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是国民党将领中最早主张大决战的人
1948年6月,南京国民党政府发生人事变动,原国防部长白崇禧调任华中“剿总”总司令,国防部长由何应钦继任,参谋总长由顾祝同继任。此时,杜聿明则被任命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
8月10日,我华东野战军准备进攻济南。蒋介石为了支援济南作战、夹击解放军,同时为了巩固陇海路东段,便将华东地区国民党军队主力编为三个兵团。
8月23日,朱德在解放军总部召开的会议上指出:“自古以来谁在中原取得胜利,最后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就能解决。”他要求中原地区的解放军待条件成熟时与国民党军决战。
9月4日,蒋介石任命杜聿明为徐州“剿总”指挥部主任兼第2兵团司令官,孙元良任副主任兼第16兵团司令官。第2兵团集中于商丘,黄百韬的第7兵团集中于新安镇,李弥的第13兵团集中于宿县固镇,即主力摆放在以徐州为中心的陇海、津浦两大铁路干线上。此时,王耀武要求杜聿明将整编第74、整编第83等师增援济南,否则守不住。对此,杜认为只要加强工事即可,守半个月,增援部队即到。而王则认为,如先调一个师,守20天也无问题。杜回南京向蒋介石汇报,蒋却并未予以理睬。鉴于解放军即将攻取济南,王耀武再次飞抵南京要求增兵,蒋介石即令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于17日将整编第74师空运济南。
9月16日,华野发起济南战役,并组织了强大的打援兵团。9月17日,蒋介石命杜聿明率第2、第13兵团由徐州以西陇海路沿线北上驰援济南,令黄百韬的第7兵团由新安镇向徐州集结,准备沿津浦路北上进行牵制性攻击。由于济南机场遭到炮击,整编74师空运济南的计划,最终只进去一个团就被迫停止。杜聿明指挥第2兵团第5、第70、第74、第83师等部由商丘北援,发现解放军部队在兖州附近有强大的打援兵团,严阵以待,遂不敢北进。济南守军吴化文部起义,9月24日,解放军攻克济南,菏泽、烟台、临沂等地国民党军纷纷弃城而逃。除青岛和南部海边少数据点以外,山东全境已被解放。
济南战役结束的当天,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向中央提出打“淮海战役”的建议。即第一阶段以苏北兵团攻占两淮;全军主力位于宿迁及运河车站沿线两岸,以歼灭可能来援之敌……第二阶段攻占海州、连云港等地。9月25日,中央军委回电表示同意,但提出,第一阶段应歼灭黄百韬兵团于新安镇、海州;第二阶段攻占两淮、高宝地区;第三阶段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之敌。
此时,杜聿明已经意识到与解放军争夺中原的必要性,认为解放军迟早要来争夺战略要地徐州;徐州一失,不但中原、华东,而且首都南京都难以保存。为了保证徐州的安全,杜聿明向蒋介石提出:乘华野山东兵团打下济南亟待休整之际,集中主力兵团北上与其决战,一举重创华野主力,以防止华野和中野会合后联手争夺中原。这在国民党将领中应该说是比较有远见的。9月30日,杜聿明到达南京,将《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交由参谋总长顾祝同核定。
杜聿明总结了以往国民党军的失败,指出:像济南那样,以一定的兵力坚守主要的战略要点,吸引解放军攻击,待其攻击受到顿挫时,再以强大的机动兵团由外线增援,包围解放军,配合守备兵团内外夹攻,消灭对方的战法,已证明不能成功。而每失一城市,部队便被消灭一部分,丧师失地,士气衰落,无法挽救战局。因此,他主张乘解放军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东西分离、相隔较远的机会,主动放弃陇海线上的城市,如郑州、开封、商丘等,集中一切可集中的兵力,主动进攻,寻求华野一部,“一举歼灭,进而击破其主力,达到收复泰安、济南之目的”。
至于华中“剿总”之主力,则应在豫西方向多方牵制中野主力,以利徐州“剿总”部队之作战;兵力部署上,决定第13兵团接替第三绥靖区在徐州的防务,第三绥靖区部队与第2、第7、第16兵团共同参加攻击,由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统一指挥,置重点于鲁西南方向,采取奇袭手段出击。
杜聿明向顾祝同汇报此计划时说:“我们采取稳扎稳打的战法,即将主力集中,形成一个圆形态势,使敌人钻不了空子,吃不掉部队,一旦抓住敌人一部,即迅速放胆猛攻,将其包围消灭。万一敌人狡猾,主动先行撤退,我军亦不为敌人所迷惑、不改变原定计划,而是按原定计划采取钓鱼战法,诱敌攻击顿挫后,再行包围消灭敌人。只有将敌人主力击破,我军才可以继续北进,收复泰安、济南。万一在这期间中野流窜到徐州附近,我军即将华野阻止于微山湖以东地区,先集中主力,协同黄维兵团击破中野后,再视情况击破华野。”杜聿明认为,成败的关键是“华中的黄维兵团是否能将中野牵制住。如果能牵制住,徐州方面打华野各纵队是有胜算把握的”。
10月2日,杜聿明携带《对山东共军的攻击计划》由南京飞抵北平,晋见指挥东北战事的蒋介石,但蒋介石正为东北战事烦心不已,根本无计考虑华东,当时未表态。次日,蒋介石批示:“此案可行,交顾总长核办。”
回到南京,杜聿明将计划征求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的意见,白表示“完全同意”。杜返回徐州,向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汇报后,即命令郑州孙元良兵团立即东移商丘西北的柳河附近集结,准备担任攻击作战任务。
10月7日,杜聿明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召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黄百韬等开会,部署向山东解放军发动大规模攻势作战任务,并定于10月15日发起进攻。他要求各兵团迅速做好一切攻击准备,加强戒备,注意监视共军的行动。
10月15日,邱清泉、孙元良、李弥等三兵团做好进攻准备,企图在兖州、济宁、大汶口等地寻歼解放军一部。是日晨,当杜聿明正准备驱车从徐州到商丘指挥作战时,忽然接到蒋介石的电话,令其取消原定进攻计划,乘飞机去沈阳。
此时正是辽沈战役紧张之时。东野对锦州发起攻击,蒋介石要杜聿明前去“救火”,是让杜聿明接替卫立煌东北“剿总”司令官职务。杜聿明称病,对罗泽凯说东北不能去,理由是卫俊如(立煌)的能力见解都比自己高,经验丰富,还是卫在东北有办法。自己在徐州还有任务,现在部队沿铁路线摆着,万一共军发动攻势,来个措手不及,势将一塌糊涂。杜又分析到:“东北失败已形成,谁也无法击退共军的攻势。现在重要的是徐州,万一再遭到失败,则南京亦危,半壁江山也保不住。大家应该向老头子建议,赶快对东北定下决策,要守就让卫立煌守着,尚可牵制共军主力不至于马上入关;如果东北守不住,就干脆从营口撤退,免得一个一个被敌人吃掉。然后集中兵力巩固徐州,相机击破敌人的冬季攻势。”
第二天,杜聿明见蒋介石后,说:“我觉得还是卫先生在东北,我回徐州比较好。”蒋介石说:“徐州不要紧,重要的还是东北。你去接替卫立煌,指挥廖耀湘打到锦州。主要是美国人说,只要守住锦州,将东北主力移到锦州,美国就可以大量援助我们。”杜聿明与蒋介石两人之间的谋略相互发生了抵触。杜聿明认为徐州之战关系极大,原定攻击目标尚未实施,要赶快回徐州。蒋介石刚愎自用,仍任命杜聿明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热冀辽边区司令官,司令部设于葫芦岛。杜聿明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对山东共军进行大决战的计划泡汤,只得说:“我认为徐州比较重要。如果校长认为葫芦岛重要的话,那么您决定好了。”
东北局势的发展一如杜聿明所预测。东北野战军夺取锦州后,形成关门打狗之势。蒋介石命令廖耀湘夺回锦州,卫立煌则指望廖耀湘撤回沈阳,还让赵家骧在辽中架几座桥梁,以备廖退不到营口就退到沈阳。廖耀湘在辽西走廊向黑山猛攻,发生激战后指挥部被袭击,逃到新22师师部。卫立煌命廖撤回沈阳,东北野战军主力抵达台安、盘山,将廖四面包围,廖五个军被截数块,遭全歼。杜聿明离沈飞抵葫芦岛,计划撤退营口、葫芦岛的军队。卫立煌离沈,亦到葫芦岛,11月2日,沈阳解放。
长春、沈阳(11月2日)都丢了,杜聿明在葫芦岛指挥东北残部撤退。他有私心,认为下一步共产党军队必打徐州,而为保证徐州不失,就要把部队撤到徐州。过了两天,蒋介石来了命令,将原属华北“剿总”的部队仍归傅作义指挥;第37、第52、第54军全部撤回上海、南京。杜聿明的如意算盘再次落空。
以赴刑场的心情上战场
早在10月22日下午,在南京马标国防部大楼里,何应钦与参谋总长顾祝同等人,和第三厅即作战厅厅长郭汝瑰等,就开始讨论与共军决战中原的会战计划。他们都认识到中原会战将在徐州方面进行。
由于徐州“剿总”的部队分散在东起海州、西至郑州的陇海路上,形势不利,而且中野向禹县方面移动,何应钦等判断中野有协同华野打中原大战的可能。因此都主张放弃陇海线上一些城镇,集中兵力,在徐州外围应付即将到来的作战。以华中“剿总”第2、第15军加入黄维第12兵团序列,进出周家口,依情况策应徐州“剿总”或华中“剿总”作战,建议由白崇禧统一指挥两大“剿总”,并指示郭汝瑰起草《徐蚌作战计划》。
郭汝瑰根据何应钦“守江必守淮”的指导思想,制定了徐州采取攻势防御的计划,主张徐州“剿总”除以一至两个军坚守徐州外,所有陇海线上城镇一律放弃,集中所有可以集中的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津浦铁路两侧形成重点,进行战略防御。无论共军由平汉路、津浦路或取道苏北南下,均集中全力,寻解放军决战。为配合徐州方面的作战,华中“剿总”必须以黄维兵团进出周家口附近,可放弃郑州、开封、兰封等地。由白崇禧统一指挥两大“剿总”。
10月30日,白崇禧来南京国防部开会,讨论中原会战计划,同意指挥两大“剿总”。但由于美国人暗中支持李宗仁,决心拆蒋介石的台,第二天,白崇禧就反悔了。《徐蚌会战计划》得到蒋介石的首肯。11月3日,第三厅副厅长许朗轩带着《徐蚌会战计划》飞葫芦岛征求杜聿明意见,另带蒋介石的信:“如吾弟同意这一案,希即到蚌埠指挥。”杜聿明原则同意,但不愿意马上去,因为害怕背上“放弃徐州”的罪名,受到舆论攻击。他想借葫芦岛撤兵拖延时间,等徐州及其附近军队撤到淮河附近时再去指挥,就提出“撤退之事情刘峙负责”。
11月4日,顾祝同到徐州,同时令周志道第100军星夜开赴海州。后改令放弃海州,中途返回,并令黄百韬掩护海州的李延年向徐州撤退。黄百韬在新安镇等了两天才开始西撤。5日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该计划,令各部回去行动。但已经来不及了。
11月6日,人民解放军已从东西两线发动了强大攻势。11月8日,杜聿明到达北平。9日中午,傅作义请其吃饭,席间告诉杜:八日晚上,徐州以北贾汪的何基沣等起义了。杜聿明当时连饭都吃不下去了,一种恐惧感骤然涌上心头。他急于了解徐州的情况,当晚飞回南京,立即赶往顾祝同家中。听见顾祝同与刘峙通电话,刘说:“黄主力过运河时损失很大,现退到碾庄附近,现在稳定一些。”杜问:“为什么徐州附近我主力不照徐蚌会战计划撤退到蚌埠呢?”顾说:“来不及,李延年未撤回,共军已经发动进攻了。”
徐州方面的混乱场面和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使杜聿明心烦意乱。他认为大势已去,徐州就像刑场,不是打死就是被俘。只希望老婆曹秀清能从上海来,出面给他打掩护说腰腿疼,不能去徐州。但老婆没来,他顿感失落。之后去见张治中,想问和谈的事,张告之:“蒋介石要打啊。”言下之意,和谈没有希望。
10日午后,杜聿明参加蒋介石官邸会报。郭汝瑰宣读计划,命黄兵团死守碾庄,以李弥兵团附七十二军守徐州,令邱李兵团回徐州迅速东进。会后,顾祝同表示要将刘峙调蚌埠指挥,杜聿明没有同意,却要求他不一定按会议要求去做,而要按自己的主张行事。顾同意了。
杜聿明怀疑郭汝瑰是“共谍”他的怀疑有根据吗
杜聿明为什么提出要按自己的计划去行动呢?因为,他怀疑郭汝瑰是“共谍”。
1947年2月,国民党军在莱芜战役惨败。有山东方面逃回的人告诉杜聿明,国防部里有内奸,郭汝瑰有可能通共。其实,郭汝瑰果真是中共秘密党员。1929年,郭汝瑰在杨森部队中已秘密参加了共产党。一年后,因情况变化,他与组织失去了联系。抗战期间,郭汝瑰到达重庆,意识到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已腐朽透顶,于是努力寻求与党恢复联系。1945年3月,郭汝瑰遇见任廉儒,得以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并提供了国民党的一些军事情报。在任廉儒的介绍下,郭汝瑰秘密会见了董必武同志。
1947年2月,当时的参谋总长陈诚拟任命郭汝瑰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对此,郭汝瑰很犹豫。经任廉儒分析,认为他任作战厅长会更有利于情报工作。于是,郭汝瑰欣然同意。当时国民党军主力向山东解放区发起进攻,郭汝瑰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制定了作战计划,并将情报交给任廉儒,还特别强调,在这一次的战斗序列中,有张灵甫整编第74师,全部美式配备,要解放军特别小心。果然,在孟良崮之战中,解放军有备而来,全歼整编第74师。
战后,国防部派新闻局局长邓文仪去调查失败的原因。邓文仪,黄埔一期学生,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在江西剿共建立行营时,邓文仪就是情报处长,是特工专家。他在山东偶然听到一个高级军官说郭汝瑰是“共谍”。因为没有证据,邓文仪只是告诉了与郭汝瑰有矛盾的杜聿明。从此,郭汝瑰成了杜聿明的一块心病。
杜聿明既然怀疑郭汝瑰是“共谍”,他为什么不报告蒋介石?因为杜聿明没有证据。他与郭汝瑰同为黄埔同门,搞不好,得不偿失。因此,他决定自己独立行事,以防泄漏。
杜聿明因飞机迷航,半夜才到达徐州。了解战况以后,他认为,华东解放军主力目前不是直接进攻徐州,而是欲集中主力消灭国民党方兵团,以有利于打援。徐州以西黄口、九里山以北至不老河北岸之解放军只有极少部分牵制国民党军,可以大胆调兵。应该说,杜聿明的判断是正确的。他相应地提出两种应对方案:
第一方案:令黄兵团守碾庄,第13兵团守徐州,以第2、第16这两个兵团会合黄维第12兵团,先击破中原野战军。关键是看黄兵团能否坚守一个时期。这个围魏救赵的作战方案的确很高明。中野的力量比华野要小,而且在战役之初,集结也未到位,以国民党三个主力兵团围歼中野,兵力上确实占据一定优势。这也是杜聿明在南京军事会议上没有提出来的方案。果真执行,解放军还真有麻烦。可惜的是福将刘峙胆太小,如果寻找不到中野主力,又耽误援救黄百韬,吃不了兜着走。于是,刘峙等人坚决反对这个方案。杜聿明也没有办法。
第二方案:以第16兵团守徐州,以第2、第13兵团全力解黄百韬兵团之围。但如黄维第12兵团被中原野战军牵制,不能到达徐州,要击破华野则感兵力不足。
这个保守的方案很快得到刘峙等人认可。11月11日,第2兵团司令官邱清泉从商丘到达徐州。此时,中野已抽调主力南下,面前只剩两个纵队。于是,刘峙决心将第2兵团东调,协同第13兵团解黄百韬之围。13日开始向东攻击,最多推进数公里。杜聿明认为照此速度一个星期可以打到碾庄。14日,发现解放军打援部队越来越顽强,白天攻占的阵地,晚上又被反攻回来。14日、15日、16日战斗激烈,17日,解放军经双沟向东南两路撤退,杜聿明以为解放军崩溃,命令全线追击,但受到解放军在二线阵地的顽强抵抗。这就是国民党宣传的所谓“徐东大捷”。22日,黄百韬兵团在碾庄被歼灭。
11月23日,杜聿明与刘峙到南京参加蒋介石官邸会报。会议程序还是由郭汝瑰报告下一步作战计划。即提出以打通津浦路徐蚌段为目的,徐州方面主力向符离集方向进攻,孙元良兵团及黄维兵团向宿县进攻,南北夹击,一举击破解放军,打通徐蚌间交通。蒋介石令杜聿明就按这个作战计划部署攻击。杜聿明认为,如果孙元良兵团与黄维兵团顺利合围固然是好,但是万一时间上出现了差池,或者兵力不足,导致打不通,黄维兵团又有陷入重围的可能。于是,他建议调三个军向蚌埠集中,参加战斗;另外再设法抽调两个军。蒋介石说调五个军不可行,想办法调两三个军,但必须按计划执行。杜聿明返回徐州后,组织兵力,向符离集方向攻击前进。这是他第二次执行郭汝瑰的计划。一时间炮火连天,杀声不绝于耳。然而,蒋介石许诺的援军,却迟迟没有出现。其实,当时的军力分布和白崇禧的掣肘,决定了蒋介石根本不可能再抽调其他部队赶来增援。黄维兵团本想赶去救黄百韬兵团,却没想到自己反而成了瓮中之鳖。
这就是杜聿明盲从蒋介石意志的结果。没救出黄百韬,又搭上了黄维兵团。
11月28日上午,杜聿明奉蒋介石命令到南京开会。当务之急无疑是救黄维。会前,杜聿明特地私下找到顾祝同,表示应集中一切兵力与敌人决战。否则,黄维完了,徐州不保,南京亦危矣!顾祝同垂头丧气地说:“现在只有放弃徐州,出来再打,你看能不能行?”杜聿明表示反对。他认为,放弃徐州就不能恋战,要恋战,就不能放弃徐州,放弃徐州出来再打,就等于把徐州三个兵团马上送掉。只有让黄维在双堆集坚守,牵制敌人,将徐州的部队撤出,经永城到达蒙城、涡阳、阜阳地区,以淮河为依托,再向敌人攻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最后,他又向顾祝同提出要求,此计划只应被少数人知道,坚决不告诉郭汝瑰。不料,在官邸会议上,郭汝瑰的作战计划也主张放弃徐州,主力撤离徐州,路线则经双沟、五河与李延年兵团会师之后西进,以解黄维兵团之围。
杜聿明当时就反对,站出来质问郭汝瑰,说:“东边都是水网地带,我们那么多重装备,那些武器怎么办?是不是要送给共产党?”
杜聿明一语道破郭汝瑰的目的,也引发蒋介石对郭汝瑰不满。会场顿时大乱。侯腾问杜聿明:“左翼打不得,从右翼出来攻击如何?”杜聿明回答,那也要看情况定。有人问杜聿明:“你的意见如何打,说说嘛!”杜聿明看了顾祝同一眼,笑而不答。此时,顾祝同对蒋介石说,要光亭到小会议室谈谈。蒋介石到了小会议室后,杜聿明说:“校长,学生已与顾老师商量好了,部队从徐州出来,不能恋战,从右翼而不是左翼,经永城到达蒙城、涡阳、阜阳地区,依托淮河,再向敌人攻击,以解黄维之围。”蒋介石频频点头。出了小会议室后,蒋介石问参加会报的人:“还有什么意见吗?路线问题由杜总司令相机行事。散会。”
杜聿明有何出奇制胜的高招能按自己的想法达到目的吗
11月28日晚,杜聿明返回徐州,向刘峙报告南京军事会议放弃徐州的决定。次日,刘峙飞抵蚌埠指挥。杜召集孙元良、邱清泉、李弥三人开会传达蒋的决策,决定于30日发动大规模进攻,迷惑解放军;晚上撤出徐州,目的在奔双堆集解黄维之围,采取滚筒战术,逐次掩护撤退。同时,规定了各部队的行动统制地区。然而,由于各部行动不一,行动迟缓,未能达到目的,反而暴露了目标。杜聿明的指挥部与各部失去联系,控制不了局面,形势大乱,从而使解放军无阻碍地到达萧县地区。徐州城里火光冲天,人马争先恐后、互相拥挤,道路阻塞,以致后卫人员和辎重车辆大多被解放军俘虏。12月1日晚,徐州解放。
3日,各兵团正向永城前进,杜聿明接到蒋介石空投的亲笔信,指责杜聿明“一意逃走,将又居被动,望停奔逃,全力作战”。蒋介石不但不令战略掩护部队竭尽全力掩护,而主力应直奔双堆集,反而令部队停止前进,说:“应速决心于两日内立即解决濉溪口、马庄一带敌部(不足四万人),此为各个击破之唯一良机。如再迟延,则各方之敌必于三日后麇集弟部周围,又处被动矣。此机不可失,切勿再作避战迂回至途。弟南下十五万众,皆聚集在吴集周围地区,此最不利,应即分路前进,向敌出击,否则臃肿滞迟又将坐待被围矣。如欲占领永城,牵制敌主力,可派有力部队进占,切不可全部进取。据报马庄敌之先头部队今晚必可先我占领永城,则我军又落后一着。若再以主力攻城,是最不上算。此时应决心觅敌之主力而歼灭之唯一急务。”
杜聿明认为,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必将招致全军覆没。原本想抵制蒋的命令,但又怕解不了黄维之围,将替蒋背黑锅,陷入两难的境地。当即命令各部停止前进,召集将领开会后,决定服从命令,采取三面掩护、一面攻击、逐次跃进的战法,能攻即攻,不能攻就守,不让共军把部队冲乱。
当晚,杜聿明接到国防部的命令,要杜聿明迅速在两三日内解决濉溪口、马庄一带之敌。杜聿明认为,这时的蒋介石又被郭汝瑰所左右。他很后悔,11月28日未能向蒋介石指认郭汝瑰是潜伏的共谍,也没有与何应钦、顾祝同等咬死必须按自己的方案撤退。计划一再变更,并耽误了一天的宝贵行程。
是日晚,各部按蒋介石命令向濉溪口前进。但在右翼和左翼却发现解放军,已形成被包围之势。4日,杜聿明严令邱清泉攻击前进,要孙元良、李弥严守阵地。同时,他要求蒋介石进行空投,而蒋介石回复称6日才能空投。但此时,解放军已识破了杜聿明的企图,从三面包围过来。6日,解放军开始全面进攻,进而突破国民党军阵地多处,形势开始危急。邱清泉、孙元良说:目前唯一的办法是请杜主任独断专行才可以挽救大军。杜聿明沉痛地说:“如果三天前大家同意尚可全师而退,对得起老头子;现在恐怕已经晚了,既违反命令,又不能全师,有何面目见老头子?”邱清泉认为,目前还有力量打出去。杜说,一个兵团如果能突出一路还行,反之不如按蒋的命令坚持打到底。但邱、孙、李弥等坚持突围,杜只得同意。但邱、李都尚未突出去,就被解放军打回来。孙元良部突围失败,军长胡林聪、汪匣铎等被俘,孙元良只身逃跑。7日开始,邱李兵团向解放军发起攻击,8日、9日依然保持进攻。10日解放军发动反攻,包围圈开始缩小。杜聿明哀叹:“不是学生不能战,而是老头子瞎指挥!”
12月19日,杜聿明向蒋介石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必要时放弃武汉、西安,集中兵力与共军决战;中策:各兵团持久固守,争取“政治上的时间”即和谈;下策:突围。此时,杜聿明与空军署长董德明私下议论起淮海战役对国民党政权的影响。他认为平津一失,东野挥师南下,南京将不保,蒋介石只能逃到台湾。事实证明,杜聿明这个预测是正确的。
1949年1月5日,开始空投。蒋介石催杜聿明赶快突围;杜聿明知道蒋介石采取突围下策,回复说弹粮未足,将士无力。蒋介石复电:准再投三天,务必准照实施。6日开始,解放军发起声势浩大的攻势。9日黄昏,杜聿明到达陈官庄第5军司令部,并向蒋介石发出最后一封电报:“各部队已混乱,无法维持到明天,只有当晚分头突围。”
本来,杜聿明本人完全有机会逃出包围圈,而且可以冠冕堂皇地走。可是,这个机会被他自己放弃了。陈官庄被围40多天,蒋介石曾电告杜聿明:“听说吾弟身体有病,如果属实,日内派飞机接弟回京医治。”邱清泉也打电报请蒋介石接杜回京。杜聿明回电说:“生虽有疾病在身,行动唯艰,但不忍抛弃数十万忠勇将士……生一息尚存,誓为钧座效忠到底!”
期间,陈毅多次写信,敦促杜聿明投降。12月17日,毛泽东写了《敦促杜聿明投降书》。但杜聿明已决心为蒋介石尽愚忠。中共方面12月25日宣布了43名国民党战犯,因为上述反动态度,杜聿明得以名列第36名。
1949年1月9日晚,杜聿明带着副官、卫士等十几个人离开大队单独行动,后来被俘,自杀未遂,杜聿明遂被抬到华野四纵指挥部。四纵政委郭化若听说抓住大学长杜聿明,立即和陶勇来见。郭化若与杜聿明谈到对淮海战役与辽沈战役的看法时,两人之间还爆发一场针锋相对的辩论。杜聿明说:“自己不想参加这次战役。我们的覆没是蒋介石听信刘峙的话,没有听我的,才导致了大失败。”郭化若认为:“是蒋校长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战争性质决定你们必然失败。”陶勇则认为:“是泥腿子打败了黄埔生。”之后,他们派人把杜聿明送到华野指挥部。
当时,陈毅司令员表示要见见杜聿明,杜却抱着与共产党势不两立的立场,拒不见面。经过十年的改造,杜聿明于1959年12月4日获得特赦,并多次受到周恩来、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2月13日,周恩来、陈毅等接见杜聿明等人员。杜聿明对周恩来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跟着老师干革命,走到反革命的道路上去了。真是有负于老师的教导,对不起老师!”周恩来说:“不能怪你们学生,是老师没有教好!”杜聿明转而对陈毅说:“我在淮海战场刚刚被俘时,老总要见见我,我当时抱着与共产党势不两立的反动立场,拒不见面。确实是顽固透顶,应该罪加一等。”陈毅笑着说:“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
1960年5月,周恩来、陈毅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邀请杜聿明作陪。周恩来向客人介绍杜聿明:“这位是杜聿明将军。”蒙哥马利问:“杜将军,你的百万大军到哪里去了?”杜聿明指指对面的陈毅:“都送给他了。”蒙哥马利又问:“一个也不剩吗?”杜聿明指指自己:“就剩下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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