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震巴蜀—潘文华
2018-11-21 09:37:05  来源：新浪  点击：  复制链接

　　在仁寿，提到名人，提到将军，除了被毛泽东同志在阅读二十四史时赞叹为“伟哉虞公，千古一人”的南宋名臣虞允文外，民众不假思索地就会想到的一定是“潘文华”。

　　潘文华将军，仁寿文宫人,民国时期川康地方实力派军政首脑人物之一。他在几十年波澜壮阔的军旅生涯中，通过自己的努力，由一名普通的士兵，逐渐成为了国民政府陆军二级上将。在国家和民族面临危亡的紧急关头，作为一名有着担当品质的人，潘文华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历史责任感，为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冲锋在前，抵抗外来侵略。在解放前夕，潘文华深明大义，接受共产党的建议，于1949年12月9日，会同刘文辉、邓锡侯两人，在当时的彭县龙兴寺高举义旗，使川康人民免遭战争之祸，大大加快了解放大西南的进程。1950年10月，潘将军不幸病逝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央政务院对其高度评价：“川西起义，有功于人民”。

　　潘文华将军作为一名军政高官，不仅具有军人勇于担当的性格和一流军事指挥才能，更具有仁寿人普遍的勤劳勇敢、好学善思的品质，在位期间，他尊敬长辈，扶助亲朋，资助乡亲，为家乡做出了卓越贡献。

　　潘文华历经磨难，坚忍不拔;忠厚仁义，礼贤下士;战功显赫，却虚怀若谷;身居高位，却朴实无华;文韬武略，情系家乡，从始至终坚守“我是一个仁寿人”的信念，恪守仁寿人的优秀品质。他是上百万仁寿人的缩影，也注定是仁寿众多名人尤其是将军中最为闪耀的星星。

　　天现异象，马鞍山必出将才;厚积薄发，“潘鹞子”军中扬名

　　潘文华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农历十月十六日出生在仁寿县二峨山下的文宫龙兴村二组的棕树湾，是潘在田的第一个孩子。潘在田是个有文化的人，但因命运不济，多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没有成功，最后干脆放弃追求仕途功名，潜心在文宫乡下开办私塾教书。潘文华出生后，饱读“四书五经”的潘在田对儿子的名字自然十分上心，根据他们潘家的排行辈份“文、清、锡、孝……”，给这个可爱儿子取名文生，字仲三，学名潘文华。

　　潘文华深得父母喜爱，不幸的是母亲江氏在生下潘文华的第二个妹妹后，于1892年病逝。不到六岁的潘文华随同父亲搬迁到文宫场居住，靠父亲舞弄笔墨和做小生意维持生计。潘文华负责照看两个妹妹。父亲续弦后，继母张氏又为潘文华生下两个弟弟，其中弟弟潘昌猷年少时，在老家做纨绔子弟，不思进取，混天度日，人称“潘二晃”。后来在潘文华的帮助下成为著名的金融家、实业家，名震全国。由于潘昌猷在金融和实业界的显赫地位，先后担任重庆市参议员、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立法委员等职。1953年，潘昌猷经由香港去巴西里约热内卢定居。1981年元旦病故，终年81岁。

　　关于潘文华将军的出生，后来有许多神奇的民间传说，这不是迷信，而是体现了仁寿人民在朴素的文化思维观念中对潘将军的敬仰。此处摘抄一二，以飨读者。

　　其一，传说潘文华出生时同普通人一样，没有异象。但后来在其父潘在田逝世后安葬之时，天现异象。1901年冬天，天气异常寒冷，让潘文华感到更冷的是，父亲生病，经多方医治不见无效，撒手人寰。年仅15岁的潘家老大潘文华在亲朋的帮助下安葬父亲。下葬当天，天气异常寒冷，偶有雪花飘舞。但就在下葬之时，突然天空电闪雷鸣，雨雪横飞，参与送葬之人无不诧异万分。冬天下雨雪正常，电闪雷鸣千载难逢。原来是因为潘在田正好葬在了龙泉山系的马鞍山脉的龙口之处，天空才会出现此端异象，这预示潘家子孙中将有大贵之人出现。

　　其二，传说有一年春天潘在田在潘家祠堂举办“清明会”。宴请潘家族人时，一位仙风道骨的风水先生正好路过潘家祠堂。潘家祠堂外有一条小河，因桃花水涨，无法通过，风水先生站立河边，愁苦不堪。潘在田得知后，立即出门热情邀请风水先生先来祠堂共进餐食，再做它议。二人相谈甚欢，相见恨晚。因话语投机，潘在田邀请风水先生小住数日，每日饭后茶余，纵论古今，畅叙天文地理。风水先生临走之前，在潘在田陪同下到马鞍山周围转悠。风水先生边转悠边比划，终于发现一块绝好的阴宅之地，并悄声告知潘在田“此地头顶马鞍，脚踏尼山，左右有靠，汝以后若能葬于此，后人定有帅才之人”，并嘱咐潘在田“天机不可泄露”，说完，飘然而去，是为仙人模样。

　　15岁的潘文华在父亲过世后，自然就成了支撑潘家的“大人”。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现在父亲去世，家里顶梁柱倒了，生活状况的巨大落差，使得潘文华更加懂事了。

　　潘文华的后母张氏夫人，脾气本身就不好，丈夫过世后，无多余家财，一个寡妇要供养五个孩子，生活十分艰难，脾气更加暴躁，稍有不是，就会大发脾气。堂叔潘秀峰一直很喜欢自幼聪颖的潘文华，看到潘家如此境况，怕耽误了侄儿的前途，遂想方设法送潘文华去私塾读书，后来实在没法维持了才作罢。潘文华结束私塾读书后，又去马鞍山下向堂兄学习武术，近一年后，又学堪舆。潘文华从小就接触了文化、武术、风水等知识，这些都为他后来成为一位综合素质强的军政首脑奠定了基础。

　　潘文华从小喜欢运动，虽因家庭贫困，缺乏营养，体型很瘦小，但其身体底子很好，尤其是四肢动作协调，敏捷。在马鞍山跟随堂兄习武时，吃得苦、每天起早贪黑训练基本功，又深得堂兄细心指点，潘文华的武术功底日渐扎实，这使他以后征战各地，叱咤疆场有了结实强健的体魄。潘文华16岁时，时常从其工作的药铺跑去偷看清廷在四川成立的新军第33混成协(相当于混成旅)，对训练军人的风采多有痴迷，潘文华凭着自己的聪明和身手模仿学习新兵的操练，动作娴熟完美。

　　一个偶然的机会，新军士兵发现潘文华在自我操练，就劝他到部队当兵，发挥自己的才能。18岁时，潘文华就升为二等兵了，继而升为上等兵。在部队期间，潘文华如鱼得水。由于部队上饮食生活较好，营养丰富，平时又是严格的作息和有规律的训练，潘文华很快就由一个瘦弱小孩变成了英俊的、充满生机的精壮小伙了。在军事训练上，潘文华发挥自己的武术特长，发扬仁寿人勤劳勇敢、好学善思的品质，不畏辛苦，勤动脑子，军事技能掌握得快掌握得好，不仅精于其喜爱的国术、枪术、剑术，还善于擒拿格斗，上房越脊，飞檐走壁。潘文华从几丈之高的城墙上飞身跃下，然后再徒手攀援上去，动作敏捷，反复多次，面不改色气不喘。此时此刻，一个英俊后生已经做好了登场的所有准备，就等着一个施展才能的机会来临。

　　锡良任四川总督推行新政的1904年，在凤凰山军营召开全省运动会。潘文华作为军队选出的代表参加开幕式表演。轮到潘文华上场时，只见他在台上挥刀弄剑，时而翻滚、时而跳跃、时而腾挪，像天空中飞翔的鹞子，快似闪电、疾如流星，动作娴熟、轻盈、协调，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潘的精彩表演，赢得了看台上雷鸣般的掌声。潘文华的技艺也引起了锡良的高度关注。

　　四川当时奉朝廷之诏，新设三镇，这就急需大量中下级军事人才，此时，总督锡良立马想到了潘文华。因潘文华本领高强，锡良就摒弃了沿袭的任用规则，破格委任潘文华为四川陆军弁目队体操助教，享受中士待遇。从此，潘文华的绰号“潘鹞子”在军中扬名!

　　1908年，清政府扩建新军，为了培养能够运用现代军事技术的干部，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在原来的武备学堂地址正式开办。好学善思的潘文华看准了这个绝好的学习提升机会，便向自己的上司协统陈宦请求入学，又被特批面试入学，并兼任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的军体助教。陆军速成学堂后来发展成为四川军阀的一大派系——“速成系”。潘文华也因此有幸结识了影响到他本人成长的“速成系”成员刘湘、杨森、王绪赞和仁寿老乡唐式遵等。

　　一个人想要成就伟大的事业，除了天时地利人和等外来因素外，本人的素质更为关键，这个素质的培养就靠自己平时的勤奋努力，善于学习善于思考。机会永远垂青有准备的人，上天也永远眷顾勤劳的人。潘文华将军的成才之路，再次证明，具有仁寿人品质的仁寿人，成功只是迟早的事。

　　错失金兰谱，潘鹞子逃过一劫;匡扶大时局，速成系共举刘湘

　　年轻有为的潘文华不仅好学善思，拥有了过硬的军事技能，而且很早就表现出日后成为一位将领所必需的遇事不惊、沉稳应对的领导素质。

　　据记载，在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发生了一起“金兰谱序”事件。清朝末年，朝政腐败不堪，朝廷摇摇欲坠，外族欺凌不断，民族危机日深。在陆军速成学堂的一帮学员中，反清思潮流行，学员们先后成立了秘密反清团体。潘文华虽然年轻，但也能审时度势，看到国家和民族前途堪忧，就与李挽澜等20多名学员联络起来，义结金兰，试图反清。在以反清为宗旨的金兰谱序中，公然写有“炎黄华胄，岂戴胡儿天子”这样的强烈反清词句。

　　在清朝政府自己的军队学堂里，竟然敢成立反清组织，其胆之大，已非词语所能形容。这种事情，一旦被发现，必遭杀身之祸，还会殃及家人。为了安全起见，大家商定由一名叫余龙的成员保管这关系到大家身家性命的《金兰谱序言》。余龙是小心加小心，还总觉得不安全，最后干脆把金兰谱序随身携带。然而事与愿违，金兰谱序不知在何时何地遗失了!得知消息后，大家惊慌失措，纷纷表示逃命为上策。此时此刻，潘文华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个人魅力，他不仅不慌张，还异常冷静，主张大家静观其变，不要自乱方寸。更为精彩的是，就在大家担心事发要被砍头而惴惴不安之时，一个叫鹤龄的同学点名邀请潘文华等人到他府上小聚，鹤龄的父亲时任四川将军署协领。金兰谱序是否被发现?是赴宴还是逃跑?这是关系生死的抉择。在这关键时刻，潘文华和被邀请的同学一道冷静分析，决定应邀赴会。席间才知，金兰谱序果然被鹤龄捡拾到了，幸好其父识大体，懂大局，决定当场烧毁金兰谱序，保全了潘文华等人的性命，还希望他们今后为国家和民族做出贡献。

　　逃过一劫之后，潘文华继续在军中服役，职位也慢慢升迁。1909年6月，潘文华随钟颖大军挥戈西进，展现出了他的军事指挥才能。1912年4月初，根据与藏军达成的和约，潘文华带领部队取道亚东步行返回内地。返回途中，潘文华历经艰险，几欲丧命。是年仲夏，经历重重艰难的潘文华在宜宾有幸遇到当年速成系好友李挽澜，重新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李挽澜和刘湘是影响潘文华一生的两个最重要的人物。潘文华自己都说，一生有两个知己，一个是李挽澜，一个是刘湘。跟随李挽澜期间，潘文华随李挽澜升迁而升迁。1918年潘文华和李在内江同滇军顾品珍部激战，不幸的是，一代英才李挽澜亲临前线指挥时阵亡，在紧急关头，潘文华挺身而出，果敢担当，带领余部英勇反击，最终拿下内江战役。

　　当时四川军阀各怀鬼胎，明争暗斗激烈。潘文华经内江一役后，也仅有一旅之众，再次陷于归属部队的迷茫之中。就在他斟酌可以投靠哪一方之际，又得知刘湘新败，粮草困乏、军用不济、将才急缺。作为同窗，潘文华知道刘湘用兵行事，气度不凡，颇有大将之风华，即使现在兵败，日后也定能成就大业。于是，潘文华毅然决定资助和归属刘湘。时任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长的刘湘见潘文华归来，喜出望外。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刘湘十分器重潘，遂委任潘为川军第四师师长，驻防合川。自此，为人耿直、智勇双全的潘文华，对刘湘忠心不二，成为刘湘的心腹股肱并深得刘湘倚重。后来即使时局变迁，刘湘受到蒋介石排斥打压，潘文华也一直忠心于刘湘，不改初心。刘湘死后，潘被拥戴为“甫系”领袖，继承刘湘衣钵。作为军人，作为将领，忠诚、听从指挥是最基本的素养。潘文华将军的军人素养可圈可点，他忠诚，但不愚忠，这些，都值得后世军人敬仰!

　　二虎同山，刘湘叔侄川中争霸;文华逞智，刘文辉败退西康省

　　四川，天府之国，物产丰富，气候宜人，人民本可安居乐业，然而由于朝廷腐败，四川早已民生凋敝。自20世纪初叶，军阀又各有野心，连年混战，四川民众更是遭受了巨大灾难，民不聊生。

　　1916年，为推翻袁世凯，各地兴起护国军。袁被推翻后，护国军尾大不掉，各地军阀趁机抢夺地盘，霸据一方，使得全国长期处于军阀割据和混战之局面。混战时间之长、次数之多、为祸之烈，当以四川为甚。据大致统计，自辛亥革命之后至1933年刘文辉、刘湘叔侄争霸战结束，20余年间，四川几乎无岁不有战乱，前后约有470多次大小战争，平均几乎每半月就有一次。由于战事频繁，各军防区内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爬梳刮剔，无孔不入;预征税赋，达四五十年。老百姓庐里为墟，苦不堪言。用“闾里萧条、炊烟断绝，流离荡析，十室九空”来形容，也一点不过分。

　　四川实行防区制，使得军阀混战更为激烈。所谓“防区”，就是四川各个军阀在本省之内所割据的地盘。各个军阀在自己割据的防区内，不仅开支财政，把持捐税，而且所有行政、司法、教育都由其掌握，省政府不得过问。这实际上是军阀割据局面之下的必然现象，但是真正正式成为一种社会管理制度，则始于1917年熊克武担任四川靖国军总司令时期。防区之间，为了攫取私利和壮大实力，不可避免的要不断征战。

　　1932年秋，二刘预谋第二次大战时，天津《大公报》发表一篇题为《川局酝酿与中央处置》的评论，对川军混战做了很符合实际的描述：

　　“查川省养兵百万，互酋六七，成都一地，分隶三军，全省割裂，有同异国。其最大特色，为兵愈打而愈多，帅时离时合，亦友亦仇，随和随战。要之，万变不离其宗者，为扩张私利，保存实力，诛求无厌剥削地方。故夫人欲横流，百般诈谲，捐输苛酷，并世无俩。论地丁有征至民国四十五年，论置产有卖尽全县全城房地……论民生困苦之情状，即此天府之国，早陷入地狱底层。盖兵益多则饷银绌，饷银绌则争益甚，军阀之莫能相安者，势则然也。”

　　当时的四川军阀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好内战，不愿对外扩张。曾有电文指责四川军阀是“有野心而不务远略”。当然这与四川本是天府之国，有优厚的物产和独特的地理环境有关。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刘湘不愿意出川抗日，也有这个原因。

　　二刘混战，潘文华任刘湘部的前敌总指挥。二刘初次交锋，是在乐山、眉山、荣县，刘湘亲临自流井指挥。刘文辉部当时士气旺盛，志在必得。刘湘部虽武器精良，但初战却节节败退，伤亡颇重，且无增援兵力。后因战事转变，刘文辉与刘湘暂且议和，潘文华应刘文辉之要求请示刘湘，刘湘正苦于迎战之艰难，遂令潘文华为全权代表处理该事宜，经双方往返协商，于1932年12月上旬在荣县老君台签订停战协定。

　　1933年，二刘战事再起，是年8月，刘文辉部中坚力量夏首勋、冷寅东在撤退岷江、雅河一带时不战而溃，与刘文辉生隙。刘文辉部处于败势，仍试图做困兽之斗。处于优势的刘湘念及叔侄关系，且本无赶尽杀绝之意，遂于8月下旬，与刘文辉达成协议：刘文辉驻守康、宁、雅等地，刘湘让出雅安。至此，四川长达15年的军阀混战割据局面结束。

　　1932年10月，“二刘大战”开始时，刘文辉在总体上处于优势;刘湘部由潘文华任南路军总指挥，负责向永川、自流井、富顺进攻，各位将领都对刘湘很忠诚。但是，战争是真刀真枪的决斗，光有将领和士兵的忠诚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将士们的智慧和勇敢，尤其是将领的智慧，正确的指挥往往是一场战斗获胜的关键。在二刘大战期间，潘文华作为高级指挥官，表现优异。

　　在进攻永川时，潘文华率部与24军彭诚孚、邓国璋部激战，由于对方占据有利地形，永川久攻不下，潘部伤亡惨重。潘文华得知邓国璋乃袍哥出身，其部下也多为袍哥，便决定剑走偏锋，利用袍哥关系，不战而屈人之兵。潘文华请示刘湘并得到应允后，便找到重庆袍哥唐绍武，由他去游说邓国璋，允诺给予优待。此招果然奏效，邓国璋会同其他几个团长决心投奔刘湘。战斗再次打响，邓国璋等人里应外合，潘文华部于10月27日攻下永川，随后占领荣县、隆昌等地。

　　潘文华部大获胜利，军威大振。根据战事需要，潘文华又率部向泸州进发，协同唐式遵等部攻打泸州。潘文华再次利用袍哥关系说服刘文辉部，取得泸州战役的胜利。之后，潘文华率领部队同其他友军一起，在刘湘的统一调配下，与刘文辉部展开了数场斗智斗勇的战斗，最后以刘文辉败退西康、困守雅安结束。

　　在二刘大战中，潘文华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军事才能。他有勇有谋，赏罚分明，指挥得当，团结将领，爱惜士兵，深得刘湘赏识和士兵的尊敬。潘文华为二刘大战的早日结束，为巩固刘湘在四川的霸主地位，使全川归于统一，建立了显赫的军功，成为刘湘一生不可多得的爱将之一。

　　“剿匪”令下，刘湘智斗蒋介石;“南总”挂帅，潘仲三围而不剿

　　20世纪30年代，剿灭红军是国民党蒋介石的既定政策，但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与红军交战显得“鞭长莫及”，必须依靠各地军阀鼎力协助。二刘大战后，坐稳四川军阀头把交椅的刘湘，于1933年10月被蒋介石任命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当时的很多军阀都与蒋介石貌合神离，表面上愿意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暗地里则心怀鬼胎。在接受“剿匪”总司令职务后，刘湘既要应付蒋介石政府，更要考虑自己的核心利益。对于红军经过四川，他如果听任其在川停驻，势必威胁到自己在四川的统治;但若下狠手“剿匪”，自己定会损失惨重，削弱自己的实力。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是佯装战斗，放红军过境，只要红军不威胁到他在四川的利益就行。

　　1934年5月，刘湘在成都召开第三次所谓的“剿匪”会议，他略施小计，就使四川各路军阀听命于他。时任21军教导师师长的潘文华，被任命兼任四川“剿匪”军总预备军总指挥。潘文华协同唐式遵、范绍增等部，在刘湘的统领下，与红军先后在四川境内和川滇、川黔边界进行了大大小小数场战役，各有输赢。1934年底，红军在毛泽东、朱德带领下由湖南分三路进入贵州东部，宣称北上抗日，需进入四川与徐向前部队会合。刘湘呢?一手要防红军，一手还得防中央军，所以，他对红军入川的基本态度是“只是假道他去，则开放进路，切不可堵截，做无谓之牺牲”;如果红军“继续向长江以北推进，则不惜一切代价，坚决予以打击，直到逐出川境”。

　　谁能担当此项大任?刘湘自然想到了自己的爱将潘文华。

　　1935年1月14日，已是四川“剿匪”军总预备队总指挥的潘文华，被刘湘正式任命为南岸“剿匪”总指挥，坐镇四川泸州“剿匪”。期间，潘部与红军的战事颇多，其中著名的土城战役、叙永攻城战，双方互有攻守，最后以刘湘部胜利告终。据载，土城一役，川军“伤亡之官长百余名，士兵约三千多名，为川军剿匪以来未之有之剧战”。是役后，红军被迫向古蔺、叙永方向开进。潘文华又指挥川军大队人马开赴叙永地区，与其他各部形成合围之势。潘文华对军情准确预估，对各部作战布防得当，得到部属们的赞同，教导师的郭勋祺看完电文，大赞“潘总指挥的判断我极端同意”。同年2月11日，为便于就近指挥各部，潘文华的南岸“剿匪”总指挥部由泸州迁进宜宾。

　　为了在四川“聚歼”红军，蒋介石于3月3日亲自到重庆坐镇指挥。到四川刚三天，他就专门给刘湘和潘文华发电报，电文抬头为“重庆刘总司令刘主席、宜宾潘总指挥”，3月8日又再度发电给潘文华，要求他“应严密封锁堵匪西窜”。由此可见，潘文华在川军和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非常重要。

　　同是“剿匪”，蒋刘目的各异。蒋是要借刘之手消灭红军，同时削弱川军实力，一石二鸟;刘湘的目的却是阻止红军渡江，同时阻止蒋介石的别动队乘机入川，以保护川南六属地，保护重庆根基。二者各怀鬼胎，自然会大大限制刘湘与红军作战的规模。当红军放弃在泸州渡江而转战于贵州赤水时，刘湘就自然放弃了对红军的进攻，总指挥潘文华也率部改主动围剿为警戒了。围而不剿，剿而有度，潘文华拿捏得“恰到好处”。

　　1935年9月，红四方面军由阿坝回师，击破杨森和刘文辉等部，然后继续南下，局势再度紧张。刘湘庚即排兵布阵应对，再次任命已经升任为21军军长的潘文华为四川南路“剿匪”总指挥，简称“南总”。潘文华也迅即作出了详细的作战部署。川军和红军又一次进行了大大小小数场战斗，双方将士斗智斗勇，输赢两端，最后潘部取得优势，不断攻破红军的防线。1936年2月，红军退至懋功。是年，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彻底离开四川。自此，川军与红军的战事告一段落。

　　经过军阀之间的混战、与红军的交战，潘文华作为一代将才，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决断才能、用人才能、布兵才能，都展露无遗，他在军中的职位接连提升，在军中的威望不断提高，在长官心目中的信任度和重要性也不断提升。军阀们在自己的领地上为了个人或集团的私利连年战乱，搞得民生凋敝，民怨沸腾，于国家于民族于人民都是罪过。但在民族危亡之际，在亡国灭种之时，包括潘文华在内的许多军阀，又能抛开个人恩怨，舍弃个人的富贵安逸，勇敢地站出来，毅然走上战场，抛头颅洒热血，保家卫国。单就这一点来说，是值得赞赏的。

　　民族危亡大义显，手足岂能再相残;出川抗战有奇观，同乡共任指挥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我东三省。1932年的“一·二八”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日怒潮，四川人民纷纷要求川军停止内战，出川抗日。成都重庆先后成立“国民救国会议四川各界民众促进会”、“四川各界民众反日救国大会”等组织，乐山、泸州、巴中等地各界民众反日救国组织相继建立，举行“罢工罢课罢市”通电、大游行等，“请愿出兵”，督促川军出川抗日。1932年，《年报》上还喊出了“借故不出兵者便是卖国贼”等口号。1936年，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最后得到和平解决，促进了国共团结抗日战线的形成。

　　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以刘湘为首的川军中的爱国官兵，深明大义，以过去长期在川打内战，争夺一己之私利为羞，以过去围堵红军、自戕手足为憾，以今天能为国家独立，民族生存而战为荣，纷纷请缨杀敌。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令四川出兵抗战，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8月18日，经商定，四川绥署直辖的唐式遵、潘文华、王缵绪三个军各出两个师，加上川军其他各部出兵共十一个师，出川抗战。在组建的第二路预备军中，唐式遵任第二纵队司令，潘文华任副司令，均受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统辖。潘文华与唐式遵同为副司令长官，形成少见的仁寿老乡同任高级指挥官的军界奇观。

　　潘文华为出川抗战的川军第23集团军的副司令。第23集团军由原来的第二路预备军第二纵队改制成立，总司令由刘湘兼任，潘文华同唐式遵同任副职。第23集团军下辖的第21军和第23军，唐式遵和潘文华分别兼任军长。由于非他本人所能控制的种种原因，潘文华在前线抗战的时间不长，在1937年12月泗安广德战役之后，第23军被撤销，潘文华转汉口回四川了。但就是这短短的时间，潘文华率部在抗战前线不仅打响了出川抗战的第一枪，而且表现优良，大涨了川军的气势，提升了川军在国人中的声誉。

　　出征前，潘文华在成都少城公园的欢送大会上慷慨陈词，表达抗战决心：我们一定要血战到底，收复失地，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做到胜则生，败则死，不成功，便成仁。这一字一句，铿锵有力，承载着一个军人应有的责任和担当!潘文华接过“为国干城”的大锦旗，于1937年9月1日就率部奔赴前线了。出川途中，川军遭受到没有补给的艰难时，潘文华将军亲临一线，与下属同甘共苦，深得下属和士兵的尊敬和喜爱。抗战期间，潘文华用他功力深厚的书法写下庄重有力的“捍国为民”四字，作为勉励自己坚定抗战的座右铭。

　　在抗战前线，升任第二十五军军团长为的潘文华部直接参与了泗安、广德战役。11月，日军迅猛进攻，围逼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蒋介石急令刘湘捍卫首都。此刻唐式遵部还未到达前线，刘湘当然又想到了爱将潘文华。11月12日，刘湘接见前来汇报战情的潘文华，语重心长地说道：“调你仲三来保卫京畿外围，这是很难得的报国机会，今天大敌当前，关系国家存亡，务必展我川中子弟兵的特长，圆满完成保卫首都的光荣任务。”因唐式遵还未到达，潘文华代理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全权负责指挥广德、泗安战役。大敌当前，大战在即，潘文华迅即排兵布阵，令所部共五师两旅约5万余人集中于泗安广德一线，由郭勋祺、饶国华、刘兆藜、杨国桢、陈万仞(又一个仁寿籍将军)五个师长和田冠五、周绍轩两位旅长率部驻守阵地，誓与日寇决战。

　　随着战事展开，潘文华不断调兵遣将，以适应战斗需要。他时常在前线的指挥所里熬夜研究战情，与各路将领讨论、决策，有时还带着望远镜等军需设备亲临前线阵地查看地形，了解军情，鼓舞士气。战斗一度异常激烈，阵地有得有失，川军在血战泗安机场时，川军就有一千多名壮士为国捐躯，英勇善战的郭勋祺师长战场负伤，更有年仅44岁的饶国华师长在弹尽粮绝后饮弹自尽。

　　前方吃紧，刘湘却在汉口生病，蒋介石趁机，成功夺取了刘湘的川军指挥权，由陈诚代行第七战区指挥权。陈诚令唐式遵和潘文华撤退，11月底，泗安广德战役结束。

　　至于泗安、广德的撤退缘由，当时和现今的说法颇多，一种说法是因唐式遵使坏，想排挤潘文华，独霸军权，就向蒋介石电报“潘不尽职守，放弃广德、泗安”，所以潘文华被贬斥回川。事实如何，多有疑云，留待澄清。潘文华回川，处理刘湘死后的川军事务，并未被处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川军的奖惩文件中也只是提到：“第23军军长潘文华因人事关系，应变迟缓，暂行停职，着即回川重组第23军部队，出川抗战。”

　　泗安、广德之战，是潘文华指挥的川军初出茅庐的第一战。在这一战役中，川军将士同仇敌忾，不畏强敌。他们以血肉之躯前仆后继，勇猛杀敌、寸土必争，打出了军威;这一战役虽未能完全粉碎敌人的进攻，但使敌人遭受了重大损失，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在战略上粉碎了日军迅速占领首都南京的企图，为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机关的安全撤离和大军顺利西撤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为国民党中央军完成集结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这一战役中，充分表现出了潘文华等将士机智、勇敢和相互支援的精神与美德。

　　川军起波澜，将军矗立大潮前;老蒋有盘算，甫系拥潘镇四川

　　回川后的潘文华面临更加复杂的政治局面和人事纷争，他必须要有高瞻远瞩的眼光，分辨大是大非的方向，要有步步小心谨慎做事的态度，平衡各方利益，要有运筹帷幄多方协调管理的智慧，来平息即将激化的各方矛盾。他既要忠诚地传承刘湘的衣钵，处理刘湘遗留的四川事务，保存刘湘一手建立的“甫系”军政，又要周旋于国共交错的政治纷争中。

　　蒋介石一直盘算着如何收拾像川军这样的地方杂牌军。面对早有防备且日益壮大的刘湘部川军，蒋介石时刻想着分化瓦解，以免除日后麻烦。刘湘病死汉口，川军到了存亡的关头，四川的军政事务纷繁复杂，各方的较量立马白热化了，大家虎视眈眈，犹如上弦之箭，时刻都有走火爆发的危险。

　　蒋介石认为此时正是剥夺四川军政权力的最佳时刻。有意派遣亲信张群入主四川成为四川省主席。但刘湘之死，死因存疑，传言四起，引发川军和川人愤怒，对蒋介石多有不满。忠诚于刘湘的甫系将领拥戴潘文华继承刘湘衣钵，尤其是曾经与刘湘和潘文华在军阀混战时期，打得不可开交的刘文辉，此时此刻也摒弃前嫌，站出来坚定地支持潘文华，而且刘湘临死之前，也曾托付潘文华完成其未尽事宜。

　　在蒋介石发布张群为四川省主席，并且将第七战区22、23两个集团军分割，完全操控四川军政事务时，包括刘文辉在内的川军大佬们力挺潘文华掌舵，并密谋逼迫蒋介石收回成命，让潘文华上位，主政四川。在刘文辉直接授意下，刘湘的幺爸刘文辉、幕僚省府秘书长邓汉祥、最受刘湘器重的将军潘文华三家手下的师旅长联合逼蒋，将通电直达蒋介石的案头：

　　甫公逝世，川中军政无主。至此困难重重，四川又为复兴根据地，日来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汉奸土匪，纷纷蠢动、职等竭其绵薄，仅维现状，窃念贺主任国光(蒋介石置于四川中枢的关键人物，时任中央参谋团主任)，邓军长锡侯，刘军长文辉、王军长缵绪、潘军长文华素为川中军民所欣戴，恳两公转达中央遴委分掌全川军、民，必能扶绥军团，安理民众。职等后方有责，心所畏危，不避出位之讥，敢作刍荛之献。

　　同时，潘文华等又鼓动刘湘军队核心组织“武德学友会”大造声势，反对蒋介石的既定安排，推举潘文华。很快，潘文华接任武德学友会会长，基本上把已经暗中同蒋介石有勾结的部分甫系将官排挤在川军的权力中心之外。

　　在各方压力下，蒋介石见硬性剥夺四川军政权力的计划难以及时实现，不得不趋于委婉和另辟蹊径。认为在处理了刘湘后，当前四川事务非潘文华不可。

　　早在1938年3月8日，蒋介石就撤销了对潘的处分，随后还提升其为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兼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面临复杂的四川事务，潘文华既要应对蒋介石的安排，维护场面上的稳定，又要安抚川军各路大佬，保障甫系内部的安定团结。潘文华知道，做过刘湘治下“盐运使”、现任第29集团军上将总司令、西充人王缵绪，觊觎四川省主席职务已久，就决定让其上位。蒋介石又曾试图安排亲信贺国光出任省主席一职，但最终未成，只好于1938年4月28日任命王缵绪为四川省主席。

　　蒋介石为削弱潘文华、刘文辉、邓锡侯三部联合起来的力量，经过精心策划，于1938年5月18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文，任命潘文华为川陕鄂边绥靖公署主任，驻四川阆中。潘文华深知蒋介石的用心，为了能继续留在成都中心，控制局势，拒不到阆中，还假装成天无所事事，吃喝玩乐，不理政事，以蒙蔽蒋介石。

　　王缵绪上任四川省主席后，还真把自己当成人物了。个人嚣张不说，还完全背离了潘文华继承和振兴甫系集团及其他川康军人之利益，直接投向蒋介石的怀抱，不断牺牲川军利益，甚至公开谩骂川康地方军政领导潘文华、刘文辉、邓锡侯等背信弃义。此时的潘文华、刘文辉、邓锡侯等看穿了蒋介石的伎俩，坚定地团结在一起，以集体的力量共同抗衡蒋介石。王缵绪的言行已经严重威胁到甫系川军的根本利益。潘文华等人商议后，策划了“七师长通电事件”，也就是由彭焕章、陈兰亭、谢德堪、刘元塘、刘树成，周成虎、杨晒轩七位师长共同签名，通电罢免王缵绪、拥戴潘文华。

　　蒋介石对“通电事件”大为震惊，当然也明白个中缘由，就紧急约见川军实力人物、也是“七师长事件”的幕后导演潘文华、邓锡侯、刘文辉。蒋介石见三人意见一致、立场坚定，已无转圜余地，不得不于1939年9月宣布王缵绪免职，率军出川抗日。就军事力量而言，王缵绪率部出川后，还留在四川的甫系川军就只有潘文华领导的第28集团军了。

　　蒋介石毕竟是蒋介石，他在免去王缵绪的四川省主席职务时，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对潘文华说：“仲三(潘文华号),省主席一职，本拟借重你来担任，但以大巴山防务为重，关系国家安危，恐难兼顾，因此由我暂兼省主席，一俟时局稍稳，此席仍留着给你。”他让潘文华携款到大巴山搞防务工程，由自己来兼任四川省主席职务了。当然蒋只兼不任，让省府秘书长贺国光过渡一段时间后，就于是年11月13日再度明令，由张群任四川省主席。至此，蒋介石终于达到了控制四川的目的。为了继续笼络潘文华，蒋这一时期待潘文华为座上宾，提携潘的长子潘清洲为巴山警备司令，并撮合潘文华与孔祥熙、贺国光等人结为“金兰之好”。

　　经过一系列斗智斗勇，蒋介石基本掌控了四川大局，使四川军政在抗战期间相对稳定。潘文华等各川军集团表面上也相安无事，风平浪静。

　　俗话说：花繁柳密处，拨得开，才是手段;风狂雨急时，立得定，方见脚根。潘文华做到了。

　　蒋介石斗狠，一条心要瓦解四川势力;潘文华用智，铁三角不妥协雄踞西南

　　张群在蒋介石的一系列精心运作下，成功入主四川。蒋介石一直想分化瓦解川军的实力，直至彻底粉碎而后快。在逐步掌握四川政局后，蒋介石一边在前方抗战，一边再次开始策划分化川军实力的阴谋。刘文辉在蒋的心目中一直是个“老奸巨猾”的形象，他多次对蒋明里暗里不合作，令蒋大为光火。蒋准备先从刘文辉部动手，来个擒贼先擒王，杀鸡儆猴，看谁还胆敢不从。退守四川的潘文华早已看清了时局和蒋介石的用心，在幕僚们的群策之下，联合刘文辉、邓锡侯，构成了坚固的铁三角，雄踞西南，坚不可摧。

　　蒋介石欲以派中央军入川协助刘文辉兴修川藏公路为由，钳制刘文辉，计划被潘、刘、邓集团成功击败。蒋介石转而又想利用川军真正实权人物潘文华，来解除四川对国民政府的威胁，于是允诺高升潘文华及其弟潘昌猷，对潘文华威逼加利诱。潘文华，作为四川军政实力派首要人物，他的举动直接关系到四川的命运前途。在这种时刻，作为一个有担当的将领，首要需要抛弃一己私利。潘文华放弃了在蒋介石那里能够得到的高官厚禄，再次表现出了他高超的官场智慧和伟大的人格魅力。首先，他讲究情义，坚守信诺，坚定团结由他带头成立的潘、刘(文辉)邓(锡候)集团。在威逼利诱面前，他没有背信弃义，置“兄弟”情分于不顾。其次，他始终忠诚于自己的长官刘湘，无论刘湘生前死后，他都不改初心，一直坚守甫系利益。第三，作为一名昔日的军阀，他能够考虑老百姓利益，不愿再次看到“神仙打架，百姓遭殃”的状况。最后，潘文华更是以民族利益优先，在日本外族欺凌我中华，前方抗战紧张之际，坚定地维护四川的稳定。四川后方稳定，就是对川军抗战在物力、财力和军力上的最好支持。

　　蒋介石指派早已真心投奔他的杨森，也是潘文华当年“速成系”同学，劝说潘文华听从蒋介石指挥，与其共同灭刘。潘文华看穿昔日同寝一室的老同学的阴谋诡计后，佯装不知，继续同杨森赴重庆谒见蒋介石。面见蒋，潘文华巧妙应对，获得蒋介石信任，并成功脱身回到成都。之后，潘文华马上与刘、邓商议对策，让蒋介石再次破坏潘刘邓集团联盟并逐个消灭的计谋破产。

　　为此，潘文华彻底失去了蒋的信任，潘文华，不敢也不能同蒋介石谋面，就一直称病，甚至还回到仁寿老家文宫场躲避蒋的再三邀约。也因此，潘文华失去了很多个人利益，比如失去了国民党中执委资格，其弟潘昌猷的四川银行董事长职务也被撤销。

　　蒋介石一直对地方军抱有戒心，生怕地方军做大后，不听调遣，对抗中央，威胁统治，所以，整肃地方杂牌军是蒋的既定策略。在抗战数年后，奔赴前线抗日的地方军虽多有折损，但其羽翼依然丰满、势力依然强大，还足以对中央构成威胁。因此日军一投降，蒋介石的整军工作立马开始，他找的借口是“复员建设”，真实用心就是裁减非嫡系军队。当时已出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的陈诚主动请缨。

　　陈诚此时官大势威，做事高调。但面临川军整肃，仍多有担心，不敢轻举妄动，他不得不仰仗潘文华。潘、刘、邓三部虽早已结成铁板一块，实力不弱，但已没有与中央军硬碰硬的实力，在国民政府做出“裁遣”命令时，也只能委蛇求全。潘文华在与刘文辉、邓锡侯商议后，经过周旋，最后与陈诚达成整军协议。整军后，潘实际掌控的军队仅有56军，且该部多由甫系旧部凑合而成，此时已心生异念，貌合神离。潘文华因配合了整军，于1945年10月20日获任川、黔、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职务，在表面上再度与蒋介石交好。随后，潘文华奔赴黔江就任主任一职。之前，潘文华担任过川陕鄂边区绥靖主任，后被蒋介石裁撤。国民政府还先后派遣多人到公署任职，监视和钳制潘文华。

　　川黔湘鄂边区公署所辖之地为四川酉阳、贵州铜仁、湖南芷江、湖北恩施等地区，境内穷山恶水。在国乱无治时期，穷山恶水不一定出刁民，但一定出土匪恶霸。面对一个经济文化落后、交通闭塞的公署辖地，潘文华决定干出一番利国利民的事业。这也是一个地方官员为官一方应有的责任担当!在那个各党各派争权夺势的动乱时代，能够暂时保全一方平安已属不易。面临当时川、湘、鄂交界之地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嚣张匪帮，深受“仁寿”中“仁”文化影响的潘文华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实施在武力做后盾的“仁政”。匪帮头子走投无路投诚后，潘文华把活捉的其老婆、儿子都悉数放回，还周知所辖各县协助安置、招抚流亡和弃匪来归的民众，给予他们土地，让其就地耕种，自食其力，严禁杀戮、虐待被俘的匪众。潘文化恩威并用，可以说在那个非常时期，用特殊的形式诠释了“仁”的含义，令匪众叹服。

　　1946年，蒋介石为打击削弱仍有强大实力的地方杂牌军，再次以“汰弱留强，提高军队素质”的名义进行整军，办法就是整军为师，整师为旅，每个整编后的师还必须砍掉一个团的编制。这将大大削弱地方杂牌军的实力。

　　就任绥靖署主任的潘文华，此时手里只有一个56军，而且旗下各部将领还心怀异想，原“甫系”旧人相互间、以潘文华儿子潘清洲为首的“新少壮派”与老甫系之间，都是矛盾重重，军队对潘文华不是绝对的忠诚和服从。国民政府的第二次整军政策出台后，潘文华面临如何安抚治下的将领、保存自己的实力和永远忠诚于昔日恩人刘湘的难题。在艰难的取舍面前，潘文华仍然把维系其一生的人格品质“感恩、忠诚”放在了第一位。潘文华在与心腹幕僚杨续云、郭造勋等人经过数月的权衡后，终于拿出了一份56军的整军计划。在整饬好由此产生的军内冲突后，潘文华偕同郭造勋于1947年1月赴南京复命。

　　南京国民政府在潘文华赴京期间，利用56军164师师长彭焕章的职务安排问题大做文章，挑起潘集团内部矛盾，策动“甫系”旧部元老逼迫潘文华收回成命，重新安排整军后的师团主要领导，彭焕章更是发动了“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兵谏。在这关键时刻，一向忠肝沥胆的潘文华又一次把忠诚刘湘、维系“甫系”利益放在了首位，接受了彭焕章等人的要求，忍痛将密友亲信杨续云、郭造勋隔离开，让二人先行到达宜昌安排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事务。

　　经过“甫系”旧部的自我折腾，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多次整肃，潘文华手中的权力甚微，尤其是兵权只是徒有其名，几无可调遣之军队。潘文华的身体健康也大不如前，心脏病加剧。遭遇蒋介石如此“软收拾”后，心气不顺的潘文华把“绥署”日常事务交由副主任陈兰亭代理，自己躲回重庆养病，伺机扩充实力。

　　回到重庆的潘文华，杜绝了一切公务活动，几乎足不出户，每天就在自己的植庐公馆打针吃药养病，然后喝茶聊天打麻将混时间。潘文华深刻地反省了自己这几年的得失，总结出：地方军阀离开自己的驻地跟蒋介石斗，必败无疑;但时至今日，蒋政府已经失势，唯一的出路就是反蒋走人民的道路。也正是基于早年的这些思想认识，到了解放战争后期，潘文华才会坚定地通电起义。

　　顺应潮流，民主革命扎根心底;高举义旗，弃暗投明铸就丰碑

　　解放战争进行到1948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蒋介石集团败局已定。1948年12月初，在重庆的潘文华急电潘清洲和潘清洋俩兄弟速回重庆。潘文华时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长子潘清洲任235少将师长，胞弟潘清洋任该师少校营长。潘文华把自己的打算告知俩儿子，时值此时，必须坚决脱离蒋介石，站到共产党一边。他要求潘清洲伺机脱离孙震指挥，回到四川驻守。潘清洋于1949年6月初率一营官兵先行回到重庆，为了当时的政治和军事需要，后又率部回到老家仁寿驻守，与共产党保持必要接触。

　　潘文华同共产党的秘密交往可谓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1926年。潘文华早年加入同盟会，深受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对“革命”有着自己的理解和看法。1926年，在重庆的共产党组织就深入到了潘文华所在的部队，潘文华所在的师部成了受共产党影响的“左”倾部队之一，为当时刘伯承、朱德、杨闇公领导的泸州、顺庆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1927年3月31日，重庆市的国民党反动派武装残酷镇压参加爱国集会的人民群众，制造了死伤2000余人的“3·31大惨案”，惨案发生后，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等被捕被害，国民党左派组织、革命活动的主要阵地及党的各级组织遭到破坏。身在国民党体制内的潘文华师长同情共产党，暗中派遣亲信、时任旅长的郭勋祺掩护部分共产党人脱险。潘文华还亲自到医院看望受伤学生群众，并成功掩护当时在重庆做兵运工作的陈毅脱险。

　　西安事变后，继承“甫系”衣钵的潘文华加强了与中共建立的抗日民族统战的关系。始终与中共有着亲密交往，其幕僚中也有不少中共地下党员。1938年初，中共通过“武德励进会”做时任该会主席的潘文华的工作，潘文华与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罗世文互派代表保持联系。潘文华深受中共统战政策的影响。1938年夏，中共领导人董必武、林伯渠、陈绍禹去汉口参加国民参政会议，途径成都，特意专程去永兴巷潘文华的植庐公馆与潘文华交谈。在抗日的最关键时期，通过交谈，潘文华了解了中共关于抗日救国的方针和统一战线政策，并明确表示拥护中共的抗战方针，共同抵御外侮。在“武德学友会”上，潘文华会长提出了“团结川康、支持抗战、联合中共、防蒋图存”的主张。中共党员田一平还在“武德学友会”内成立的“武德学友会促进会”担任组织科长职务。这样一来。“武德学友会”、“武德励进会”都有共产党员。1939年4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通过引荐，在成都长发街32号乔毅夫公馆接受潘文华的宴请，与潘文华亲切会见。二人聊时局，聊战事，聊未来，彻夜长谈，相言甚欢。通过与共产党反反复复的交流交往，潘文华对共产党的认识不断加深，印象越来越好。在抗战时期，潘文华坚决拥护国共合作，团结抗战，在国民党大肆搜捕共产党人时，冒着极大风险，想方设法给予共产党员以力所能及的保护。潘文华除与共产党密切接触外，还积极参与国统区的民主运动。1944年秋冬之际，潘文华接受民盟中央主席张澜的邀请，加入了民盟。因政治原因，也出于安全考量，潘文华只能成为秘密盟员。潘一直为民盟提供活动经费。1946年8月18日，张澜在成都主持闻一多、李公朴的追悼大会，潘文华不仅派兵保护会场，还将受伤的张澜接到公馆保护，使张澜免遭特务敌手。

　　1945年，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飞赴重庆，与蒋举行国共第二次和谈事宜。在重庆期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在张治中公馆会见了潘文华，双方畅谈国际国内当前形势。潘还一直派便衣保护在重庆谈判的中共代表团的安全。在中共的影响下，潘文华逐步接受了共产党的观点、立场和主张，由红军北上时期的反共人士转变为与共产党人肝胆相照的忠实合作伙伴。

　　解放军节节胜利，势不可挡，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妄图死守西南，做最后挣扎。潘文华的去留态度直接关系到国共两党两军的战事，也直接关系到蜀地百姓是否再次经历战乱的苦痛。1949年7月2日，中共特使唐午园带着民盟负责人张澜给潘的密信和共产党的“约法八章”，辗转来到重庆，会晤潘文华。潘文华迅即召回在武汉的昔日亲信杨续云，商议对策。潘文华从杨续云处了解到昔日爱将郭勋祺已成为共产党的座上宾，对共产党的“约法八章”颇为认同。“约法八章”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新解放区的八项基本政策，于1949年4月25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的形式公布，简称“约法八章”。潘文华和杨续云分析局势后，认为彻底脱离蒋介石、率部起义响应共产党才是最佳出路。于是决定策划起义。

　　潘首先向目前能控制的各部印发共产党的“约法八章”，使之了解基本动向，待时机成熟时好能及时响应。潘文华又发令调遣潘清洲兄弟俩所在的部队235师回川待命，以确保起义成功。此时，身在重庆的潘文华已被国民党特务监控，他必须想方设法到达成都，才能方便联系刘文辉、邓锡侯共商举义大事。解放军已由刘伯承和贺龙分两路大军直捣西南而来。1949年10月，进攻西南的解放大军势若破竹，层层推进。重庆震动。潘文华认为当务之急必须马上转道成都，联合刘文辉、邓锡侯在川西起义。潘文华化妆坐车开往成都，一路颠簸了三天三夜才安全到达成都。

　　路途劳累，潘文华本已多病的身体更加吃不消。他一向信仰佛教，时值晚年，对人生更加透悟，对佛的向往更加深切，他本早已看淡一切，只想能平安过度，安享晚年。但适逢乱世，又不能完全从江湖抽身。11月6日，得知潘文华回到成都，刘文辉马上就安排在自家公馆聚会潘文华、邓锡侯，商讨对策。潘文华、刘文辉、邓锡侯三人的友谊经过时间的洗礼，愈发稳固，早已是共进退的铁三角。商议时，潘文华明确表态，起义投奔共产党是唯一选择，但因身体原因，具体行动听从刘文辉、邓锡侯安排。

　　胡宗南陈兵西南，要与共产党做最后决战;解放军剑指西南，势不可挡。11月21日，解放军关闭了胡宗南逃跑的大小门户后，刘伯承邓小平等遵照毛主席指示，向川、康、云、贵四省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四项通告”，昭告他们停止抵抗，弃暗投明，悔过自新，立功赎罪。通告加速了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的选择。为了控制住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蒋介石威逼利诱，却没有得到潘刘邓三人的响应，就安排了大量的特务监控三人，使三人不敢也不能轻易动弹。经过一系列的斗智斗勇，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终于聚拢在彭县龙兴寺，就起义做最后的部署。刘文辉老谋深算，之前就秘密安排有由共产党人王少春掌握的红色电台在自己的辖地雅安部队中。在来约见潘文华、邓锡侯之前，也草拟好了起义通电文稿。三人见面时，刘直接拿出来讨论，节省下不少时间，三位将军对个别字句修改后，于12月9日由在雅安的王少春发出起义通电，电文传播到神州大地，传递到中共中央，全文如下：

　　北京毛主席、朱总司令并转各野战军司令暨全国人民公鉴：

　　蒋贼介石盗窃国柄廿载于兹，罪恶昭彰，国人共见。自抗战胜利而还，措施益形乖谬，如破坏政协决议各案，发动空前国内战争，紊乱金融财政，促成国民经济破产，嗾使贪污佥壬横行，贻笑邻邦，降低国际地位，种种罪行，变本加厉，徒见国计民生枯萎，国家元气断绝。而蒋贼怙恶不悛，唯利是图。在士无斗志、人尽离心的今天，倘使以一隅抗天下，把川、康两省八年全面抗战所残留的生命财产，作孤注一掷。我两省民众，岂能忍与终古。文辉、锡候、文华等于过去数年间，虽未能及时团结军民，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然亡羊补牢，古有明训，昨非今是，贤者所谅。兹为适应人民要求，决自即日起率领所属宣布与蒋、李、阎、白反动集团断绝关系，竭诚服从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朱总司令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司令员、邓政治委员之领导。所望川、康全体军政人员，一律尽忠职守，保护社会秩序与公私财产，听候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之接收，并努力配合人民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之残余，以期川、康全境早获解放。坦白陈词，敬维垂察。

　　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叩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

　　12月11日，各方人士聚会彭县龙兴寺，刘邓潘三人主持大会，制定了起义后的一系列决策。国民党军队迅速从东南北三面合围彭县，幸好潘文华早有安排，电令其长子潘清洲率精锐部队235师向彭县进发，并同时请求解放军出兵对抗国军。12月18日半夜，潘文华叫醒乔诚，让他速去联络领兵驻扎在绵竹的仁寿老乡董长安驰援彭县，一路上，乔诚又成功联络夏骑风等各部响应，绵竹宣布起义。同时，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解放军也从东南北三面围逼成都，并于12月21日向胡宗南部发出最后通告：不投降，即予歼灭!同一天，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结合解放军先行进入成都的战略安排，成功策反彭县县长刘度等人响应起义。22日，彭县宣布正式起义。

　　23日，胡宗南残余部队仓皇逃离成都。潘文华和刘文辉、邓锡侯也从彭县向成都进发，配合解放军，积极策动国民党军队起义。在三人的影响和感召下，其所属各部纷纷通电响应起义。12月27日，解放军司令员贺龙等高级领导接见了刘文辉和潘文华二人的代表，并决定12月30日举行解放军的入城仪式。潘文华、刘文辉、邓锡侯还详细安排了部队维持成都秩序，确保入城仪式万无一失。至此，成都宣告和平解放。

　　12月30日的入城仪式，隆重热烈。军人、各行业群众涌上街头，敲锣打鼓，载歌载舞，欢乐的表情洋溢在每一个人的脸上。欢迎队伍中，潘文华虽身体不适，但也特别精神。他经过数年的斗争，这次终于彻底摆脱了蒋介石的控制和蚕食，迎来了自己的新生。贺龙司令员紧紧握住潘文华的手，高兴地交谈着。潘文华与共产党交往多年，终于修成正果。

　　能够在纷繁复杂的时局面前分清敌我，选择光明的道路，能够在大是大非面前，把握前进的方向，我们今天也不得不佩服潘文华将军独到的眼光和智慧。

　　潘文华联合刘文辉、邓锡侯的及时起义，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高度赞扬，毛泽东委托朱德向潘文华等三将军发嘉奖令。1949年12月24日，朱德总司令对潘文华、刘文辉、邓锡侯发出贺电。朱总司令的复电是：

　　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诸将军勋鉴：

　　接读12月9日通电，欣悉将军等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参加人民阵营，甚为佩慰……为协助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肃清反动残余，建立革命秩序而奋斗。

　　朱德

　　1949年12月24日

　　潘文华将军主导下的成都起义有着重要的意义，据《中国四川地方志》载：

　　解放大西南战役，川康实力派刘、邓、潘三位将军的起义，带动部队番号达111个单位之多，人数53万多，占整个地区敌军被歼灭数90万的60%，此数大大超过了敌人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起义人数的总和，相当于解放战争其余139个重要战役起义数的85%，其次数之多，单位之众，数量之巨，不仅是中国革命战争所未有的，而且在中外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如此大规模的起义，对于西南敌军的迅速瓦解，我军的全面胜利，有着重要作用。它极大地减少了军民的伤亡，保护了成都的以及昆明等历史文化名城不致遭受战火的洗劫;对于及早布置春耕生产，稳定西南经济，保证尔后剿匪、征粮、进藏等项工作的进行，都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1950年1月8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在重庆正式成立，基于潘文华将军的重要贡献，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提请，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毛泽东主席任命潘文华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会员。

　　大智慧，戎马之余建设重庆城;念乡情，将军亲自督办仁寿事

　　潘文华将军作为军人，有着卓越的军事才能，对上级绝对忠诚，看待时局充满政治智慧。作为一个普通人和一个地方首脑，潘文华同样有许多可书可写的亮点。

　　潘文华兼任重庆市长长达八年之久，在这八年里，作为地方首脑，他把重庆的市政建设搞得颇有成效，这也是国民党最后把重庆作为陪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当年潘文华建设的很多市政，有的现在还在发挥着作用，有的成为现在的市政发展的重要基础。

　　重庆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开埠，很快就成为长江上游的一个重要港口城市。1926年6月，刘湘时任四川善后督办，但他坚决驻在重庆。随后重庆的商埠督办公署恢复，潘文华担任督办职务。上任后，潘文华积极延揽各类人才，建立市政机构，为重庆建市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1927年9月，潘文华以督办公署名义提请改重庆商埠为重庆市。11月1日，第21军军部同意，改为重庆市，下设市属各部。后经国民政府批准，1929年2月15日重庆正式成立市政府，潘文华为首任重庆市长。1935年6月14日，因国民政府下令军人不得兼文职，执掌重庆市政8年多的潘文华请辞市长。

　　当初的重庆，人口30余万，各项市政建设百废待兴。潘文华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从市民最关心的民生工程开始，着手处理交通、饮水、住宿等民生工程。

　　潘文华市长工作雷厉风行，身先士卒。在扩建马路时，涉及到拆迁城墙和坟墓。在封建迷信相当盛行的时代，要想拆迁坟墓，在坟墓上建房就居，其难度绝非一般。潘文华以市长之地位，带头购置乱葬坟地皮，促进迁坟工作开展，同时也带动了这片地域的繁荣。潘文华还多方凑集资金，为重庆市创办了自来水厂，新扩建了重庆电力厂。尤其是自来水厂，是重庆自开埠40多年来的首次修建，解决了市民吃水问题。潘文华还创办了电话所，整治了消防队。交通方面，不仅扩充马路，还组建码头，开始试办轮渡和公共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

　　在解决市民的基本生活所需的同时，潘文华还很注重市民的文化建设和休闲娱乐，他几经周折，终于建成了对市民开放的中央公园(即今天的重庆人民公园)。在文化教育方面，潘文华非常重视教育。任市长期间，他协助刘湘，会同一帮有志之士，创办了重庆大学。1934年3月15日，一向注重宣传工作的刘湘创办了《华西日报》，在刘湘与蒋介石的抗衡中，该报为刘湘鼓与吹，发挥了巨大作用;抗战期间，为宣传抗战，传递抗战信息，鼓舞军民的抗战士气，做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朱德、郭沫若、冯玉祥、林伯渠等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言论和文章，在该报多有登载。1939年10月，蒋介石亲自兼任四川省主席期间，也想掌控在宣传方面有巨大影响力的《华西日报》。但潘文华所在的“武德学友会”决定把该报脱离政府管制，另行组成董事会，潘文华任董事长。在潘文华支持和保护下，《华西日报》秉承“对外抗战，对内民主”的办报主张，在成都新闻界扛起了一面民主大旗，威名响当当。直到1945年5月，在蒋介石的高压下，潘文华被迫辞职，《华西日报》停刊。

　　说到潘文华重视教育，不得不提到他为家乡仁寿的教育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仁寿虽地杰人灵，但由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和地理环境限制，还是相对比较偏僻落后的，急需开办学校，传道授业解惑。现在的仁寿县文宫中学鸟语花香，绿树成阴，四季长青，是陶冶情操、读书治学的好地方。其前身就是潘文华将军创办的文华中学。据文宫中学校志载：

　　……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兼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潘文华暨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潘文华，本县文宫镇人，乐育为怀，悯兹众多失学青年，乃慨然于文宫镇捐资数十万，独立创办文华中学一所……

　　1934年4月，已是21军教导师师长的潘文华，仍时常念及“本场民众，向守旧，固执异常，民智不开。推及其故，实因教育未能普及，民众读书缺乏培养……”便决心资助家乡兴办学校，让青年人接受教育。他在重庆寄回两千大洋，交由文宫镇团总潘光德负责经管，以备建校。1936年，潘文华回文宫场祭祖时，由文宫场联保主任夏克昌主持，商议建校具体事宜，潘文华当场表示资助建校资金一万大洋。后经申报县政府核准，1937年冬天，学校正式动工兴建。历时一年，1938年秋，学校基建完工，开始招收两班高小毕业生补习。1939年秋，学校正式招收新生入学，校名“私立文华初级中学”。开校之际，潘文华因忙于军政事务，未能亲临现场，但赠送匾额一幅：上联“愿天下同文同轨”，下联“教诸生立己立人”，横联“国家灵魂”。可见潘文华对学校的殷切希望。文华中学大兴新学之风，吸引周边市县上千学子热情报考，经过严格考核，首期招收男生两班，女生一班，计一百四十余人。学校开办后，潘文华虽长期在外忙于公务，但对学校生存发展一直关怀有加。学校的负责人、教员安排与聘任，潘文华都有细心关注。一有机会回到仁寿，潘文华必定前往学校看望师生，了解校情。抗战期间，繁忙的潘文华还亲笔为文华中学男七、女四班的毕业同学录题字“德业勤修”，落款署名印章齐全。据记载，文华中学自1939年建成招生起，到1949年解放止，10年中，共招生47个班，男生38班，女生9班，共计男女学生1932人。

　　潘文华为家乡仁寿做的另一件“功在当代，惠及千秋”的事，就是修建仁寿到成都的成仁路。仁寿地处川南山区，在通往省府成都之间，横亘着龙泉山脉，交通极为不便，后有诗人吟道：“真成蜀道路蚕丛，万壑千岩一径通，忽闻人烟三百户，古陵阳在乱山中。”潘文华时期，仁寿通往外界的“一径通”都很是困难。1934年，潘文华派遣下属周万俊率部开始修建成仁路成都至籍田铺一段，里程约44公里。因翻越二峨山的工程浩大，一时难以动工修建，遂延期至1936年。潘文华为早日修通仁寿这段路，派出工兵计三个团的兵力，与仁寿县抽调的几千民工一起，共同奋战在二峨山周遭的丘陵山野之中。仁寿到籍田段公路动工于1937年1月， 1938年5月修通，全长55公里。5月10日，成仁路全线贯通之日，潘文华军长率四川党政要员在籍田铺举行了隆重的通车典礼，随后一路行车至仁寿县城。

　　潘文华将军作为军人，效忠主帅，爱兵如子，作为普通人，尊老敬贤，心系家乡，达到了滴水之恩必涌泉相报的境界。关于潘文华感恩的故事有很多，据潘夕潮著的《潘文华》传记记载，早在1912年，年轻的潘文华随军入藏，征战达赖叛军。兵败，借道印度艰难归国。逃至四川宜宾时，偶遇一村姑相助。数年后再去寻访报恩，不成，长戚戚焉：“余平生无一负心之事，只此番受人大恩，无由报答，未免常怀歉疚”。

　　这事多少有些传奇成分，无从考究。但潘文华报答两知己李挽澜和刘湘，却是不争的事实。在潘文华人生最落魄的时候，遇到了资助提携他的昔日“速成系”同学李挽澜，1918年，李挽澜在内江战役中不幸阵亡，潘文华一直关照其家人，并培养李挽澜儿子李明镛长大成人，送读华西大学，而后就读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直接招到自己军中担任参谋等职务。对恩人刘湘，潘文华一生忠诚不二。无论是刘湘生前死后，潘文华对刘湘及其家人的敬重、感恩，都没有丝毫改变。刘湘死后，墓园在成都武侯祠南侧落成，占地广、耗资多，可与中山陵、张作霖墓园相媲美。墓园的牌坊大门上“刘故主席墓园”六字就是潘文华题写，旁边的落款为“潘文华敬题”，一个“敬”字，可以看出潘文华对刘湘的尊重是时时处处留存于心的。潘文华对自己的家人，更是关爱备至，有手足间的相互提携，相互理解包容，有长幼间的尊重、孝道和慈爱教导。一个指挥万千将士血战疆场的将军有着超越凡人的大气魄，也有食人间烟火的凡人小情怀。

　　1950年10月17日凌晨4时，戎马一生的潘文华将军因心脏病严重恶化，不幸逝世，享年64岁。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中央政务院、中共中央军委发了唁电：“潘文华将军，川西起义有功于人民，兹闻逝世，至深悼念!”潘文华将军的遗体覆盖国旗，成都市人民政府为其举办了隆重的葬礼。其墓地也与自己忠诚一生的川军主帅刘湘之墓咫尺相望，让人不得不萌生出更多联想。

责任编辑：文小铃 最后更新：2023-01-09 10:56:57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民国时期的九位重庆市长（一）：首任市长潘文华

下一篇：川军将领潘文华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