写了回忆录《亿万光年中的一瞬》。晚年生活很是低调，基本上就是含饴弄孙不问世事。不仅很少向外界提及当年的风风雨雨，就连孙元良的第五个儿子孙祥钟，也就是著名的影视艺人秦汉也曾回忆说：“即便是对自己的儿女，他也很少说起过去参与的战事。”只有在1985年，孙元良最后一次高调亮相。由于日本右翼否认南京大屠杀，他以大屠杀亲历者的身份发表了抗议书，义正词严地驳斥了日本右翼的谎言。
2004年黄埔军校建校八十周年，海内外黄埔后人争相举办纪念活动，他是唯一健在的黄埔一期生，因此被看作是最佳的活广告，但所有媒体的邀请都被他拒绝，可能是他觉得自己年事已高，而且昔日同袍和部属都已相继凋零，不愿再提及往事。
2007年5月25日，孙元良在台湾逝世，享年103岁，是黄埔军校一期生中最后一位离世的，他的去世也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根据他的遗愿，丧事从简，不发讣文，只在报纸登半版广告告知亲友，骨灰则暂厝林口，等待适当时机再迁葬回大陆。
参考资料：
责任编辑：文小铃 最后更新：2023-01-09 14:4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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