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上将张自忠（上）
2019-01-12 09:42:43  来源：萨沙  点击：  复制链接

　　长城喜峰口的抗战英雄

　　在察哈尔省不到1年，华北情况又有变化。1933年，日军在占领东北三省以后，继续出兵攻占东北最后一个省份热河省。

　　由于张学良的自私和荒唐，热河省的东北军没有进行什么抵抗，就全线溃败。热河省会承德本来有东北军两个旅驻守，但他们只顾逃跑，根本不敢抵抗，最终该市居然被128个日本骑兵轻松占领。日军乘胜追击，不但占领热河省全境，还威逼河北省北部的长城一线，河北省危在旦夕。

　　鉴于东北军已经崩溃，张学良根本无法控制局面，蒋介石将其解职，交由大将何应钦负责。何应钦紧急调动包括中央军在内的各派系国军30万之众，在长城一线同日军血拼，其中的急先锋就是宋哲元的29军。

　　29军除一部留守察哈尔以外，主力全部赶赴长城喜峰口一线，参加了规模宏大的长城会战。

　　客观来说，29军对待抗日还是非常热情的。早在918事变爆发之后，宋哲元张自忠他们就用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士兵，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宋哲元说过一句名言: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这句话深为西北军全军所认同!

　　29军官兵都有非常强烈的抗日热情，甚至吃饭之前都要念抗日口号。

　　抗日热情高涨，毕竟人体挡不住飞机大炮，29军和日军对抗自然还是占下风的。

　　29军在喜峰口前线共3个旅9个团，和日军刚刚打了二天就伤亡了2000多人，相当于伤亡了2个团.

　　地处后方张家口的宋哲元认为照着这样打下去，余下7个团最多也只能撑个5，6天。经过再三分析，宋哲元决定，必须以攻为守--发挥西北军的近战夜战优势，准备连夜发动大规模夜袭战。

　　在宋哲元的命令下，张自忠等统兵大将，把出击部队分为三路，由三个旅长分别出击:由赵登禹旅长率部摧毁日军炮兵阵地，佟泽光旅长摧毁日军辎重.

　　一旦二人得手，日军正面主力必然要回头救援.此时王治邦旅长率部从中路连夜突进，一举击溃日军，占领主阵地.赵，佟二个旅长各率领二个团，先行出发.日军方面对喜峰口地形并不了解.他们原本以为喜峰口附近只有一条公路，封锁住就没有问题，日军只在喜峰口正面布置了重兵.

　　日本人不知道的是:喜峰口一带还有一些只有当地牧羊人知道的小路，它们通向日军阵地的后方.

　　赵登禹旅长不顾腿部的伤势，拄着拐杖亲自带领王长海和董升堂二个团主力500大刀队出发.他们在当地爱国牧羊人的带领下，延着艰险难爬的山间小路，踩着齐膝高的积雪，连夜行军数十里，绕到日军后方狼洞子及白台子的炮兵阵地.

　　29军士兵在零下十度的低温下埋伏了半小时，等到凌晨2点日军大多熟睡以后突然出击.这些日本关东军士兵自从进入中国以来，遭遇的都是一战即溃的东北军，从心底里轻视中国军队。日军根本没有夜间作战准备，士兵甚至脱光了衣服睡觉，枪也架在一起放在距离床铺很远的地方。

　　于是，29军一出击就打的日军手足无措，当场砍死日军炮兵和警卫部队200多人，砍死日军大佐一人，残余日军炮兵作鸟兽散.

　　29军缴获全部日军重炮18门和大量弹药.聪明的29军士兵中有人当过炮兵，他们还用缴获的火炮装上炮弹向日军主阵地中射击二十多发，日军遭到后方火炮的打击乱作一团.

　　这一路，歼灭日军200多人，缴获日军重炮18门(由于无法带走，全部就地毁掉，这让赵登禹心痛不已)，还摧毁日军几十辆运送弹药的汽车.

　　另一路，佟泽光旅长则率二个团500多人大刀队攻击喜峰口高地上的敌人辎重部队.

　　佟泽光部也顺着小路摸进日军控制的小村庄，日军哨兵因为侧翼传来零星枪声，已经有所警惕.

　　大刀队士兵砍倒几个日本哨兵以后，一个警惕性较高哨兵发现了大刀队，随即鸣枪示警.

　　大刀队随即由偷袭转为强攻.500勇士冲入三家子村和前仗子村等日军控制村庄，这些村子里面驻扎着日军一支骑兵部队和大量辎重部队.大刀队冲入村庄以后，随即向房屋里面投入大量手榴弹，继而冲入房间挥舞大刀猛砍.骑兵不能打巷战，根本就不是29军的对手。一时间，日军骑兵被杀的血流成河，日军战马也被手榴弹爆炸吓得满街乱跑.

　　在基本歼灭日本骑兵和警卫部队以后，29军随后四处放火焚烧日军大批辎重车辆.这几个村子顿时火光冲天，日军200多辆大车的辎重都被烧毁.日军正面部队见后方起火，大惊之下调动主力回头救援.大刀队一部分已经撤退，还有一部约200多人同日军优势兵力在村子外遭遇.

　　日军兵力雄厚，架起大量机枪疯狂扫射。大刀队员人数绝对劣势，有只有进展武器。但他们毫不示弱，挥舞大刀和数量绝对优势的日军血拼!在杀伤200多名日本士兵以后，这股大刀队官兵几乎全部牺牲殉国.

　　王治邦旅长在前二路得手以后，率领部队从喜峰口正面出击.日军主力已经回头救援后方，余部在慌乱中不能抵挡，只得丢弃喜峰口大部分阵地全线后撤.

　　该夜袭战，日军在大刀队下伤亡1000多人，一个重炮阵地全部被摧毁，大部分辎重被焚烧.

　　日军遭受严重打击，暂时无法继续作战，于3月12日中午一路退到长城外20里修整.

　　双方对峙倒16日，日军感觉正面攻击喜峰口难以奏效，随即进攻喜峰口西面29军暂六师驻守的罗文峪.暂六师虽然号称为师，实际仅有一个旅兵力.双方激战二日，暂六师依托城墙碉堡和日军激战，一个阵地往往反复争夺10多次.

　　暂六师虽然顶住了日军，伤亡极为惨重.其中有个营，营长光荣殉国，全营只剩下70人.由于战局不利，29军军长宋哲元亲自从后方张家口赶赴前线罗文峪前线，组织500大刀队连夜反攻.大刀队出发前，宋哲元军长亲自为500勇士送行.面对着这些无畏的勇士，宋哲元很感动。他多年征战的经验告诉他，这500勇士能够活着回来的不会太多.

　　500壮士一个个从对他们进这宋哲元面前走过，突然有一个叫做侯万山的班长跪倒在宋哲元的面前，泪流满面.

　　宋哲元严厉的对这个班长说:你哭什么，跪什么，你是不是中国军人，是不是29军的战士?我们29军可没有软蛋!你怕死就换别人去!

　　侯万山留着泪对宋哲元说:军长，我不是怕死.打鬼子，咱们不会含糊.只是我的老婆马上就要生了，如果我这次殉国了，孤儿寡母求军长体恤.我死也瞑目了!

　　宋哲元听了以后，感动的侯万山说:你放心去吧.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

　　接着宋哲元对500勇士们说:兄弟们先走一步，你们的家眷我们一定会照顾好的.

　　随即宋军长对这500人庄严的敬了一个军礼.

　　侯万山此时已经站起身来，向宋哲元回了一个军礼，头也不回赶赴前线.

　　这战，侯万山果然壮烈殉国.身边战友回忆，侯挥舞大刀连续砍到了3个日军，直到大刀全部卷刃无法再用，才中弹牺牲.

　　之后，宋哲元果然把侯万山夫人生下的双胞胎认做亲子，并且带回宋家交给妻子抚养.宋哲元给二人取名为宋纪峰和宋纪峪，以纪念其父在喜峰口罗文峪的牺牲.

　　宋哲元的女儿回忆，宋对于这两个孩子如同亲生孩子，和他们的待遇完全一样。

　　到了二人18岁成年的时候，宋家出于对侯万山的尊敬，又让其恢复了侯姓!

　　此战中，宋哲元指挥29军巧妙作战，战绩优于中央军、晋绥军。29军并不像中央军一样死守阵地，而是不断使用大刀队夜袭反攻，连续重创日军。夜袭都是近战，而29军由于装备低劣，连最基本的刺刀都有很大缺口，被迫采用粗劣但容易制造的大刀片代替刺刀。兵器占劣势，好在宋哲元的部队一向训练严格，加上爱国主义情绪强烈，居然给日军造成惨重伤亡，尤其日军死于大刀下的不在少数。为了对抗大刀砍脖子，日军甚至发明了铁围脖，这让日军高层非常震怒和羞愧。日本《朝日新闻》评论道："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

　　此战大大提升了29军的名气，该军也成为全国闻名的抗日大刀军。宋哲元自然也成为了著名的抗日将领，各种赞美像雪片一样传来。年仅23岁的作曲家麦新受到大刀队英勇事迹的感染，一气呵成谱写了《大刀进行曲》的词曲，这就是著名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这是宋哲元一生最为辉煌的时候。

　　名声虽好，长城会战我们却并没有打赢，还伤亡惨重。29军伤亡是日军一倍，大大伤了元气。

　　--------------大刀队并不仅仅是依靠大刀，大刀只是其中一种武器。大刀队也叫做手枪队，队员多携带手枪、手榴弹和大刀，一些队员还携带较短的骑兵步枪，这些武器都是用于近战的。在热兵器时代，如果仅仅拿着大刀冲锋，基本形同送死，所以大刀队队员人人都是带枪的，最起码也是手枪，以盒子炮为最佳装备。

　　同老长官冯玉祥决裂

　　需要说明的是，此时西北军这个团体已经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29军，他们的领袖就是宋哲元。

　　29军源于冯玉祥的西北军是不假，所有军官也都是冯玉祥提拔的，可此时已经并不再听从冯玉祥的命令，宋哲元本人也是如此。

　　自然宋哲元在私人关系上对冯玉祥不错，也很尊敬他，在公事上却拒绝听从冯玉祥的命令。

　　1933年，冯玉祥和中共合作，在察哈尔收集败兵组成了所谓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冯玉祥的志向很宏伟，除了已经控制的10万抗日同盟军以外，他还试图将宋哲元的29军数万老部队收归麾下，凑齐15万大军。然后冯会联在河北省的20多万东北军，山西省阎锡山的10万晋绥军成立联盟，以50万大军和蒋介石分庭抗礼。

　　遗憾的是，宋哲元已经成为藩王，体验到权力的乐趣，又如何可能将宝座转手交给别人。他对冯玉祥派来的特使非常冷淡，百般推脱，不正面回答任何请求。冯玉祥见状，只能绕过宋哲元，直接联络刘汝明、冯治安、张自忠这三个师长要求合作。

　　宋哲元一面命令部队不得支持，一面碍于面子和名声，不便于公开攻击这个老长官冯玉祥，自己也暂时到北平躲避冯玉祥的使者。宋哲元认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不过是乌合之众，又在中共的控制下受强大日军威胁，恐怕没有多久就会自行瓦解。宋哲元并不出兵，只是静观其变。

　　果然，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内部很快出现叛乱和分化，冯玉祥杀了数人也难以挽回大局。狡猾的冯玉祥随后发现中共已经控制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核心力量，只不过利用他的名声壮声势而已。冯玉祥不愿意被人利用，更不愿背负上勾结共产党的名声，很快宣布脱离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开溜了。

　　宋哲元此时才果断出兵，收编13个团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精锐力量，大大扩充了自己的实力。

　　此次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事件表明，29军已经成为宋哲元的私人力量，冯玉祥根本无法涉足了。

　　冯玉祥对宋哲元有知遇之恩，一手提拔宋哲元出头，但一朝天子一朝臣，宋哲元现在已经和老长官势不两立。

　　1933年，福建事变爆发，冯玉祥又想策划宋哲元韩复榘庞炳勋等人起兵响应，借此割据华北。

　　宋哲元此次就更不客气了，他根本不理会冯玉祥的所谓建议，还联络韩复榘庞炳勋等人一同按兵不动。

　　宋哲元在这几次事件之后，几乎和冯玉祥没有任何性质的合作，仅仅每月提供5000大洋的经费而已。

　　日军在长城会战以后，并没有停止入侵河北的步伐。鉴于河北省目前驻扎的中央军和东北军都有比较高昂的抗日热情，日本人认为军阀宋哲元和29军都是军阀部队，相对比较好打交道，让他们控制河北省比较有利。

　　1935年6月10日，日本强迫中国签订《何梅协定》，要求中央军、东北军及党务、特务机关从河北及平津撤出，由宋哲元29军接手。

　　蒋介石也认为，宋哲元此人强于军事弱于政治，比冯玉祥差了一大截，是一个比较容易对付的武人。让宋哲元在河北省，可以利用他对付日本人，又可以瓦解东北军在河北的残余力量，对华北全局来说是有好处的。

　　1933年3月，蒋介石在保定第一次回见宋哲元。当时正是长城抗战期间，蒋介石对宋哲元29军在喜峰口的表现大加赞赏，还让宋哲元统一指挥军阀庞炳勋和沈克两部。

　　1935年正是宋哲元母亲70大寿，蒋介石亲笔题写寿联，以表示亲近之意。

　　在这些示好的同时，蒋介石将河北省交给了宋哲元。

　　这样一来，宋哲元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河北省察哈尔省的地盘，辖区扩大到两省。

　　河北省不同于察哈尔，该省人口众多，物产丰富，仅仅冀中地区就有近千万人口，可以轻松提供20到30万兵员。该省的北平和天津两市是整个华北最繁荣的城市，为29军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借助河北省的地盘，宋哲元将29军迅速扩大到10万规模，其中主力部队高达6万多人，装备相当精良的轻武器。这是29军和宋哲元本人第二个顶峰时期!

　　由于河北省和察哈尔省的党政军都由宋哲元负责，宋就成为这两省的土皇帝。在这两个省，一切官员军人都必须首先服从宋哲元的命令，蒋介石的命令则是其次的。

　　在这段时间，29军从之前的形同乞丐，到丰衣足食，财大气粗。军法处长范庆煦回忆：宋哲元对各师旅长不时给予额外赏金，动辄一两万，买其欢心。对于身旁宠爱的人，也随意赠与北京的房屋。1935年，为家母做寿，向财厅筹款30万元。

　　其他人的回忆也是类似，宋哲元本来很少赌博打牌，成为29军领袖以后却经常应酬，而且打牌输赢很大。

　　参谋长张樾亭回忆：宋哲元每晚经常找岳乾斋(北平盐业经理)等在铁狮子胡同张宗昌旧寓和齐六家中打牌，闻每次输赢很大。

　　宋哲元全家也彻底拜托之前贫困的生活，全部住在天津租界的几栋洋楼里，有大量仆人伺候。

　　遗憾的是，好景不长，河北察哈尔却是是非之地。日本占领东北以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华北五省。河北和察哈尔作为华北和日本控制区接壤的一线省份，自然受到最强烈的威胁。

　　日军从1934年开始，利用各种军政手段，接连制造察东事变，河北事件，张北事件，丰台事变等等各种冲突，然后以外交和武力压迫宋哲元屈服，以此获得实际的利益，渗透进入两省。

　　宋哲元的态度就是矛盾的。

　　作为29军这个军阀团体的领袖，宋哲元自然首要考虑团体的利益。军阀以枪杆子为基础，结合控制地盘形成封建割据力量，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以宋哲元本人为例，他的家庭从原来的赤贫住草屋的生活，转变为在天津租界住小洋楼，也是依靠29军这个团体。

　　如果29军团体不存在了，宋哲元借以获取利益的资本就没了，随后他很有可能再退回之前那种平庸穷困的生活。从这个角度考虑，宋哲元会用尽全力保住29军这个团体，其他所有东西都是第二位的。

　　目前华北局势紧张，宋哲元很明白，日军大规模入侵河北省是迟早的事情。蒋介石对河北省也志在必得，除了通过经济手段控制该省以外，还将东北军和晋绥军一部驻扎在该省，以威慑宋哲元。

　　-------------------宋哲元在北平检阅29军部队。此时因为得到河北和察哈尔省的地盘，29军有着非常大的发展，不但兵力增加到10万人，武器装备也有很大提高!29军的主力部队里面，步枪大部分从捷克进口的仿毛瑟式，非常精良。轻机枪是优秀的捷克式，还有大量水冷式重机枪。步兵班装备日式掷弹筒，步兵营装备先进的迫击炮。就轻武器来说，29军主力部队可谓国军第一，中央军也比不上他们。但29军没有什么重武器，同日军相比起来，火力就差得远了。

　　宋夹在日军和中央军之间，谁也惹不起。日军和蒋介石都是对他又打又拉，试图利用他对付自己的敌人。

　　宋明白，以29军的10万大军，既不是号称亚洲第一强军的日军对手，也不是拥兵百万的中央军对手。如果29军目前处于云南、广西、新疆之内的大后方，还可以借助中日的冲突以实现短期的自保。

　　现在最不利的是，29军恰恰处于日本人进攻的最前线。一旦中日爆发大规模战争，无论最后谁输谁赢，29军必首当其冲遭受惨重打击，河北省和察哈尔省地盘也会不保。军阀没有地盘，就是风中摇摆的小草，朝不保夕，必须听命于给军饷的金主，不然就无法生存。没有了地盘，如果还有军队，还是有机会打出地盘来的。可是如果连军队也没了，宋哲元这个光杆司令恐怕还没一个县长甚至乡长有权力。

　　宋哲元和29军高层经过再三研究，做出了尽量避免和日军冲突，必要时进行妥协退让的对应政策。简单来说，就是以拖为主，拖的越长越好，能不打就不打。

　　自然，29军也不能投靠日本做汉奸，一来千古骂名担不起，二来张作霖的例子在前，做了汉奸迟早也是死路一条。

　　用宋哲元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对日本不说硬话，不做软事，表面亲善，决不投降。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宋哲元军事上对日军步步退让，甚至丢掉了丰台这种极为重要的战略要地。经济上，宋哲元被迫同意了日本所谓《华北经济提携》计划，让日本进一步经济入侵河北省，涉足了之前不能介入的电力、铁路、铁矿、航空、盐业等方面。

　　自然，宋哲元并不愿意受日本人摆布，对日本建议的所谓“华北五省自治”嗤之以鼻。宋始终依靠29军10万大军，实现对自己地盘的完全控制。

　　宋哲元曾经在日本人压迫下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种名义上的汉奸组织，但实际上汉奸却没有实权，所有权力都在宋哲元的手中，不过是敷衍日本人而已。

　　正是日军在这三四年内，没有在河北获得足够多的利益，才让凶恶的日本人图穷匕见，妄图通过一次决定性武力打击消灭宋哲元29军，彻底控制河北省。

　　在对于日本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的关系上，宋哲元明白蒋介石只是要他的地盘，不会要他的命，甚至不会动他的军队。日本人非常凶恶，恐怕要钱要命。

　　宋哲元自然是相对倾向于蒋介石的，却也不可能彻底归顺蒋介石，瓦解自己的独立29军王国。自然，宋哲元更不敢得罪日本，而是尽量利用蒋和日本的矛盾以夷制夷，减少对自己的压力。

　　用宋哲元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对中央政府是不说反对的话，不做蒋介石工具的事，随机应变，效忠国家。

　　宋哲元利用日本人的所谓威胁，拒绝了蒋介石经济统一华北的方案，不允许法币在河北和察哈尔省流通，拒绝将两省白银南运。其实这并不是单纯日本人恐吓了，宋哲元就照做，而是宋明白自己的经济完全受中央政府控制，他自然是不愿意的。

　　-----------成为29军领袖，自然钱就不是问题了。宋哲元在山东老家的房屋，被奉系军阀李景林报复捣毁，全家则早就迁移到天津租界，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有人认为宋哲元腐败贪污，其实也不能这么说。军阀团体，军队本人就是军阀私人的，钱自然也是。当年蒋介石给宋哲元50万元私人赠款，宋直接拿到部队里面做军费。相反，宋拿出一些军费作为私人生活费，也无可厚非，毕竟29军都是他个人的军队。宋家后来的生活还是很好的，这从他们的住房可以看出来。宋氏在津住所有英租界17号路与29号路两处(今和平区新华路231号与南京路86号)。其中17号路(今新华路231号)是宋哲元于 1932年以明仁堂名义购自英商先农公司经营产业，是一座二层砖木结构楼房，有楼房21间，平房8间，厦子两条，建筑面积763平方米。该楼沿新华路一侧 从上到下带玻璃窗。宋氏于1932～1937年来津期间，携夫人及子女即寓居此处。此外，南京路86号(英租界29号路)是宋氏于1934年以德荫堂宋名义购自义品公司，占地2.326市亩，是一所带地下室的西式平房，共11间，过道5间，地窨子10间，砖瓦平房2间;砖木平房4间，建筑面积700余平方 米。院内有花坛，广植树木，是宋氏专做会客、开会与小憩之所。宋哲元本人曾经有4子，但其中3人在幼年 幼年夭折，仅有宋华玉一子长大成人。宋华玉颇有出息，后来去了美国，在美国外交部担任外交官。宋华玉的太太，就是同为西北军大将孙连仲的女儿孙幼如。

　　镇压129学生运动

　　在这一时期，宋哲元又做了一生中第二个既有争议的大事件，就是镇压1935年129学生运动。

　　目前大陆的资料也承认，129学生运动不是学生自发的运动，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此次运动的领袖彭涛(后任化学工业部部长)、周小舟(后任湖南省委书记)、谷景生(后任军政治委员兼中共昆明市委书记)、姚依林(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宋黎(后任辽宁省政协主席)、黄敬(后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天津市委书记)等人全部是中共党员或者地下党员。

　　发动129运动的目的有两个：第一，利用舆论压力迫使蒋介石停止对红军的内战，转而抗日;第二，造成国统区的混乱，减轻其对红军围剿的压力。

　　129运动以所谓统一抗日、停止内战为口号，联合平津15所大中学校一起游行。

　　29军有自己的谍报网，对于学生的要大游行以及幕后有人组织，宋哲元自然是清楚的。

　　在宋哲元看来学生的行为会给他带来巨大的麻烦。宋哲元此时为保证29军团体的利益，正在全力避免和日军发生大规模战争，怎么可能受学生压迫主动开战呢?

　　况且，此刻日军正在河北寻找各种机会搞事，试图压迫宋哲元屈服。不用说，129学生运动就是日本一个很好的借口!如果再发生冲击日本侨民或者冲击日本外交机构的事件，就更遭了，日本可以立即重演上海128会战(1932年日军借口有两个日本和尚在上海被杀，出动10万大军进攻上海)，发动武力进攻。

　　就宋哲元看来，蒋介石也不会支持学生立即抗日。目前中日力量悬殊，红军还在陕西苟延残喘，很快就会被剿灭。即便要和日军决战，也该在彻底剿灭红军以后。这样一来内部就没有了敌人，自然怎么都可以了。

　　如果此时开战，对于宋哲元蒋介石都没任何好处，相反倒是让马上就要覆灭的红军占了大便宜。

　　用张自忠的话来说就是：打起来只有对共产党有利，称了他们借助抗日扩大势力的野心;打起来也对蒋介石有利，借助抗日消灭我们这些杂牌部队。一旦打起来，我们29军辛辛苦苦搞起来的冀察这个局面就完蛋了!

　　宋哲元认为必须制止学生的游行。

　　民国时期，对于有政治势力煽动的游行之内，一般是武力镇压。武力镇压是很危险的!所谓兵者凶器也，镇压的士兵一旦控制不好，就很容易出人命。民国时期，因镇压学生运动出过好几次大事。

　　宋哲元的老长官冯玉祥，也曾经犯过镇压的罪行!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段祺瑞的卫队对冲击政府大楼的游行群众开枪，当场打死当场打死四十七人，伤二百余人，其中之一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刘和珍。

　　北平由冯玉祥手下五虎将之一的鹿钟麟的军队主要负责，屠杀自然也有他一份。自然此次三·一八惨案背后也是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李大钊等人煽动指挥的，最终造成局势失控，群众和卫队混战互殴。

　　卫队长没什么经验，情急之下竟然下令开枪，没枪的群众吃了大亏。段祺瑞由此声名狼藉，再也没有能够回到政坛。

　　宋哲元认为129运动必须镇压，却一再下令不要搞出人命。宋哲元吸取三·一八惨案经验，对于学生采用了通过交通分流，设置拦阻线，必要时候用武力驱散的方法。

　　前面两个都好办，武力驱散主要对付学生冲击拦阻线或者攻击军警的情况。这种情况下，不用武力驱散，一般不可能平息事态。不过对于武力驱散，却不能三·一八惨案那样毫无准备，最后被搞急了开枪。

　　宋哲元命令军警准备三种武器对付学生，第一是救火车的水龙，在寒冬季节冷水浇过去，谁都会被吓跑;第二是马鞭木棍，这种东西打在人身上很疼，肯定不会致命，也不会受伤;第三就是大刀了。如果前面两种都驱散不了人群，就要靠大刀把他们吓走。

　　自然，不能用大刀砍人，砍中了不死也会重伤。宋哲元一再交代，大刀队以吓为主，万不得已出手也要用刀背砍，而且绝对不允许砍脑袋，以防止出现意外的死亡，只允许砍屁股。

　　结果，129当天还是出现流血事件，有几个学生被打伤，好在均没有重伤的记录，基本都是轻微的皮肉伤。由于都是轻伤，甚至这些并不认为自己受伤了。

　　此次运动领导人之一姚依林非常明确地说：12月9日当天没有人受伤被捕，国民政府宋哲元方面的情况是没有准备，就是水龙头。

　　所谓打伤事件主要发生在王府井大街南口。因为此处后面就是东交民巷使馆区，宋哲元怕学生冲击日本使馆搞出外交大事，调集29军一个连和警察配合设置拦阻线。学生强行突破时，军警开始用水龙驱散群众。学生开始用武力冲击拦阻线，并且于军警发生厮打，双方都有受伤。学生在这里受伤较多，也不过只有几个人而已。

　　根据后来当时军官回忆，此时东交民巷区正好由日军军队负责今年的治安。日本军队已经在东交民巷设置了几挺机枪，宣称只要学生过来就开枪扫射。军警拦阻学生固然是怕学生闹事太大危及政府，也有保护学生的意思。

　　即便日本兵在使馆区开枪，根据当时外交法律，29军也无权干涉。

　　29军在129当天颇为克制，从当事人回忆录可以看出来。一个学生回忆：129那天，东北大学等校学生游行到西单，29军的大刀队站在那里阻挡队伍前进。游行队伍毫无畏惧的向前冲。这时，大刀队的大刀像树林般竖起来，在空中挥舞着，但士兵却像木头人一样一声不响。我们冲过去的时候，大刀在空中并没有落下，还是竖在空中。

　　129当天，前门车站的警察曾经开枪，全部是对天鸣枪，仅仅威慑而已。

　　正是由于29军的克制，在129当天数千人大游行这种混乱的场面下，并没有搞出一条人命，甚至无一人重伤。

　　129当天后，学生又发动了一次游行，规模大得多，光是学生就超过万人，双方冲突也激烈。12月16日全市学生共有22人被捕，300余人受伤

　　姚依林回忆：12月16日的游行时，宋哲元出动大刀队，用刀背砍，没死人，伤几十个人。

　　两次游行一共抓铺了几百名学生，没有多久全部释放。

　　整个129运动中没有死一个人，仅有一个学生领袖郭清在2个月后因为共产党嫌疑被捕，在监狱中染病去世。为此学生又在3月31日抬棺游行，29军仍然比较克制。实话实说，郭清之死和129运动的镇压本身没有关系，现在看来，他也很有可能是共产党员，况且他是病死并不是处决。

　　我们的历史书中写到：宋哲元回忆录从1935年12月一直延续到1937年的“七·七”抗战，前后达19个月之久!其间，平津先后爆发了7次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游行：1935年有“一二·九” 、“一二·一六”; 1936年有“二·二·二九”、“三·三一” 和“五·二八”、 “六一·三”以及 “一二·一二”。上述运动具体都是由以宋哲元为首的平津当局处置的。7次大规模的爱国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没有死亡一个学生。

　　总体来说，宋哲元镇压了学生运动，手段却比较克制，也没有搞出大的流血事件。

　　有意思的是，蒋介石却对129学生运动持中立态度。宋哲元此刻和日本走的比较近，蒋介石认为利用129运动敲打宋哲元，让他和日本保持距离也有好处。

　　于是，国民政府控制的媒体 《南京日报》在游行第二天12月10日头版头条登载：《北平学生示威游行，反对华北特殊化》，对学生表示同情。

　　----------------刀背砍屁股，是绝对砍不死人的。水龙的水再冷，也是冻不死人。宋哲元镇压学生运动自然不对，好在后果很小，没有死一个人。其实宋哲元同我党也有过联络。1936年7月，宋哲元曾秘密派刘子青赴延安见毛泽东。毛泽东不仅给宋哲元回信，并派张经武到北平商谈联合抗日事宜。不过，宋哲元此举并非想同我党结盟，不过是因为处境过于艰难，想多拉拢以前有可能的朋友帮助帮助。宋本人对于政治犯，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是相对比较克制的，一般不杀，多长期关押而已。北平的草岚子监狱是奉系军阀关押关押北平、天津两地被捕的共产党人的监狱，宋哲元接手以后，只要共产党犯人愿意写认罪书(做给蒋介石看的)，就一律释放!我党利用这一点，命令监狱中的被捕党员写悔过书，宋哲元果然立即放人。1936年8月开始有61名重要的共党分子被释放。其中1936年8月底，第一批获释的9个人中，就有大名鼎鼎的薄一波。

　　平津惨败的罪魁祸首

　　趋吉避凶，能拖就拖。宋哲元如意算盘打的虽好，遗憾的是，凶恶的日本人却不会按照他的计划去做。

　　1937年初，随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长达20多年的中国内战就停止了，这是日本人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日本认为蒋介石下面肯定会全力扩军备战，预计1939年就会将现有的200万大军完成一期的整训，大大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日本人认为，肯定不能等蒋介石做好准备以后再入侵，必须尽快全面发动侵华战争。

　　仅仅几个月后的7月7日，日本人就在卢沟桥打响了全面侵华的第一枪。

　　从此刻开始，就是宋哲元一生最大耻辱的开始。宋哲元在这段时间，不再是一个爱国将领，而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军阀。

　　卢沟桥打响以后，全国军民一致认为不能再妥协退让，必要时候不惜和日军一战。29军基层官兵也是同样的想法，他们在卢沟桥和宛平城和日军拼死血战，毫不示弱。防御卢沟桥的一个连，在日军第一次猛攻后仅剩14个人，却仍然死守阵地。

　　在卢沟桥打响以后，日本军方曾经有短暂犹豫，随后很快达成一致意见，开始了全面侵华的脚步。

　　只是，此刻日军在华北，尤其河北省却没有什么兵力。这里的中国驻屯军仅有5000，6000人，面对宋哲元的10万大军显然毫无胜算。日军军部经过研究，制定了以虚假和谈迷惑宋哲元，实际利用这段时间大量增兵到河北的计划。

　　于是，日本派出外交人员和军人反复同宋哲元谈判，做出希望和平解决的假象。稍后，日本人就会以各种理由撕破和宋哲元达成的协定，然后再和谈，再达成新的协定，直到部队集结完毕为止。

　　以宋哲元的智商，本来不会被日本这些拙劣的手段所骗。当局者迷，宋哲元实在太想和平解决，以保住29军在河北的地盘和10万大军，一次次被日军所蒙蔽。

　　从7月7日到27日的20天内，宋哲元居然昏招跌出，最终导致了灾难性后果。

　　7月11日，本来在山东老家的宋哲元紧急赶到天津，立即召集29军高层商讨如何应对。

　　其实，单单就是他去天津，就是一个大问题。早在7月8日，也就是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蒋介石下命令，让宋哲元立即从老家山东赶赴河北保定统一指挥国军。随后，连续数日发电催促宋哲元就任。

　　为什么去保定呢?这是因为，日军已经从三面威逼北平，而日军在天津也有驻军。很显然，平津并不容易守住，而且很危险，国军守军一不小心就会被日军包了饺子。

　　所以，蒋介石才在后方保定设立指挥所，目的就是准备全面开战。保定已有中国军队重兵集结，离北平也有150公里左右。日军再厉害，短时间内也无法打到保定，此处是比较理想的战役指挥总部。

　　然而，宋哲元并未奉命去保定指挥29军作战，而是直接从老家山东赶往天津。

　　去保定是指挥军事作战，去天津干什么呢?天津、北平一带如果要打的话，自然有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等统兵大将负责。就算需要一个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所有部队，也完全可以由能力卓越的张自忠或冯治安去担任。

　　显然，宋哲元此行的目的并不是去打，而是为了亲自去和日军谈判。

　　到了这个时候，国民中央政府领袖蒋介石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就是中国方面不会让出河北省和华北。蒋介石一再表示，如果日军一意孤行，就要决一死战。

　　在卢沟桥事变当天，蒋介石就电报宋哲元，要求宋哲元准备开战。与此同时，蒋介石下令孙连仲、庞炳勋、高桂滋等和29军有渊源的约5万军队(以前都是西北军)，立即开赴石家庄一线准备增援平津。

　　随后，又调动刘峙、商震、汤恩伯部10多万中央军迅速向河北开进。短时间内赶往河北增援的中国军队部队高达近20万人，还有大量其他部队也向华北移动。

　　蒋介石还电告宋哲元，要求他立即做好军事上的准备：“守土应具决死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

　　蒋介石知道河北局势对中国军队不利，日军掌握进攻的主动权，所以又特别指出，必须尽快修筑防御工事，准备防御作战：“务望在此期间，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线工事，星夜赶筑，如限完成为要!”

　　9日，蒋介石向全国发表动员令，要求：“全国地方，各部队仍应切实准备，勿稍疏懈，以防万一，是为至要!”

　　11日，蒋介石在全国范围调动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的数十万中央军部队向郑州为中心的陇海铁路、平汉铁路集结。同时，命令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立即部署津浦线北段防御， 从侧翼支持宋哲元的29军。

　　由此可见，蒋介石已经彻底准备跟日本人拼了。

　　据日方资料记载，13日，宋哲元等29军高层经过数日争论，最终做出决定，要全力和平解决：对日绝不抵抗，对南京抗争，解除北平戒严(允许群众自由出入)，严禁与日军摩擦!

　　在同一天，蒋介石已经得知宋哲元赶赴天津去谈判。

　　蒋介石自知不妙，在他看来，宋哲元显然犯了错误。在这种关键时刻，不管最终会不会开战，至少也要做好开战的准备。正所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况且，日军在华北开战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

　　蒋介石电告宋哲元，非常诚恳地说道：“卢沟桥事变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对方的目的，则以冀察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蒋介石认为，日军的真正目的是要控制河北和察哈尔省，建立亲日政府)。若不做到此，则彼必得寸进尺，绝无已时(蒋介石认为，如果中国方面不同意这样解决，日军绝不会停战，而实际上无论是南京政府还是29军也绝对不可能同意割让河北、察哈尔两省这种要求)。中正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我国家和个人之人格。”

　　宋哲元不为所动，反而回电表示自己不会去保定，而是会继续留在平津。实际上这就是公然拒绝让他去保定指挥的命令，而是试图和平解决。显然，宋哲元根本不在乎蒋介石的命令，也就是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在20天内，宋哲元同日军多次达成所谓停战协议，稍后就被日军以各种借口撕毁。

　　9日当天，29军派出地位仅次于宋哲元的天津市市长兼任38师师长张自忠、政府保安处长张允容等人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特务长松井太久郎、北平特务头子今井武夫正式谈判，达成第一个书面协议。日本没有几天就将其撕毁!

　　14日，代理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同宋哲元进行第二次谈判，再次向宋提出七个要求，其中居然包括“北平不得驻扎29军正规军，必须由保安队和警察负责”。显然，如果这样做了，几乎等于把北平拱手让给了日军。

　　显然，这些要求在今天看来是极为苛刻的，尤其正规军撤离北平根本是不能接受的!没想到的是，根据日本的资料，宋哲元对这些要求原则上没有异议，但要求缓行。

　　可以说，宋哲元真的是非常希望停火的。

　　18日，宋哲元同张自忠借着参加原华北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葬礼的机会，和现任司令香月清司见面。日方资料上说，宋哲元向香月清司表示道歉。而宋哲元则回忆说，双方互相表示道歉。而之前日本方面曾经要求宋哲元公开道歉，作为停战的一个要求，宋现在做到了。

　　19日，张自忠、张允荣奉命再次签订第三个停战协议，基本答应了日本方面的全部要求，并且同意撤走北平的29军37师，改由赵登禹的132师接防。

　　由此，29军就差真的全军退出平津地区了。

　　本来，29军领袖宋哲元在天津停留了近一周时间。在19日双方达成协定以后，他立即乘坐日本人安排的专列回到北平。要知道，北平城内就有日本驻军，四周也有日军重兵，是相当危险的。显然，宋哲元此举表明，他认为双方停战是必然的事情，自己没有任何危险。

　　没想到，日本却给宋哲元迎头一击。

　　日本政府在20日突然公开外交声明宣布：中日的外交交涉停止!

　　中国驻屯军则在22点发表声明：从20日午夜以后，驻屯军将采用自由行动(将发动进攻的含蓄说法)。

　　同日，日本参谋本部召开部长级会议，一致决定立即使用武力，解决华北事变!

　　这个宣告，对于宋哲元来说，无异于一声惊雷。

　　可是，就是在这种生死关头，29军高层居然还没有省悟。

　　在已经得知日方声明和进攻的情况下，宋哲元还试图力挽狂澜。他仍然派张自忠连夜找到日军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在当夜23点再次签订了一个正式的《停战协定第三项誓文》，明确说明北平城内的37师会主动撤退，限一天一夜内撤完，双方立即停战。

　　宋哲元在20日下令，根据之前和日方签署的协定，将原驻北平的冯治安37师何基沣旅撤出城内，转移到西苑地区。以刚从河间赶来的赵登禹132师同37师换防;驻卢沟桥宛平城的吉星文团调至后方长辛店，必须立即完成，由石友三保安队300人接防宛平城。之前虽然保安队已经到了宛平，因为日军随时可能攻城，吉星文团却没有撤走。

　　就是这样巨大退让，日本方面居然还是不满意。日军认为，37师抗日意志顽强，在卢沟桥、宛平城杀了不少日本兵，是日军的大敌，不能让他们留在平津一线。所以，他们在第二天的21日又强迫让37师离开西苑，退到100多公里外的保定。

　　对此，宋哲元居然也答应了!

　　没想到的是，在稍后的21日到22日，日军多次偷袭和炮轰宛平城。由于日军这次使用了重炮，中国军队官兵有较大的伤亡，吉星文团长本人再次负伤，头部被炮弹炸伤。

　　显然，日军要求宛平、北平撤军，不过又是一个花招而已，是为它的全面进攻做准备。

　　更让人震惊的是，对于和日军几次谈判的几乎所有情报，宋哲元根本没有报告蒋介石。宋哲元除了将最初11日与日方达成的三项口头协定电告蒋介石以外，对于其余达成的协议则完全隐瞒。

　　还好中统、军统这两个情报机关在华北的工作非常高效，很快这些情报就送到蒋介石面前。蒋介石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大惊，在他看来，宋哲元、张自忠他们完全是中了日寇的计谋。

　　蒋介石立即在22日电告宋哲元：“闻三十八师阵地已撤北平城内，防御工事亦已撤收，如此，则倭寇待我北平城门通行照常后，将其部队与兵员乔装入城，充分布置，或待我城内警戒松懈时，彼必有进一步之要求，或竟一击而占平城，思之危急万分!务望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勿为所算。故城内防范，更应严重，万勿大意!”

　　为了劝说宋哲元，蒋介石先后派参谋总部次长熊斌、军事参议员参议鹿钟麟、军事委员会整训负责人刘建群等人北上平津，与宋哲元联系，试图消除宋哲元对中央的提防之心。同时，蒋介石再次希望宋哲元立即去保定进行指挥，修筑工事，加强战备。

　　宋哲元却软硬不吃，不为所动，甚至在日军全面进攻的几个小时前，他仍然电告蒋介石，拒绝非29军的中国军队和中央军进入平津一线增援。

　　他在24日致电蒋介石：“请钧座(蒋介石)千忍万忍，暂时委曲求全，将北上各部稍微后退，以便缓和目前，以得完成准备!”

　　而此时的蒋介石已经非常焦急，他在24日电告宋哲元：“日军从22日起，其机械化部队向华北输送，预料一周之内必有大规模行动，务望时刻防备。”

　　可以说，蒋介石的估计仍然非常正确，而宋哲元发现日军在平津一线四处跃跃欲试，也终于感到事态严峻，大战迫在眉睫。宋哲元随即下令37师暂停从北平撤退，令132师在永定河以南集结，令132师27旅立即赶赴北平的南苑增援。

　　可惜为时已晚，几小时后，从7月25日开始，日军连续发动了廊坊车站事变、广安门事变，并且在27日凌晨发动总攻击，全线进攻平津两市。

　　29军高层犹豫不决，试图自保，不做战备的可悲行为，最终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兵力不足，准备不足，甚至连防御工事都没有修好的29军官兵被迫仓促应战，几乎就在眼皮底下遭遇日军突袭，遭受了很大的伤亡。

　　------------29军基层官兵在宛平卢沟桥和日军拼命，宋哲元却为了自己团体的利益尽量退让妥协，更可怕的是还不做战前部署。虽然宋哲元没有做汉奸，但因为他的荒唐导致平津地区在一周内失守，29军伤亡近万人，还牺牲了两个将军。宋哲元至少也是一个渎职罪!

　　这段时间，日军从1个旅团几千人猛增到1个师团又3个旅团近6万，空军和海军也都集结完毕，战力以超过29军数倍(平津地区29军仅有5万多人)。更可怕的是，日军主力部队从三个方向已经包围了北平，最远不过40多公里，最近只有12公里，还切断了北平和天津的联系。29军处于极为不利的态势，难逃一败了。

　　而这20天内，宋哲元第一没有允许增员的非嫡系10多万国军进入平津地区，第二并没有把分散在河北和察哈尔两省的部队集结到平津一线迎战，第三甚至连战前的准备都基本没有，仅仅疏散了29军的家属还有在北平城内堆了一些沙袋而已。

　　宋哲元为什么这么做?

　　一来是他为了停战不惜委曲求全，甚至准备将宛平城卢沟桥的正规军全部撤退，避免冲突。

　　二来是宋哲元对于局势判断过于乐观，被日本人的假象所迷惑，认为平津很快就要停战了。

　　宋哲元的这些昏招，最终导致了29军和平津地区作战灾难性的结果。

　　7月27日开始，已经准备完毕的日军凭借绝对优势战力全面出击，在极短时间就重创29军。

　　28日，日军攻陷北平外围中国军队驻军最多的南苑，守军近万人中伤亡超过5000人，29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先后壮烈殉国。

　　28日当晚，北平被日军攻陷。

　　29日，天津失守。

　　一周内，29军败退出平津地区，遭受近万人伤亡的惨败。宋哲元自己也勉强从门头沟地区乘坐火车突围，由于走的非常仓促，连家眷都没有带走。

　　在从平津地区撤退期间，29军又有近万人伤亡、逃散或者脱离29军序列。

　　由此，宋哲元可谓鸡飞蛋打，既没有保住地盘，也没有保住军队。

　　失去平津的地盘以后，宋哲元自知无力控制河北省的大局，实力又被削弱大半，开始试图全力保住军队。军阀以枪杆子为本钱，只要有了枪杆子一切好办，最低程度还能做个军长集团军司令。不过，此刻中日两军在保定，石家庄等地先后发生激战，全部伤亡惨重，国军很多参战部队伤亡过半!

　　宋哲元认为余下的29军不过5、6万人，一些部队还不稳定，随时可能投靠蒋介石。

　　宋哲元认为除了尽量避免和日军作战以外，没有更好的方法保住本钱。

　　所以，在宋哲元的指挥下，29军除了在大名进行了一个短暂的防御战以外，基本稍作抵抗就全线后撤。他们从平津开始后撤，连续溃退千里，一直退到河南境内的黄河边，没有停下来认真的打一仗。

　　退到这里时，29军中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群情激奋，不愿意再后撤，竟然发生了哗变。

　　他们曾经是大名鼎鼎的抗日大刀队，在全国各地都受到群众拥护，是民族的英雄。卢沟桥刚刚开战，全国各地的慰问钱物都源源不断地送到29军处。宛平城内接到大量的慰问信件、纪念品和慰劳品。7月尚是北平的酷暑，为了给前方士兵消暑，光是送来慰问的西瓜就堆积如山。

　　当地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帮助29军获取日军行动的情报(被日军发现的话，肯定是死路一条)，冒着炮火搬运伤员。甚至就连极为贫穷的小商小贩也非常支持29军抗日。磨刀剪的工人给29军磨大刀都不愿意收钱，要知道他们是北平社会最底层，比《骆驼祥子》里面的车夫还不如。他们工作一天如果没有收入，家里就吃不上饭。

　　更有一些青年学生，得知战斗开始以后，主动赶到29军各部队驻地要求参军，立即上火线作战。

　　此次却因为高级军官消极避战，29军得到一个逃跑部队懦夫部队的恶名，官兵饱受舆论抨击，上街都抬不起头。29军官兵并不怕死，他们在宛平城以绝对劣势能够和日军苦战近月，还敢出动反攻日军重兵固守的天津。仅仅因为高级军官的私心，让他们成为民族罪人，官兵自然极为不满，自发的全部抗命了。

　　29军官兵在黄河边自发停止后撤，纷纷要求返回前线和日军决一死战，谁要是不同意就开枪打谁。军心难违，到了这种地步，宋哲元已经失去了对部队的控制。

　　看起来29军是完了，29军这个团体毁灭已经是必然。

　　------------------有意思的事，我党对于宋哲元的评价却不错，而且基本不提他的过错，只提功劳。这并不是说我党对宋哲元有什么好感，不过是政治手段而已。抗战前1936年刘少奇负责北方局的领导工作，他制定了拉拢宋哲元对抗蒋介石的基本方针，也就是“拥护宋主席抗日”。所以在我党抗战时期和之后的宣传中，对宋哲元一律捧得很高，借此攻击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其实至少平津地区作战的惨败，压根和蒋介石没有关系，罪魁祸首就是29军高层这个团体，而并非某个人。宋哲元既然是29军的大老板，首要责任肯定是他的，这是无论如何躲不掉的，也不可能退给张自忠之流来背黑锅。宋哲元最终病逝在四川绵阳，这里有他的墓地。好在蒋介石对他留情，没有打落水狗，让他带着一级上将军衔善终，落了个整脸。

　　曾经和蒋介石平起平坐的宋哲元已经今非昔比，现在同威望如日中天的蒋介石相比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29军的几个军长认为，既然跟着蒋介石能够保住自己的地位，何必和宋哲元一起同蒋介石作对，岂不是自寻死路吗，更别说还背着汉奸的骂名?

　　于是，刘汝明，张自忠等军长先后率部离开29军赶赴抗日前线。在众叛亲离之下，宋哲元被迫退居二线，接受了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职务，实际成为没有实权的挂名将军。

　　之后的几年，郁郁的宋哲元主要在后方修养。常年军旅生涯毁了他的健康，他先是发了中风，经过抢救保住性命，手脚已经不灵活了，加上腰病时常发作，只能拄拐行走。宋哲元自知多年和蒋介石作对，又有平津不战而走的经历，深怕蒋介石秋后算账。尤其同时华北军阀头子的韩复榘被蒋介石枪决以后，宋哲元更是惶恐。

　　他经常对部下说：华北的事情究竟是谁的责任呢?是不是完全由我们承担这个责任?

　　宋哲元还对家人说：一个人在台上的时候，谁都来恭维你，可是你倒了的时候，那就会墙倒众人推，甚至落井下石。

　　1938年7月，宋哲元以养病为借口向蒋介石请辞所有职务。蒋介石对宋哲元还算可以，没有追究他之前的责任，还给了他一个军事委员会委员的闲职，由国家承担他所有的治疗和生活费用。

　　即便这样宋哲元从一方诸侯变为一个毫无实权的普通老人，这种反差还是让他无法接受的。

　　这几年宋哲元基本在郁闷中渡过，脾气也变得非常暴躁。他的女儿宋景昭回忆在1938年同宋哲元住了2周，宋几乎天天因为所谓饭菜不合口发火，这在以往是没有的，他从来不注意饮食。

　　明明重病在身，性格刚愎的宋哲元却不听从医生劝告，甚至不按时服药。他的血压经常冲高到200以上，有时散步期间就突然晕倒。由于宋哲元的积威，部下和家人都不敢劝他。期间宋哲元曾经在重庆见过蒋介石，要求去日占区打游击。

　　蒋介石看宋哲元非常消瘦，步履蹒跚，还要拄拐行走，劝他养好病再说。

　　宋哲元虽叹道：委员长都说我有病，我真的有病了吗? 却还不承认自己有病，仍然不注意治疗。

　　到了1940年初，宋哲元的病更为严重。除了中风后遗症以外，宋又并发肾病肝病，逐渐卧床不起，甚至无法说话。最终，宋哲元于1940年4月5日于四川绵阳去世，终年56岁。

　　死前，宋哲元表现出对在七七期间没有同日军血战的懊悔。他对病床边的众多幕僚说：一个军人不能死在战场上，反而死在病床上，不能再参加战斗，把日本人打垮，真是死不瞑目啊!

　　老萨想说的是，这又怪谁呢?在平津的时候你不打，在津浦铁路时候你不打，在冀南你也不打，最后部队哗变自发开赴前线去打，你想打也打不了啦。

　　你要在平津打了，就算也是惨败，不至于落到后来众叛亲离的地步，更会带着一个抗日英雄的美名去世，何至于有今天的宋家后代和张家后代的互掐呢?

　　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啊!

责任编辑：文小铃 最后更新：2019-02-16 15:5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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