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元是赫赫有名的西北军最后一任领袖,也是抗战初期华北的实力派藩王,是可以和蒋介石平起平坐的人物。在当时的河北省和察哈尔省,蒋介石的命令可能会没有人听,宋哲元的命令绝对没有人敢不执行。 不过,宋哲元却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历史人物,既不能说他卑劣,也不能说他高尚,很难用好或者坏来形容他。他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人物。
用今天的说法,宋哲元就是凤凰男。他从最卑微的社会底层,依靠自己的能力和一定的机遇,奇迹般跃到民国权力金字塔的顶峰,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领袖。
宋哲元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相当艰苦甚至可以说是悲惨的。
宋哲元字明轩,清朝末年的1885年出身于山东省乐陵市城关镇赵洪都村的一个破落的农民家庭!宋哲元的父亲宋釜是一个颇为聪明的人,熟读四书五经,文采极高,是当地有名的秀才。只是他多年乡试失败,没有考上举人,做官无望了。由于自幼读书,宋哲元的父亲本能的厌恶体力劳动,很少做农活,以教书先生为生。乡村的教书先生是社会底层,薪水非常微薄,勉强让自己吃口饭,根本无力养家。
长子宋哲元出生以后,家里生活日益困难。宋父为多赚几个钱,被迫离开老家去大城市做有钱人的家庭教师,由此在广西、四川、山西、北京等地闯荡了20多年。
遗憾的是,宋父混的并不好,经常数月找不到工作。偶尔寄一次钱回家,也不过是几件粗布衣服和几吊铜钱而已。
到了宋哲元3岁的时候,家中实在穷的揭不开锅,宋的母亲只得回到邻村的娘家依靠弟弟接济为生。宋哲元的舅舅叫做宋兰芬,也是一个乡村教师,生活非常艰难,仍尽力帮助了姐姐一家。宋哲元母子住在村中打谷场旁的一所四面漏风的破草屋中,靠赊欠农民棉花后织布去卖,赚取一点蝇头小利。由于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宋哲元经常同母亲挖野菜充饥,还受尽村中有钱人的白眼。一次宋哲元和母亲在村外挖完野菜,天降大雪,两人又累又饿,连路都走不动了。正好村中一个富农赶集回来,赶着空着的打车路过。宋母见都是同村邻居,就好言乞求顺路捎带他们回村。没想到那个赶车的富农却冷冷的说:我的马比你们两人加起来还值钱。让你们上车,还不累死我的马。你们就走回去吧。说罢扬长而去!宋哲元只有6岁,却咬紧牙关对母亲说:我们穷是穷,不能让这些人看笑话,以后再也别求这种人啦。于是宋哲元背起挖野菜框,光脚踩着积雪同母亲走回家。
童年的极端贫穷,让宋哲元有一种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欲望。一个有血性的人,是不安于如此穷困和屈辱的生活的。
万幸的是,宋哲元却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他小时候受到了相当的教育。
清末和民国初年的中国教育水平不高,男性农民大多无钱上学,超过7成不识字,有9成人仅仅认识不到1000个字。好在宋的父亲和舅舅都是私塾先生,宋哲元接受了远远超越普通农民的教育。
宋哲元7岁时,父亲回乡探亲时曾亲自为其启蒙,随后交到舅舅宋兰芬的私塾上学。
宋哲元天生聪明异常,博闻强记,头脑清晰,远非普通人可以相比。这样到宋哲元十三四岁的时候,早已读通“四书”、“五经”、《三礼》、《左传》,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舅舅宋兰芬认为宋哲元厉害的并不是死记硬背,而是很强的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在读四书五经的同时,宋哲元写了大量的读书心得,大部分见解都相当独到深刻,连成年文人也写不出来。舅舅宋兰芬对宋哲元又惊又喜,认为他是个天才,将来一定能成为大人物。
遗憾的是,此时家中更是困难。
这几年内,宋哲元的2个弟弟2个妹妹先后出生,其中二弟宋春元还有先天性的弱智和身体残疾,没有劳动能力。其他几个弟妹都太小,只能吃饭,不能帮助家里。
宋哲元回忆往事,说全家一年吃不上2次肉。一次春节期间,家里没有米,母亲出门向舅舅借粮。几个弟妹闻着邻居家飘来的肉香,又饿又馋,嚎啕大哭。
宋哲元对弟妹向来好,见这种惨状,他一狠心,将母亲刚刚买来准备用于下蛋的小母鸡杀了。小鸡炖好以后,宋哲元全部拿去烧给弟妹们吃了,自己连汤也没碰一碰。母亲回来以后气的骂了他一顿,责怪他贪吃,宋哲元却也不解释。能让吃了一年苦的弟妹高兴一下,宋哲元自己收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家中穷困至此,逼着人不得不出头。宋哲元在16岁的时候就开始自立,成为本村十几个孩子的老师。这个所谓的老师按照今天标准就是民办教师,一年仅有18吊钱作为零花(1两白银可以换2吊钱,1两银子约相当于今天200多元人民币)。
好在孩子家轮流送饭,宋不用再回家吃饭,这样多少减轻了宋家的负担。宋哲元做了整整五年的乡村教师!
少年青年时期,宋哲元的性格非常内向,平时沉默寡言,不苟言笑 ,让人肃然起敬。待人接物上,宋哲元却非常宽厚,言必行,行必果,从不放空炮说大话,答应别人的承诺一定履行,这样就更让人尊敬了。做教师的几年内,宋哲元受到全村孩子和家长的爱戴。
身为老师,宋哲元却并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
山东民风强悍,当地年轻人多会三拳两脚,宋哲元也不例外。在做教师的这几年内,宋哲元也曾自学了一些拳脚功夫,闲暇时候就舞刀弄枪抬石搬砖,打熬筋骨。宋家故居里面有一把石锁,就是宋哲元练力气的。由于平时练得太多,石锁四周已经被磨得光滑。
山鸡变凤凰
在清末的1907年,宋哲元家里出现了一些变化。
宋家一个远亲的女儿嫁给了当时山东曹州府总兵陆建章,意外的让宋家获得一些好处。40多岁的陆建章需要给孩子找个优秀的家庭老师,新太太就推荐了宋哲元的父亲。宋父很快成为陆建章的家庭教师,这件事成为宋哲元一生的重大转折点。
宋哲元此时也22岁了,却仍然在老家一事无成。乡村老师是社会的最底层,和佣人也差不多,毫无前途可言。宋父做了一辈子家庭教师,仍然收入微博,毫无社会地位,甚至不能和雇主同桌吃饭。社会上流传:家有隔夜粮,不做孩子王。
宋父一直认为长子宋哲元不同于常人,定然会有辉煌的未来,做乡村教师是太屈才了。正好宋父的雇主陆建章正在奉袁世凯的命令办武备学堂,编练新兵,宋父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写信让宋哲元来报名。
宋哲元本人有着很大志向,立即听从了父亲的建议,结束了乡村教师的生涯,来到了北平。
需要说明的是,宋家仍然非常穷困。宋哲元到北平的时候,仅有一身亲戚赠送的新土布长衫,连内衣裤都没有。家里穷的出不起路费,还是依靠亲戚们纷纷解囊相助,才得以勉强上路。
宋哲元身体强壮又有文化,加上和大老板陆建章多少有些关系,他顺利的被武备学堂录取。4年后,宋哲元从学堂毕业,于1910年编入时任广东北海镇总兵陆建章的部队,成为一个普通的军阀士兵。
年轻宋哲元跟随陆建章的部队走南闯北,于清朝灭亡的最后一年1911年,认识了对他一生有着决定性意义的一个人,营长冯玉祥。
冯玉祥是陆部的一个军官,由于娶了陆建章的内侄女刘德贞,成为该部响当当的一个人物。冯玉祥素有大志,时刻在物色人才,试图建立自己的团体。
在同宋哲元的接触中,冯玉祥发现此人不一般,谈吐不俗,行事果断,颇有能力。
冯玉祥认为:宋哲元‘可供大任’。
于是,冯玉祥动用关系,将宋哲元调入他的营,担任班长职务。
之后的长期接触中,冯玉祥对宋哲元越来越喜爱,逐步将其立为麾下头号心腹。
无数次的实战表明,宋哲元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军官。
他本人作战英勇无畏尚且是其次,更重要的非常有指挥能力,尤其善于分析战场形势然后果断做出应对。这样的人在军队中也是极少见的,一千人中也出不了一个。一般认为,军事知识和军事素养可以通过军校和实战进行锻炼和补充,但人的性格和天赋则是后天无法培养的。有些人具有很高的军事能力,却因为性格原因不适合指挥部队,只能做教官。有的人虽然能够作军官,却因为缺少速段速决,谨慎周密等天赋,只能做连长营长之内低级军官。
宋哲元则不同,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高级军官。
以宋哲元29军在长城会战喜峰口战役为例,他的谋略和应变能力就非常惊人。
在29军正面火力根本无法和日军对抗以后,身在后方的宋哲元果断决定用大刀队进行夜袭。很多军官认为,29军白天作战用尽全力还守不住阵地,哪有余力夜袭。况且日军火力过于强大,这岂不是鸡蛋碰石头,徒遭伤亡而已,是宋哲元不了解前线的战况。宋哲元却力排众议,命令夜袭。事实证明,日军夜战能力一般,大刀队攻击是以我方的优势攻击日军的劣势,自然获得相当好的效果。
这种超出日军预计的夜袭,严重打乱了日军的进攻计划,大大拖延了日军进军步伐,还给日军造成惨重的损失。大刀队夜袭大大扭转了中日两军的态势。本来正面对抗中,预计29军仅能守10天,最终居然守了一个多月。本来29军装备和兵员数量都是最差的,此战却打的比同一线的中央军和晋绥军还要好一些,这就是宋哲元的高明之处!
自然,好将还要有好兵。将领再优秀,如果训练不出优秀的部队一样白搭。
这也难不倒宋哲元。除了指挥以外,练兵也是他的特长。
西北军之所以号称中国军阀部队的前三强(西北军,桂军,湘军),强悍的战斗力就来自于严格的训练。冯玉祥特别注重部队的训练,这点宋哲元做的非常好。
1918年,冯玉祥担任常德镇守使,时任营长的宋哲元部练兵为全军第一。宋哲元和士兵一起训练跑步,所有要求士兵们的训练项目,宋都首先自己先达标。这样一来,他的部队训练水平怎么可能不好呢?冯玉祥也夸奖该营为:宋营成绩最著。
1922年,冯玉祥又在北平南苑大练兵。旅长宋哲元部的训练水平,又是全军数一数二的,受到冯玉祥再三嘉奖。
严格的训练,让宋哲元的部队始终保持着强大的战斗力,成为西北军最厉害的杀手锏,也为西北军立下重大战功。
讨伐复辟闹剧的张勋时,宋哲元率领自己的营一马当先,首先攻入北京右安门,击溃张的辫子兵。张勋丢下部队狼狈逃亡,小皇帝溥仪吓得赶快退位。
攻打皖系军阀陈树藩时,宋哲元的营也首先攻入陕西的东面门户潼关。
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西北军同归属奉军的河南督军赵倜于郑州激战,又是宋哲元的一个团作为急先锋,同赵军激战七天七夜,终于将其击溃。冯玉祥由此当上河南督军。
如此之赫赫战功,宋哲元想不升职都难。
军事才能和战功只是其中一个方面。
就个人生活上,冯玉祥对宋哲元也非常满意甚至欣赏。年轻时代的宋哲元不爱说话,重情重义,对朋友和部下都很好,让所有人都认为他很忠厚。
就个人作风来说,宋哲元不抽烟不打牌连茶水也很少喝,业余时间多写毛笔字自娱。相比非赌即嫖的绝大多数军阀军官来说,宋哲元自然是很少见的。宋哲元的衣食住行都很简单,平时只穿粗布军服,吃饭普通四菜一汤,偶尔吃个炖肘子当做大餐。日常起居睡行军床,住军营,和连长营长没什么区别。即便之后飞黄腾,宋哲元也是不在意吃穿,仅仅因为经常要见高级客人,才将军服换为一套普通的长袍马褂。宋哲元自己生活简单,也很讨厌家人奢侈。宋哲元的两个女儿在家里从不穿花花绿绿的衣服,头发也剪短,外形就行普通女兵。宋哲元成为29军领袖以后,南京的一些高官为了讨好宋,让自己的妻子从上海租界买了一些极为高档的名牌高跟鞋、连衣裙、旗袍、化妆品等送给宋家的太太和女儿。宋哲元的女儿回忆,他们从小生活简朴,这些东西根本就没有见过,惊奇的不得了。
宋哲元收到这些却非常不高兴,根本不让太太和女儿用,转手送给了负伤的军官家眷作为慰劳品。
冯玉祥本人也是出了名的简朴不爱奢华,所谓物以类聚,自然对宋哲元更是满意。
另外,当年军阀部队的士兵素质都很低,包括冯玉祥本人在内,几乎没有士兵识字。所谓西北军十三太保中,大部分人也不识字。宋哲元却做过教书先生,具有相当的文化知识,更些的一手洒脱的毛笔字,这样更让他鹤立鸡群了。
种种因素叠加起来,让宋哲元成为冯玉祥头号爱将。
在这10年内,冯玉祥本人依靠自己能打仗的这个西北军团体,官运亨通,火箭般升职。他于1914年7月任陆军第7师第14旅旅长,成为高级军官。1921年,他又成为陆军第11师师长,还担任了任陕西督军,成为一方藩王。
宋哲元作为冯玉祥的爱将,经过无数次战斗,过着刀口上舔血的日子。从军10年,宋哲元跟随冯玉祥转战河南、陕西、四川、河北等地,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终于在1922年成为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长,被授予陆军少将。
从一个普通士兵到将军,宋哲元不过用了10年时间而已,堪称喷气机搬的升级了!
其实,宋哲元并不仅仅是一个少将,而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
西北军中有所谓十三太保和五虎上将。
十三太保是指孙良诚、孙连仲、佟麟阁、刘汝明、韩复榘、石友三等相对年轻的军官,地位在五虎上将之下。
五虎上将就是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鹿钟麟、刘郁芬五人,是西北军仅次于领袖冯玉祥的5个重要统兵大将。
这五人里,张之江、李鸣钟因为是冯玉祥起家时候的老兄弟,这才受重用,能力却比较平庸。剩余三人中,刘郁芬军事能力较差,比较适合做行政官员,这在西北军中用处不大,只能做配角。
宋哲元、鹿钟麟各方面大体相当,宋却略胜一筹。
说来说去,宋哲元就是五虎上将中的第一位。
宋哲元在这10年内仕途相当顺利,随后7年也都是走上坡。只是,宋哲元自己虽然一帆风顺,西北军这个团体却逐步衰落了。
步步高升
西北军有强悍的战斗力,无奈规模有限,1922年之前的10年内不过是团旅师这种规模,属于中小军阀。这种力量不大的军阀,务必归属大军阀麾下才能生存。冯玉祥先后跟过包括袁世凯、皖系、直系在内的多个大军阀势力,以追求西北军这个团体利益的最大化。
自从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后,西北军的实力有着明显增强,已经有2个师的兵力,实际上就是1个军了。西北军的战斗力比较强,他们1个军相当于人家2到3个军。
由于实力的猛增,冯玉祥宋哲元他们开始不安于做别人的马前卒,开始考虑自立为王。
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西北军是归属直系军阀吴佩孚麾下作战。出乎预料的是,此次战争中直系军队却被奉系张作霖打的大败。
冯玉祥并非直系的嫡系部队,不愿意跟随直系一同倒霉,立即决定脱离直系。本来,冯玉祥可以率部离开直系地盘,甚至可以临阵倒戈投靠张作霖以,这都不会为西北军惹来什么大麻烦。
没想到,冯玉祥的野心过大,试图借此绝佳机会吃掉直系部分力量和地盘,鸠占鹊巢,自立旗号。
冯玉祥不但将一线部队擅自南撤脱离前线,还命令驻守北平的部队突然袭击,囚禁了直系大总统曹锟,控制了河北省大部和北平天津两市。
此战之后,冯玉祥自认军长并且大肆扩军和收罗小军阀,将西北军规模扩大到15万人。随着军队规模的扩大,冯玉祥心腹宋哲元提升为第11师师长,由此宋哲元成为中国军界的第一流人物,不再是默默无闻的小角色了。
1925年底,宋哲元奉命率部攻入关外,占领热河省大部。冯玉祥对宋哲元非常满意,将其任命为热河都统,享受军政大权。
宋哲元第一次成为一省大员,彻底扬眉吐气了。
对于宋哲元的高升,家人生活也有明显改善。
成为热河都统以后,宋哲元在承德避暑山庄办公,这是皇帝的行宫。宋哲元将老母亲和妻儿接到承德一起居住,宋母看到宫殿里面的雕栏玉砌,回想起以前全家挤在一间破草房中,不觉得感慨万千,对宋哲元说:你还记得你小时候跟娘住的那件草房吗?我们总算熬出来了!
冯玉祥这些投机举动,虽为西北军获得了眼前的利益,却种下了极大隐患,为自己四面树敌。
直系和奉系一个愤于冯玉祥的背叛,一个愤于冯玉祥乘火打劫,很快达成了谅解,于1926年1月他们组成“讨赤联军”联合出兵夹击西北军。
西北军的实力较弱,仓促扩充和收编的乌合部队也无法有效作战。在直奉联军的攻击下,西北军接连惨败,部队死的死散的散,从15万锐减到3万人。
此次作战中,宋哲元自己也受了伤。在乘坐火车撤退时,由于车站管理员逃走,火车无人指挥,一列火车失控迎面撞向宋哲元座车。宋是军人,反应很快,立即从窗户逃出逃生。火车速度太快,宋的腰部摔成重伤,好在保住了性命。这次受伤一生没有治愈,宋哲元随后20年不时犯腰病,卧床不起。悲剧还没结束!随后,新闻界误传宋哲元死于火车事故!宋父已经高龄65岁,得到儿子死难的噩耗之后焦急万分,老病发作,不幸去世。
冯玉祥见势不妙,丢下部队跑到苏联求援去了。部队依靠张之江、宋哲元之流苦苦支撑,好歹将这3万人的本钱保住了。
在苏联巨额军费和装备援助下(在1924年到1926年8月之间,苏联援助冯玉祥飞机60架、大炮60门、炮弹58000发、机枪227挺、步枪35000支、子弹510万发等巨额军火物资),西北军起死回生,部队逐步恢复到25万人规模。
冯玉祥将自己的部队分为三个部分,宋哲元被任命为北路军总司令,统帅近10万大军,兼任陕西省主席,开始参加北伐。
从1927年到1928年,宋哲元不但击溃大胜于河南,更武力统一陕西全境,从而完成了北伐历程。
北伐期间,宋哲元又立大功。
1928年3月,军阀樊钟秀乘西北军与奉军在河南大战之时,突然率师北进攻击西北军后方薄弱之处。樊部于4月初连下叶、宝、鲁、郏、襄及禹、密等县,又占临汝、偃师等地,进围郑州、逼洛阳。樊钟秀这个老军阀的手段非常毒辣,,如果他占领洛阳,就切断了在河南境内西北军主力的补给线和后撤道路。
西北军在和奉军激战,一旦失去补给如果能够支持下去,更别说还腹背受敌了。当时西北军全军震动,一部甚至出现溃散,全军已经到达崩溃的危境。
在这种关键时候,宋哲元紧急率领陕西的所部连夜急行军奔袭洛阳。所部丢弃所有重辎重,不顾一切高速行军,终于先于樊钟秀到达洛阳,挽回了危局。
随后宋哲元集中主力攻击樊钟秀!樊自然不是宋哲元的对手,很快被打的溃不成军,败退于皖属涡阳、蒙城一带。樊钟秀见情况紧急,慌忙通电下野,逃往上海。
宋哲元再次力挽狂澜,挽救了西北军,也为北伐立下大功。
除了对直系奉系军阀作战以外,宋哲元还扫平了陕西省割据的土军阀,为国家实际控制陕西省立下大功。
宋哲元统一陕西省是很成功的,只是他手段过于凶残,甚至做了一件震惊全国的可怕事情,就是屠杀俘虏。
凤翔杀俘
陕西省自民国以来,实际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地处省会西安的所谓陕西省主席一般是皖系直系大军阀派出的代言人,只能控制陕西省的一部分。
由于复杂历史原因,陕西地方有很多土军阀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盘踞一方进行割据,根本不理会陕西省政府的命令。诸如大名鼎鼎的杨虎城,也是陕西的一个土军阀,长期依靠几千人割据一方。这些军阀的存在,对于国家对陕西的控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阻碍。想要彻底控制陕西省,自然要消灭这些地方割据力量。
宋哲元于1926年末开始扫平陕西土军阀的军事作战,却非常不顺利。
以围攻大荔县城军阀麻振武部5000多人为例,宋用了四五万重兵连攻九个月都没有攻克,反而伤亡惨重,远高于麻部的伤亡。最后以棺木装炸药推入事先在北城墙下挖掘的地道内引爆才攻克大荔,击毙了麻振武。
此战刚刚结束,宋哲元就认为,陕西人吃硬不吃软,不如杀一儆百将抓到麻振武部战俘全部处死,以威慑其他土军阀。好在宋哲元是陕西省主席,一线作战由军长张维玺负责。
张维玺虽收到宋哲元要求处决3000战俘的秘令,却畏惧国内舆论,最终没有敢于执行,反而每人发给几块大洋旅费将战俘遣散。
宋哲元对张维玺非常不满意,终于在凤翔搞了另一起屠俘的惨剧。
这段历史,可以从当事人张宣武先生的回忆中看出来。张宣武先生时任手枪营代理营长,负责执行了一部分屠杀工作。他回忆道:1928年,宋哲元任国民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兼陕西省主席时,在其部队攻下风翔后,下令将俘获党玉琨所部陕军五千人全部杀尽。残杀俘虏,惨绝人衰,今日思及,犹有余悸。笔者当时任第十三军手枪营代理营长,负责指挥行刑。兹将当时情况,就记忆所及记录于下。
党玉琨为陕西一个土军阀,依靠数千武装和坚固城池自1917到1928年盘踞风翔府,前后达十二年之久。
1928年初,宋哲元亲自督率所部三个师、一个旅——第三师(师长安树德)、第八师(师长周永胜)、第二十二师(师长田春芳)和独立旅(旅长刘文培),共同围攻风翔城。没想到凤翔城池坚固,宋哲元用了三万多人的兵力,自春至夏围攻达半年之久,官兵伤亡约有四、五千人,却始终未能打开风翔城。1928年7月间,北伐战争已经告一段落,宋哲元请准冯玉祥把远在山东临清和河南滑县、道口一带的张维玺所部第十三军主力调回陕西。同时,泾阳、高陵、富平、朝邑、蒲城等地业已次第攻克,原先留在陕境归宋哲元指挥并参加这一带攻城战的第十三军的一部,这时也归还了张维玺部的建制。8月初,张维玺率领着全军三万多人,由西安开到凤翔东郊,参加攻城之战,围攻凤翔的兵力增加一倍。8月25日终于攻陷凤翔。党玉琨(外号党拐子)本人在走投无路的乱军中被击毙,他的部队被打死打伤的约两千左右,其余五千多人全部被生擒。当攻克风翔后的第三天,宋哲元就和张维玺商议,要把党玉琨的五千俘虏一下子都干掉。张维玺起初并不同意,认为这样搞有点太残忍和太不人道。但宋却对张说;“去年你打开大荔时,我曾请你把‘麻老九’(麻振武)的那几千俘虏斩尽杀绝,而你却把他们一个个地都放走。假若你那时听我的话,把他们都杀掉,其他那些土匪就可能没人再敢于守城负隅顽抗,我们也不会在凤翔再费这样大的气力。现在土军阀甄士仁、张九才等人还霸占着隐州、邰阳、宝鸡、郿县。我们若是把‘党拐子’的这些俘虏一齐杀掉,他们就将为之胆寒,不敢再战,而我们也可能少死多少人,少费多少事。我想不妨试试看,看他们还敢不敢再守械。”宋、张两人虽然同样都是方面军总指挥,但宋的资历和声望都远在张之上,使张终于不能扭转宋的成见,因而这一幕杀戮陕军俘虏五千人的人间惨剧终于演出。
张维玺的指挥所设在风翔城东八里纸坊镇东头的一座关帝庙里。宋哲元的行辕则是设在关帝庙对过只隔一条路的一片空地里临时搭起的几座军用帐棚中。关帝庙的东南约七、八十米处,有一片相当广阔的空场,空场的南边缘有一眼深约几十丈的大枯井(这是西北高原特有的现象)。宋哲元亲自侦察发现这眼深井后,如获至宝地把它作为一个坑杀俘虏的理想场所。第十三军军部手枪营(即大刀队,亦即张维玺的警卫营)驻在关帝庙西侧一座民房大院里,那里拘押着党玉琨部的五百名俘虏。宋哲元要亲自监斩这五百人,面负责执刀杀人的任务,则由第十三军的手枪营来承担。笔者在攻克凤翔之次日,刚由坑道营调到这个手枪营的代理营长,适逢其会地赶上作为执行这次集体屠杀的指挥者之一。约在8月28日的上午8时顷,宋哲元和张维玺两个人都坐在关帝庙门口,亲自下令开刀。于是每两个手枪队的大刀兵架着一名俘虏的两只胳膊,从关帝庙西侧院子里飞快地跑到那眼枯井的边沿,喝令俘虏跪下。在枯井旁边早已预先排列好五十名刽子手的大刀兵,由最前边的一名开始执行,手起刀落,人头立即滚入井中。行刑的人跟着又是一脚,把死者的尸体踢进井里。前面的一个刚完事,后面的一个跟着又架上来,照样又是一刀之后再踢一脚,好像走马灯一般一个接连一个地不断投进枯井。在前面执刀行刑的刽子手,每逢杀上十个八个,就已血溅满身,刀钝臂酸,手都软了,接着再由后面预备的刽子手挨次轮番上前接替。有的俘虏被架到井旁喝令跪下时,为了避免挨刀断头之苦,连跪也不跪就活生生地扑进井去。有的俘虏被架到井边时,早已神魂离窍像泥块一般,使刽子手无法下手,也就只好一脚,不死不活地把俘虏踢入井中。有的俘虏跪下之后,脖子挺得较硬,只消一刀即可人头落地立时毕命。而有的俘虏由于吓的魂不附体。脖子挺不起来,一刀不能断气,以致连砍数刀,因疼嚎叫,那种怪声使人惨不忍闻。有些刽子手,手法比较干净利落,一刀下去,就身首异处。而有些刽子手则是初次杀人,当手举刀落时,手腕忽而软下来,只能砍进个三两分深,这就使被杀的人遭到了最大的痛苦,当然会哀嚎乱叫起来。当屠杀进行的过程中。宋哲元和张维玺却端坐在关帝庙门口,一面喝茶,一面谈笑,好像若无其事地在欣赏一种什么戏剧的表演一般,声容不为所动。在这个杀人场所的周围,还布置下森严的警戒部队,如临大敌。但宋哲元并不禁止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偎到警戒线外前来观看杀人,他还召集各部队营长以上的军官,到现场看杀人的实况。
当这五百俘虏约摸杀到三分之二以上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俘虏被架着奔向枯井,在眼看就要丧命的一刹那间,突然从看热闹的老百姓人丛中跑出一位农民老汉来,飞奔上前抱着那个年轻人,大喊一声“我的儿呀!”笔者急忙上前询问缘故.据那位老汉说:他是凤翔城外附近农村的人,他的儿子本来在家务农,向来不会为非作歹,半年之前进城赶集卖柴禾时,被“党拐子”的队伍拉去当兵,刚当上兵,凤翔城就被围困起来。据位老汉最后哭诉着说:“我的儿子并不愿意去当兵吃粮,他也役有造过什么罪,即便作过什么孽,也都应该上在‘党拐子’的账上。你们要杀我的儿子,真是天大的冤枉,那真是老天爷瞎了眼睛啊!”他说罢,死死地抱着自己的儿子不放,又说:“你们如果一定要杀我的儿子,那么就请把我自己先杀掉!”笔者把他们父子俩都带到宋哲元、张维玺的跟前,将上述情由说明后,因为深知宋哲元的人情是不容易求得到的,就连忙向着张维玺说:“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这个老汉能以及时赶到这儿来,认出自己的儿子,确是这个俘虏命不该绝,还是请总指挥开恩饶他一条活命吧!”张维玺没等宋哲元开腔,就急忙抢先说:“就让他老子把他带回家去好了!”这一对濒于绝境的爷儿俩,就千恩万谢地磕了几个头,然后头也不敢回地走去了。五百俘虏全部杀完之后,宋哲元遂即集合在场观看的首长以上军官下命令说:“在各师、旅、团拘押的俘虏,限令你们都在今天夜里一齐把他们杀掉,一个也不许留,一个也不许放!”于是另外的四千五百多名俘虏中就有三千几百名都在那天夜里遭到杀戮.唯独第十三军的第十七师赵凤林师长,认为这种搞法不仅太惨无人道,且也违反古今中外所共同遵守的“优遇已无战力的俘虏”人道主义准则,决定只杀几个应付应付。被分配在这个师中应杀的俘虏,实际上倒霉被杀的不到一百个老弱残兵,而一千数百个青壮年都幸运地得到虎口余生。俗话说:“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这一场骇人听闻的集体大杀戮,风声所播,无远弗届,很快地传遍了陕西全境。盘踞在陇州、郃阳、宝鸡、郿县等地的残余土著军阀师长甄士仁和旅长张九才等人,在这种尸肉横飞血泪淋漓的威胁下,个个心惊肉跳不可终日,果然都在几天之后,自动地单骑来归,五体投地地跪着恳求宋哲元说:“只要开恩不杀,甘愿缴械,献出城池。”宋哲元的这一手,果真奏了奇效,从此关中底定,土著军阀全部被肃清。
此次屠杀的发生是毫无争议的,但史学界对于究竟屠杀了多少人有所质疑。有些学者认为不可能屠杀数量应该没有数千人这么多,几百人却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这次屠杀,组可见宋哲元本人性格的凶悍。
其实,自从成为高级军官以来,身边人就认为宋哲元很厉害,甚至有人认为他残忍好杀。宋哲元的性格同本书另一个人物张自忠正好相反。张自忠是外方内圆,表面上非常严厉凶狠,还得到一个张扒皮的外号。实际上张自忠的心肠不硬,对于部下只要不是重罪就尽量宽恕,对于曾经暗算甚至差点要了他性命的石友三、韩复榘、庞炳勋人都既往不咎。
宋哲元却是外圆内方的性格。宋表面温和忠厚,说话不多,似乎很和善。其实宋内心非常刚愎,信奉所谓“慈不带兵”。他的性格固执强硬,向来奉行铁血手段对于敌人和部下,动辄给予严惩甚至杀戮。
这一点,从他的军法处处长范庆煦回忆中就很难的看出来:1928年,我交卸山东黄河河务局长,冯玉祥派我代见宾客,但无职务,宋哲元电冯调我赴陕,充陕北视察员。至西安后,市长萧振瀛不愿当军法处长,向宋建议,改派我为军法处长。我没有法律知识,力辞不允。宋哲元的军法处长很不好当,他比冯更刚愎,任意杀人。以前有一军法处长,任职3月,吓得面部肿大,不治而死,故一般人视为畏途。他好杀的情况,和韩复榘一样。宋的乱命,我是不服从的,许多他批了枪决的人犯,如不应枪决的,我不执行。他曾对我大发脾气,说师、旅长都服从我的命令,你怎么不服从。我答:军法处长要服从军法。以后有些他要任意枪决的人,不管军法处,直接命私人卫队直接执行,若是要公布的叫我补办公文。幸亏他不敢任意处置政治犯,没有杀害过爱国人士,这是他的一点明智。
终于成为第一领袖
北伐成功以后,西北军作为国内仅次于奉系的第二大军阀力量,兵力猛增到40万,地盘扩到中国关内近四分之一的面积,比蒋介石的地盘还大。
表面虽辉煌,却让西北军成为蒋介石的头号敌人。双方开始明争暗斗,这一轮交手中,冯玉祥和西北军却逐步占据了下风。
为什么会这样?究其根本来说,还是西北军相比中央军具有天生的劣势。西北军是一个封建军阀团体,并没有什么高尚的政治主张。西北军士兵从军基本都是为了吃饭或者养家,军官也不过为了功名利禄,都没有什么政治上的追求。
这样的部队即便训练再严格,装备再精良,战斗力总是不太稳定的。说白了大家都是为了钱为了利作战,非到万不得已,不会有人玩命。因为即便你有钱,也要有命来用。军人如果没有牺牲精神,又哪里来的战斗力。西北军可能不会像皖系直系军阀士兵那样,在打仗时候朝天放枪,打完子弹就撤退或者投降,但一般也不会彻底拼了命。西北军在抗日之前有所谓敢死队,也就是大刀队。大家别以为这些敢死队像后来打鬼子时候那样,为国为民献身的烈士,他们仅仅是为了钱而已。西北军敢死队均是用重金征集的,如果报名就当场发给巨额银元,如果死了还有双倍安家费,这样才有人原意拼死。
而相比主要为钱为利的西北军,中央军官兵则是三民主义思想熏陶出来的军人。他们的待遇大大不如军阀部队,即便军长师长之类高级军官也没什么钱。中央军官兵从军,是为了振兴国家和民族,为此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西北军和中央军的对抗中,西北军高级军官勇猛是勇猛,多躲在后方指挥。而中央军军官却敢拼命!时任第一师师长的徐庭瑶,因为部队对付不了西北军的铁甲武装列车,居然亲自乘坐一辆普通火车撞击过去,做自杀式攻击。结果列车被西北军打的脱轨,徐庭瑶手臂折断负重伤,却吓得铁甲列车慌忙撤退。
两军的差距就在这里。
之前西北军之所以厉害,主要它的对手也是军阀部队,比西北军还不如。自从遭遇比自己还厉害的中央军以后,西北军就走了下坡路。
另外,西北军将领都是军人出身,并不擅长政治,蒋介石则长于政治手腕,连续拉走石友三、韩复榘、马鸿逵等西北军悍将,不费一兵一卒瓦解十多万西北军。
军事上西北军没有什么优势,政治上又大大不如敌人,失败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在随后一系列的交手中,蒋介石巧妙的使用军事和政治手段瓦解分裂西北军,最终在中原大战中获得决定性胜利。
西北军的失败,却造就了新的领袖,这就是宋哲元。
在中原大战之前,冯玉祥在蒋冯战争中惨败,被迫去山西向阎锡山求援一同反蒋。阎锡山并没有把冯玉祥当做盟友,反而将冯暂时软禁。
西北军顿时大乱,群龙无首。所谓五虎上将中张之江中风卧床,鹿钟麟常驻南京搞外交,刘郁芬、李鸣钟已经退居二线。宋哲元就成为唯一可以代理冯玉祥的领袖人物,冯也密电让他代理指挥西北军。
由此,宋哲元成为了西北军的新领袖,就任代理总司令一职,第一次统帅整个西北军。很快冯玉祥被阎锡山释放,统帅全军参加了中原大战,宋哲元仅仅代理了几个月之久。时间虽短,宋哲元却成为西北军中不可替代的第二号人物,不会再有第二个人可以企及了。
自然这也是有代价的,宋哲元为此被国民政府开出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并且通缉。
中原大战中,西北军的彻底崩溃!
在会战的最后,西北军果断撤退,至少还可以保住西北几省的地盘和一半军队。没想到,冯玉祥被狡猾的阎锡山忽悠,率部全线猛攻,同蒋介石决一死战去了。本来应该一同进攻的晋绥军,却在阎锡山的命令下放弃阵地高速撤退回山西。这样一来,卑鄙的阎锡山保住了自己的军队,中央军却利用晋绥军放弃的阵地包抄了西北军的后路。西北军腹背受敌,打又打不赢,退又退不了,最终崩盘了。
西北军不仅伤亡惨重,更分崩离析,40万大军最终只剩下2万多人。此时的五虎上将和十三太保基本都脱离了西北军,宋哲元却坚定的留下,还撕掉了蒋介石给他的第24路军总指挥的委任状。
中原大战后,冯玉祥再次下野,由此基本退出中国军界,随后10多年不再掌握实权。
宋哲元接替冯玉祥,成为西北军的最后一任领袖,时间是1930年。
成为领袖是不假,可以这个领袖的含金量就太低了。交给宋哲元的,是一个烂的不能再烂的摊子!
西北军仅剩2万多残兵败将,一无地盘二无粮饷三有强敌威胁,随时可能散伙。外部压力尚且不谈,内部统兵大奖刘汝明张自忠等人也受到蒋介石张学良的百般拉拢,让他们脱离西北军。张学良的特使直接找到还有5000多兵力的师长张自忠,许诺给他军长职务和一大笔私人赠款,让他归属东北军。
所谓危急之时才能体现出一个人的真正能力,此次就是宋哲元表演的舞台了。
成为一号领袖的宋哲元发挥了他的卓越领袖才能,最终力挽狂澜。
他首先打悲情牌和亲情牌,同军内刘汝明、张自忠等统兵的实力派将领达成共识,无论如何要保住西北军的这点种子,不要擅自脱离团体。
随后,宋哲元同控制河北省的奉系军阀头子张学良达成协议,由张收编西北军,编为第29军,下辖2个师。从此,冯玉祥创建的西北军这个团体就不复存在了,取代它的是宋哲元的29军这个团体。
再次,宋哲元和山西王阎锡山达成协议,该部暂时退入山西省东南部的几县立足。
最后,宋哲元用尽全力和蒋介石达成谅解,表示西北军不会和中央军继续为敌,也不会听从冯玉祥张学良额指挥,中央军也不会继续追击西北军。
由此,29军暂时转危为安,至少可以生存下去了。
遗憾的是,情况还是很恶劣。由于西北军有过多次背叛主子的先例,张学良和阎锡山对他们都极端不信任。张学良丢下50万的安家费以后,就不再理会他们了。至于阎锡山除了借山西一角让29军驻扎以外,也不给于他们任何帮助。而这所谓山西一角的几个县,均是山西非常穷的地区,更可怕的是晋绥军在这里还有大量驻军,29军只能忍气吞声的看晋绥军脸色。最大的问题还是军费没有着落!
剩余的宋哲元西北军2万多人光是吃饭穿衣,每个月至少就要10多万大洋。而且当年军阀部队都是要发军饷的,士兵也是为了军饷养家才卖命从军。普通军阀士兵每月军饷最少5块大洋(包括饭钱),但宋哲元哪里有这笔钱呢?
不发军饷,普通军阀部队就会闹饷。闹饷在民国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无数中高级军官因此被愤怒的士兵推翻甚至杀死。彭德怀回忆当年他在湘军当兵的时候,全省湘军应该闹饷集体脱离驻地开赴盛会长沙闹事,沿途至少杀死了两个来劝解的将军级别高级军官。
29军官兵在困居山西东南一角的一年多内,可谓穷困潦倒。所剩无几的钱都用来吃饭,普通士兵的军服都没钱换新的。大部分士兵把一套军服穿了2到3年,由于平时训练的磨损,早已破旧不堪。29军官兵大多衣不蔽体,形同难民。到了29军奉命赶赴察哈尔省的时候,衣破马瘦兵也憔悴,全军形同乞丐部队!由于军容太差,29军竟然被沿途县镇误认为是马匪,还曾经发生过误交火的事件。
当时穷困的窘境让人不敢想象!宋哲元曾经派头号幕僚萧振瀛去南京找蒋介石表忠心,这可是十万火急的大事。29军穷的到路费都拿不出来,只好向当地钱庄聚义银号强行借了2000块大洋。
无奈之下,宋哲元只能四处求爷爷告奶奶,搞些钱暂时来救急。同时在部队进行宣传,要求官兵共患难,渡过眼前的难关,不要闹饷。
宋哲元派出多批特使向蒋介石表忠心,说明29军会和阎锡山张学良为敌,更不会再理会冯玉祥。蒋介石从多方面考虑,认为29军的存在对于阎锡山张学良是一个牵制,而且他们不听冯玉祥的命令,就等于斩断了老对手冯玉祥的胳膊,他再也玩不出什么花样。所以,蒋介石也给与宋大笔钱款,保证他们不要垮掉。
1930年底,蒋介石拨款300万元给29军,又一次性赏赐给宋哲元本人50万元,还允许按月发给29军少量军费。这些钱固然不足以养活29军,多少也算解了燃眉之急,让官兵多少有口饭吃。
有意思的是,宋哲元非常聪明,在得到蒋介石的钱以后,他又找到张学良,说明了蒋介石对他的拉拢。张学良害怕宋带着部队投靠到蒋介石那里去,白白给自己制造一个强敌,也许诺每月提供5万元军饷。
宋哲元又向小气吝啬的阎锡山敲诈威胁,宣称现在地盘没法容身,部下都要用武力进攻山西腹地,打出地盘来。阎锡山无奈,又知道29军不好惹,被迫将解县、运城等六七个县划归宋哲元控制。随后,宋又从张学良手中要到内丘、高邑等四五个县的地盘。
这些手段勉强保存29军生存,要发展却是绝对不可能的。
一个团体的领袖不同于普通军官,他一定要有远见,至少能看到未来五年十年自己周边有可能的变化。
宋哲元就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人!他认为目前的难关都是暂时的,中国内部形式很快会大变。西北军只要能够保证战斗力和一定的规模,就不难重新崛起,重现辉煌,也就是所谓“有了枪杆子,到哪里都有人欢迎!”
宋哲元的高瞻远瞩很快就应验了!
在晋东南落魄1年多后,1932年宋哲元他们开始有了转机。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军不战而逃,丢掉了东北三省。实战中,东北军战斗力相当弱,更毫无战斗意志,几乎是一触即溃。张学良为此焦头烂额,不由自主的想到了战斗力强悍的宋哲元29军。在军阀混战中,只要兵力不是相差非常悬殊,29军除了败于中央军以外,其他作战几乎百战百胜,比东北军要强得多。张学良考虑再三,决定借助29军对付日本人。
1932年8月张学良任命宋哲元为察哈尔省主席,命令29军进驻该省,也就是将这个省交给了宋哲元。
察哈尔省是今天河北省内蒙古省的一部分,在当年也是中国数一数二的穷省,全省有超过四分之三地区是荒漠和戈壁,人口还不到200万。即便这样,宋哲元和整个29军也欣喜若狂。察哈尔省再差,好歹是一个省,总比困在山西河北几个穷县要好几百倍。
到了察哈尔省以后,果然军饷问题彻底解决,也不是寄人篱下受气了。在短时间内,29军从2万人扩充到3万多人规模,部队从2个师扩充到3个师。
责任编辑:文小铃 最后更新:2019-02-16 15: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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