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892年6月2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三)。福建闽侯螺洲(今属福州)人,字介山。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七期步兵科、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七期毕业。
1919年10月军校毕业后派任山西陆军第4混成旅(旅长赵戴文)第7团(团长龚凤山)第1营(营长卢丰年)少尉见习官、第1连中尉排长、上尉连长、少校团副。
1925年1月调升第1旅(旅长傅存怀)第2团(团长卢丰年)中校团副。
1926年8月升任第18旅(旅长卢丰年)上校参谋长。
1927年3月第18旅扩编为第10师(师长卢丰年),仍任上校参谋长。7月调升国民革命军北方军(总司令阎锡山)独立第15旅(辖两团)少将旅长。
1928年3月所部扩编为第3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第9师(辖三团),升任少将师长。9月第9师缩编为第3集团军暂编第5师(师长李生达)第9旅(辖三团),降任少将旅长。10月第9旅改称第36师(师长李生达)第106旅(辖三团),仍任少将旅长。
1930年4月第106旅扩编为第3方面军(总司令阎锡山)第12师(辖三团),升任少将师长。
1931年1月第12师缩编为东北边防军第9师(师长李生达)第17旅(辖两团),降任少将旅长。6月边17旅改称第72师(师长李生达)第208旅(辖两团),仍任少将旅长。
1935年4月19日叙任陆军少将。
1936年7月升任第72师(辖两旅)中将师长。11月12日获颁四等云麾勋章、国民革命军誓师十周年纪勋章。
1937年8月升任第1预备军(辖第72师)中将军长。10月预1军改称第61军(辖第72师),仍任中将军长。11月15日晋任陆军中将。
1937年抗战爆发,日军进攻南口,汤恩伯部队惨败,陈长捷奉命驰援反攻,经过23次血与肉的拼杀,终于夺回了阵地,后因察哈尔刘汝明怯战致张家口失陷,七十二师又陷入敌围。在生死关头,陈长捷指挥若定,出敌不意地率师向敌军密集的方向冲杀,终于突围成功,保存实力,以待再战。
南口战后,七十二师与新独四旅合编为预备第十一军。陈长捷为军长,在代县集结待命。9月,日军坂垣师团直逼平型关,长驱直入,军情紧急。陈长捷受命率军星夜驰战,在鹞子沟和团城口与日军血战12个昼夜,取得大胜,打下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平型关一战,陈长捷的军威大振。“预一军”正名为六十一军,陈长捷为军长兼前敌副总指挥,不久为总指挥。全权指挥前线部队反攻。10月2日开始与日军展开“拉锯战”,连续23个昼夜,拉累拉垮日本军队,逼得日军坂垣师团三易联队,孤注一掷,动用了火焰放射器和凝固汽油弹等新式武器,再犯南怀化。陈长捷则采用开掘坑道办法,潜击敌前,使日军的武器不能发挥威力。八路军又及时赶到日军的后方出击。于是日军受到包围,几被全歼。接着陈长捷乘胜统军南下,收复宁乡、莆县,在吕梁山南段建立第二战区指挥中枢,又在泰山庙山地截击日军尾随部队,大获全胜。被称为抗日常胜将军。1939年7月,以战功先后晋升为第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行署主任。
1940年,阎锡山与蒋介石矛盾缴化,陈长捷反对阎锡山收缴中央九十军散兵的武器。阎锡山怀疑陈长捷与国民党中央军嫡系将领来往频繁,解除他的军职。陈长捷一气之下,率一个警卫营到绥远投奔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1941年蒋介石命陈长捷为晋绥边区副总司令,后又转任伊克昭盟守备军总司令。因所辖的二十六师和骑兵第七师,乘剿缉烟匪机会,大肆抢掠,发生流血事件,迫使伊克昭盟盟长沙王出逃。国民党追究责任,罪及陈长捷,被免去各职。陈长捷孑然一身,请求到重庆陆军大学第六期将官班学习。
1945年,抗战胜利,陈长捷又出任芜湖军官总队长,1947年改任联勤总部第八补给区司令。12月,蒋介石命陈长捷为天津警备司令。
陈长捷升天津警备司令是傅作义鼎力推荐的。当年投靠阎锡山也是傅作义的主意,因此傅作义也不能不是他的恩人。陈长捷对他的恩人保证:“请总司令放心,有我陈长捷在,天津万无一失。”当年的傅作义任华北“剿”总司令,北京和天津都是“特别市”,直接归南京行政院管辖,守住北京和天津都是傅作义天字一号的大事。傅作义很高兴地说:“知我者,莫过于介山也。”陈长捷在天津进行了“大搜查、大逮捕”,又增兵添将、修建工事,连蒋介石视察后也夸奖说:“好,好的,各地的守备将领如果都能像陈司令这样认真负责,把防御体系搞得好好的,共产党还能有什么办法?”但天津还是没能守得住。1949年1月2日,秘密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采用“先吃肉,后啃骨头”的战术,并以林彪和罗荣桓的名义,写信给陈长捷等人,劝其放下武器和平解放。但陈长捷错估了自己的力量,回了一封模棱两可的信说:“武器乃军人之第二生命,放下武器乃军人之最大耻辱,岂可随便放下。贵军倘有谋和诚意,请派代表前来商谈。”东北野战军再次重申:天津守军必须在1月8日前放下武器!1月8日过去了。过了两天,解放军严令:1月13日12时前必须把部队开出城外,听候处理,否则,1月14日攻城。陈长捷向北京的傅作义请示。傅作义说:“只要坚定地守住,就有办法!”陈长捷自然是惟命是从了。1月14日上午10时,解放军的上千门火炮同时向天津城开火。陈长捷等人只好躲到地下室里指挥战斗。晚上他要通华北“剿总”的电话。参谋长李世杰仍然回答说:“再坚持两天就有办法了”,陈长捷摸不着头脑。他坚持到15日上午9时,解放军已经涌进了他的地下室指挥部。他颤抖地举起双手说:“弟兄们,我们缴枪,我们通知部队不打了,投降!”
陈长捷是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布的战犯被俘虏的,关押在河北省井陉县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看守所,后迁北京功德林,归公安部北京战犯管理处。[2]
陈长捷怀着弃恶从善的愿望,积极配合管理人员工作,一直表现很好。管理人员说,他自费买马列的书读,很认真。开头是出于好奇心,想看看到底写的是什么,读着读着,有了兴趣,竟至于手不释卷,大家戏称他为“理论家”。再则,劳动态度也很好。他年高体弱,列在三、四类,可以只干些轻微的劳动,可是他总是争取多干。
但是他对于傅作义总是耿耿于怀。有一次,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到功德林监狱看他,他怒目而视。傅作义走到他的面前,他故意低头不语,似乎有许多的怨恨。他曾对人说:“他在北平和平谈判,命令我坚守不投降。他成了起义将领,我却成了战犯。我上了大当!”真有些“成已萧何,败也萧何”的意思。
傅作义是在天津解放后在北平宣布和平起义的。当时事关机密,没有告诉陈长捷,只是模棱两可说:“坚守就有办法。”谁知北平的谈判还没有结束,天津就不能“坚守”而被解放了。傅作义起义后对陈长捷的处境觉得很内疚,曾多次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告,要求赦免在押的陈长捷等人。1956年3月在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务扩大会议上,傅作义两次发言说:“我为这些人(指战犯)乞求,要求宽大他们,把他们度出来。”他说,从社会的过渡到人的过渡是一个道理,既然社会主义可以过渡,为什么人就不能过渡?
傅作义通过监狱管理人员向陈长捷作了解释。陈长捷心中的怨恨烟消云散,紧紧地握着傅作义的手说:“谢谢,谢谢!”
1959年12月4日,陈长捷成为首批获得特赦的10名战犯之一,喜获新生。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他,对他宽勉有加。接着他到上海与家人团聚。并任上海市政协秘书处专员,负责文史资料的编撰工作。短短几年时间,他写有10余篇30多万字文稿,留下珍贵的历史资料。但“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当作“牛鬼蛇神”卷入横扫之列,几乎天天都要遭到批斗。1968年4月7日自杀。
1979年复查平反,2月27日,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在龙华革命公墓为他举行追悼大会,宣布为他平反昭雪,并把他的骨灰安放在龙华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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