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在山西抗日前线的归国华侨
2020-04-10 09:42:20  来源：中国侨网  点击：  复制链接

　　山西是中国八年全面抗战的主要战场之一，也活跃着不少归国华侨的身影。具体数字虽难以统计，但他们的作用和贡献是很突出的。薄一波同志曾回忆说：“(牺盟会)先后举办的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军事训练团等13个干部训练机构，共训练了20000多名知识青年。其中，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干部教练团是两个主要训练机构，在这里学习的3600多名学员中，除山西青年外，还有全国22个省市来的青年和来自东南亚的华侨。这些训练单位，实际上成了我党的军政干部学校。经过培训的进步青年，后来绝大多数成为山西各级党组织、新军各部队和各县民主政权的骨干。”(见《回忆山西新军》)

　　1995年，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华侨将军”叶飞应中国侨联之约，曾为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题词：“抗战史迹，灿烂辉煌”。下面略举几位归国华侨在山西抗日前线的抗战史迹，虽然时间已过去60多年，但依然是那样灿烂辉煌，令人感动不已。

　　菲律宾归侨白刃——胸怀大志的抗大学子

　　白刃原名王寄生，原籍福建石狮。1918年生，14岁时赴南洋谋生。1935年，他在菲律宾马尼拉华侨中学半工半读。湖北籍教师董冰如(原名董锄平，1922年加入中共，曾参加南昌八一起义)领导进步师生组织“人人日日抗日救国会”。在董老师的教育、引导下，白刃成为救国会的常委，参加编辑《救国月刊》。曾在该刊发表揭露汪精卫勾结日寇的文章。不久，当他知道中共中央和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抵达陕北延安，希望的种子便在心中萌芽，产生了投奔延安的强烈愿望，同时为回国旅费发愁。1937年初，他的叔父和两位同乡筹建民生公司，准备回国开发海南岛，聘请白刃担任翻译，愿意为他负担回国旅费。白刃欣然应允。3月初，带着董冰如老师写给海南岛专员黄强的介绍信，便离开马尼拉启程回国。

　　“七七事变”爆发后，对海南岛的开发被迫中断。白刃辗转于南京、上海，深感救国无门，于是回到厦门，就读集美学校初中3年级。他身在学校，内心仍向往着延安。已经回国参加抗日工作的董冰如老师在通信中也鼓励他到延安去。1937年寒假，他回家乡探亲，耳闻目睹泉州驻军旅长钱东亮横征暴敛、鱼肉百姓的事实，于是以“王爽”的笔名，写了一篇通讯《国难严重下的泉州军政》，寄给汉口的《全民周刊》，于1938年5月发表。钱东亮大发雷霆，下令严密追查，欲加害文章作者。白刃在福建无法立足，再次出走，下定决心一定要到延安。他经汕头、九龙、广州、汉口、西安等地，一路经历了反动派阻挠、日本飞机轰炸以及吃住行方面的艰难困苦，但决心毫不动摇。终于在1938年10月，到达革命圣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他被编入抗大第5大队，担任新兵队的副班长，大队长是何长工同志。驻扎在西北古城庆阳。不久，包括白刃在内的1000多名学员，奉命转移到晋东南。抗大教育长罗瑞卿同志专程赶来给大家讲话，宣布成立抗大一分校，校长何长工，副校长周纯全，校址设在晋东南。学员除了抗大第5大队以外，还有第4大队、陕北公学和安吴堡青训班的大批学员，共3000余人。

　　新的战斗生活开始了!“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同学们唱着雄壮的歌曲踏上新的征程，炽热的革命豪情驱赶走严冬的寒冷。在黄河边，看见咆哮的河水犹如万马奔腾，在陡峭的峡谷中响起雷鸣般的回声，顿感惊心动魄。在沁源县等地，沿途看到遭日寇”三光政策”洗劫过的村庄城镇，皆成废墟瓦砾，又义愤填膺，恨不得血刃敌寇，为死难同胞报仇!

　　在经过2000余里的艰苦行军之后，抗大一分校的学员们抵达屯留县故漳一带，在这里安营扎寨，开始了有规律的学习、战斗生活。这里东望太行山，地临漳河水，距离驻扎在武乡县的八路军总部不远，真是个敌后办学的好地方。根据战争的实际需要，一分校第5期成立了特科营，下属化学队、工兵队和机枪队。白刃分配在化学队，共有40多名学员，驻扎在西沟村。课程主要是毒瓦斯的种类、性能、化学成分和防毒知识。当时，日寇丧心病狂到处施放毒瓦斯，给我方造成很大的威胁，教育抗日军民认识毒气的作用和防护的办法，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在生活方面，抗大分校学员的条件十分简朴，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是5分钱菜金，包括3钱油、3钱盐和1斤蔬菜，主食小米饭管饱吃。最使大家胃口大开和念念不忘的，是晋东南生产的小米非常好吃。沁县檀山一带盛产的“沁州黄”小米，品质尤佳，曾列为朝廷贡品。在学习方面，大家因为能经常吃到“偏饭”而深感荣幸。这指的是八路军总部的首长经常来抗大给大家作报告;朱德总司令来看过大家，还和学员一起参加篮球比赛。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8周年，化学队还出演了一个话剧和一个大型活报剧。大型活报剧叫《天堂地狱》，是白刃根据《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总危机与苏联部分编写的，把美国、苏联和非洲人搬上舞台。演出后，指导员找白刃谈话，说他马列主义学得不错，对当前政治形势有认识，叫他写入党申请书。就这样，这个一直追求真理和光明的归侨青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久，日寇分9路围攻我晋东南根据地，学校搬到太行山上，白刃被抽到宣传队工作，其文艺特长得以充分施展。他们在平顺、壶关、陵川一带的农村活动。写标语、说快板、拉洋片、演街头剧、唱抗日歌曲、召集群众会、……利用一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武器，宣传我党主张和抗日救国道理，动员群众支援抗日军队，粉碎日寇的进攻。

　　1939年9月，抗大一分校第5期在太行山上举行了毕业典礼。化学队的学员分配到八路军的3个主力师。白刃分配到115师，在司令部当参谋，从此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全国解放以后，白刃没有从事化学研究，而是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他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创作员(现为副军级)，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出版了《白刃小说集》，《白刃剧作选》，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南洋漂流记》，传记文学《罗荣桓元帅纪事》，诗集《野草集》、《前进的回声》，话剧《兵临城下》(后改编为电影)等等。20世纪90年代，中国华侨文学艺术家协会成立，白刃以其在侨界和文艺界的崇高威望，被聘为顾问。回国投身抗日战争的那段不平凡经历，仍是白刃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他说：“这是我永远也忘不了的!”

　　新加坡归侨仓夷——血沃黄土的战地记者

　　仓夷原名郑贻进，祖籍福建福清。1921年出生于新加坡，家境十分贫寒。父母靠喂猪、做米粉、拉车挣钱养家。仓夷从小就很懂事，热爱劳动，孝顺父母，喜欢阅读《中国历代英雄谱》之类的图书，立下“精忠报国”的宏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16岁的仓夷毅然告别父母和女友，回国参加抗日。他考入位于晋南临汾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学(简称“民大”)。该校由共产党员杜心源和杜任之分别担任政治处主任和教务处主任，是在统一战线方针指导下专门从事抗日干部培训的机构。仓夷从“民大”结业以后，先在吕梁抗日根据地工作了一段时间，而后便开始了战地记者的艰苦生活，先后在晋察冀边区《救国报》和《晋察冀日报》工作。经过火线斗争的锻炼和考验，于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深入抗日前线，在枪林弹雨中采访，写出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新闻报道和报告文学，如《平原青纱帐战斗》、《平原地道战》、《纪念连》、《反扫荡》、《幸福》、《爆炸英雄李勇》、《我死的明白》、《一个小女工》、《婚礼》、《劳动美化大地》等等。用自己的笔当武器，无情地揭露敌寇地凶残，热忱地歌颂军民地英勇。他撰写地作品数量多、质量高，密切配合现实斗争，深受读者欢迎，荣获进晋察冀边区鲁迅文学奖。

　　日本投降后，仓夷投身反内战斗争，被任命为新华社特派记者。1946年7月29日，美国海军陆战队联合国民党军队置停战协议于不顾，蓄意挑衅，向我河北香河安平解放区发动进攻。我方守军冀东14分区53团一部被迫自卫反击。事后对方故意混淆黑白，散布谣言，企图嫁祸于我。8月上旬，仓夷奉命赴河北采访“安平事件”真相。途径大同时，突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劫持、杀害，年仅24岁。解放后，大同县政府在他罹难的地方，修建了“优秀记者仓夷纪念碑亭”，供后人纪念缅怀。新华出版社将他的部分遗作汇集出版，取名《时代的浪花》，成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马来亚归侨廖冰——新闻战线的一员女将

　　廖冰是广东大埔人，1917年出生于原籍。1930年夏天，为了摆脱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迫害，她跟随父亲逃难南洋。几经辗转，于1936年秋，到马来亚怡保担任小学音乐教师。她积极宣传革命思想，教学生演唱《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新女性》、《大路歌》等革命歌曲。在《中华晨报》副刊总编辑王炎之先生的介绍下，她参加当地的进步组织——马来亚文化协会，担任妇女部长。深入农村兴办夜校，向侨胞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组织群众开展反帝斗争。1938年夏，她告别亲人和战友，只身一人回国参加抗日。于7月下旬到达陕北公学分校。1938年10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又于1939年5月，进入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习。1941年春，分配到延安《新中华报》工作。

　　1942年5月，廖冰的丈夫郁文调任新华社晋西北分社社长，她随夫来到山西，在《抗战日报》编辑部工作。临行前，贺龙司令员找她谈话，鼓励她勇敢地到晋西北这样艰苦的地方去接受锻炼。贺龙同志针对新参加革命的年轻小知识分子有喜欢“比“的弱点，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你不要光看到你前面骑马的，还要看到你后面挑担子的。”廖冰一直将贺龙同志这番话铭刻在心中，时刻告诫自己，鞭策自己。晋西北是敌后重要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斗争形势十分严峻和复杂。根据地军民一方面要粉碎敌人残酷的“扫荡”、蚕食;另一方面要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解决根据地军民的衣、食问题。经过党组织的教育和革命斗争的考验，她已经由一个脆弱的“南洋小姐”，变成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报社工作人员与根据地军民过着一样的艰苦生活。男同志坚守岗位按时出报，用新闻武器鼓舞人民打击敌人;女同志则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学习、照看小孩、就地做群众工作，撑起革命事业的“半边天”。有一个时期，廖冰和另一位同志“变工”，共同担任驻地高家村的支部书记，组织群众做军鞋、送公粮、成立担架队、转移伤病员……。任务十分艰巨，但她们完成得很出色。《晋绥日报》还专门作过介绍，给予表扬。敌人“扫荡”时，他们组织群众转移上山。有一次她带着孩子东奔西跑，饿得浑身乏力，实在走不动了。两位老乡连忙扶着她走，找到一家老乡，冲了一碗鸡蛋汤让她喝，便又继续上路。

　　抗战胜利后，廖冰立即投身解放战争。1948年夏，她和战友奉命赴临汾创办《晋南日报》。他们离开兴县一路急行军往晋南进发，途中曾遭匪徒袭击，幸亏死里逃生。抵达临汾后，他们立刻着手创办《晋南日报》。为了解决因敌人封锁带来的纸张供应困难，他们自办造纸厂，廖冰担任工厂的指导员。为了激发工人的生产热情，她写了几首《加紧造纸》的歌词，用《二月里来》的曲调，教工人演唱。工人唱起来干劲倍增。他们还在临汾举办“新闻干部训练班”，就地招生、培训，为新解放区培养了一支年轻的新闻工作队伍。1949年夏，廖冰接受新的任务，离开山西奔赴大西北。回忆往事，她深有感触地说：“是党把我从一个有真诚爱国心的华侨女孩子，培养成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永远感谢党!”

　　新加坡归侨谢宾元——朱德赞扬的优秀军工

　　谢宾元原名谢星，原籍广东三水，1918年出生。因生活所迫，幼年时随母亲赴新加坡谋生。14岁便进一家机械厂当学徒。由于悟性高、肯吃苦，干了8年，成为一名技术精湛的好机工。他和弟弟月薪都达90余元，供养老母亲，一家3口生活一下子达到当地的中等水平。“九一八事变”以后，海外华侨掀起抗日热潮。谢宾元积极参加共产国际外围组织举行的进步活动，1937年初加入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团，不久正式转为马共党员。1939年5月，早就立志“一有机会，报效祖国”的谢宾元，响应“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的号召，背着家人参加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返回祖国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离开新加坡前，他委托好友给弟弟捎话：“我救国，你养家。”

　　1941年1月，谢宾元服从抗战大局的需要，放弃到延安工作的要求，带病坚持步行10余天，来到山西抗日前线从事兵工厂工作。他一到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便亲自到他住的窑洞来看望。当同事们告诉他“总司令看你来了”，谢宾元激动万分，不顾发烧病痛，一下子跳下炕来，直挺挺地站立，向总司令敬礼，说：“总司令好!”朱总司令亲切地握住他的说：“快坐下!快坐下!”总司令关切地问他：一路上好不好走，过敌人封锁线时顺利不顺利，海外华侨对抗日的态度怎么样，……。谢宾元按捺住自己兴奋的心情，一一作了回答。说到海外华侨的动态，谢宾元说：“大家都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非常关心祖国的命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力支持祖国抗战。我在国外经常看报，还知道平型关大捷的战况呢!”朱总司令听了连声说：“好!好!好!”最后嘱咐谢宾元要安心休息，养好身体投入新的战斗。这次士兵与将军的会面交谈虽然只有20多分钟，但谢宾元却觉得像是游子见父母，久旱遇甘霖。激动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工作，以优异的成绩报答首长的关怀!初到隐蔽的崇山峻岭中的兵工厂，面临十分艰苦的环境和生活条件，谢宾元在吃、住、行各个方面非常不习惯。他一直咬牙坚持，从不叫一声苦，不搞一点特殊。

　　为了对付敌人的频频“扫荡”，谢宾元和同志们还摸索、掌握了一套神速的机动战术：能够在一小时之内，把一座千人兵工厂的设备人员，化整为零，分散隐蔽起来。使进剿的鬼子一次次扑空，失败而归。1942年5月下旬，日军出动数万人对我大举进攻，妄图利用“反转电击”、“铁壁合围”战术，围歼我集团军总部、军工部、北方局机关、抗大分校和129师主力。战斗异常残酷、艰苦，我方伤亡重大。在枪林弹雨中，谢宾元3次落入敌人的包围圈又3次突围。有一次，他实在无路可跑，只得冒死跳下悬崖滚动下山，凭机智敏捷才保住了性命。

　　谢宾元所在的梁沟兵工厂，缺乏砂轮机，要修复被磨损的车刀十分麻烦。谢宾元动脑筋，摸索到一套土办法：先把磨损的车刀加热，趁车刀发红变软时迅速用挫刀挫磨，然后在用油石加工。就这样，他和战友们攻克了一道道难关，用简陋的设备，为前方生产了一批批性能良好的武器。1944年9月，谢宾元调到垴子沟兵工厂工作。经过20天的奋战，他就研制成功这个工厂的第一门60炮。1945年4月，左权县西安村弹药厂由于工具问题，生产的子弹质量过不了关，上级特意调他去领导大家攻关。他一到任，便发挥技术精湛、经验丰富的优势，夜以继日地进行研究、试验，终于解决了工具问题。接着，又和同志们一起钻研，最后攻克了子弹质量关。由于几天几夜没休息，他劳累过度，曾经昏倒过几次。从此，这个厂开始生产大批高质量的子弹，源源不断地运往前方杀敌。谢宾元因而荣获了“刘伯承工厂运动”一等功。提起南洋华侨谢宾元，大家都树起大拇指说：“好样的!”

　　谢宾元不仅是生产的尖兵，还是团结的模范。平时他热心帮助同志，经常替大家排忧解难。工友们有什么心里话，也会首先向谢师傅倾诉;有什么困难，也会求他帮忙。有一位四川籍的兵工，因为没掌握热处理技术，生产出来的枪筒经常报废。当时兵工厂的钢材原料，都是抗日军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十分宝贵。看见枪筒报废，大家都看在眼里，疼在心上。谢宾元没有简单粗暴地批评这位军工，而是热情耐心地帮助他，用形象化的比喻，把技术要领一遍又一遍传授给他。在谢宾元循循善诱的开导下，这位四川籍兵工终于掌握了热处理技术，生产出合格产品。

　　谢宾元深刻地认识到：要更好的为人民服务，不仅要有丰富的知识、技能，还必须有很高思想觉悟和理论修养。因此，在白天辛劳工作之后，他还经常利用黑夜休息时间，在昏暗的油灯下，研读《论持久战》、《论共产党员修养》等光辉著作，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兵工厂的领导对归侨也十分重视和关心。有一次，部队在战斗中缴获了日军的一些白糖。军工部长专门派通讯员步行一天，给谢宾元送来半斤。还有一次，谢宾元“打摆子”(患了疟疾)，上级特地给他批了4针奎宁，治好了他的病。这些都让谢宾元倍感温馨和鼓舞。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谢宾元始终没有离开过自己的战斗岗位。这位从海外归来的赤子，把生命中最诚挚的爱，无私地奉献给亲爱的祖国和人民。1950年4月，谢宾元奉组织调动，到山西筹建太原重型机械厂。从此，他再没有离开三晋大地，一直到离休、去世。生前，在他的政治生涯里，有一件大事使他感到无限欣慰：经过履行一定手续之后，上级党组织承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党龄从1937年算起。他常说：“自从我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以后，我就下定决心，永远跟党走了!”

　　印尼归侨李林——威震敌胆的巾帼英烈

　　“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共产党员的光辉模范”，这是薄一波同志为纪念归国华侨李林牺牲45周年的题词。

　　李林原名李秀若，是福建龙溪人，生于1916年。3岁时，跟随养母陈茶飘洋过海，到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投靠养父。上华侨小学时，取名李秀若。在侨居地，她亲身感受到殖民主义者的凶恶霸道，以及华侨、土著遭受压迫剥削的凄惨悲愤，从小就开始思考如何国家和人民的命运。14岁时，她抱着“学习本事，振兴中华”的愿望，毅然跟随养母回国，先后在福建集美学校、浙江杭州女中、上海爱国女中就读。随着知识的日积月累，她的思想觉悟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教育引导下，也迅速提高。1936年春，她加入“抗日救国青年团”。8月，她和志同道合的同窗好友贾唯英告别上海，来到北平;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引导下，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她改名“李林”，这是列宁的中文谐音，以此表达她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崇拜和敬重。李林在北平就读于民国大学政治经济系，积极投身示威游行等抗日爱国运动，其勇敢无畏的精神的到充分的展示。1936年12月，她实现了自己的崇高愿望：光荣参加中国共产党。入党后，随即奔赴华北抗日的中心地带——山西太原。

　　李林同中共山西工委接上关系以后，立即进入“牺盟会”组织的军政训练班接受军事训练，成为抗日战争前夕在国民党统治区第一批公开武装起来的抗日女战士。“牺盟会”全称“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是1936年10月建立起来的抗日救亡团体，名义上由阎锡山担任会长，实际上经过改造以后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在这里，李林有两重身份：公开的身份是“牺盟会”员(她一到军政训练班就参加了);秘密的身份是中共军政训练班特别委员会的宣传委员。后来成立了女生连(设在太原国民师范)，她又兼任女生连秘密的党支部书记。她才智出众，开朗坚强，热情豪爽，落落大方，既无高傲华贵的闺秀之气，亦无腼腆怯懦的女性弱点。从河南投奔军政训练班的进步青年穆欣和屈健，在这里认识了李林，都被她身上独有的优秀品格所感动和吸引。后来，屈健和李林在战斗中结为革命夫妻。1937年5月，李林结束了军训生活，被安排在牺盟总会和太原牺盟会工作。“七七事变”后，她强烈要求到前线工作;上级批准了她的要求，派她到大同牺盟中心区，从此开始了新的更加复杂尖锐的斗争生涯。

　　李林抵达大同后，奉派担任牺盟会大同中心区宣传委员，并担任中共雁北工委宣传委员。她特别重视在铁路工人、煤矿矿工、青年学生中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利用散发传单、讲演、文艺演唱等方式方法，大灭敌人威风，大长民众志气，迅速打开抗日救亡局面。同时，会同大同县牺盟特派员，发动青年农民组织抗日自卫队。她亲自给予授课，进行军事训练。至1937年8月底，农民抗日自卫队以发展到200人。有一天，李林从火车站宣传回来，刚回到住处门口，一块石头从身后飞来。她敏捷地躲开，弯腰一看，原来石头上绑着一封信。信上写着：“……如果妖言惑众，宣传赤化匪言，破坏中日邦交，你等性命不保，勿谓言之不预也!”显然这是日本特务和汉奸所为。李林冷笑了一下，心里说：“对我耍这一套，瞎了你的狗眼!”她干得更欢了。

　　1937年9月13日，雁北首府大同陷落。次日，日军又侵占怀仁县城。蒋阎守军闻风溃退，老百姓流离失所，形势十分混乱和严峻。李林撤退到代县阳明堡时，遇到中共山西省委派出的一支队伍——中共晋绥边工委，公开名义叫“牺盟会雁北抗日游击司令部”。李林沉重压抑的心情顿时豁然开朗起来。司令员梁雷、政治主任赵仲池考虑到雁北前线环境恶劣，生活艰苦，决定让她同年老体弱的同志撤回太原工作。李林则坚决要求留在前线，说：“在南洋，我们受尽了海外孤儿地屈辱，渴望祖国强大作我们华侨地靠山。我早就下定决心：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休!现在祖国有难，正需要我出力。我早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艰难困苦算的了什么!”她地表态，赢得了热烈地同情和赞许。领导终于批准了她的请求，并发给她一支晋造三八式步枪。

　　队伍开到了平鲁县。敌人未到，旧政权已土崩瓦解，只有牺盟会特派员曲健等仍坚持阵地，积极组建抗日游击队。两支抗日队伍汇合，给当地民众带来极大的喜悦和信心。她利用各种场合，发表慷慨激昂的讲演;又深入到群众家中，问寒问暖，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没几天，就和群众完全打成一片。许多老大娘把她当亲闺女，许多妇女把她当亲姐妹。在她的感召下，不少青年男女报名参加抗日组织。一个叫刘仙荣(刘震)的女青年，在李林的引导下依然离开家庭，参加抗日队伍;与李林情同手足，一起参加战斗，后来由李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李林还和屈健等一起，根据群众的检举揭发，捕获镇压了在晋西北大量搜刮民脂民膏、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并策划成立汉奸组织维持会的大祸害李树德。雁北人民无不拍手称快。

　　1937年9月26日，日寇占领平鲁县，晋绥边工委事先安计划撤到长城脚下平鲁西山的九墩。生活极端艰苦，但李林十分乐观，经常教唱抗日救亡歌曲，鼓舞军民士气。10月2日，八路军120师宋时轮支队击退日军，先后收复平鲁城和井平镇。喜讯传到九墩，晋绥边工委和游击司令部乘机转移到距离蔡家崖较近的偏关，经上级批准，改组为中共晋绥边特别工作委员会，简称“边特委”(1940年秋改为雁北地委)。

　　此时偏关已成为抗日第一线。自从旧县长临阵逃脱，偏关县长就由司令员梁雷同志担任，“动委会”(全称为“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工作立即蓬蓬勃勃开展起来。李林特别重视妇女的解放问题，通过宣传教育，迅速培养起一批热情似火、工作泼辣的抗日女干部。不久，偏关县正式成立妇女救国会(简称“妇救会”)，由李林担任主任。逃难到偏关的平鲁的14岁小女孩康月娥，由父亲带领找到李林，要求跟李林干。李林热情地收留了她，不仅在生活上百般照顾她，教她学习认字、唱歌跳舞，还给她讲许多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刘月娥(肖康)很快成长为一名出色的抗日干部，在李林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曾任晋绥边特委机要员、宣传队长，还到延安学习。

　　自从太原沦陷以后，雁北在抗战中的战略地位越显重要，组织、训练抗日武装已成当时的第一要务。李林深入到农民、矿工中间，同他们拉家常，从关心群众生活入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启发群众的觉悟。不少人被她所打动，纷纷加入抗日自卫队。1937年11月，牺盟雁北抗日游击司令部所辖的第一支抗日武装——平鲁游击队(后改称雁北抗日游击队第7支队)成立了，由刘明生任队长，屈健任指导员。接着，偏关游击队(后改称雁北游击队第8支队)也宣告成立，由1928年入党的河北籍干部王零余任队长(后来成立骑兵营任营长)，李林任政治主任(人们习惯称“政委”，后来成立骑兵营任教导员)。这两支抗日武装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密切联系群众，苦练杀敌本领，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和宣传队，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支持。

　　由于受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影响，驻守在当地的东北军消极抗日，经常跟八路军摩擦。李林不顾危险，亲自到东北军驻地去发表讲演。她神色庄严，言词恳切，逐条讲解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使具有爱国思想的官兵深受教育。对于个别怀有敌意的军官，她言正词严地质问道：“你们口口声声讲抗日，为什么见了日本鬼子就跑?你们吃的老百姓的粮食，穿的老百姓的衣服，为什么不替老百姓的鬼子，反而跟八路军闹摩擦?你们把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存亡放到什么地方去了?……”最后，她高声地问东北军官兵：“东北军的弟兄们，难道你们甘愿当亡国奴，不想打回老家去，收复全东北、收复全中国吗?”李林的话，说得大家口服心服，群情激昂，立即响起一片口号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回老家去，收复东三省!”

　　1938年2月，中共晋绥边特委为了便于领导全区得抗日工作，决定留梁雷同志率领部分人员，坚持偏关工作，首脑部分向雁北敌后挺进，李林和王零余率领8支队掩护特委行动。不久，梁雷遭敌人突然袭击，因敌众我寡，终于英勇殉国。李林闻讯悲痛万分!她对8支队的战士们说：“一人倒下，十人站起!我们应该挺起胸膛，向敌人讨还血债!”

　　1938年5月，雁北抗日游击队第8支队奉命到绥远南部开辟新区。在麦胡图(今属内蒙古凉城县)一带，他们伏击了一支伪军骑兵，夺得50多匹战马和一些武器，用以武装自己。6月，雁北抗日游击队改编为八路军120师雁北第6支队，原8支队成为它的骑兵营，辖4个连，由王零余担任营长，李林担任教导员，以极大的毅力带领战士们学会骑马作战。李林率先垂范，专挑烈马驾驭，经过无数次摔打，终于和坐骑配合默契，可以随心所欲地变化动作，并能双手射击，施展百步穿杨的高超本领。李林特别重视群众工作。每到一个地方，就深入农家，帮助老乡挑谁、劈柴、烧火、做饭，与老乡拉家常、谈形势，为群众排忧解难。老人们把她当闺女，青年人把她当知心朋友。军民关系密不可分。经常有老乡领着亲人找到李林，说：“我把人交给你们，带他去打鬼子吧!”

　　1938年9月，根据斗争需要，成立了牺盟晋绥边工作委员会，李林被调来任宣传委员(后来改任组织委员)，屈健任组织委员(后来改任秘书)。此前，晋绥边区的领导人贺龙、关向应、甘泗淇等同志曾考虑到李林是个女同志，在前线打仗总有所不便，几次要把她调回后方工作，李林都拒绝了。李林改任组织委员以后，肩负的担子更重了，既要负责举办干部训练班，又要兼管地区武装工作。晋绥边区辖10来个县、上千个村子，地域辽阔，敌我交错，情况十分复杂。边委会干部只有、七八个，县区干部更为短缺，干部队伍薄弱是开展工作的最大难题。边委会经过研究，决定由李林主要负责，举办干部训练班，自己培养地方干部。经过认真筹备，第一期训练班于1938年9月在边委会驻地——平鲁榆岭村隆重开学了。来自各县的50余名学员，有工人、农民、学生，都是朝气蓬勃的爱国青年。干训班采用延安抗大的教材，主要由李林亲自讲课。她读书很多，知识丰富，口才好，既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加上认真备课，结合当前的斗争形势，联系学员的思想实际，因此收到极好的效果。穆欣同志回忆说：“从1938年9月到1940年初，干训班共举办了6期，先后培训了200多名学员，给各县输送了一批坚决抗日的骨干，及时充实了县区的干部队伍。可是，谁能计算得出来，在这个时期内，李林究竟在干训班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她为备课付出了多少心血?”

　　1939年3月，李林接受一个新任务：与续范亭将军等到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参加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召开的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即“秋林会议”)。在会上，她一身正气，大义凛然。曾3次当着阎锡山的面慷慨陈词，以自己所见所闻所经所历，介绍八路军和山西新军深入敌后，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打击日伪英勇奋战的事迹，揭露旧军政人员与敌伪狼狈为奸、破坏抗日的卑劣行径。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把顽固派所散布的流言蜚语驳斥得体无完肤，引起很大的震动。国民党的新闻媒体和电影界人士也钦佩她的事迹，纷纷派记者对她进行采访。

　　1939年10月下旬，敌人出动数千人，从6个据点出发，分兵7路，对我雁北抗日根据地进行第7次“围剿”，形势十分危急。此时，我地委机关和群众团体驻平鲁的盖山、燕山一带，而李林、屈健、柏玉生等同志则在牺盟晋绥边委会驻地黑龙池(今属怀仁县)。在军事会议上，李林主张以攻为守，乘敌人后方空虚，袭击其据点，突破敌人的“围剿”。其主张得到大家的赞同。于是我军从黑龙池出发，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急行军八、九十里，摸到岱岳镇敌人据点，发起突然袭击，及时地援助了敌人包围圈里的各单位团体和兄弟部队。完成预定计划后，李林等率领部队又急行军30里，撤到了怀仁的陆家窑。敌人“后院”起火，慌忙向外打炮，并向大同求援。他们摸不清我军底细，急忙放弃进攻，狼狈地窜回原来驻地，第7次“围剿”无果而终。战斗结束以后，李林及时写了一篇总结性文章《粉碎敌人的第七次”围剿”》，发表在晋绥边区出版的《抗战日报》上，留下了一份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文献。晋绥军民赞扬李林是女中豪杰，是优秀的军事指挥员。有人还把李林的事迹编成传奇故事，题目叫《牵着毛驴走，气死日本狗》，在民间广为流传。

　　“秋林会议”以后，山西局势继续发生逆转。1939年12月，阎锡山配合蒋介石反共高潮，发动进攻新军的“十二月政变”。根据上级的统一部署，李林率领牺盟晋绥边工作委员会政卫连，配合120师雁北第6支队，奋起自卫，粉碎逆流，取得反顽斗争的胜利。

　　1940年1月15日，晋西北军政民代表大会在兴县蔡家崖召开。会议决定建立抗日民主革命政权，组成新的山西省第2游击区行署，由续范亭任行署主任，牛荫冠任副主任。李林受雁北人民委托出席大会，受到各界代表的热烈欢迎，并被推选为行署委员。在分组讨论时，李林对根据地建设、发展抗日武装、坚持长期抗战等重大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她强调对敌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强调依靠群众的重要性，用大量的事实高度评价雁北人民对抗战的巨大贡献。在第一次行署委员会议上，贺龙将军接见了李林，亲切询问她的身世和雁北对敌斗争的情况，充分肯定她的勇敢精神和领导才能。贺龙同志说：“一个女同志，一个来自大城市的知识分子，一个归国华侨，能带领骑兵出没长城内外，大战日本鬼子，打出了威风，很不简单，值得大家向你学习。”贺龙同志问李林有什么困难和要求。李林说：“谢谢师长的关心、爱护!我是自己要求来雁北工作的。我虽然是个女性，但对于敌后斗争的艰苦困难早有思想准备，也毫不在乎。既然是干革命，就要有战胜一切困难的决心，更要有随时流血牺牲的准备!”贺龙连声说：“好!好!”他勉励李林更好工作，把雁北抗日根据地建设得像铜墙铁壁一样。不久，根据上级要求，雁北成立了第11行政专员公署，委任屈健为专员，李林为秘书主任，兼管地方武装，并指导工人、青年、妇女救国会等群众团体工作。

　　1940年2月底，雁北军民又粉碎了日寇的第8次“围剿”，敌后根据地得到迅猛发展。120师雁北第6支队发展到3个营;地委、专署等地方政权机关在警卫连、政卫连的保护下，不断转移驻地迷惑敌人，积极开展工作;经过训练，县区干部素质有了很大提高，而此时正继续开办青训班、农训班、妇训班，为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打下坚实基础;除奸工作一向特别重视，不断加强;……。

　　日寇对雁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发展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千方百计要破坏它。1940年3月14日，日寇在平鲁张崖沟施放毒气，残酷杀害我雁北妇女救国会13名妇女干部和一部分男干部，制造了骇人听闻得惨案。4月25日，日寇又倾巢出动，对我根据地发动了第9次“围剿”。专区党政领导机关和群众团体，由地委军事部长姜胜任总指挥，决定向120师6支队1营活动的平鲁城下转移，集体突围。并通知驻扎在吴马营的2营，作为第一梯队，由支队长刘华香率领，向平鲁城方向移动。为了突围顺利，李林经过周密的分析、思考，最后才做出决策、部署。当一切安排完毕，李林用当地出产的油光纸，给正在数十里外的一个小山村里养病的丈夫屈健写了一封信：“你去后的那天刮了大风，不知你受凉了没有?我很担心!在一块时，有时还会吵吵嘴，分开了却非常想念你。敌人又要发动扫荡，但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一定可以粉碎敌人的进攻，请你放心。……”

　　4月25日晚上，已有3个月身孕的李林和姜胜指挥着政卫连、警卫排，掩护地委、专署机关干部和训练班学员，从吴辛寨村开始转移，半夜到达6支队3营驻地平鲁乱道沟。决定由康庄带领3营步兵连加强前锋力量，李林和姜胜率领政卫连、警卫排以及3营的骑兵连作为后卫，将机关干部和训练班学员夹在中间，朝既定方向继续前进。行进到平鲁张小峰山上，2营和3营步兵连先后遭遇敌人，经过激烈战斗，冲了过去。但后续队伍却陷入了敌人的包围圈，左冲右突，未能冲出去，只好撤到东平太村暂作休整。天亮以后，各路敌军纷纷向我压来，枪炮声震耳欲聋，形势万分紧急。在这紧要关头，李林一马当先，率领骑兵连向东冲杀，引开敌人兵力;而姜胜指挥部分武装掩护机关人员，相机向西北突围。一时间，东大沟马蹄声激越，冲杀声震天。山头上的敌军指挥官果然上当，以为我军主力向东突围，急忙调集兵力围追，将李林部队团团包围起来。姜胜抓住战机，指挥政卫连、警卫排掩护地委专署机关干部和其他人员，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向西北方向转移而去。

　　李林带领骑兵战士奋力冲杀，付出沉重的代价，冲出敌人的第一层包围圈。面临敌众我寡的严重态势，李林严肃地对战士们说：“同志们!敌人已经把我们团团围住，我们要跟他们拼个鱼死网破!我们活着是个抗日战士，死，也要像个战士的样!”战士们个个坚贞不屈，发出共同的心声：“我们宁死也不投降!”李林顿觉热血沸腾，连声说“好”，继续带领大家向东冲杀，终于又冲出敌人的第二层包围圈。眼看快甩掉敌人了，但李林听到西北方向枪声依然响得很紧，担心姜胜他们还被敌人纠缠，于是调转马头，指挥战士们打回西边去!直到确认姜胜他们已经安全脱险，才命令战士们调转马头向东撤退。

　　此时，李林已经引来太多太多的敌人，已经一次次丧失安全脱险的机会。发现上当的敌人，立即疯狂追击，形成新的包围圈。为了尽可能保存革命力量，李林再次做出舍己为人的决定：“分散突围!”她只留下两名战士，向其余战士大声喊道：“你们块朝北上山突围，我们3个上东梁掩护你们!”说罢立即向村后的羚羊山猛冲，引开了敌人火力。那几位战士乘机朝北山突围成功。战马负伤以后，李林和另一名战士被掀落在地，负了重伤。一名战士要下马扶她，她厉声喝道：“干什么!快往上冲!”并吩咐那名负伤的战士：“敌人来了你就装死。”(那位战士采用此法果然获得生还)李林自己则利用地形地貌，不断变换阵地，机智顽强地进行抵抗。一直打到太阳高高升起，敌人才弄清楚：打了半天，对手只不过是一个人!有些鬼子想冲上去活捉，上一个，被撂倒一个。李林击毙了6个鬼子以后，只剩下最后一颗子弹了。她从容地拆卸枪支，把零件抛弃，只留下一支小手枪。看见敌人靠近了，她呼的站起来，高声呼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从容地把枪口对准自己地喉咙，打出了最后一颗子弹。她实践了自己的誓言：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当俘虏！

　　平鲁李林烈士陵园

　　李林牺牲后，中共中央妇委专门发了唁电，给予崇高的评价：“二十余岁之青年李林，自1937年夏起，即在前方英勇杀敌，不仅是女共产党员的光荣模范，而且是全国同胞所敬爱的女英雄。”延安的《新中华报》、《中国妇女杂志》，重庆的《新华日报》，山西的《新西北报》等都详细介绍李林的英雄事迹。1941年，在李林殉国一周年时，中共雁北地委和专署在平鲁创办了“李林高小”，用李林精神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抗日干部。1962年，平鲁人民将李林的遗骨从东石湖村的山脚下迁回县城驻地——井坪烈士陵园，党政军民数千人举行了隆重的烈士遗骨安放仪式。1964年，中共平鲁县委、县政府在李林墓前为她树碑立传，并建立了李林革命事迹陈列馆，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烈士与我们同行!”“李林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这是广大青少年乃至广大民众的共同心声。

　　香港集美校友会主席施学概先生于1990年清明节，在厦门“李林园”落成典礼大会上，谨奉心香一瓣，赋七律一首：

　　都为国难与家仇，直教红妆恨不休，

　　碧血何妨流万里，英魂定要壮千秋。

　　铸成伟迹供凭吊，建得名园任恣游，

　　马上英辉迎日发，无端热泪涌双眸。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在抗日战争中，共伤亡3500万人，经济损失达6000亿美元。海外华侨华人为救亡所做出的牺牲也非常巨大的。华侨华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永载青史，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诗篇，是照千秋耀万代的永远丰碑!(来源：山西侨联，作者：林卫国)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0-04-10 09:4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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