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 生于陕西安塞县
1935年 参加刘志丹红军先锋队
1939年至1946年 陕甘宁边区保安团2连8班战士
1946年至1952年 延安警卫连连长
1953年 在安塞公安局任职,后到延安司令部扫盲班学习3年
1956年至1967年 任甘肃省会宁县韩集公社书记、民政局局长、副县长等
1967年 退休,一直生活在会宁县
抗日圣地
从1939年开始,日军华北司令部航空兵把延安列为首要摧毁目标。日军先后17次轰炸沿岸,投弹1690枚,炸死炸伤400多人,炸毁机关房1000多间,民房10000多间,最重要的是粮食损失了30多万斤,使缺粮的延安雪上加霜。
1941年至1942年,陕甘宁边区“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从古以来的人类究竟是怎样生活着的呢?还不是自己动手活下去的吗?为什么我们这些人类子孙连这点聪明都没有呢?……总之我们是确信我们能够解决经济困难的,我们对于在这方面的一切问题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四个字。”毛泽东发动了大生产运动。
“不论党政军民男女老幼全体一律进行伟大的生产运动,增加粮食和日用品,准备同灾荒作斗争,将是继续坚持抗日根据地的物质基础。”1942年一年,全边区共开荒近百万亩,整个耕地面积达到1300多万亩,粮食总产量184万石,总消耗量为162万石,这样第一次出现了剩余。“手中有了粮,心里不发慌。”1942年,延安的棉花产量达到173万斤,自给率达到73%。另外,延安还在同期进行了精兵简政、“三三制”以及整风运动等来削减财政开支、减轻负担。
当枪炮声在抗日的战场上沸腾的时候,西北延安远离主要战场,却是抗日的“红色大本营”、抗日战争中的圣地,每一次从延安滴滴答答传出的电波在领导、指挥着中共的军队和全国群众的抗日。当时,国内许多抗日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都不远千里投奔延安。
当时的延安文艺界,可谓群贤毕至,延安抗战文化一时活跃非常。除了文学诗歌与戏剧音乐之外,各种文艺形式被用来宣传抗战,一些作品令人过目难忘,至今闪耀着光芒。抗战期间,发生了对文艺界影响深远的事件,那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发表。《讲话》阐述了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根本问题,廓清了当时纷繁复杂的文艺思想。
我常碰到朱德在延安便道上拾粪
延安坐落在凤凰山下,宝塔山、清凉山分布东南、东北,清冽的延河水从清凉山下缓缓流过。在抗战中延安几乎是中共中央的代名词,也是日本急于摧毁的重要目标。1938年底,日本人兵至陕北对岸,却一直过河乏力。
河西拒日
日本人曾试图进入陕北,但是留守在延安的兵团一直将其阻止在黄河东岸
1938年春开始,日军兵至山西西部的兴县等地,直接威胁延安的东大门。1939年元旦,日军从大宁、吉县、永和分兵三路,占领了黄河岸边马头关、凉水岩、泥金滩,隔岸就是陕甘宁边区。
占领这三个据点之后,日军立即用大炮、机枪等向对岸的陕北境内攻击,随即又派出10余架飞机,对河西地区进行轰炸扫射,并投掷多枚毒瓦斯弹。陕北告急!陕甘宁边区22万自卫队员进入战备状态。
刘玉珠怎么也没有想到日本人会这么快打到陕甘宁边区来。指导员天天在对他们讲,日本人是怎样的穷凶极恶,但他这个土生土长的陕北娃还是没有想到日本人来得这么快。日本人长得什么样?从部队开始集结到去黄河西岸的路上,甚至是留守兵团司令肖劲光指挥布置、检查防御的时候,他还一直在想日本人应该的模样。留守在陕北的几乎所有部队都集结在西岸。
刘玉珠的2连隐蔽在黄河边上的一个树林里等待敌人过江。战前的气氛很紧张,很少有人说话,其实即使在这里大声叫喊,对岸的敌人在强劲的河风中也不会听得见。抽旱烟的战士边抽边把吐出的烟用一只手掌扇散。刘玉珠把沾着残雪的布鞋往太阳底下伸了伸,这是姑妈新做的鞋,没想到刚穿上就派上用场了,刘玉珠想,即使牺牲了也有双新鞋子穿在脚上。
“小日本到对岸了,准备战斗!”连长大喊一声,惊走了刺骨的寒冷。刘玉珠跟着前面的战士弯低身子小跑到河边,在一堆黄泥边卧下身来,拿枪对准对岸。河只有一两百米宽,河面上停着十几艘木船。对岸的敌人穿戴、排列十分整齐,“黄澄澄的一片”。大约有十几分钟,敌人开始上船渡河。远处我们的炮声、机枪声已经响起来了,连长喊了一声:“打,往死里打!”刘玉珠打出了第一颗子弹。
刘玉珠正在装第二发子弹,旁边的一位老战士给他说,别打了,步枪在这个距离根本不起作用。刘玉珠问那该怎么办?老战士回答“看着”。对岸的敌人上了船的都退回去了,一部分趴倒在河边上,一部分在往后撤,看不清有没有伤亡。
敌人的炮也响起来了,炮弹溅起的沙土打在冬日的落叶上,在刘玉珠身后的树林里“哗啦啦”的响声不断。敌人已经无法渡河,双方击炮,战斗相持。晚上,刘玉珠在河边冻了一夜,不敢生火,不准抽烟,睡着了几次都被冻醒来,更不敢站起来跑动,只有三四个人挤在一起取暖。
第二日晨,敌人开始渡河,连长说敌人渡河就打船只,船只毁在冬天的黄河里,敌人也活不了。步枪打船几乎没有用,刘玉珠瞄准船上面的人射击,一时间河面上枪炮声四起,留守团的炮很少,但足以应付。一艘船被击沉了,船上的日本鬼子怪叫着往河里跳,紧接着第二艘……敌人退船了。随后几天,黄河东岸的八路军和游击队,不断袭击敌人的炮兵阵地和增援部队,敌人逐渐往后退却。之后,部队一直在河边防守。日军加强了河东兵力,准备攻击陕北。
1939年9月,王震359旅调回陕北,加强防守。359旅接防之后,刘玉珠的部队撤回延安。
延安粮荒
将菜叶扔进锅里,撒上一把盐,这样的“饭”吃了一周,而粮库里一粒小米都找不见
这年夏,延安保卫团警卫2连厨房,司务员将洗净的菜叶切成大段扔进锅里,撒上一把盐。水开后,这顿饭就算做好了。8班战士刘玉珠端起碗,洋瓷大碗里飘着几片菜叶,拿筷子搅动一下,绿色的菜水从碗底泛起,他不禁叹了口气——菜水度日已经一周了。
各连队管后勤的管理员从团部回来,嘴里骂骂咧咧。他们和团部吵了好几架了,但是都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因为延安断粮了,保安团粮库里一粒小米都找不见了。
警卫连正在给在押的政治犯打关押的窑洞,以前的窑洞被日本人的飞机炸塌了。任务很紧,可是刘玉珠一点力气都没有,连队里的战士牢骚满腹。已经有不少人开小差逃跑了。
路过连队的菜地,地里种的白菜也没有多少了。这样下去怎么办?刘玉珠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在连队完全断粮一周后,延安安塞等县的麦子熟了。
中共中央第一次下令紧急征收夏粮。
警卫2连连夜开到40公里外的安塞,和当地百姓一起收割麦子。刘玉珠抓了一把麦穗,放在手心两手一搓,饱满的麦颗并不情愿地从穗中被挤出来,再把嘴凑近了轻轻一吹,留在手中的就剩下赤裸的麦粒了。刘玉珠迫不及待地把麦粒放入口中……他也只能是乘着休息的几分钟“偷吃”麦粒,延安还在等着麦子应急。刘玉珠挥舞了一下手中的镰刀,把刀刃伸向了麦秆……这些麦子要在中午前运到延安,脱粒磨碾后成为碗中之餐——可是救命粮呵!
其实,早在1939年12月国民党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时候,刘玉珠他们连的吃饭就已经成了问题。到1941年,胡宗南的部队将保安团在吴家沟开垦的荒地里的粮食糟蹋光了,9连的生活更加艰苦,经常要靠老百姓的接济过日子。
有一天战斗结束,傍晚的时候部队到一个村子休息,当地的保长给每位战士发了一斤白面。打了一天的仗,其他人都睡觉了,刘玉珠很是饥饿,想先吃完饭了再睡,就对住家的妇女说,让她把怀里的娃放下给他做一顿饭,只要在锅里放一些盐、一把白菜就行了。刘玉珠蹲在地上烧火,一会儿稀饭就熟了。当他扑腾扑腾地刚吃完,集合号就响了。
战斗持续了一夜。天亮的时候,刘玉珠和好朋友、同班的胡宗棠在土堆下面等待敌人的进攻,连长李文成在上面喊:“你们俩快上来。”刘玉珠跑上去一看,山包上躺下了一大片,刘玉珠就问怎么了,李文成说是没有吃饭被饿的。老人说到这里时哈哈大笑。
丰衣足食
“新式武器,锄头一把”,在当时的延安,连队纺线织布和开荒种地是分不开的
由于自然灾害和日军的轰炸、日伪、国民党的封锁,到了1942年,陕甘宁边区军民“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
延安在各机关开展广泛的大生产运动。每个连队纺线、织布、开荒、种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第一不拿群众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刘玉珠和着歌声,左手捋棉花,右手摇纺车,一圈一圈,一堆堆棉花慢慢变成了结实的棉线。农闲的时候他才会被派去纺线,刘玉珠一天能纺2至3两。因为不经常纺,他生怕“质量”出问题。棉花线还容易一些,纺羊毛线他最头疼,每到晚上验收的时候,就显得忐忑不安。线分3等,按照是否均匀来划分,如果一段粗一段细,肯定就是3等线,要受到批评。连队一年所用的线够了,便开始织布。织布架子是木头做的,梭子从左边穿过去,把挡板拉一下,再把梭子穿过来,再拉一下挡板。“啪”、“啪”……棉布、毛布都是这样一梭子一挡板织出来的。
染布,把黑刺根和白矾混杂在一起放在开水锅中,再把织好的布放进锅里,三四个人拿着棍子搅打,等晾干了就和黄呢子一模一样了。“这样做出来的军装穿在身上很舒服。”
“丰衣足食,面对荒山;新式武器,锄头一把。”(毛泽东)在当时的延安,连队纺线织布和开荒种地是分不开的。刘玉珠所在的警卫2连有120多人,需要近2000亩地来维持生计。供给处给每位战士发了一把镢头、后来还配备了镰刀等。另外警卫连还要分出一部分战士看押犯人,其余的人一年四季,除了春耕夏种秋收、冬天磨面、纺线织布,一有时间都用来开荒了。
“开荒、开荒,咿呀、咿呀……”大家每天唱着《开荒歌》,抡着镢头,日复一日。刘玉珠每天天一亮就要赶快吃饭上地,中午留在山上吃饭,然后在地里睡一阵,喝口开水,继续干活,一直到天黑了才下山来。一天时间连队最多只能开2亩地,换来的却是满身的泥土、一身的酸痛。
每到晚上休息的时候,刘玉珠感觉手都展不开,端惯了枪的手拿起镢头,一双手磨起了大大小小的水泡。大家端着盆子找热水烫脚,这是必须做的一项“工作”,刘玉珠深有体会,有一天他太累,没有烫脚,第二天脚疼得不敢着地。
到了1942年后半年,情况有了好转。连队种的小米在秋天收割了,蔬菜也丰富起来,刘玉珠总算能填饱肚子了。有一天毛泽东来连队视察,看了伙食情况后说,怎么不养猪,养了猪连里就有肉吃了。
第二天管理员就去买了两头母猪,半年后生了小猪崽,又过了半年连队每个月就能吃上一顿肉了,后来10天就会杀一头猪,刘玉珠高兴得不得了。8个人的菜能装一脸盆,南瓜白菜和着几块猪肉,小米饭是管饱的,最稀罕的是白面馒头,一个月吃一次。
圣地延安
尽管有的人由于条件艰苦“开小差”,但是延安始终是抗日志士投奔的地方
蒋介石抗战初期曾给延安的部队发过军饷,刘玉珠还领了一年,每月一块钱,从1940年冬开始,军饷没有了。“没有钱、没有粮、没有衣服,整个抗战时期真的很艰苦!”刘玉珠感叹。有人受不了苦,逃跑了。
1942年夏,延安最艰苦的时候,连里5班的战士杜家富和7班的刘得志一块跑了。当时杜家富刚20岁,身体不太好,受不了苦;刘得志已经30多岁了,没老婆,着急了,跑回家后找了一个。
开小差的人越来越多,连队指导员几乎天天在和一些思想“有问题”的人谈心。有这么几种人是“不稳定”的,一种是像刘得志一样年龄大,还没有结婚的,延安女的太少,光棍又太多,找个对象太不容易;一种是家里没有劳动力,老人、媳妇需要照顾的;最多的还是因为开荒太辛苦,生活太艰苦,受不了的。
刘玉珠的好朋友肖建国也跑了。刘玉珠和肖建国都是刘志丹红军先锋队的成员。刘玉珠还能记得十三四岁时的一个冬天,他和肖建国年龄小,抬不动伤病员,两人负责轮流举红旗。他看见肖建国光着的脚一会儿左脚搭在右脚上,一会儿右脚搭在左脚上取暖,就问肖建国怎么没鞋穿。肖建国说,他妈死了就没有鞋穿了。刘玉珠从小父母双亡,他们俩成了同病相怜的朋友。
肖建国跑的时候没有告诉刘玉珠,走了后一直没有消息,这让刘玉珠很担心。一天,他突然看见肖建国扛着镢头出现在开荒的连队里,刘玉珠赶忙凑过去问他怎么又回来了。原来肖建国去赶集,被连队的人碰到,又给抓回来了。他给刘玉珠说,他向指导员表了决心,以后再不敢跑了。刘玉珠回忆,肖建国很能打仗,1947年当连长,牺牲在战场上。
当年部队主要的任务是开荒,战士开小差部队一般不去抓,抓逃兵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抓到后领到部队来。中共中央的命令是不让打、绑逃兵,通过批评教育让他们在连队中安下心来。为了制止开小差,中央后来又出台了优惠政策,家里父母丧失劳力的和结了婚的可以享受代耕粮、代耕财。
2005年6月24日,阳光明媚,在甘肃省会宁县刘玉珠家里,刘玉珠笑着说:“我父母双亡且我没有结婚,一个条件都不符合。吃穿靠自己劳动,没有军饷。”
在延安工作学习,本身就是抗战。来延安支援抗战的人越来越多,除了中国人,还有很多外国人,这些外国人在延安也穿着延安自产的灰布衣服,脚上蹬着开口的布鞋,吃着小米,整天笑呵呵的。平时刘玉珠对这些老外敬而远之,最多在见面的时候相互点头微笑,后来没想到这些蓝眼睛的老外救了他一命。
有一天换了岗,睡了一觉后刘玉珠感觉右腿疼,开始没有在意,不想持续了半个月就下不了炕了。吃了几副中药之后依旧没有效果,他被抬到刘湾沟里的医院——这里有一大批外国医生。来自苏联的、印度的、甚至是德国的……后来有一部分牺牲在抗日的战场上。
外国大夫在院长的陪同下给刘玉珠很仔细地检查了一番,最后说脚里长了一根眼睛看不见的肉刺,要用显微镜才能看清。院长告诉他,外国医生说再耽搁时间就要把腿锯掉,即使这样人可能也活不了。紧急抢救了2周,脚底上挖了一个洞,病终于好了。外国大夫带着翻译每天都来看几次,问他恢复的情况。刘玉珠听不懂,但是从大夫的眼神中看到了他的和蔼、可亲和关怀。
刘玉珠说自己没有读过书,是个粗人,但是他能感觉出那位大夫的一双手在给他检查病情时的小心,那是一双很温暖的手。“那时候的人好,亲爱得很,人与人之间关系好得很,不管是外国来的,还是中国人,在延安都是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如果有什么问题、思想想法,很自然会去找对方谈出来,然后互相谅解。”刘玉珠感慨地说。
刘玉珠记忆最深刻的是他常能在延安的便道上碰到捡粪的朱德,“当大官的没有一点架子!”延安的山沟里都是土窑洞,晚上的延安在刘玉珠的眼中就像堆在一起的手电筒,一层一层的,犹如天上的繁星。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5-26 14:4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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