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美国与中共的准外交关系
2022-12-30 09:18:53  来源：团结报  点击：  复制链接

毛泽东、蒋介石、赫尔利在重庆合影。

　　在国共两党冲突的斡旋中，美国一直想充当调停者的角色，只是由于后来美国的一边倒的“扶蒋反共”政策的确立，才使中共与美国的这种准外交的关系中断，但是，中共正是通过这种途径，走向西方，走向世界，使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人民，使中外舆论媒体，对中共有了更为真实的认识。

　　全面抗战以来，国共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此旗帜下，两党有过一段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团结合作的岁月。但1939年以来，国民党对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的同时，还实行政治隔离和新闻封锁。蒋介石为维护一党专政，不惜欺骗舆论，蒙蔽盟邦，给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横加种种罪名，诬蔑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诬蔑八路军、新四军“违反政令、军令”，诬蔑游击队“游而不击”等。中共对此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一再表示欢迎美国政府派代表团访问延安和敌后解放区，以真正了解事实的真相。

　　美国对国共两党的冲突和磨擦，力主调和谈判，以不使冲突扩大为区域性的军事对抗。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迈克尔·沙勒以1941年为界限，分析了美国对中共的认识。他说：“在1941年以前，美国官方对中共的观点是误解与敌视的大杂烩。政府中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亚洲农民的感染力感到迷惑不解，固而有时把中国共产党称为‘土地改革者’的政党。那些专家还认为所有的共产主义运动都直接或间接地被苏联所控制，因此，都是莫斯科的傀儡。在1941年以后，当一批极有才华的美国驻重庆使馆的外交官广泛地报道了中共解放区的情况，以及中国共产党自己开始同美国人交上朋友以后，这些粗浅的看法才渐渐转变了。”

　　1941年发生的皖南事变，更使国共两党关系罩上沉郁的阴影，中共在国际上的形象，一直被国民党的宣传机器妖魔化，为还原事物的本来面目，更重要的是，中共本着积极的态度，投身世界反法西斯的伟大斗争，使世界了解中共，也使中共了解世界，有意欢迎世界，尤其是美国来延安访问，以还中共在抗战中的负责任政党的形象。

　　1942年5月下旬，周恩来在重庆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诚恳地希望美国军事代表团和美国记者去延安参观访问。他还委托斯诺将八路军、新四军抗战业绩的资料带给罗斯福的顾问居里，并附信一封，表明不论在何种困难的情况下，中共都必定坚持抗战，反对内战。信中还说，中共领导的军队尽管已经两年多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任何补给，在装备上远逊于国民党军队，但却牵制着日本在华兵力总数的将近一半。所以，同盟国提供给中国的援助，理应有坚持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的一部分。

　　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包括美国的一些政要都注意到，中共领导的军队是中国全民抗日的中坚力量。1943年1月，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兼中缅印战区司令政治顾问约翰·谢伟思最先提出，美军应向延安、华北和西北抗日根据地派出观察组。他指出，只有这样才能了解共产党，才能解决有关共产党的政治、军事、经济情况的迷惑，“所有这些问题只有到延安和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去，才能取得第一手的材料。”之后不久，另一位美国外交官戴维斯也在一份备忘录中，呼吁罗斯福总统派军事观察员去西北、华北。

　　在史迪威将军和高斯大使的有力支持下，罗斯福总统多次致函蒋介石，就向中共控制地区派遣美军观察组的事与之交涉。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明确表示出对国共关系的关切，一再提出美军观察组的问题。蒋介石或是明言拒绝，或是搪塞敷衍。在他看来，如果美军在延安派驻观察组，那就等于公开承认共产党存在的合法性，对于这一点，他当然是要毕其心力予以抵挡。可是，蒋介石终究拗不过华莱士，勉强同意向延安派驻美军观察组。7月22日，美军观察组一行9人在组长包瑞德上校的带领下，由重庆飞往延安，自此，中共与美国官方有了准外交关系，中共中央称：这是我们“外交的工作开始”。

　　中共对美军观察组的到来，表示出热忱的欢迎态度，党政军的高级领导人积极参与会见和谈话。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谈话中，希望美国运用其影响制止国民党发动内战。毛泽东还向谢伟思提出这样的要求，考虑到战后美军观察组的撤销，国民党将要发动内战的问题，美国可否在延安设立领事馆。所有这些都表明，共产党不是象蒋介石所妖魔化的那些，是些蛮不讲理的“红头发”野人。恰恰相反，毛泽东和延安给谢伟思以及他的观察组留下极深的印象，这一切都为美国力主国共谈判，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谢伟思曾感慨地说：“从来没有一个共产党社会像中国共产党在1944年7月到1945年3月这八个月期间那样对美国如此开放。大批美国人在他们的每一块领土上都进行了旅行，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合作，探索各个方面的情况，在延安和前线每天同共产党领导人和一般工作人员亲密友好地接触并生活在一起。”

　　观察组基于所见所闻的大量事实，给华盛顿发去许多报告，其主要内容是延安和华盛顿在中国有着共同的利益，美国政府“不能无限制地担保一个政治上破产的政权”。他们建议美国应该全面支持国共两党，而不是片面地支持国民党，这样就有可能促使国民党实行改革，实现国共合作，以推动中国政治向着组成联合政府的方向发展。这些报告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在美国产生出“激动人心的影响”。美国朝野无不反对中国内战，美国政府从维护自己的战略利益出发，力主调停国共两党的冲突，以一致地对付共同的敌人日本。

　　1944年10月，在蒋介石的一再要求下，史迪威将军和高斯大使被召回国。随之而来的赫尔利，先以美国总统特使的身份，后又继任美国驻华大使，此公军人出身，自信自负又天真浪漫，虽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明白了解，但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却隔膜疏远而一知半解。赫尔利在华的主要使命之一，仍是调处国共两党的关系，继续中共与美国的对话。11月7日，赫尔利飞往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会谈，力促国共军事力量的统一。

　　会谈中，双方共同签署了“五条协议草案”，这是中共与美国在抗战后期最佳合作与联系的产物。这个协定根据中共的要求，增写了将国民党一党执政的国民政府改组为多党派的联合政府等条文，协定还提出尊重人权，承认和保护中共和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等内容。赫尔利满口答应，将说服蒋介石接受中共的意见。同时，他还向毛泽东表示：如果蒋介石表示要见毛主席，我愿意陪毛主席去重庆，讨论增进中国人民福利，改组政府和军队的大计。我们将以美国国格担保毛主席及其随员的安全。显而易见，赫尔利是在用激将法，目的是促使国共高层坐下来和谈。正是出于对赫尔利的尊重，周恩来才由延安回到重庆，使已中断的国共谈判又重新开启。

　　会谈结束后，毛泽东应赫尔利的邀请，亲笔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在信中说，他对“五条协议草案”十分满意，“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毛泽东还对与美国的合作寄予期待，他说：“我深愿经过你的努力与成功，得使中美两大民族在击败日寇、重建世界的永久和平以及建立民主中国的事业上永远携手前进。”

　　1945年2月13日，赫尔利陪同周恩来面见蒋介石。蒋介石拒不接受中共关于联合政府的意见，甚至说出这样的话：“组织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国共和谈又陷入僵局。距此半年的时间，抗战全面胜利，蒋介石慌了手脚，已全力支持蒋介石的赫尔利建言，鉴于斯大林的揄蒋抑毛的公开态度，大可不必担心苏联的介入，可以放心大胆的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无论是否接受，毛泽东都要陷入两难之中。如果拒绝，则表明毛无和谈的诚意;倘若真的来了，我们则以时间争取空间，利用谈判的机会，将国军运往华北、华中等地。赫尔利的建议恰中蒋介石的下怀，这才连发电报，催促毛泽东早日成行。

　　在国共两党冲突的斡旋中，美国一直想充当调停者的角色，只是由于后来美国的一边倒的“扶蒋反共”政策的确立，才使中共与美国的这种准外交的关系中断，但是，中共正是通过这种途径，走向西方，走向世界，使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人民，使中外舆论媒体对中共，有了更为真实、贴切的认识。

责任编辑：黄雪 最后更新：2022-12-30 09:2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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