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特殊贡献的朋友”——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的一生
2018-11-19 10:12:08  来源：  点击：  复制链接

　　1975年12月20日中午,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后,用微弱的声音对已经等候多时的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说: “台湾那边,千万别忘了那两位曾经对我们党和国家有过特殊贡献的张姓朋友……”话音未落,就再次昏迷了过去。垂危之际,总理特意提到的“两位张姓朋友”,其中一位世人皆知,就是发动“西安事变”、逼蒋联共抗日的张学良;而另一位则鲜为人知,他就是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在国共重庆谈判时,他曾亲自布置护卫,确保了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的安全。

　　周恩来引荐他就读莫斯科中山大学

　　张镇是湖南人,1899年12月1日出生于常德县(今常德市)丁家港乡五里冲(今常德市鼎城区)一个大地主家庭。据传,他出生的时候,细雨已在当地下了数日,待到几声啼哭过后,雨住云散,少顷便红日当空,因而十里八乡皆传:“张家少爷当真了不得,他日定将才也。”

　　张镇也确实没有辜负乡邻的“厚望”,在家乡读完私塾和高小后,以优异成绩考入位于长沙市的湖南省立第二中学,成为首个走出丁家港的人。那个时候的张镇,耳闻目睹中华大地军阀混战、百姓凄苦,年轻人特有的那种救国救民的热血豪情霎时奔涌在浑身上下的每一根血管,于是一入校就撰写了数篇纵论古今英雄人物的文章,或论治国方略,或述统兵之道,颇有“天下英雄,舍我其谁”的豪迈气势。然当时的授课老师和学校董事大多怕“惹祸上身”,故而常常批评他“不务正业”,令他心情大为不爽。

　　1924年,国共首次合作,大革命风暴一夜之间席卷粤湘大地。这让张镇看到了“莫大的希望”,于是只身离去,辗转来到广州,报名参加黄埔军校于3月27日进行的第一期新生入学考试,并如愿考取步兵科,毕业后被分配至校政治部编纂股任少尉编纂员,与周恩来共事。当时,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他见识了张镇的文韬武略后,甚是欣赏,亦有意栽培,就常常命其处理部分较为麻烦和棘手的工作,对其加以磨砺。此外,一有机会还带其参加一些高级别的会议,让其得以与革命队伍中的高层人士接触。有时候,周恩来还亲自为张镇讲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党的主张,同时积极向学校引荐张镇,建议把他选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即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深造,期望把这位青年才俊指引进坚定的革命者阵营中去。

　　可令周恩来失望的是,张镇于1926年11月赴苏后,起初还踌躇满志,天天和同班的乌兰夫、伍修权“谈兵论道”,但在初步了解了苏俄的革命斗争历史之后,固执地站在了共产主义运动左翼领袖、苏俄“红军之父”——托洛茨基一方的阵营中,为当时持相反观点的苏俄最高统帅斯大林当局所不容,没过多久就被勒令限期离开。

　　国民党中将宪兵司令

　　1927年9月,张镇带着满腹的愤懑回到国内,四处寻访校长但“不知所终”。殊不知,蒋介石已在和汪精卫、李宗仁等派系的争权夺利中失势被迫下野了。

　　翌年初,蒋介石重新出山,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在2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张镇闻讯后以黄埔一期学生身份谒见,被授予中校军衔,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侍从副官——然而,虽为侍从副官,但张镇却不仅仅限于做好诸如端茶倒水、传递文件之类的勤务工作,他亦积极地为蒋军进击直系军阀张作霖和对桂(李宗仁)、冯(冯玉祥)、阎(阎锡山)的战事建言献策,蒋介石夸赞其“甚合吾意”。

　　1932年1月16日,旨在负责执行军法的国民党宪兵司令部(谷正伦为司令)在南京正式成立,张镇再次呈书蒋介石,指出宪兵部队必须由国民政府的最高统帅(暗指蒋介石)直接统领,以免沦为别有用心的人倾轧异己的工具,同时建议一定要“用非常之人,建非常之功”。这件事引起不小的轰动,因为这是其他侍从官想都不敢想的事。而蒋介石在读罢张镇的这纸建言之后,拍案叫好,遂破格提拔,直接将张镇调升为宪兵特务团少将团长。

　　张镇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他到宪兵部队履新后,立马抢先行动,加紧整备,短短数月就把特务团打磨成为一支令行禁止的铁腕执法队伍,令其他几个团黯然失色。当然,更让蒋介石刮目相看的是,除了纪律严明,张镇还着力加强实战训练,使特务团颇具战斗力。1937年,抗战爆发后,宪兵开赴前线,在督战之余,亦可根据战场情况适时参加对日作战。有一次,在淞沪会战某阵地,眼见惨烈战事致使守军死伤大半,张镇急红了眼,当即率部直插进去,拼死挡住日军。不想,换防时,日军见有机可乘,发动突然袭击,瞬间就将防线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张镇又身先士卒,重新杀了回去。经过一场激烈战斗,终把日军击退,有力地巩固了防线。

　　此一役,让张镇声名大振,但也使特务团伤亡不小。蒋介石闻讯后,亲自给军政部长何应钦打电话说: “告诉张镇,他培养一个宪兵不容易,非到万不得已,不要再参与一线战斗了。我宁可牺牲一个连长,也不愿失去一个特务团的宪兵……”张镇及其率领的特务团宪兵在蒋介石心目中的位置由此可见一斑。张镇愈发忠实效命蒋介石。是年11月,南京保卫战打响后,许多守城将领对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阳奉阴违,不听其指挥,致使日军连连得手,唯独张镇例外,他不顾自己已是宪兵司令部副司令的高级将领身份,坚决服从命令,亲率宪兵团多次辗转驰援,顽强阻击。这令唐生智十分赞赏,事后在向蒋介石汇报战况时,特意指出张镇“表现非常英勇”。蒋介石听了,沉思片刻,只说了一句:“吾心中有数!”

　　同对待其他“党国栋梁”一样,蒋介石的“心中有数”,就是对张镇的褒奖。

　　1940年年底,国民党宪兵司令部迁至重庆后,谷正伦远赴甘肃出任省政府主席,宪兵司令一职出现空缺。蒋介石有意擢升张镇,但一贯老到的他又不想让张镇认为是顺理成章,就私下向谷正伦“讨教”。谷正伦看出了蒋的心思,就首先向他推荐了张镇,跟着又推荐了陆军中将贺国光: “此人最大特点是反共坚决,几个重大的反共事件他都参与了制定……”这是因为,他深知蒋介石还有一块“时刻不忘消灭共产党”的心病。不得不说,谷正伦这一招的确够“绝妙”,不动声色地又把皮球踢了回去:至于选择哪一位,完全是你蒋介石的事,与我谷正伦无关。

　　到底还是“反共”事大,蒋介石最终选择了贺国光。不过,由于是外行,贺国光虽然很尽力,但还是导致宪兵在执行职责时连连出事,为此没少得罪人不说,还使得不少宪兵心生怨愤,干起了监守自盗和执法犯法的事,直把蒋介石气得大骂“娘希匹”。于是,当贺国光处理完“皖南事变”的相关事项后,蒋介石随即将其调离另用,改由张镇接任,并授予中将军衔。

　　经过这么一段小小的插曲后,张镇终于坐上了国民党宪兵司令的位子。

　　同戴笠暗斗了五年

　　在张镇的亲力亲为下,宪兵部队仅用了两三年时间就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逐渐成为守卫陪都重庆和保护蒋家政权的一支得力力量。

　　不过,在国民党内部,资历较老且一直以“精明强干”自居的两个主要特务组织则对张镇统领的宪兵部队嗤之以鼻,认为其不过是一伙军中警察而已。其中,尤数军统局局长戴笠为甚。戴笠也是黄埔出身,只不过比张镇晚了五期。自他执掌军统后,军统特务无孔不入,广泛渗透进军队、警察、行政机关、交通运输等几乎所有部门,乃至驻外使馆、领馆,从事各种谍报活动,所以当时的国民政府大小官员“少有人敢惹戴老板”。然而张镇却不买账,他对戴笠的监视、绑架、逮捕和暗杀等做法极为不满,为此常常讥讽军统特务“就会使些上不了台面的下三烂手段”。

　　同为蒋校长效命,张镇和戴笠应该戮力同心才是,但由于谁也瞧不上谁,两个人来往甚少,双方部属更是井水不犯河水。一个偶然的机会,张镇发现军统特务竟然参与走私毒品,而且还十分猖獗,这让他恼怒至极,决意执行军法,给戴笠点颜色看看。于是,有一次,在获悉了详细情报后,张镇亲自带人把守哨卡,严格检查过往人员,很快就抓住了几辆偷运毒品的军统车辆。人赃并获后,张镇直接将其送至军统局,逼着戴笠立刻枪毙这几个走私的特务。戴笠没办法,只好照做,心里却对张镇恨得咬牙切齿。还有一次,宪兵部队一连执勤时,追踪一伙和某国驻华人员勾结走私黄金的军统特务至一处院落中,任凭喊话喊得口干舌燥,对方就是不出来。实在没辙了,该连连长派人请示张镇怎么办,却见张镇大手一挥,吼道:“顽抗是吧?就地干掉!”如是这般,张镇连坏戴笠几桩好事后,戴笠开始坐不住了,但又不能对张镇实施暗杀,就去找蒋介石,述说张镇的种种不是,期冀校长出面收拾他。蒋介石不糊涂,不能帮衬谁偏袒谁,遂做起了和事佬,把两个人叫过来一起训话:“你们两个都是党国之栋梁,应该精诚合作才是,干吗非要闹得脸红脖子粗呢?”听训归听训,下来之后,张镇依旧严格执法,从重打击军统特务的走私活动,而戴笠眼见校长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只得吩咐部属多加注意,同时亦开始伺机报复起张镇来。

　　从1941年年初张镇升任宪兵司令到1946年3月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俩人的暗斗前后持续了五年之久,主要围绕打击走私和反打击走私这个问题展开。不过,暗斗虽然激烈,但他们谁都明白绝对不能扩大事态,否则在蒋校长那儿不好交代,因而常常是“遇见了就杀上几个回合”,完了各自迅速遁去。

　　重庆谈判时周密保护毛泽东

　　如果说因“走私”屡屡同戴笠过招就判定张镇“只会关注小事”,那可大错特错了。对于大事,张镇一样关注。自他升任宪兵司令后,就先后多次“毫不糊涂”地为蒋校长办好了许多自己不好开口且不宜出面处理的大事,这其中尤数国共重庆谈判时有力地保护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为甚。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蒋介石一直压抑着的“消灭中共”的骚动又涌上心头。但迫于国内国际的反战压力,加之自己的精锐部队还远在西南、西北大后方,开赴解放区前线尚需时日,于是他就假惺惺地摆出一副“和平”协商的姿态,连续三次发电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在这种情况下,明知前去凶多吉少,但毛泽东从大局出发,还是力排众议,于8月28日下午3点率代表团降落在重庆九龙坡机场。

　　得知毛泽东已来到重庆,那些仇视中共的人,认为这是除掉心腹大患的绝好机会,便一窝蜂似的跑去向蒋介石献计献策。当然,蒋介石也动过这样的心思,但他又不敢也不愿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毛泽东下毒手,因为那样做对国民党政权将是极为不利的。于是就将他们全都挡在了门外,还严令“任何人等均不得胡来”。但是,蒋介石管得了自己,却很难管得住别人。眼见“委座迟迟不动手”,国民党内部的一些派系就决定单独采取行动,更有人直接放言“愿以自身性命去换毛泽东一死”。一时间,毛泽东的生命悬于一线。蒋介石知道了,怕这些人闹出大乱子,就把张镇叫来,命其从宪兵部队特务团抽调精干人员组成警卫班,专事中共中央代表团的警卫工作。张镇不敢怠慢,亦不敢有些许的疏忽,责令心腹蔡隆仁(与张镇是常德老乡,时任宪兵九团团长)对毛泽东进行特别保卫。此外,但凡有毛泽东的重大活动,他都“必去现场布置警戒”,还“常常亲自将毛泽东护送回位于红岩村的寓所”。这让那些一直蠢蠢欲动的家伙很难找到下手的机会。

　　但即便如此,险事还是发生了:10月8日,经过艰苦的谈判,国共两党终于草签了《政府方面与中共会谈纪要》 (亦即两天后就要正式签字的《双十协定》)。为示庆祝,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将军当晚在国民政府军委会大礼堂举行了一场鸡尾酒会,遍邀国民党军政要员、各党派、文化界、新闻界人士共计五百余人。然而,就在这场招待规模空前隆重的酒会刚刚开始了一会儿,在离红岩村不远的嘉陵江边公路上,突然传出一声沉闷的枪响,正坐车中行进于此的中共党员、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秘书李少石当即中弹,随后在送往医院的时候因流血过多不治身亡。李少石外表颇似周恩来,而且当时坐的还是周恩来的专车,因而他的遇刺让很多人都猜测是国民党特务错把李少石当周恩来给暗杀了,而且接下来的目标肯定是即将离去的毛泽东。于是,当工作人员将这件事告知正在军委会大礼堂参加酒会的周恩来时,周恩来立刻警觉起来,但为了避免惊扰毛泽东,他不露声色地对坐在前面一排的毛泽东耳语说:“有点事,我出去一趟。”然后,他走出会场,找到了负责警卫工作的张镇,以近乎命令的语气说道: “张司令,现在请你协助办两件事情:第一,详细调查李少石遭害的原因,迅速弄清真相;第二,酒会结束后,你用你的车,并由你同车亲自陪同,送毛泽东主席回红岩村,必须绝对保证他的安全。”面对曾经的师长,张镇一口答应,并表示:“请周主任放心,晚会结束后,我陪毛先生乘坐我的车,不论哪方特务,恐怕都还没胆向宪兵司令的汽车开枪。”随后,他一声令下,命宪兵三团、宪兵警务团、宪兵司令部情报处统统连夜出动,一方面是雷厉风行地对李少石被枪杀的事件进行调查,一方面则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地加强对军委会大礼堂的保卫。当晚11点多,所有客人都走完了,张镇才陪同毛泽东坐上自己的汽车,在众多暗哨的警戒下朝红岩村驶去,而且到寓所后还一直陪同毛泽东到二楼房间门口才停步。这在当时,是一次最高级别的警卫行动!

　　两天后的10月10日下午,国共和谈协定终于在重庆梅园签字。签字仪式上,张镇得知毛泽东第二天就要飞回延安,当即悄悄地布置明岗暗哨,对从梅园到九龙坡机场的沿途进行严密的封锁和警戒,并在次日上午再度亲自陪同护送毛泽东前往机场。

　　张镇此举,在当时被相当一部分同僚(当然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斥责为“胳膊肘往外拐”和“出卖党国利益”。但他却赢得了难得的“生前身后名”:蒋介石大赞他能顾全“党国之大局”,周恩来亦常常将其记在心上,后来还多次交代中央统战部门负责人“不要忘记张镇将军在重庆谈判时做过的好事”,而且直到临终时还念念不忘。

　　与齐白石惺惺相惜

　　让人甚觉意外的是,虽然被称作“冷酷的鹰犬”,但张镇却也有自己的知己,而且知己还是大名鼎鼎的绘画大师齐白石。

　　众所周知,齐白石一身傲骨,从不事权贵,亦少与国民党政府人员来往。早在1936年,蒋介石数次派人北上,欲接齐白石到南京,均被其一口谢绝: “老朽乃一画者,实不愿参与政事,就不去了吧!”至于其他各路官员,更是虽争相攀交但总也不得。那么,位居宪兵司令的张镇,又是怎样和齐白石结缘的呢?说来,这事还甚是有趣:1946年年初,国民政府酝酿“还都”,张镇率宪兵先期开赴南京整顿社会治安,在一次贤达名流的聚会上,他邂逅了齐白石。当时,为生计所迫,齐白石重挂润格(作品价目),卖画刻印,正好游历至南京。 “他乡遇乡音,乡情溢满身。”困顿中的齐白石听到熟悉的湘音,显得格外兴奋,不但破例和张镇碰了杯,还和张镇畅聊起来。其间,张镇了解到齐白石的境遇,遂慷慨资助,而且为让齐白石愉快接受,还委婉地说“不过是北去的盘缠而已”。不久,齐白石要踏上归程,张镇特意赶来送行,并奉上数包故都的名贵特产。感念之下,齐白石当即挥毫泼墨,作《菊酒延年》,并题上“真夫仁兄乡先生丙戌春同客京华” (“真夫”为张镇的号),赠送给张镇。

　　当年10月,齐白石应中华全国美术会邀请到上海、南京等地办画展。张镇闻讯后,指派专人着便装护送,更多次挤时间前去拜会。不过,齐白石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两百多张画作全部卖出后,虽拿得了数捆钞票(其实是“法币”),但“竟买不到十袋面粉”,心情登时失落到了极点。见状,张镇又一次盛情招待,不但餐餐奉敬玉食美酒,还常常邀约齐白石外出游玩,至于钱物更不在话下。所以,那段日子,已逾八十的齐白石过得很快乐,天天乐呵呵的。画兴极高的齐白石还为张镇创作出一幅《松鹰高立千年图》——在这幅高近三米、宽逾七十厘米的“巨画”上端,一只雄鹰静立在道劲的松干上,松枝缠绕其中,盘旋而上,其中虬曲的松干、细密的松针均以带有篆书笔意的线条徐徐写出,刚强又不乏韧性;而画中主角苍鹰则侧身回眸,收拢着雄健的羽翅,远瞩前方,透露出独立苍茫有所思的英雄气概,它的喙尖锐而弯曲,带有利钩的趾爪紧抓着树干。画完,又用篆书写下了“高立千年”的画题和一副“持松为寿,与鹤同侪”的四言大联,最后辅以行书长题:“真夫仁兄先生论正,丙戌十月之初,八十六岁齐璜白石,乡愚弟也”……由此,可见俩人关系已深厚到了何等地步。

　　随后,俩人来往愈发频繁。张镇叮嘱齐白石保重身体,亦时时巧妙地给予其资助:齐白石告诫张镇切不可做伤人害民之事,更不顾年老体迈先后数次为其制印、绘画。这样,俩人你来我往两年有余,演绎出了一段“官与民惺惺相惜”的佳话。及至有报纸刊出后,竟引出不少国民党官员的羡慕、嫉妒和恨来。当然,尤让人想不到的是,多年后,这些象征俩人友情的印章和画作竟价值不菲, 《松鹰高立千年图》在201 3年7月6日的朵云轩拍卖会上拍出了八千万元的天价。

　　其实,张镇和齐白石成为好友并不奇怪,因为他们身上有着颇多相似之处。首先是老乡。俩人都是湖南人,张镇来自常德,齐白石来自湘潭,两地相距不过几百里。在饱受战乱折磨之苦后,能在异乡遇到家乡人,自然容易因乡情而走到一块儿。其次是秉性相仿。齐白石不向权贵屈服,坚拒蒋介石于家门之外,张镇在国民党军内部亦比较开明正派,虽为宪兵,但极少做坏事、恶事,而且还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亲护中共最高领袖。第三就是趣味相投。齐白石精通书法与绘画,而张镇自小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对书画也有相当的认知,如此就总会有秉烛夜谈的谈资。

　　为报恩情客死台湾

　　张镇为报校长蒋介石的知遇恩情而改辙的晚年人生,却充满了悲剧色彩。

　　1949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张镇遵照蒋介石的命令率宪兵部队从南京出发一路向南撤退,准备择机前往台湾。途经湖南黔阳(今怀化市)时,他趁着队伍临时休整的间隙回了一趟老家,打算带着家眷一道走。不想,刚进家门,湖南省主席程潜就跟了过来,说是拜会,但在品茶时,几次有意无意地提醒他不妨暂将宪兵部队驻扎下来,看一看情况再说,其实就是暗示他留下来参加湖南的和平解放。张镇却说:“你的意思我明白。老实说,你们的情况我也多少知道一些,你们怎么打算我不管,但校长对我是有恩的。你也知道,过去戴笠和陈诚多次想把我打下来,都是校长保住了我。现在,校长要走,我也只有跟着他去跳海了……”话说到这个份上,程潜自知多说也无用了,遂告辞离去。随后,张镇率宪兵抵达广州,不久又转至重庆。

　　1949年11月30日,在刘邓大军解放重庆的隆隆炮声中,张镇仓皇地登上飞机,取道海南岛转往台湾。而他的那支来不及带走的宪兵部队,则在副司令吴天鹤和李楚藩的带领下易帜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中。

　　初抵台湾时,张镇还幻想着有朝一日重返大陆。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仅仅过了两个多月,也就是1950年2月17日,他就病死在了台北,独留一腔幽怅无处寄存。

责任编辑：文小铃 最后更新：2023-01-09 10:5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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