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助理熊向晖：心中珍藏的往事
2020-04-13 10:03:48  来源：人民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恩来根据国共合作的需要，布置了一些人到国民党军队中，帮助抗日，必要的时候，做我们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被派到胡宗南那里。

　　最初，我没做什么，一直到胡宗南反共了，才开始做情报工作。所谓情报工作，就是把了解的情况，经过适当的途径，向中央报告。当时胡宗南主要的任务，是守卫黄河河防，从潼关到宜川以外，就是要包围陕甘宁边区。我的情报工作，主要是保卫延安。

　　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蒋介石想利用这个机会，对陕甘宁边区施行突然袭击。这个事情我当然知道了，报告了中央，由朱德通电，公开揭露蒋介石的阴谋，再加上当时各方面的压力，英国、美国、包括苏联都不赞成，所以蒋介石就让胡宗南收兵了。

　　这时候正好周恩来从重庆回延安，随行有一百多人。7月9日，他们先到了西安，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7月10日下午，胡宗南在他的司令部举行酒会，欢迎周恩来，企图把恩来同志灌醉。他就让我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去接周恩来。我就跟恩来同志用英文讲了这个事情，他当然很警惕了。

　　胡宗南事先做了布置，在酒会上他的高级军官以及他们的夫人，分批地向周恩来敬酒，恩来同志都很巧妙地回绝了。最后，周恩来就问胡宗南：“我看到朱总司令的7?24电报，你要进攻延安，究竟是怎么回事情?”胡宗南说：“没有这个事情，我没有进攻延安的意图。”周恩来说：“这样好，我提议来敬一杯酒。”胡宗南让他的政治部主任提议：“我们为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干杯。”周恩来说：“你提到全国抗战，我很欣赏。全国抗战，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蒋委员长是国民党的总裁，毛泽东是共产党的主席。我作为共产党员，我愿意为蒋委员长的健康干杯，我也提议在座的为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干杯!”国民党人都楞了。周恩来看到他们不好干杯，说：“大家有为难之处，我不强人所难，这杯酒就算了。”就这样用这种方式拒绝了。

　　最后周恩来提议：我们干杯!希望坚持抗战，坚持进步，坚持团结， 为收复一切失地干杯。他说，愿意的干杯，不愿意的不勉强。结果周恩来一饮而尽。胡宗南以及他的高级将领也都一饮而尽。周恩来具有高度的智慧。

　　那个时候，胡宗南的司令部设在西安小雁塔的一个庙里，胡宗南喜欢住庙。酒会完了以后，胡宗南又让我送周恩来回七贤庄。在车上恩来同志说：“我刚才跟胡总司令讲了，我要送他一些延安出版的书报杂志，请熊先生到办事处稍微停几分钟，我要准备杂志，请你带回去。”说着，他用手碰了我一下，我就知道他有话跟我说。到了八路军办事处以后，车停在门外，我就跟着恩来同志到里边一个房子里，他就借这个机会说：“我们谈一刻钟。”趁这个机会，他就把胡宗南主要的情况向我问清楚了，然后就让办事处人员把事先已经准备好的书报放到汽车上，把没有打包的书给我几本，我拿在手。

　　国民党军统西安站，是派人监视八路军办事处的，就把这个情况向胡宗南报告了，说是：有一辆汽车，有一个人，到八路军办事处，几点几分去接，几点几分去送，送的时候几点几分出来，临走的时候带了一大包东西，手里拿的反动杂志。胡宗南看了以后哈哈大笑，说周恩来到西安 ，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第二次见到周恩来同志是1946年了，当时胡宗南准备送我到美国留学。我在清华大学没有毕业，如果到美国进大学，太吃亏了，当时我已经26岁了。所以我想用我哥哥的文凭。我哥哥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我就去南京办这个文凭。那时我们在西安有电台，就报告了延安，也报告了周恩来。他说，我到南京以后，他要找我谈话。当时内战的气氛比较浓了。找我联系的人说：“到了南京以后，头一个星期上午都不要出去，很可能有人找你，找你的时候他说：‘胡公找你’，你就跟他走。”“胡公”是周恩来的代号。

　　6月初，我到了南京。6月10日上午，有一个人来了，个儿不高，说：“胡公找你。”我就跟他走了。走到很僻静的地方，他说他叫童小鹏。我上了车，就到了梅园新村30号，当时是中共代表团驻地。

　　见到董必武，他说：“有一件事情要恩来同志跟你谈，他马上就回来。”不久，周恩来回来了。他说：6月7日，我坐马歇尔的专机到延安，讨论研究东北停战。9日还是坐马歇尔的专机回南京。到延安以后由于一直开会，没睡觉，所以上了飞机以后，就很累了。当时因为要找你，我就把你住的地址写在一个小本上。小本子上写的其他事情无关紧要，就是写的你的地点，还写着一个“熊”字。这个小本子我就放在衬衣口袋里，以为这样很保险了。结果呢，由于太疲劳了，在飞机上睡着了，一直到飞机降落到南京我才醒来，醒来以后匆匆忙忙地回到梅园新村，结果一看，本子不见了。我想一定是睡着了，衬衣口袋没扣，掉到马歇尔专机上了。过了一会儿，马歇尔派他的副官，给我送了一份密件，拿火漆封了，当面交给我，里面就是这个小本子。他们是一定照了相的，小本子的内容他会知道的。现在的问题是，他会不会告诉蒋介石。如果告诉蒋介石，“军统”或者“中统”马上就会抓你。但是我跟董老反复商量，马歇尔也可能不告诉蒋介石。因为如果告诉了，抓了你，他这个调处人的面目就不存在了，那他就不是中立的了。但是从最坏处做打算，你还是做这个准备，离开南京到上海，到思南路找王炳南，我已经告诉王炳南了。你到上海住两个星期，你也向西安问问情况，我也通知西安，如果有什么动静，在南京有什么动静，就通知你马上到思南路找王炳南，送你到苏北。如果没有事，你还照样回西安。

　　两个星期以后没有事，我就又回西安了。

　　飞机上丢了小本子的事情，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但是他对我讲，他已经报告了中央，请求处分。这让我确实感到非常震撼。这样的一个领导人，这件事情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不仅向我讲，而且向中央报告，请求处分。这种光明磊落，我确实从来没见过。

　　这件事情我本来不想讲，不想写。后来有些同志讲，这表现了周恩来伟大的一个侧面，还是讲吧，对大家有教育意义。

　　韩素音是周总理的外事秘书龚澎的同学，从1956年开始，经龚澎介绍她每年差不多都到中国来一次，有时候来两次。她是个作家，社会关系很广泛，可以向外国介绍新中国。1966年，她来中国参加亚洲作家会议，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起来。1967年她要求到中国来，当时的电报都送给“文革小组”了，康生看到了，说韩素音这个人要查一查。

　　韩素音的父亲是中国人， 母亲是比利时人，韩素音“自传”里都写了的，她没有隐讳。她最初嫁给国民党的一个少将，曾经是驻英国的武官，解放战争时期做过国民党的师长，被我们打死了。然后她又跟一个美国记者恋爱，而这个记者在朝鲜战争中被打死了。她后来的丈夫陆文星，是印度工程兵上校，尼赫鲁的亲信。这个情况，康生一看，说：“这显然是国际特务，怎么对外友协邀请这样的人!”康生送给江青，又送给周总理。周总理画了个圈，没有说什么。

　　1969年，韩素音来了。周总理向毛泽东汇报了。我在英国当代办的时候，就跟韩素音认识。每次韩素音到国内来，都是对外友协派个翻译全程陪同。谈话，主要是龚澎。最后由中央领导，周总理或陈毅接见她。当时龚澎身体已经不太好了，所以周总理就让我跟龚澎一块儿接待她。周总理对龚澎和我说：“文化大革命”开始这几年来，我们使馆的大使都撤回来了，对外面的情况毫不了解。“文化大革命”，中国究竟怎么样，外国人也不了解。所以韩素音来了以后，可以向她多了解国际情况，让她在国内，要找什么人就找什么人，去几个地方，可以让她定。还说，她来了以后，在北京可以安排四个人：第一个，郭沫若，让郭老请她吃一次饭。第二个，你去找梁思成，让梁思成会见她。再找钱伟长和她谈一谈。还要让周培源夫妇在家里搞个小茶会，欢迎韩素音。你都不要参加，让她随便谈。

　　郭老好说。梁思成当时是“反动学术权威”，正在害病，住在北京医院。我就到北京医院告诉梁思成，说总理请你会见韩素音。他一听到这话就痛哭流涕。因为在这个时候周总理让他会见个外宾，就等于解放他了。钱伟长当时是清华大学教授，由迟群管。1969年迟群还不像后来那么太坏，他同意钱伟长见，他要派人看着。我找了周培源夫妇。周培源夫人王蒂澂开始不同意，说：“唉，我到现在为止，海外关系还没搞清呐，又搞海外关系。”后来周培源说：“向晖同志来了，总理要我们办。”她说：“那有批件没有?”我应声说：“带着呢。”周培源说：“还要什么批件哪!”就同意了。

　　这个事情我深受感动，在那个时候，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正处于困难的情况下，钱伟长还没有行动自由。这件事体现了周恩来关心人，信任人，等于给这些人平了反。

　　周总理在外交方面确实有他独特的风格，他的话很能够为人接受。当时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的关键问题。你要是这么原则地讲：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开罗宣言》讲台湾归还中国，《波茨坦协议》也重申这一点。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国民政府已经把台湾收复了，美国都承认了。这些话都好讲，但这话在当时情况下，不容易打动人。

　　周总理怎么讲呢?他说：台湾自古是中国的领土，在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失败了，被迫签定了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是中国领土，日本人为什么要订这个条约呢?1870年，普鲁士跟法国打仗，法国失败了，就把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割让给普鲁士。台湾割让给日本是5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这是当时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和平十四条中，第8条就是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阿尔萨斯—洛林被普鲁士德国占领，就比台湾少两年，48年。周总理说：阿尔萨斯—洛林，20年代我去过，当时叫作斯特拉斯堡，当地的居民多数已经讲德国话了。可是台湾虽然被日本占领50年，大多数、绝大多数居民还讲的是福建话，台湾就是中国的领土嘛!这样的话最能说服人。因为基辛格的父亲就是德国人，以后移民到美国去的。这个阿尔萨斯—洛林在历史上很多人都清楚嘛。这么一讲就非常艺术，非常贴切。一个50年，一个48年，一个是《开罗宣言》，一个是威尔逊十四条，而且不同的地方，阿尔萨斯—洛林地方的人已经讲德国话了，但是台湾居民还是绝大多数讲福建话。

　　英国蒙哥马利元帅1960年和1961年两次访华。1960年他来的时间比较短，因为时间太短，他就要求1961年再来一次。1961年蒙哥马利来华的接待工作，根据外交部提议，陈毅批准，是由李达上将以国防体委主任的身份带队，具体接待工作由外交部西欧司、礼宾司负责。因为蒙哥马利是第二次来华，陈毅先接见他并举行欢迎宴会。蒙哥马利提出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的三原则，其中第一条是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周总理看了以后就找我去，说蒙哥马利这个人很有政治头脑，他这次来，提出来要访问许多不对西方开放的城市，先从香港到广州到北京，然后准备到包头、太原、延安、西安、三门峡、洛阳、郑州，然后回到北京，再考虑毛泽东是不是接见。周恩来让我参加接待工作，所以我是中途参加进去的。当时正在困难时期，周总理说，我们建国以后有成绩，也有缺点错误，这都是客观存在，让他看，让他自己做结论，你在必要的时候，或关键的时候点一点，让他从本质上了解中国的内外政策。

　　蒙哥马利确实很有观察能力。他作为一个英国的元帅，提出要搞世界和平，这很不简单的。所以周总理说要对他多做工作。在国内访问时给他安排了一架专机，伊尔-14，飞到包头，飞到太原，飞到延安，飞到西安，到西安以后坐火车。

　　回来以后，我对总理办公室外事秘书浦寿昌说，要向周总理汇报情况。浦寿昌说：“现在总理马上要开政治局会议，恐怕要到明天了，你就睡觉吧。”我刚睡下，后半夜两点钟左右，周总理把我找去了，问蒙哥马利的情况。我说蒙哥马利对中国很友好，但是也有战略观察。周恩来就问得很详细，政治问题问得特别详细。

　　我顺便说一下蒙哥马利的战略观察。他到洛阳拖拉机厂，拖拉机一开出来他就看，开了那么几圈，总工程师就告诉我：这是行家。他这么一看就证明，这个拖拉机可以做坦克。

　　这些情况我都给周总理讲了，周总理就问他一路上看了什么文艺节目。我说他先到包头，要看文艺节目，没有，看了电影《五朵金花》。到洛阳，当地预备晚会他不看，他要逛街，我就陪他逛街，街上一个戏院有灯，演豫剧《穆桂英挂帅》。进去以后，那个翻译给他稍微讲一讲，他不要一句句翻。后来就出来了，他说：这个戏不好，怎么女人做元帅。我讲，这是民间的传说，老百姓很愿意看。蒙哥马利说：爱看女人当元帅戏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看女人当元帅戏的女人，也不是真正的女人。听了这话以后，我又说：现在中国也还有解放军女少将李贞嘛!他说：红军、解放军我都非常钦佩，我不知道女人当少将，这有损于红军、解放军的声誉。这时候我就讲：“按照你们的体制，英国女王就是陆海空军总司令，你这个元帅也要听她的。”这样他没话说了。

　　周总理听了后，说：“你顶得人家无话可说，就算你胜利了?人家搞‘三原则’，一个中国，一切外国军队从外国撤回去，很好嘛!你搞了那么些年的外交工作，你不懂得求同存异呀?你说民间传说就够了嘛，你何必说英国女王，你把他弄得无话可说，你就算胜利了?鲁迅曾经讲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讽刺挖苦也决不是我们的外交。”这一批评使我很受教育，还想多听几句批评。周总理说完从一个夹子里拿出第二天准备请蒙哥马利看晚会的节目，一看，连说：糟糕，又是个女的元帅，京剧折子戏《木兰从军》。幸亏问了你，不然又是个女元帅，好像我们故意讽刺他。周总理问，他喜欢看什么?我说他喜欢看杂技，我们在太原看了杂技，他很喜欢。周总理说，马上给外交部礼宾司长俞沛文打电话，把明天晚会的节目改了，不要《木兰从军》，加上杂技，要有口技。他问蒙哥马利看过“抢椅子”没有?我说：没看过。他说：北京杂技团的“抢椅子”很好，加上“抢椅子”。而且指定由哪个演员演，对演员情况他都熟悉。蒙哥马利看得很高兴。他回去写了本书，就把这次晚会“抢椅子”、口技等都写进去了。

　　周总理工作之细，不管什么外国人，都对他很是钦佩。

　　蒙哥马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打败了纳粹德国著名的元帅、“沙漠之狐”隆美尔，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元帅。蒙哥马利最后做到英国的总参谋长、陆军元帅。但是也很奇怪，他打了一辈子仗，最后却要和平，致力于和平。他认为：和平的关键在中国。中国的强大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强大了，就能够达到全世界普通人所渴望的和平。这个人有他的战略眼光。这些都是跟周总理1960年跟他的谈话，1961年跟他的谈话不可分的。

　　1955年，中国代表团为参加万隆会议，租了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本来周总理要从香港起飞，事先都准备好了。但是缅甸总理吴努临时邀请他同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理纳赛尔先到仰光开预备会。所以周总理先到昆明(当时周恩来刚做完阑尾炎手术不久)，然后从昆明到仰光。当时我们已经接到情报，蒋介石特务集团要破坏“克什米尔公主”号，主要是暗杀周总理。周总理就采取措施，有的人，比如冀朝铸，就从香港坐船走。“克什米尔公主”号是一个航班，从孟买起飞，经过加尔各答，到曼谷，再到香港，定期航线。事先商量好，照样卖票，到了香港以后，临时改为专机，加油一个钟头。临走之前，罗青长把有关单位的同志叫去，说他们肯定用炸药。当时周恩来就让外交部跟英国代办讲清楚，要注意机场，注意接近飞机的人，要绝对保险。但是交涉的人没看清电报，给英国人讲，有一架飞机要从香港起飞，国民党要准备捣乱。所以港英政府采取的是戒严措施，但就没有想到不让人接近飞机。于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收买了加油工人，把炸弹挂在油箱上。

　　说实话，万隆会议期间周总理非常忙，但他一直领导处理这件事情。周总理考虑到我们单独和英国交涉很困难，于是就联合印度跟英国交涉。因为飞机是印度的，机组8个人死了5个，活着3个。周总理在万隆那么忙，仍几次接见英国方面调查事件情况的人，要求英国准许中印双方各派代表到香港去交涉，督促香港提供有关的情况。英国首相艾登先是不同意，最后还是同意了。印度尼赫鲁派了一个代表，周总理派我作为中国代表去了。

　　飞机爆炸的地方，都是鲨鱼成群的地方。按照国际法，那是印尼的海域，由印尼负责打捞。印度机组的3个人游泳到一个小岛上活下来了，其他打捞上来的人都已经是面目全非了。周总理就让驻印度使馆参赞申健到新加坡去，因为打捞上来的东西由英国军舰运到新加坡。捞上来的尸体是中国人，就火化了，把骨灰送到万隆，周总理亲自带回来。周总理让我到香港去，他说：稍有疏忽就死了人，本来讲清楚了，结果还是死了人。他非常难过，指示在八宝山专门建了“克什米尔公主”号牺牲的同志的公墓，他还题了词，去祭奠。印度方面机组牺牲了5个人，周总理让我国驻印度使馆或总领事馆的同志，去慰问他们的家属。根据周恩来指示，国内在中山公园开了大规模的追悼会，毛主席送了花圈。

　　周总理在万隆接见了英国代表好几次，然后邀请他们到北京来，又让我同他一块儿到香港去。3个月后，英国方面发表声明，承认凶手到了台湾。周总理提出和印度方面联合起来调查这次事件，跟印度方面也是又团结又斗争。这个斗争艺术是太强了。这个事情台湾也承认了，不过他们没有讲得很清楚。

　　我们去香港之前，周总理说：这次事件牺牲了11个人，无谓的牺牲，不能再牺牲人了。他和当时的西欧司司长黄华一块儿到万隆，回来以后就和英国代办杜威廉说，一定要保证安全。我当时还带了一个机要员和密码电报。周总理当时特别提到香港大东电报局，通过上海海底电缆发电报(多少年不通了)，24小时昼夜值班，随时电报来往。周总理特别交代我，你到那里的情况，随时报告。我到那里，香港当局派人到罗湖去接，前面是警卫车。我住的地方是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的山摩岭，有几个岗，其中发现有不可靠的要换。我感到周总理对人的关心和做工作，全心全意，考虑周到。

　　(作者为周总理助理、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原副会长)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0-04-13 10:05:30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连贯追忆周总理：一生殚精竭虑 为国为民

下一篇：周恩来与叶剑英：52年扶持见证生死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