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血侨心映中华——听老归侨讲述抗战的故事
2020-04-10 10:19:45  来源：中国侨网  点击：  复制链接

　　王耀华：延安抗大学员、原安徽省军区顾问，泰国归侨。

　　彭嘉衡：飞虎队成员、原中国民航交管局干部，印尼归侨。

　　王唯真：延安侨联成员、原新华社代社长，菲律宾归侨。

　　他们看起来是普通不过的京城老人，却有着传奇的身世，大多进入耄耋之年，依然精神矍铄。他们居功至伟，却淡泊名利，荣辱不惊，经常听到他们说的一句话是：“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我现在是生活在天堂里。”归侨抗日老战士的高风亮节，令人敬佩。

　　今年七、八月间，北京印尼归侨联谊会、中国侨联和北京市侨联分别举行座谈会和纪念大会，首都侨界参与热情高涨，每次报告会都座无虚席。最令人动容的是归侨老战士讲述亲身经历的抗日故事，他们归国后，与日军展开一场场殊死的战斗，或深入敌后虎口拔牙，屡建奇功。而当时华侨最多的南洋日寇占领区，我们的同胞同样过着悲惨的生活，仁人志士奋起抗日，喋血海岛。

　　打开尘封已久的记忆，听一听他们的故事，那个时代的悲怆和激昂，再次拨动我们的心弦。我们崇敬万分，追思无限。

　　王耀华：深入敌营惩处汉奸

　　王耀华(87岁)：我和七名泰国华侨青年，1937年12月自筹路费，经过香港赴延安，在延安抗大学习后奔赴前线。我们七个人，有三位牺牲在抗日前线。

　　那时，我主要同敌伪军打交道，获取情报，瓦解敌人。斗争极为惊险，我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而我所在的江苏盐东县联络处，就有两位同志在同伪军谈判时，被不守信用的敌人杀害。

　　有时，我们还深入敌营打击敌人。盐城县日寇宪兵队情报组的组长唐斌，欺压百姓，无恶不作，我们决定惩处这个汉奸。我们掌握了对方的行踪规律。每天下午唐斌都要和另外3个特务一起到南岸浴室洗澡，我们就来一个“浴室捉群特”。我们兵分四路，当武工队突然出现在唐斌等面前时，他们大吃—惊，面如土色，瑟瑟发抖。

　　与伪军打交道，敌我友关系错综复杂，有时要冒生命的危险。一天，我只身去敌伪据点伍佑镇了解情况，没想到在路上突然碰见了盐城日军宪兵队的密探刘正昆。在这以前，我们彼此是认识的，我同他寒暄了几句，就想法甩掉了他。因为任务没有完成，我没有离开这个镇子。但顾及到他可能会给日军通风报信抓我，当时就决定不去过去住宿过的两家关系户住宿了，而是转移到另一个关系户——伪警察大队长孙玉康的家里。没想到第二天天刚亮，盐城宪兵队就出动了好几十人来抓我。原来敌人是根据那个密探的情报，断定我没有离开这个镇，所以一到伍佑镇就把所有通道都封锁起来了。孙玉康的妻子怕受连累，就催我赶快离开他们家。孙玉康情急之中想起了他家后院的一口空棺材，让我进去藏一藏。

　　我知道孙玉康为了自身的安全，是不会暴露自己和新四军干部有联系的，就大胆躺进了棺材。之后，孙玉康又在棺材上盖了一些稻草，做得不露一丝马脚。不一会，日本宪兵果然噔噔噔跑到孙家查问起来，孙玉康和他们周旋应对了一番，终于搪塞过去。我这才虎口脱险。

　　彭嘉衡：64次冒着敌人炮火出征

　　彭嘉衡(85岁)：我是7月7日出生的，天生就是打日本侵略者的人。14岁那年，我从印尼回国，在家乡广东兴宁一中读书。“9·18”后，学校停了课，热血青年纷纷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我想去延安上抗大，路不通没去成。黄埔军校17期招生，我如愿以偿，被编入华侨总队学习，毕业后赴美国接受飞行和作战训练。1944年秋，我学成归来，进入中美联合航空大队(飞虎队)。这个队的大队长、队长、飞行员都由中美两国人员对半组成。

　　为了争夺制空权，战斗十分惨烈。记得我被分配到第17中队时，就听说分队长林耀牺牲了;过了几天，分队长卢易彪又牺牲了，他是越南归侨。有一次，飞虎队一架飞机中弹，摇摇晃晃地紧急迫降，着陆后机身起火，飞机停住了，螺旋桨还在转动。飞行员被活活烧死，人烧焦了，面目全非，但坐着的姿势仍紧握驾驶盘。

　　为了打败日寇，我们都把生死置之度外，我也记不清死过多少回了。1945年春，穷途末路的日军对芷江机场不断发动袭击。我的任务是每天驾驶“野马”战斗机，侦察、驱逐和打击日机，保卫机场安全。有一次，我奉命驾驶二号僚机，轰炸武汉长江江面上的敌舰。江面上，日军大小船只和军舰在日机掩护下徐徐西进，我的飞机躲过敌机向敌舰俯冲，投下重约500磅的炸弹。与此同时，日军军舰上的防空火炮向“野马”齐射。着陆后，战友们把我从驾驶舱抬出来，看到“野马”的机尾竟被日军打了20多个弹孔……

　　王唯真：战斗在拿笔杆子的部队

　　王唯真(83岁)：日寇南京大屠杀后，海外炎黄子孙被空前激怒了，我向父亲提出了回国参战的请求。父亲担心我尚未成年，且体弱多病，不同意我走。我多次争取，父亲终于感动，带我回国，途中被滞留在香港。

　　取道越南，历经千难万险，1939年8月，我们被送到西安西北方向的吴堡青训班学习。领导把我们编入123队，专门成立了“华侨排”。我后来到延安学习、工作，1941年11月转调新华社。

　　这是一个特殊的战场，战斗在这里的是一支拿笔杆子的部队，包括二十几名华侨青年。架设在山上的简陋天线和土窑洞里的收报机，日夜收听着东、西半球各大通讯社和国民党中央社发布的新闻。这些新闻，是处在延安山沟里的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及时掌握世界战局、交战国政情动态的主要信息来源，起着“耳目”作用。报务员大多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只懂英文字母。面对外国通讯社机器播发的每分钟200多个字母，他们硬是戴着耳机用手抄录下来。这是清凉山的一大奇迹。

　　清凉山的第二大奇迹是“破译天书”。当时报务员高速抄下来的外电，字迹很难辨认，字迹像“乱麻”加“豆芽”。翻译组的同志们通过艰苦、细致的探索，终于摸清规律，夜以继日地一一把它们破译出来。

　　日寇投降后，内战爆发，我写了《告侨胞书》，并分别用广东话、闽南话和国语，向海外侨胞广播。后来，归侨们向我谈起当年在国外听到《告侨胞书》，得知他们的父兄和亲朋好友在国内抗战中或建立了殊勋、或付出了年轻的生命时，都为之热血沸腾。(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连锦添)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0-04-10 10: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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