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边界战争前后美国对印度态度的变化——兼论美印关系的历史基础
2020-07-24 14:17:35  来源：近现代史研究动态  点击：  复制链接

　　关键词：中印边界;美国;印度;态度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印关系开始恶化，再到1962年的边界战争，美国对印度的态度经历了从开始官方接触、平淡到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并提供经济援助、进而包括军事援助的过程。对于这一时期的美印关系，国内外研究成果已很丰硕，但大多是在冷战的大背景下，或从美苏关系、美巴关系、美印巴关系、美中关系等视角进行考察、梳理和研究，而且使用的多为苏联和美国及印度方面的档案文献资料和媒体文章，但这些资料无论从视角、细节描写还是全面性、系统性和客观程度，都有明显的局限。本文在参考和吸收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多使用存放于英国的档案文献资料，通过对意识形态、美英关系、美苏关系、中美关系、美巴关系等综合因素的分析，阐释美国对印态度和政策的演变与中印关系特别是中印边界争端和战争的关系，进而揭示美国对印政策的实质，或许也有助于回答当前此起彼伏的“印太战略”喧嚣声及美印不断造势的声浪中许多人心中一个大大的疑问：美国和印度是否越走越近?是否会结成盟友勠力遏制中国的崛起?

　　一、美国对印度事务及中印边界问题的早期介入

　　美国官方开始正式插手印度事务和涉足中国西藏地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且与英国干系重大。为了开发印度的工业资源以作为盟国在远东和近东的军事基地，同时也是为了说服印度支持英国参加二战、帮助缓解英印关系危机，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42年4月3日向印度派出由其私人代表、前助理陆军部长路易斯·约翰逊(Louis Johnson)率领的技术援助使团(即“约翰逊使团”)亲赴印度，为美国对印外交史上首个正式官方使团。同年春天，美国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派遣情报官员伊利亚·托尔斯泰(Ilia Tolstoy)中校和布鲁克·多兰(Brooke Dolan)上尉启程赴印度，并经此于9月进入西藏，此乃美国官方首次正式涉足西藏。1944年，驻延安美军观察组为搜集气象数据资料又派人进入西藏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数千美军驻扎印度，使美国人得以近距离深入了解和认知印度人及其生活方式。战时和战后印度争取独立的斗争引起了美国国内越来越多的同情和关注。英国导致印巴分治的《蒙巴顿方案》出台后，美国政府开始更多地关注南亚地区局势。
      促使美国加快介入印度事务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所谓的西藏问题。美国早就很想介入西藏事务，但受美英关系的“牵制”和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行动上略显“节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西藏地方政府外事局于1949年11月4日致信英国外交大臣贝文(Ernest Bevin)，请求英国对西藏地方政府提供“广泛”援助，以“对付”即将入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出于维护自身在该地区利益及维持与中国的关系等考虑，英国官方不愿过多公开支持西藏地方政府，而是希望美国对西藏地方政府多提供帮助，分担英国的“责任”。但美国政府此时对公开涉藏还较为谨慎，认为援助之事应更多地由印度和英国来处理。
      美国政府虽嘴上不说积极，但行动上不久便开始积极干涉中国西藏事务了。1950年，美国与印度配合，反对解放军入藏。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通称《十七条协议》)签订后，美国曾设法拉一些国家对中国施压。6月2日，国务卿艾奇逊指示美国驻印度大使韩德逊：“美国认为西藏会在联合国提出申诉，并试图让英国、印度、巴基斯坦、法国、苏联等国给予支持。” 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发表讲话，反对在联合国引入“西藏问题”。英国也“希望避免在联合国引入西藏问题”。11月，印度总理尼赫鲁对苏联驻印大使说，“中国的反印宣传令人遗憾”，印度“非常有必要反击”。但此时的印度在西藏问题上主要还看旧主英国的脸色，不愿单独行事。苏联大使则称中国的宣传有充分证据。由于缺乏外部支持，美国挑唆西藏当局在联合国滋事的图谋没有得逞，但与印度在西藏问题上关系更加接近。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美国虽然干涉西藏事务很积极，但对印度经温政冷。印度独立后，尼赫鲁曾对印美关系寄予厚望，派其胞妹潘迪特夫人(Vijaya Lakshmi Pandit)出任驻美大使，他本人于1949年10月11 日至 11 月 17 日作为总理首访美国，罕见地长达40天，但因双方在多个问题上立场差异加大，在美国受到冷遇。但一年后，美国出于对苏冷战需要和自身利益的考虑，加上英国人不断“做工作”，开始向印度提供技术和经济援助。1950年12月28日、1952年1月5日和11月3日，美国根据“第四点计划”与印度分别签署了《美印技术援助协定》《美印技术合作协定》和《美印技术合作补充协定》，印度据此得到美国120万美元的赠款和技术专家的援助;1950年底印度发生饥荒时，美国提供了70多万吨的紧急粮食援助;1952年初，美国与印度签署《共同安全保障协定》，向其提供5 000万美元。
       美国虽然向印度提供了一些经济技术援助，但对其态度相当冷淡，甚至起初还觉得印度在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上对美国小有威胁。1952年3月23日的《纽约时报》称，美国再怎么向印度提供经济援助也解决不了它的贫穷等社会问题，在印度是买不来美国那套民主等政治制度的，印度应寻找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在此意义上，“亚洲正在通过印度挑战美国”。此后几个月，随着苏联在印度的影响不断扩大，再加上英国的说服、引导和鼓动，美国对印度逐渐热络起来。5月12日，英国内阁有人称“亚洲未来的关键是印度”，因此要坚决“维护印度的民主”，防止印度国内共产党势力的发展，外部“要防止通过苏联援助而来的共产党影响的扩大”。为了抵消或冲淡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与印度发展经济关系带来的影响，美国自1952年始扩大了向印度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的规模。作为1952年1月美印签署的技术合作项目协议的首笔支付，美国于当年11月3日与印度签署经济援助协议，规定1953年6月30日之前向印度提供3 835万美元经济发展援助。1952年12月3日，美国务院宣布向印度提供“第四点计划”的520万美元基金，用于其疟疾控制计划。
       美国这一时期虽然开始加大对印度的经济技术援助，但对它仍然缺乏信任，尤对其反共“不力”不满，故援助力度不大。1953年3月22日，曾任美国驻印大使的鲍尔斯(Chester Bowles)称，要填补印度“五年计划”的财政缺口，美国需要向其提供6亿—7亿美元财政援助，但实际支付的财政援助只有9 500万美元和1.9亿美元的粮食贷款。而让美国人感到“为难和困扰”的是，一些印度人出于其个人的民主理念，把当时世界上的冲突描述成“两个旨在主宰世界的大国之间的争斗”，并没有站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边。美国认为印度人“未能认识到苏联对印度意味着怎样的危险”，对后者“盲目地赞扬”中国取得的成就感到不悦。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美国与印度并不完全一致。双方都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印度不反对、甚至欢迎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而美国则希望印度不要因接受援助而与这些国家走得太近、太快。
       美国官方首次同印度谈及中印边界问题是在1953年5月20—22日杜勒斯访印期间，但对此问题的处理很“淡化”。此为美国国务卿首次访印。杜勒斯是在其中东和南亚之行中安排的此次访问，可见其对印度之行重视程度并不高。美国在援助印度问题上拿捏得很紧，会晤气氛并不太融洽。印度民众对杜勒斯来访的主要反应是“好奇”，印度许多媒体最初对杜勒斯来访持怀疑态度且对他不怎么友好。双方官样文章做得都不错：杜勒斯与印度总理、财长、计划委员会官员等一帮高官举行了会谈，印度官方则给予他友好接待。尼赫鲁等与杜勒斯讨论的话题很多，包括朝鲜战争停火及美国向印度提供技术援助等，但对外公布的结果甚少，看出印方不是很满意，因为根据印度人的性格，如觉得对自己有利必大加渲染、甚至夸大其词。杜勒斯在印度多次发表演讲，举行记者招待会，意在给印度人留个好印象，此外还试图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拉近印度与美国的距离。他自称：“不认为印度在民主与极权的问题上会持中立立场，完全相信印度正在根据自己的最佳判断，来推动世界上民主的发展，防止极权主义的蔓延。杜勒斯回国后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说，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自我治理”(self-governing)的国家，尼赫鲁是“当今时代的伟人之一”，他与尼赫鲁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但澄清了一些误解。关于中印关系，杜勒斯认为两国有漫长的边界(间接地提到了中印边界问题)，在发展道路上有竞争，此种竞争“从长远来看还将影响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人类”。因此，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应继续“以适度规模”向印度提供“五点计划”下的技术援助和资源。到了1953年下半年，美国官方开始提“美国在印度的利益”并对此更加关注，故对印态度明显积极起来。7月，美驻印大使艾伦(George V. Allen)说，美印已建立起广泛的关系，包括“在国际事务方面更富有成果的合作”，美国对印度的理解和同情“与日俱增”，比以前“更有决心消除对印度的误解”，坚定地与印度发展“友好关系”。
      从具体行动来看，为了抵消或冲淡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与印度发展经济关系带来的影响，美国自1952年始逐渐增加对印度的经济和技术援助。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美国援助印度的数额虽小有波动，但总的来说呈增长趋势。1952年、1953年和1954年，美国对印技术援助的总预算分别为52 759 888美元、44 383 000美元和89 100 000美元，包括筑路设施、钢材、修建水坝、建造发电厂等，1952—1953年向印度实际提供的技术援助总计98 159 888美元。
      然而，虽然援助额度呈上升趋势，但到1953年10月时美国援印力度依然不大，这与它担心印度政局不稳、对尼赫鲁和国大党缺乏信任不无关系。国务院一份题为《当今美国与印度的关系》的文件认为，鉴于近期尼赫鲁等印度官员发表的一系列声明，美国有必要对它与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的关系进行定位。这些声明指责美国干预克什米尔问题，抱怨和批评西方国家“不重视亚洲国家在事关亚洲问题上的观点，以及是否让印度参与有关朝鲜问题的政治会议”，等等，这让美国感到“印度作为也好，不作为也罢，均源于尼赫鲁本人对共产主义的同情”。至于对尼赫鲁和印度政府应持何种公开态度，美国对尼赫鲁领导的国大党究竟“是否有能力作为有效领导这个国家的唯一的政治力量”心里没底，担心假如国大党“突然失去对国家的有效领导，印度是否会出现诸多独立的国家，而那时共产党人是否要控制中央政府或可能出现的独立国家的政府，最起码会出现一段动荡期，那样就会加重印度业已存在的内部纷争，给印度各支共产党势力增强其地位的良机”。美国认为尼赫鲁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人，他认定其使命是印度在亚洲的作用，对美国心存疑虑，并不欣赏，内心深处关注的是印度人对殖民主义和国家主权的严肃态度。
      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美国政府虽然总的来看对印度的重视程度在提高，但内部高低不一。1953年10月中旬，对副总统尼克松等美国要人颇有影响的政治人物保罗·霍夫曼(Paul Hoffman)认为，“美国对印度的态度是当今国际局势中最重要的点之一”。国务院多数要员认识到使印度站在西方一边的重要性，但并非美国所有的政治人物都这么认为，尼克松即其中之一，他甚至被英国人视为需要重点做工作的对象。1953年尼克松访问印度在印议会发表演讲时，对印苏贸易协定进行攻击，称许多美国人“警觉地”关注着印苏此类协定的签署，将其视为印度“倾向于极权主义的一个标志”。其言论遭到印度人的批评，在议会演讲时听众很少，许多议会党团甚至无一人出席，不少印媒甚至指责他干涉印度内部事务。
       与美印关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日益密切。1953年11月17日，印度与捷克斯洛伐克签署贸易协议;12月2日，印苏签署贸易协议，规定两国贸易可用卢比结算;1954年7月14日，在英国表示不愿满足印度提出的向它派出技术专家的要求后，苏联在9月派出两名专家赴印度;1956年6—7月和9月，印度派出使团考察苏联的铁路系统和工业情况;1955年11月，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向印度提供经济援助，中国当时尽管国内钢铁短缺，仍决定援助印度6万吨钢材。1956年3月，苏联加大了对印度的援助，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访问新德里和加尔各答，与尼赫鲁及多位印度部长举行会谈，宣布苏联除践诺援助外，还将购买印度的原料和产品，并帮助它创建石油工业。此访后不久，印苏签署了两项重要协议：一是苏联为印度一座新建钢厂提供价值4 100万英镑的设备;二是一项海运协议，规定印苏本着互惠原则，在印度的港口和黑海之间各自运送约8 000吨货物。此外，印度在3月和4月还分别与波兰和南斯拉夫签署了贸易协议。从1955年到1956年，印度自苏联、波兰、民主德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中国的进口之和，从占其年度进口总额的1.2%猛增至4.2%，增幅约200%;出口从1.7%激增至5%，增幅超过100%。1958年2月初，在印度的苏联专家约有200名。3月，苏联以远高于世界市场的价格购买印度的茶和胡椒粉。7月15日，苏联决定再向印度购买65 000双女鞋。1959年，印度对苏贸易从逆差变为顺差：从1958年2月的103.5万英镑逆差变为1959年2月的 41.25万英镑顺差。
      尽管印度从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的援助越来越多，但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尼赫鲁一度对苏联和中国感到有些失望，主要是对苏联在匈牙利事件中的做法感到不满，对中国的不满则主要与中国批评其挚友、南斯拉夫总统铁托有关，也与对中国出版的地图就中印边界东段的画法以及中国在中印东部边境地区的一些活动感到不快有关。1958年8月15日，尼赫鲁在一篇文章中抱怨苏中对印度这个“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中立国(不结盟国家)不够尊重”。
      尼赫鲁意识形态上的反共以及对苏、中一时的不满情绪为美国拉近与印度的关系提供了可乘之机，而英国又助推美国加大了介入印度事务的力度。英国对苏联势力和影响在印度的迅速扩大感到担忧。1957年10月16—29日，有些英媒称，英国担心有朝一日时机成熟时，苏联或中国会帮助印共在印度闹革命。11月16日的《经济学人》称，苏联“用低成本的手段影响着印度民众”。1958年7月12日，英国驻印度贸易专员说，苏联正在印度加紧渗透。主要出于与苏联竞争的考虑，美国一步步地加强了与印度的关系。

　　二、西藏平叛后美国对印度及中印边界问题的反应

     1959年3月西藏平叛后，中印关系急剧恶化，美国“有节制”地升温了与印度的关系，更深地涉足中印边界问题。9月1日，印度驻美大使查格拉(Mahomed Ali Currim Chagla)在华盛顿美国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了题为《印度与共产主义》的演讲，称中国在西藏的平叛行动是“悲剧”，印度“将利用其所有的力量和资源”来保卫其“神圣不可侵犯的边界”，“不怕与中国开战”。美国媒体对查格拉的演讲推波助澜。美国记者罗伯茨次日就把查格拉演讲的主要内容在《纽约时报》上作了整版长篇报道，突出报道这位大使所称的印度“全国将为保卫边界而战、反对中国”。11月10日，印度驻联合国代表克里希纳·梅农(V. K. Krishna Menon)拜会了美国国务卿赫脱。为了使美国支持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梅农着力渲染印度国内反对中印友好的气氛，说：“印度媒体和政治人物认为尼赫鲁对中国太过软弱，不应再支持北京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赫脱此时对中印边界问题表态还较谨慎，在12日对记者的讲话中没有明确“谴责中国在中印边界争端中使用武力”。他的这一表态立即招致印媒的激烈批评，不得不赶紧“找补”，在次日即召见印度驻美代办查特吉(D. N. Chatterjee)，“澄清并表明”其对中印边界局势的立场，改口说“中国共产党在边境地区的行动是其过去十年来无视正常的国际秩序的反映”，美国政府“认为其行为十足可恶”，“对印度试图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与中国之间的问题的努力甚为同情”。14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向尼赫鲁发去经过修改的贺信，借祝贺其70岁生日(在英国人建议下写的贺信)之机，向尼赫鲁和印度释放善意。贺信措辞颇有意味：为了满足印度(通过英国传递的)希望总统贺信更加热情(以满足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的“面子”)的意愿，艾森豪威尔把第一封信中对尼赫鲁的“良好祝愿”改为“最衷心地祝愿”他健康长寿。美国媒体提高了对中印边界局势的关注度，17日有许多评论对尼赫鲁的困境表示同情，也有不少文章认为其不结盟立场“很不明智”。
     但印度媒体对赫脱不依不饶，对他作为西方大国领导人没有坚定、明确地在边界问题上站在印度一边大为不满，连篇累牍地批评他有关中印边界争端的言论。1959年11月15日，《印度斯坦标准报》称，赫脱发表了“很不幸的言论”，使印度人民感到“不平”和“委屈”;《甘露市场报》以看似替他开脱的口吻，略带讥讽地说他“要么是过于谨慎，要么就是太忙，对事件的原委并不清楚”。16日，《自由新闻报》批评赫脱在中印边界争端中“奇怪和令人惊讶”的立场，说他虽然“谴责了中国的侵略，但没有表现出更赞赏印度的观点”，实为一种“中立”调门;《领导者》强调，赫脱的声明“无视中国拒绝从印度领土上撤军并威胁要进一步侵略印度”的事实，对中国的批评太过温和;《印度时报》称，赫脱在中印边界争端上发表的“轻率”言论“令人吃惊”。18日，《政治家报》说，赫脱的声明“竟与印度共产党全国理事会最近通过的决议基本一致”，两者“没有根本区别”;《印度快报》强烈批评赫脱的声明，称其随后的解释性言论是“空洞无物的老生常谈”，还说印度对他不满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他在边界争端中“把中印等同了起来，而全世界似乎都同情印度的立场”;其二，这是“美国第一次在共产党中国卷入的事件中持中立立场”。
      印度政府对赫脱还算留面子，没有对其言行做出官方评论，但尼赫鲁以间接方式对赫脱表示了“无所谓”态度。1959年11月20日，他在新闻俱乐部的一次午餐会上即兴发言时说：“看到他的第一次声明时，非常坦率地说，我并无多少担忧。我想那些聪明的报人只是顺便说说他们想说的问题，而不会去纠缠他。这没大意义。”尼赫鲁根本不提“赫脱”二字，而是一概用“他”相指，巧妙地“不经意地”贬低了赫脱及其言论。英国驻印高级专员署认为，印度人对赫脱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言论表示不满，可能更想“从总统艾森豪威尔那里得到一些关于边界问题法律上的实实在在的个人保证”。美驻印大使此前曾向尼赫鲁保证：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印度可以指望美国给予道义上的全力支持，如有需要，还会有物质上的支持。但尼赫鲁对此未加评论。印度当时虽然对未得到西方国家支持心有不悦，但仍想把边界问题控制在印中两国范围内，不想让域外因素过多介入。
       这一时期中苏关系开始恶化，美国认为有了可乘之机。1959年12月初，美国中央情报局从莫斯科获取的一份时间标明为12月2日的报告称，赫鲁晓夫10月访问中国时“被冷落，对其接待多有失礼”。8日，英驻美使馆官员巴克(W. Barker)与中情局副局长艾默里(Robert Amory)共进午餐时，同意英美可“公开并夸大中苏之间的不和”，而艾默里本人对近期中苏关系恶化“有点兴高采烈”。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对印度虽然态度上升温了，但具体行动表明其对印政策仍然谨慎。艾森豪威尔在高度敏感的中印边界问题上表态很是圆滑，既对印度表达了有限的关注，又避免使自己公开选边站，这在他首访印度的“礼节性”安排中体现得淋漓尽致。1959年冬，艾森豪威尔先后出访意大利、土耳其、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伊朗、希腊、突尼斯、法国、西班牙和摩洛哥11国，印度在次序上居中略靠前(第5站)，但停留时间最长(5天)，主要是为了满足印度人的虚荣心。12月初，艾森豪威尔作为第一个访印的美国总统，抵达印度后受到了对他来说“前所未见”的大规模欢迎，以至于车队行驶时速只有5英里。艾森豪威尔的访印安排和印度对他的热烈欢迎，很大程度上与中印关系严重恶化有关。访问期间，尼赫鲁向艾森豪威尔“说明了当时中国入侵印度的性质和发展可能”，但“未能给这种行动找到合乎逻辑的理由”。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说，他对此“没有发表什么评论，只是说共产党不需要为他们制造麻烦找到合乎逻辑的理由”。但根据英国解密档案，艾森豪威尔说“很愿意”与尼赫鲁讨论诸如中印边界之类的问题，特别是他本人并不认为中印边界问题“就只是麦克马洪线上的那些点，不认为有谁曾经对这条线知道得清清楚楚，能说得准确无误”，重要的是，“国家间是通过谈判、真诚的会谈、相互间真诚的谈判来解决分歧，还是靠武力来解决其争端?”在此问题上，他当然“要站到人民一边，即站到说‘必须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人民一边”。会谈后美印发表的联合公报“遣词优雅、意思朦胧，就像一支印度舞蹈”。艾森豪威尔还对尼赫鲁“表达了一点热切希望，即双方充分讨论的中印冲突，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但他并未承诺一旦中国“企图大规模入侵印度”，美国将对印度提供何种帮助。公报及美印双方发言人也未谈及两国领导人是否讨论了通过苏联施加影响，使中国减缓在中印边界的压力的问题。上述英国档案中记录的内容，艾森豪威尔回忆录中只字未提。艾森豪威尔自己的说法与英国档案的明显差异，对于说明艾森豪威尔当时不愿卷入中印边界争端也是一个旁证。对于印度甚为关心的达赖和所谓的西藏问题，美国政府虽然已给予大力支持和深度介入，但表面上仍刻意保持距离，避免被抓“把柄”。1960年1月5日，达赖致信赫脱，对他和美国政府“在联大讨论西藏问题时给予的积极支持深表感谢”。赫脱迟至2月20日才给达赖回信。达赖和赫脱的信由国务院在2月28日予以公开，这样做是想表明赫脱与达赖的通信与1959年12月艾森豪威尔访印“没有任何关系”，无论是艾森豪威尔本人还是其共和党成员，都没有与达赖建立“任何联系”，也“同样与中印边界争端没有任何联系”。
       鉴于苏联对印度的外交支持和经济援助继续升温、在印度的攻势咄咄逼人，出于与苏联争夺的考虑，美国不甘袖手旁观，准备加大对印援助，但言行依然谨慎。1960年2月11—16日，赫鲁晓夫访问印度，在议会演讲中称：“冷战阴云正在逐渐散去”，“高度赞赏印度共和国为争取和平及在和平共处事业中做出的重大贡献”。《印度快报》《印度斯坦标准报》《政治家报》等对赫鲁晓夫此访连篇报道，兴高采烈地称苏联“要帮助印度建设工业”，“希望印度稳定和强大”。双方发表的联合公报大谈苏印合作，没有提及中国。3月初，苏联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叶梅利亚诺夫访印时称，苏联准备帮助印度建首座核电站——印度第三个五年计划(1961—1966年)的规划项目。3月9日，尼赫鲁在人民院说，印度尚未收到苏联或美国帮助印度建核电站的建议，但同它们都交换过意见。而此时，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克拉策尔(M.B. Kratzer)率领的一个代表团正在印度访问。这表明美国不愿看到印苏在核能方面进行合作。
       对于印度与苏联加强军事合作的传闻，美国也感到极为不安。1962年5月，有传言说印度要向苏联购买米格战斗机，但尼赫鲁为了促使英美增加援助，对英国首相麦克米伦称从哪里买飞机还未最后决定。“美国人大为惊恐”，肯尼迪亲自出马，提出要尽力帮助英国来满足印度的需求。8月17日，印苏公布关于苏联向印度免费提供12架米格飞机并帮助它制造喷气机引擎的协议后，英美舆论“都由于印度政府明显地投入苏联阵营而惊惶”，美国人更因“受不住而感到痛苦甚至恼怒了”。美国准备在多大力度上援助印度，与英国的态度有很大关系。1960年4月20日，英国对美国说不愿按尼赫鲁提出的数字援助印度，骨子里是希望“如法炮制”在希腊和土耳其的做法，由美国代替英国，更多地承担援助印度的责任和义务，只不过理由不再单单是反对共产主义了。但美国这次没有痛痛快快地“接盘”，它在5月初不愿答应尼赫鲁要其增加对印援助的要求，认为印度的情况并没有尼赫鲁说的那么严重，更不愿单独增加对印援助，而是想通过国际财团众筹的办法援助印度。英国认为“美国的反应令人失望”，准备继续向美国施压，使其考虑加大对印度的援助力度。
      考虑到英国在南亚的传统影响以及印度宿敌巴基斯坦可能的反应等因素，美国试图让英国在援印问题上“出头”。1960年5月21日，美国驻印大使私下里对英联邦事务部驻新德里官员说，克里希纳·梅农最近曾询问他，美国可否向印度出售C119运输机，以便用于中印边境地区。美国准备以很低的价格卖给印度30架此型飞机，并通报了巴基斯坦。在干涉西藏问题上，美国自己此时不愿冲上前台，也希望英国出头。9月20日联大讨论所谓西藏问题时，美国没有采取主动行动，而是策动马来亚和泰国冲在前面，在联大提出西藏问题，对后来1961年1月5日英国在联大就西藏问题投弃权票颇为不满。
      此时，美国开始显示出加强与印度进行军事合作的姿态，但在经济援印上试图让更多的国家承担责任。1961年3月，美印签署《相互防御援助》协定。4月27日，在华盛顿举行的由世界银行主持的援助印度国际财团会议上，美国建议即将召开的西方国家援助印度会议应集中讨论如何帮助印度实现收支平衡，敦促联邦德国等国为印度第三个五年计划提供更多资金。
     在敦促其他西方国家“解囊”援印的同时，美国明显地向印度示好。1961年5月，美国有条件地答应向印度提供大规模援助，同意在印度第三个五年计划头两年里向其提供3.57亿英镑的贷款——到此时为止对一国提供的最大单笔援助，但前提是，向印度提供贷款的其他西方国家得匹配差不多相同规模的贷款，即它们相加共提供11亿美元(约3.93亿英镑)的贷款。美国准备单方面增加贷款数额，令参加会议的英国等国代表感到吃惊，此前它们准备承诺的向印度提供的贷款只有2.32亿英镑。

　　三、中印边界战争期间美国对印度的政策

      1962年10月中印边界战争爆发后，美国出于趁机拉拢印度等多种考虑，决定增加对印度的军事援助，但又以对印度国内情况、特别是真实需求不明为由，步伐“拖拉”，程序繁琐，在援助印度问题上自己不出头，希望让英国挑头，实则不愿使美国冒卷入这场同中国的战争的风险，故对请求援助的印度屡有不敬。而印度在面临困难求人之际则极力保持“自尊”。因此，这一时期的美印关系更能显示两国之间的“患难真情”。
     1962年10月底，印度在边界战争中全线溃退，美国准备对它提出的武器援助请求做出反应。11月14日，印度败局已定，国内陷入恐慌，美国助理国务卿塔尔博特(Phillips Talbot)与印度驻美大使尼赫鲁就美国向印度提供援助的条件交换了备忘录。美方备忘录称，美印两国政府曾于1951年3月7日和16日在华盛顿通过互换备忘录签署协议，1958年4月16日和12月17日在新德里又通过互换备忘录对协议进行了修改。对于印度政府提出的援助请求，美国政府“准备向印度政府提供帮助，以应对中国的公然侵略”。为了使美国履行1951年协议中的防务条款，印度政府得“为美国驻印使馆提供必要的设施，以便美国观察和评估该条款的使用并提供必要的情报”。印方的备忘录则再次确认了美方备忘录所提到的双方之间的谅解和协议。
     1962年11月21日中国宣布主动停火、撤军后，美国对援助印度更加积极。英国认为这表明美国开始认为中印战争的局势与其国家利益攸关了。12月11日，英国外交部说，“美国政府首先关注的是，印度军事上的失败会提高中共的威望。如在印度危急时刻拒绝向其提供援助，将会使人对肯尼迪政府对共产主义侵略的基本立场产生怀疑。因此，中国的侵略就类似于共产党在希腊、朝鲜和越南的攻势”。此时在白宫已近共识的观点是，印度尽管奉行不结盟政策，但“仍然是自由世界的堡垒”，而“这个自由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的削弱或崩溃将减少世界的信心”。梅农被解职、民众被动员起来反对共产主义等印度国内局势出现的新变化，均被美国政府视为进一步扩大在印度的影响“独一无二的机会”。
       英美决定增加对印援助的另一个主要目的，是想趁印度“落难”之际拉拢之，使它向西方国家靠近。1962年11月15日，英美确定了共同目标：“帮助印度应对中国的侵略”，“鼓励印度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健全经济和有效防御的强大的民主国家”，加深奉行不结盟政策的印度“与西方之间的理解”，帮助印度认清楚“世界共产主义的威胁以及苏联和中国政策的动机”。
      在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上，美国虽然态度积极了不少，但步伐迈得并不快，主要原因还是不愿出头。美英之间煞费心机。1962年11月17日，印度向美驻印大使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提出了一个旨在使其空中力量取得对中国优势的采购清单，包括飞机、信号设备、雷达等，价值总计10亿美元。加尔布雷斯明确表示，此等重要的政治和财政问题须向华盛顿汇报。为了获取更多援助，尼赫鲁于19日第二次致信肯尼迪，力陈、甚至不惜夸大印度和南亚地区面临的危险，大表“决心”，既略显“奉承”之意，又不失“体面”和“自尊”。主要内容有：(1)印度东部边境局势“进一步恶化”，“阿萨姆邦的迪格博伊油田面临严重威胁，随着中国军队的大规模强力推进，整个雅鲁藏布江山谷面临严重威胁，除非立即采取行动阻止阿萨姆的态势继续恶化，否则特里普拉邦、曼尼普尔邦和那加兰邦亦将落入中国之手”。(2)中部和西部边境也遭到中国“入侵”，压力很大。(3)“迄今为止印度提出的援助要求很有节制”，主要是装备，并未要求全面援助，尤其是空军支援，主要是考虑到此类援助“在全球范围内会产生更广泛影响”，印度“并不想使朋友感到为难”。(4)“然而局势的发展的确很危急，如要防止中国占领整个印度东部地区，就需要更多的全面援助”，“援助的任何延缓无疑都会给我们国家造成一场灾难”。(5)印度曾多次考虑使用空军支援地面部队，但却没有这么做，因为其现有的飞机和雷达设备“无法抵御中国的报复行动”。(6)因此，请求立即给印度提供支持，以充分加强空中力量，“阻止中国军队的进攻势头”。(7)“要提供足够的空中防御力量，至少需要12个中队的超音速全天候战斗机”。鉴于印度没有现代化雷达覆盖全国，故请求最快提供援助。在培训印度人员的同时，美军人员可来印度操控这些战斗机和雷达设施，由其操控的战斗机和运输机“可以保护印度的城市和设施免遭中国的空中打击，维持印度的交通畅通”，如果可能的话，“也乐意让美国人驾驶美国飞机，在印度空域与中国军队的空战中，帮助印度空军对中国军队的交通运输线和集结地实施攻击。然而，(8)在印度之外，如西藏，“任何针对中国的空中行动，将由印度人操控印度飞机来实施”。(9)印度“决心解放可能落入中国侵略者之手的所有领土，显然也迟早会通过空中打击来废掉他们的基地和机场”，故请求肯尼迪考虑向印度提供2个中队的B47轰炸机。为操控这些武器装备，印度“愿意立即派飞行员和技术人员到美国接受训练”。(10)“中国不断加重的威胁不仅事关印度的生存，而且关系到整个南亚次大陆和亚洲地区的自由和独立政府的生存”。尼赫鲁特别强调，美国为满足印度需要向其提供的所有帮助和装备，“将全部用于抵抗中国人”。(11)印度相信，“您伟大的国家将会在我们面临考验的时刻，对我们为了自己的生存以及南亚次大陆和亚洲其他地区的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战争提供帮助”。
       就在尼赫鲁第二次向肯迪尼求援的当天(1962年11月19日)，美国搞了一本有关“强调中共好战”的意识形态言论的小册子，以加强其增加对印援助的说服力。但精明的英国人没有跟风，未对美国的上述立场进行正面回应，而是说印度向美英提出的要求“非常不切实际”，所列购置清单太长。美国则继续强调英国要在援助印度上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日傍晚，英驻美大使戈尔(D. Ormsby Gore)被肯尼迪和国务卿腊斯克召至白宫，商议援助印度问题。其背景是，加尔布雷斯从新德里发回的电报称，印度政府担心其两个师被歼，唯一有效的办法是出动空中力量打击中国军队的后勤补给线，但如此又可能使印度的大城市遭到中国飞机轰炸。故印度想知道，假如发生此种情况，美国能否帮助印度加强防空。加尔布雷斯敦请美国政府对此高度关注，说印度对战局进展越来越失望。腊斯克对戈尔说，印度很显然是要求迅速增加援助的规模和力度，“英国应动员英联邦成员国、特别是那些老的成员国，在此时发挥重要作用”，美国政府“很难向国人解释为何要向印度提供大量武器和金钱以抵抗中国的入侵，而与此同时英联邦成员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却正向中共提供数以百万吨的小麦”。戈尔则有意淡化印度面临的局势，没有直接回应美国，而是说尼赫鲁给人这样一种印象：“这是一场边界争端，而非全面战争”，故新德里不会与北京断交。在此种情况下，“不可避免的是，一些国家仍照常与中国做生意，有的还是与印度友好的国家”。如果印度的态度发生改变，“很可能有许多国家会更加关切印度面临的局势，觉得更有必要采取行动援助它”。肯尼迪对戈尔说：“美国可以尽其所能援助印度，但作用不宜太过突出”，最好是作为众多援助者中的一员，而如果“以印度诸多朋友中最好战一员的面目出现，就只会增加使苏联在幕后全力支持共产党中国的机会”。此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这明显是美国人找借口不愿在援助印度上出头。肯尼迪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他的上述说法“并不意味着美国意欲减少援印规模，而是强烈地感到，英国凭其对印度无人能及的了解，以及作为英联邦的中心和领袖，在帮助印度方面理应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腊斯克说：“印度人对按目前的规模接受援助都还准备不足，故谁也不能有效地计划或决定采取何种正确战略。”他建议动员一些熟悉印度情况的英国退役军官赴印度，美国可向新德里派遣一个高级使团摸摸情况，亦可提提建议。肯尼迪最后私下里对戈尔说：美英两国是否可循上述他和腊斯克提出的思路做些事情，印度局势中“令人烦扰的是，尼赫鲁似乎已精疲力竭”。他还向英国大使出示了一张不久前加尔布雷斯与尼赫鲁会晤时俩人拍摄的照片，从中看出，尼赫鲁疲态尽显，沮丧之极，据此可“怀疑尼赫鲁是否还能挺下去”。他和腊斯克并无任何具体建议，但是，鉴于近几日印度局势不断恶化，二人认为“英美两国应就如何援助印度尽快做出一些重要决定”。在此种情况下，他们急于表达的意思是，英国应是协调并在世界范围内动员援助印度的不二选择，故非常希望英国能接受其建议，在援助印度上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1962年11月20日，肯尼迪又给戈尔打电话，说尼赫鲁“显然处于惊慌失措状态”，向美国提出的一系列援助要求极其广泛，他不好确定尼赫鲁是如何评估当前局势的，故要在次日派一队人马赴印度评估局势，希望英国也立即派遣规模和级别相当的人马赴印。肯尼迪再次强调，作为英联邦领袖，英国要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建议英国首相考虑给赫鲁晓夫发一封信，“提请他关注目前中国攻势的危险”，还特意强调，“至关重要的是”，美英对尼赫鲁求救信的看法“不要让印度人知道”。这显然是肯尼迪不想伤害好面子的印度人的虚荣心和自尊。
       肯尼迪讲了一堆听起来很是“好心”的理由，但内心里认为尼赫鲁“是要使美国紧紧卷入一场同中国的战争”，故提出了援助条件，以使自己避免卷入太深、太快。11月20日，戈尔刚与肯尼迪谈过话，腊斯克就急忙把他请到国务院，给他看了尼赫鲁最近给肯尼迪的信的副本，指出印度目前的请求是要美国卷入战争，如果此时美国援助印度，后者“须满足某种最低限度的条件，使其能够全力做好自己的防御”：(1)须与巴基斯坦就克什米尔问题达成协议;(2)须得到英联邦国家的积极支持;(3)须向美国报告局势进展，并请求联合国支持谴责对印度的侵略;(4)须努力获得本地区其他国家(如泰国、缅甸和马来亚)的支持。腊斯克一再强调说，他认为英联邦国家的态度至关重要，建议尼赫鲁召集一次英联邦国家会议，来讨论其他英联邦国家帮助印度的立场和方式，英国首相则在伦敦召集一次类似的紧急会议，尼赫鲁可邀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来新德里，以便就克什米尔问题达成一项解决办法，并在建立“联合防御”方面进行合作。(5)驻扎在马来亚的英联邦旅应立即驰援印度。对于中国主动停火、撤军的动机，英美看法存在分歧。戈尔认为，中国军队由于后勤不便，尚无任何迹象表明他们“会真地像尼赫鲁说的那样尽可能深入地往印度渗透”。腊斯克则说：“中国军队有可能占领一些机场。”戈尔又说：“觉得尼赫鲁对局势的评估不太可信。”腊斯克说，在中印边境交战地区，空中运输对局势至关重要，印度此时拥有的约40架C119运输机只有一半能用，故美国次日要起飞几架C130运输机把C119运输机的零配件运往印度，以使其此前不能运行的运输机尽快投入使用，运送配件的C130运输机将留在印度予以帮助。他再次希望英国在援助印度上发挥领头作用，说他和肯尼迪都认为，英国“作为英联邦的领袖和最为老道的成员，应在此次危机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印度干了一些蠢事”，但“当一个成员国遇到麻烦时，英联邦如能展现出提供相互防御的姿态，是具有深远意义的。那样的话，美国全力援助印度就容易多了”。
      对于中印边界争端，美国并没有明确地支持印度的立场，还对中印边界东段和西段持不同态度，认为印度可在西段的拉达克做出妥协。为了部分满足印度的需要，美国在空中运输方面向其提供了重要援助。根据英驻美使馆给其外交部的第2908号电报，腊斯克在1962年11月20日建议肯尼迪批准19日已经同意的为英美伦敦会谈准备的3个文件，对其中的几条予以保留：(1)关于国务院给英联邦事务部的第2522号电报，其中的“首要目的如此表述会更好：帮助印度应对中共的侵略，防止中共以武力强加给印度一个单方面的解决方案，那样将会使邻国更加惧怕中共”。(2)美国在措辞上的改动并不是说要在帮助印度防御上有任何推诿之意，而是指印度可在拉达克有所妥协。(3)国务院给英联邦事务部并转新德里的第2523号电报中提到的行动方针“不应被理解为：所有有关西方国家须在每一个阶段都进行全面、正式的协调，因为那将无谓地妨碍采取紧急行动”。肯尼迪原则上批准了上述建议，但提出美英即将进行的伦敦会晤可就援印规模和必要性视该周末中印边境冲突的程度来讨论。他建议为应对当下局势可先做3件事：(1)派遣由代理副国务卿约翰逊(Alexis Johnson)率高级使团赴新德里，对局势进行评估，弄清楚印度都有何种计划、自有能力如何，然后提出建议。(2)为了提高印度在其境内运送人员和物资的能力，多架C130运输机已临时派往印度，由于印度空军尚不能自主操控此机型，故将由美方人员驾驶和维护保养(要认识到此点具有的完全的政治意义)。(3)用飞机为已在印度投入使用的C119运输机运送零配件。
     美国政府此时加大对印度的军事援助，除了肯尼迪、腊斯克等决策者态度的变化外，与国内媒体的反应也不无关系，这些反应包括印度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把西方与共产主义等同的教训”，将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等。1962年11月20日，美国主要报刊和广播的反应主要归纳为以下几类：(1)对中印边界大规模冲突，先是有点“幸灾乐祸”，认为中国对印度“赤裸裸的侵略总算让印度政府认清了共产主义的本质”。然而，美国媒体幸灾乐祸的心态没有持续多久，很快就聚焦战局的进展了。媒体报道意指中国的军事目的是夺取阿萨姆邦富饶的矿产和粮食，但又说中国的目的也许更为有限，“并不想谋求在印度和缅甸的主导地位”。美国人一直认为，令尼赫鲁倍感纠结的是，“既想打一仗又要保持其不结盟立场，既准备接受西方的帮助又不切断苏联的援助”，想两边通吃，但很难如愿。还有人强烈批评尼赫鲁，说此时该是解决克什米尔问题、携手巴基斯坦“对付共同敌人”的时候了。(2)这场冲突不仅对印度、而且对把共产主义与西方帝国主义等同视之的其他不结盟国家，影响已经凸显，甚至更明显地体现在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上。赫鲁晓夫“在背叛与印度的友谊还是不支持盟友中国之间面临两难选择”，美国媒体对此颇有些“幸灾乐祸”，《纽约时报》认为这一窘境“将导致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最终决裂”。(3)印度驻美大使已经发起一场宣传战，表明印度政府的政策明显有利于西方国家，他的态度对美国媒体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与美国媒体相比，肯尼迪对印度的态度要“淡定”得多。他在1959年11月2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主要谈了古巴导弹危机，中印边界战争则简单触及，同时不忘记盟友巴基斯坦。他说：“在过去的一周里，中国人在印度东北部取得重大进展，现在他们提出了停火建议，我们与印度人进行了接触，看其如何评估中国的建议。”为了更好地评估印度的需求，美国将派出使团赴新德里。在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的同时，美国也很注意与巴基斯坦的盟友关系，“向印度提供的所有援助目的都是为了击败中共的颠覆。中国人对南亚次大陆的侵略既是对巴基斯坦的威胁，也是对印度的威胁，故两国都应反对之”。美国向巴印两国政府都强调了一点：美国给印度援助“绝不会减少或改变对巴基斯坦承担的义务”。为了全面、真实地了解印度的局势，美国把将率高级使团赴新德里的负责人先是由军方换成了国务院的人，后又从代理副国务卿约翰逊换成了更富有经验的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
     如果说尼赫鲁1962年11月19日给肯尼迪总统的求援信略显“恐慌”的话，他在次日向英国首相请求援助时就“很要面子”了。20日，尼赫鲁致电麦克米伦，首先力陈边界形势的恶化，接着向英国提出了援助更多军事装备的请求。电文说，他10月24日给首相写第一封信一个来月后，局势又有进一步发展，“中国打着和平的旗号发动了一场严厉的宣传攻势”，以图迫使印度接受其建议。东部边境地区，印军形势不妙，有两个师被包围，中国军队占据了大部地区，“就要蹂躏拉达克地区的楚舒勒了，而楚舒勒一旦失陷，就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其抵达克什米尔地区拉达克省府列城了”;战事变化极快，印度“为生存而进行的战争正面临严峻形势”;“印度及其朋友必须做出比以前多得多的努力，才能制止中国的侵略”;印度的确是有一个自行制造L/70高射炮的计划，然而由于军事形势严重恶化，印度的需求一下子“变得最为迫切了，且又增加了许多，故请求提供足够装备3个团的L/70高射炮以及配套的雷达和弹药”。印度已训练一些人员，一俟装备抵达印度，他们即可上手操作。
      实行上，在增加对印军援上，英国人虚的比实的多。中印边界战争爆发后，应印度请求，英国陆续提供了一定数量的小型武器、自动步枪和弹药等军事援助。麦克米伦在接到尼赫鲁的第二封“乞援”电报后，于1962年11月20日致电肯尼迪，称英国正在考虑印度的局势和尼赫鲁的求援电报，对于尼赫鲁在第二次电报中向英国提出的援助更多军事装备的请求，英国准备尽量满足。英国将向印度派出一个高级军事使团和一个外交使团，看看需要对其提供何种支持，然后再提出报告，探探尼赫鲁是否准备在联合国状告中国，以及他是否欢迎英联邦国家向印度派遣军事使团和军队，还要弄清楚尼赫鲁都有哪些想法，如能阻止中国军队推进，他是“想谈判还是先要把中国军队赶出去”。如果尼赫鲁同意谈判，他准备在同中国讨论时提出何种有用的建议，对于中国提出各自从1959年线后撤20公里的解决办法持何态度。帝国参谋部要搞清楚此时印军的士气和作战能力，与尼赫鲁讨论其军事方面的要求，看看印度是否需要英国现役军官或退役军官帮助训练新入伍的士兵。此外，还要向老的英联邦国家和马来亚通报情况，征询它们的意见，以便在与印度人会谈后讨论英联邦国家是否采取较为敏感的行动。其实，麦克米伦没有明说但内心已定的意思是：在向印度增加军事援助之前，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呢!麦克米伦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主要英联邦国家领导人很快达成谅解：除非能设法使印巴就克什米尔问题达成妥协，否则美英两国向印度“增加供应的武器和军需都只能适可而止”。

　　四、中印边界战争后美国对印度的政策

     印度在边界战争中完败后请求西方大规模增加援助，但依然“硬挺身板”，极力保持其独立性，维护其尊严，对于外国人员入境援助颇有戒心。对于大规模军事援助印度，美国一方面与英国保持密切联系，同时又设置诸多条件，仍坚持由英国挑头，同时又尽显美方的“主见”和能力，真实目的是借援助印度之机扩大在南亚地区的影响，维护美国的利益。
     1962年11月20日，英美同意了印度提出的购买大批飞机及帮助培训人员的请求。21日，印度国防生产部长蒂·塔·克里希纳(T. T. Krishnamachari)与英国空军参谋长会谈时说，印方希望得到美国大规模紧急援助，以建立其现代空军。英印双方对于是否把将要提供给印度的空中支援有限适用于战争行动“进行了激烈辩论”。印度对中国军队的攻势感到沮丧，克里希纳认为中国的实力完全压倒印度，因此，“能否阻止中国军队的进攻并将其赶回去有赖于一支大规模现代空中力量”。印度极力避免让外国人员到印度境内协助其防卫，担心那样会把它“变成另一个韩国”，此时只是想请美国和他国人员来印度，主要的目的是培训本国人员学习操作飞机等，但这些外国人“一定不能卷入战斗行动”。克里希纳补充说，印度政府和空军方面愿优先购买“幻影”战斗机，但如能得到更为先进的美国的F104飞机就更好了。他重申，英国的“雷电”飞机“绝对满足不了印空军的要求”，印度政府之所以急于向英国人通报详情，是想让后者“了解印方最近一次请求援助的真实想法”，使首相的顾问们对事件有一个整体了解，“以便对印度和美国总统发挥最大的影响”。同日，英国首相指示即将访印的帝国总参谋长要弄清楚以下问题：印军的部署、士气和作战能力;英国还能在武器弹药方面提供什么帮助;告知印方英国目前可提供L70高射炮、弹药和雷达;看看印度是否接受诸如英国派出志愿人员(现役军官或有经验的退役军官)之类的帮助，如果接受，是否只让他们负责训练新组建的部队。由此可见，英国政府此时想向印度提供的帮助是多么有限!
      但美国想把事情搞大，以图为自己卷入中印争端谋取更多的“合法性”和国际舆论支持。肯尼迪与英国交换意见后，1962年11月22日准备向尼赫鲁提出增加援助的交换条件：印度应做出切实努力来解决与巴基斯坦的克什米尔问题，以使它能够把对付巴基斯坦的军队转向中国;印度把与中国的边界争端提交联合国，以使后者通过一项谴责中国的决议。英国人认为此点“对美国来说显然十分必要，因为如果要根据尼赫鲁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卷入中印战端，它最需要的就是联合国的授权(就像1950年在朝鲜问题上一样)”。但英国人既不知道尼赫鲁会对中国的建议作何反应，也无法判断肯尼迪会对尼赫鲁可能的反应持何态度。英国人没有把握的是，假如印度向联合国提出谴责中国的议案，是否会得到通过所需的三分之二票数。由于英国“不配合”，肯尼迪的上述想法只能是一厢情愿了。
       不过，英美之间的合作还是有所进展，主要着眼点是中苏在南亚的影响、印巴争端、印度与西方的关系等，并非单纯地增加对印度的援助。经过多次会谈，英美就援助印度的目的达成了一些共识。1962年11月26日，一份题为《英美的目标》的文件称：(1)帮助印度“应对中国的侵略，并防止中国通过武力把一个单方面协定强加给印度，从而增加中国邻国的担忧”。为此，一要“防止中国在印度、尼泊尔、锡金和不丹扩大影响”，二要“为了达成一项考虑到印度的利益和安全需求的边界协议，不能使印度在与中国的这场战争中过分消耗，不能动用部署在印巴边界的军队”。(2)“鼓励印度发展为一个拥有强大经济基础和有效防御能力的强大的民主国家”。(3)“努力使奉行不结盟政策的印度与西方国家加强相互理解”，帮助印度人“更清楚地认识到世界共产主义的威胁以及苏联和中国政策的动机”。(4)使巴基斯坦认识到“中国对整个南亚次大陆的危险”，以及“对付中国威胁及潜在的苏联威胁的重要性”。(5)设法让印巴就克什米尔等争端朝着达成协议的方向努力。(6)特别是通过在亚非国家中“宣扬中国进攻印度以及共产主义威胁的重要影响，来促进自由世界的利益”。英国希望美国人在与印度人会谈时更好地合作。
       此时中国和苏联对中印局势做出的反应对美印关系也产生了影响。1962年11月27日，中国外交部长陈毅谴责美国干涉中印争端，在亚洲国家间进行挑唆。30日，苏联《真理报》发表题为《世界舆论谴责镇压印度共产党》的文章，谴责印度政府逮捕印共成员，但苏联官方私下里表示特别同情印度、强调其立场的微妙。中国的谴责和苏联尚不明朗的官方态度，对美国大规模军事援助印度起到了一定的牵制作用。印度人在溃败之际不忘保持尊严，提出大规模援助请求的同时对美国抱持戒心。1962年12月3日，美国国务院主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哈里曼率国务院和国防部联合代表团访印回国后提交的报告认为，印度人很好地利用了中国的停火建议，他们的确需要尼赫鲁在11月19日向英美提出的“大规模”援助，但“此时不想在面临崩溃之际得到韩国那样或南越式的让西方国家的军队进入本国或接受西方领导的紧急救济”。此时，由于对印度国内情况还不摸底，再加上对中国宣布停火、撤军的动机没有达成共识，美国政府内部对英美联合援助印度的具体措施尚有反对意见，同时也在观察、等待英国人的态度。1962年12月4日，哈里曼访印报告落笔后正由相关部门审阅(有拖延时间之嫌)，同时也想看看英联邦事务部的有关报告;国务院负责近东和东南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格兰特(James Grant)就曾对英国同行坦承，美国政府内部对英美联合援助印度尚有不同意见。国务院就中国主动宣布停火的动机“没有达成任何定论”，也许是“担心自由世界介入，也许是迫于苏联的压力，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而英国人更为冷静，有外交官认为，除了上述两方面的原因外，也许中国人“从来就没有想过要越过国民党政府曾经宣称的领土边界”。故哈里曼印度之行后美国并没有立即做出决定和出台具体措施，只是决定同意继续提供印度需要的紧急援助，并为今后的援助计划摸清情况。印度方面则“不卑不亢”地说，将提出具体援助要求供美国政府审查。
       美国希望分阶段、适量援助印度。1962年12月6日，肯尼迪致信麦克米伦说：应当继续按照11月14日英美最早达成的协议，“于两三个月内建设好印度军队，此后将进入一个更为长期的援助阶段”;在实施援助计划之前，美英必须弄清楚满足印度的要求可能对印巴克什米尔问题产生何种影响;作为援助印度的第一步计划，美国可提供多达6千万英镑的援助，包括已经运至印度的物资，希望英国及英联邦国家也提供类似规模的援助;英美“必须给予印度防空力量最密切的关注，很显然印度极其担心中国会对其城市发动空中打击”。考虑到帮助印度建设空军花费巨大且需时日较长，以及巴基斯坦有可能不满，肯尼迪认为，如果印度需要，美英可提供由本国空军人员操作的防空力量，可先着手提供雷达和必要的地面设备，“如果印度提出，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负责提供适当数量的战斗机中队。此事显然需费思量，希望我们会晤时再讨论”。很显然，按照肯尼迪的建议和要求，美国援助印度的步伐是不可能快起来的。
      1962年12月中旬，美国政府对印度请求援助的态度主要受反共意识形态和美巴关系的影响，以及出于让英国人挑头的考虑。大致有以下几点：(1)援助印度攸关美国家利益，“当然要反对共产主义在印度和其他地方的侵略”;(2)巴基斯坦的抵触情绪以及印度有可能夸大美国对援印武器的条件限制;(3)印度承认中国是其主要敌人，但“对共产主义的长期威胁并无此认知”，此点对美国来说“有利有弊”;(4)巴基斯坦仍认为印度是主要敌人，优先关注能否与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达成和解;(5)要与英国签订援助协议，让其切实发挥领导作用。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援助印度的倡议应由美英联合提出。12月11日，腊斯克与英国外交大臣霍恩(Right Hon)在巴黎谈到援助印度时再次陈明了立场：美国当然愿意发挥大的作用，但英联邦、特别是老的英联邦国家应该出力;澳大利亚没有在防务上尽职尽责，其国防开支仅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3%。在谈到部署美国飞机来防卫印度城市的可能性时，腊斯克说，假如美国人向中国人开火，也不会选择在印度城市周围空域，“最好直接告诉中国人，如果他们攻击印度的城市，美国人就攻击他们的城市”。事实上，美国人真的很不情愿为印度的国防提供人力，尽管会帮助提供培训和武器。在谈到英美政府在对抗中国应发挥的作用时，腊斯克重申，如果中国真的对南亚地区构成威胁，南亚地区其他国家就不能继续与中国“照常”做生意，就应指望美国来“打理一切”。腊斯克此番谈话道破了美国企图借扩大对印度的援助进一步在南亚渗透、扩大美国影响、围堵中国的真实目的。
      对于印度有点“额外”的援助要求，英美态度比较一致，都不积极。1962年12月11日，除了要求英美直接增加军事援助外，印度还提出两国同意它们提供的财政援助部分用于军事目的，包括购买石油、棉花及弹药工厂的设备等。这远远超过了英美所考虑的范围。英国把印度的要求通告了美国，但一直未与后者进行沟通。可见美国方面没有很快做出反应，英国也没有催促，两家都不上心，只是心照不宣而已。13日，英首相致函美总统，说印度需要装备5—6个山地师来对付中国军队，并提出了1.2亿英镑的援助请求，但他本人怀疑印度是否确需这么多钱，认为真正有效的是制定一个印巴“联合防御”计划，至于印度需要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来对付中国军队并非最重要。“如果能使印巴联手防御次大陆，中国人就会像苏联人那样，在发动大规模进攻前好好思量思量”。故此时尤为重要的是设法促使阿尤布和尼赫鲁就克什米尔问题达成协议。16日，英首相在朗布伊埃堡就中印争端答询法国总统戴高乐时说，协防印度并不太难，问题是“英美如何答复印度提出的军事援助请求。在印度依然奉行中立政策时是否可以给其提供援助”。英美试图就向印度提供援助提出某种条件，但又不能因此“把印度推向俄国人的怀抱”。可见，英国在援助印度的力度上多方算计、“绞尽脑汁”，既要帮助印度，又要以最低车成本、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的利益。
      如此，英美援助计划与印度的期望之间差距之明显就不足为奇了。1962年12月18日，英美联合工作组发表声明，同意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在3—5个月内提供可满足5个师的装备及情报支持。美国政府还考虑制定在“紧急”情况下，于1963年春之前再装备2个印度师并满足不低于5个师的山地作战装备的计划。美英认为，在1963年春之前，它们可以满足印度的许多需求，也有许多不能直接满足，但可提供财政帮助和制定计划(尽管有可能在1963年底或在1964年才能交货)。印度由于不知道英美计划的“底牌”，故其陆军仍决定继续执行“乔杜里计划”，即在1963年底之前重新装备3个师，组建3个新的师，共组建6个山地师。其空军没有现实的具体计划，但似乎认为美国人不仅会帮助运送印度军队，还会提供其他帮助，包括提供战斗机和教练机。但英美如帮助印度执行并完成“乔杜里计划”，就会在印巴之间制造政治难题。1962年12月23日，麦克米伦致函尼赫鲁，建议向印度派出美英联合小组，以对印度防空问题进行全面研究。鉴于上述种种原因，美英对印度的援助计划显然很难满足后者的心理期待。
      但美国不想做“恶人”，既不愿满足印度的要求，又不想惹它不悦，于是便拿中国说事。1962年12月24日，加尔布雷思拜会尼赫鲁，并递交了肯尼迪的信。他强调，眼下的援助主要有关山地师，因为“第一要务是准备反击中国的下一次进攻”。尼赫鲁表示满意，说印度一直担忧“中国有可能在1963年春再度发起进攻”。加尔布雷思说，美国政府关于长期军援印度的计划尚未制定妥当，“这不仅因为需要进行仔细的财政准备，也需对中国的意图及次大陆防务的总体发展进行最终的评估并做出决定”。尼赫鲁对此未做任何反应，显然心有不悦。关于帮助印度建立大规模防空体系问题，加尔布雷思说，此事影响深远，涉及巨额花费以及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尼赫鲁此前提出的帮助在印度部署雷达及驻扎西方国家战斗机中队的建议，虽然华盛顿最初态度较为积极，但美英政府都认为需要由相关专家在技术层面再做进一步研究，为此将向印派遣英美联合军事使团，尼赫鲁对此建议表示欢迎。加尔布雷思还提及为印度提供防务援助在财政方面的困难，说美国和英联邦国家可以马上提供约1.1亿—1.2亿美元的援助，同时还不忘拉出中国：“中国无疑怀有巨大野心，如果在印度受阻不能发动进一步攻势，就可能在东南亚及其他地方滋事。果真如此的话，印度对采取遏制中国的措施持同情态度就甚为重要了。”加尔布雷思渲染中国“威胁”、把印度配合反华作为援助条件的暗含之意一目了然。尼赫鲁对加尔布雷思的一番陈词表示同意。同日，鉴于印巴克什米尔问题谈判进展不畅，美国国会批准的对印援助有所减少。
      在中印边界战争期间及中国主动停火后，美国极力渲染已跌至低谷的中印关系，企图通过增加对印度的援助加深其反华情绪，以有利于它自己在南亚地区的进一步渗透。战争尚未结束，美国就向印度提供了6 000万美元的紧急军事援助。1963年1月15日，哈里曼危言耸听地说：“中国真正感兴趣的是控制东南亚的粮仓。”印媒也拿美英等国“壮胆”。25日的《印度时报》和《政治家报》宣称：“一旦中国再次入侵，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将承担防卫印度城市和工业中心的责任。”2月初，苏联表示可向印度提供米格飞机和地对空导弹。美国迟至9月才宣布向印度提供5 100万美元的贷款。中印边界战争结束后至1965年9月第二次印巴战争爆发，美国平均每年向印度提供约1亿美元的武器装备等军事援助。

　　后语

　　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后，美印关系虽然经历过波折，但总的趋势是在发展，特别是政治和军事关系更加密切。目前，美印关系以及中美印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不确定因素的数量和影响力度远超以前。如果只看近一两个月、甚至近半年的局势发展，似乎美印要成为盟友了，这就很难对美印关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特别是这三个阶段的相互关系，做出客观、符合逻辑的分析和判断，甚至有时还会有雾里看花、自我纠正、反复无常的感觉。因此，不能光看到特朗普和莫迪频繁互访，大造其势，就以此来判断美印关系的性质，要看清当下美印关系的实质以及对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就有必要“鉴往知来、洞悉规律”。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详细、深入阐释美印关系中最重要的这段历史并进行剖析，以期有助于人们在纷繁复杂、变幻莫测的国际万花筒中，对美印关系以及中美印关系的历史有一个理性认识。“患难见真情”，中印边界冲突期间美国对印度的态度和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美印关系发展的基础。中印边界战争后，受美苏关系、印苏关系、美印关系、美巴关系、中美关系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印关系不断密切，签署了多项经济技术和军事协定，双方迅速靠近。十几年前提出的“印太战略”近年来频频被美、日、印、澳提起，美国更是积极推动，自然是想拉拢印度，助力它实现对付中国等外交目标。莫迪上台后，美印互动异常频繁，似乎越抱越紧了。然而，纵观中印关系从友好、冲突到战争各个阶段美国对印度的态度和政策，可以断定它们基本上仍是“同床异梦”，不会走得过近，更不可能结盟，双方可以合作多多，但合流的概率不大，因为决定美印关系的除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彼此之间的态度尤其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7年洞朗事件中拉拢印度、挑拨中印关系未能得逞，继2018年对中国进行经济贸易制裁后，又一度把拳头挥向印度，现今在贸易、关税等经济问题上仍对印度保持压力。有印度商界人士指出，虽然“印太战略”框架下美日印澳四方进行的安全对话加强了它们之间的政治关系，但美国如对印度发动贸易战，将使美印经济关系及双方如何通过谈判解决贸易争端成为焦点，“印度需要的是美国的尊重，以及对印度政治经济抱负的理解”。这也代表了多数印度人对美印关系的看法。可以断言，如果特朗普对印度的贸易打压变成事实，将不可避免地对美印关系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此外，美国和印度在亚太地区、特别是对华关系上实际利益既有同也有异，眼下执政的特朗普和莫迪又十分看重实际利益，因此，尽管近来美印关系显得“火热”，“高光时刻”频吸眼球，但双方实际上都想在外交上设法取“势”，而其具体的对外政策归根结蒂要服务于“实”，因此美印关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双方博“势”取“实”的“平衡术”，而对华方面的同也终究难掩其利益考量中的异。

　　作者简介：孟庆龙，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艳萍 最后更新：2020-07-25 14:3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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