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鸣山：难忘的包头战役
2015-09-11 11:00:02  来源：人民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杨鸣山1939年参军时，他刚满15岁，家里3个兄长都是青壮劳力，而瘦小的杨鸣山上不起学，又干不了农活，家里必须有个人当兵，他只好听从家人的建议参了军。老人年纪大了，对于往事的记忆已经日渐模糊，尤其是细节早已难以记清，但说起离家的情景，他依旧感慨：“父母再不舍得也没有办法。但我当时因为年纪小，想着当兵能吃饱饭，就去了。”

　　惊险时刻

　　娃娃兵差点开枪打了司令

　　15岁的杨鸣山还是个孩子，他并不知道当兵是怎么回事，意味着什么。他们这批新兵先集中驻扎在陕西凤翔，待了四天，等到共有大约三四百新兵到齐了，200多人就被分到内蒙古河套地区傅作义部队。途经千阳县、陇县、甘肃平凉，换上军装，集中训练两个礼拜左右，又继续前行过宁夏中宁县、青铜峡，最后来到吴忠县，每天步行70多里路，然后开始渡黄河时，一个连的人乘坐一条大木船，沿着黄河漂流了四天四夜，期间每天吃喝拉撒都在船上，当时已经是阴历九月，天寒地冻，新兵们又冻又饿又怕，杨鸣山夹杂其中，冻得直发抖。

　　下了船到了河套，娃娃兵的杨鸣山只能当了勤务员，尽管这个工作相对轻松，也没有生命危险，但他总是惦记着去打仗杀鬼子，一年后，他等到了机会，下了连队，这一去，发生了一件现在想来很惊险的事--他差点开枪打了傅作义。

　　想起这段往事，杨鸣山面露微笑地回忆道：“那是一天傍晚，刚好轮到我站岗，当时由于战事紧张，来人都要报口令，三次说不对就立刻开枪，远处有几个人朝我们营房走来，我大声询问口令，对方没有回答，但是还在向我走来，我问了第二声，对方没有反应，我提枪就准备射击。就在这时，营长一行出来，说这是傅作义司令下来巡视，傅司令一行从我身边走过，看了一眼我。我吓坏了，这下闯下大祸了，心想：这下完蛋了，非得被枪毙。”

　　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杨鸣山的意料：“第二天营部召开大会，我以为要枪毙我，但是在会上营长不但没有训我，还表扬我，说我负责任，要大家向我学习，并且奖励我10个大洋。”

　　包头战役

　　一个排的人只活下来4个

　　杨鸣山参军的几年，正是抗日战争最惨烈的时候，他参加了很多大型战役，比如五原战役；包头战役；新城之战等。杨鸣山摇摇头说：“那战争是最残酷的，我们整个村子里有19个人当了兵，结果就回来了两个人，其他人全部战死了。”

　　杨鸣山记忆最深的是包头战役，他说：那年大约11月份天气已冷，部队造声势要打包头，天天训练，我们当兵的不知详情，就积极准备了一个多月。刚过阳历年，那天杀猪吃肉吃好饭，突然中午紧急集合，一路急行军直到晚上大约六点，天黑如漆，走在羊肠小道上，我们停在山这边，听老兵说，山那边就是包头，日本人把守着，要等天快亮才打。天快亮时，我们队伍派了几个精干兵换上日军服，首先干掉日本哨兵，随后我们整个部队进入，攻击，包围封锁日军营房，给我和另一个兵分了一个窗户把守，不久看到信号弹后，我们把两捆手榴弹扔进屋里，四面开花，屋里的日本兵多数被炸死，逃出来的日本兵，被我们击毙，枪战异常激烈，当场缴获了许多枪支弹药，互有伤亡。战斗打赢了，但我们一排人只活下来了4个。

　　残酷战场

　　掩埋了许多战友 根本来不及哭

　　那时候，杨鸣山有个关系很好的战友秋津（音），河南人，两人说话投缘，关系很要好，也一起出生入死多次，但一次战斗结束后，杨鸣山遍寻不到秋津。如今回忆起来，老人的脸上没有表情：“找不到就是代表战死，打一场仗，死的人太多了。我年纪大了，还有很多战友名字我记不住了，还有很多。”

　　而战场的残酷并不仅是战友的逝去，而是根本来不及悲伤，杨鸣山说：“打仗就是日夜不休，这场仗打完了，还有下一场，人早就麻木了，死了战友，大家心里都难受，但啥都不说，为啥？根本没时间哭。”

　　很多士兵之间并不熟识，但一场场的战争中，他们成了共赴国难的战友。一个个战友在身边倒下了，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战后清理时，在炸出的炮弹坑里匆匆掩埋掉尸体。这些尸体的衣服上有的缝制着自己的姓名和祖籍，有的由于战争惨烈已经辨识不清，他们就这样默默地留在了战场上。多年后，有些战场立起了纪念碑，上面书写着部分烈士的姓名，但杨鸣山知道，有许多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战友情深

　　过年先给战友的孩子买衣服

　　1948年，杨鸣山回宝鸡老家当了农民，同时回来的还有他的战友李文超。9年离家，杨鸣山从一个懵懂的孩子，蜕变成了久经沙场的战士。

　　当兵的9年，日夜担心的老母亲终于把儿子盼回了家，回了家后，擅长学习、脑子灵活的杨鸣山又学会了种植蔬菜，也顺利成了家。但战友李文超由于家处在偏远的山中，二儿子结婚拿不出聘礼。杨鸣山二话不说卖了自家还没长成的一头猪，卖了70块钱，50元给了李文超。杨鸣山的儿子杨更生笑着说：“我们都把李文超叫大伯，这些年逢年过节一定会走动，关系处得跟亲戚一样。到了过年，我爸总是先给我大伯的孩子买新衣服，买年货。”

　　为了帮助老战友，杨鸣山教李文超种菜。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李文超家一年的收入达到了6000元，四个儿子都娶了媳妇。杨更生很感慨：“我们父亲这一辈人，对人特别实诚，他小时候只上过半年私塾，不会说话，但他干的都是实事。” “老爷子对于参加战斗是很自豪的，我小时候老是跟我讲这些故事，讲得绘声绘色的。”杨更生就是听着父亲的抗战故事长大的，然而由于杨更生识字不多，没能留下来文字资料，对于往事，随着年纪增大，记忆也是越来越模糊，杨更生根据老人的口述，慢慢地给父亲整理了一些笔记。

　　记者的来访，老人的态度很郑重也很高兴，几年前，关注老兵的组织——陕西老兵营对他也做过了解和采访，杨更生说：“你们来老爷子特别高兴，昨天还回忆了很久，专程做了准备。”抗战胜利后，对于老兵的关注征战多年，老人在战争中军功章早已遗失，他小心翼翼地拿出了志愿者给他的一枚纪念老兵勋章，郑重的戴上勋章，挺直腰板敬了个军礼，姿势标准。

　　到如今已垂垂老矣，在物质方面也不过穿衣吃饭和医疗上的基本需求。杨鸣山说，“什么都不要，只要国家记得我”。

责任编辑：刘连梅 最后更新：2015-09-11 11: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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