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东北抗日联军
2018-04-17 14:27:21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尚金州 李正军  点击：  复制链接

　　在中共中央和东北抗日联军的关系中，周恩来占有特殊的位置，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早在“九一八”之际，他就是当时主持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党中央主要成员，一直关注东北人民的英勇斗争，在中共中央和东北抗日联军失去组织联系之后，周恩来的著作和事迹，仍然是东北抗日联军贯彻党中央政治路线、坚持东北抗日斗争的精神动力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为宣传抗联事迹、关心抗联同志作了大量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保护抗联同志作出了艰苦努力。同东北抗日联军的关系，是周恩来生平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局部抗战时期的周恩来与东北抗日联军

　　“九一八”国难当头之际，中共中央和周恩来正在白色恐怖最为严重的上海坚持地下斗争，受到叛徒特务的严重威胁，周恩来本人更是国民党当局悬赏2万元的“通缉要犯”。 [1] 为保证他的安全，中共中央已决定停止他的工作，完全隐蔽，待机撤往中央苏区。但面对民族危亡，周恩来一如既往，以对国家和人民的炽热责任感挺身而出，积极参加中共中央制定对“九一八”对策的工作，是最早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党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在部署东北抗日斗争的过程中，周恩来尤其注重武装斗争，于10月在党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上发表署名伍豪的《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们党当前任务》一文，指出：“救国义勇军的组织已成为工农劳苦群众的普遍要求，我们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己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 [2] 这一著作于1932年初传到东北后，成为以罗登贤为首的满洲省委领导东北抗日斗争的理论基础。以这篇著作为指导，满洲省委起草了《抗日救国武装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的纲领性文件，确立了“只有人民群众起来，只有在群众斗争中创造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武装，才能保证彻底抗日救国，同时党以这样的武装为核心力量，支持、援助和联合其他非党的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共同反抗日本侵略者” [3] 的基本方针。尽管这一方针受王明“左”倾路线干扰和东北党组织力量薄弱的实际局限，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但毕竟“有了雏形的统一战线的露头”， [4] 其根本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并为以后建立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必要的探索。

　　鉴于东北党组织在“九一八”前力量较为薄弱，难以担负起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斗争重任的状况，周恩来以相当精力，主持了向东北派遣干部的工作。他亲自选拔派遣具有丰富军事经验的周保中前来东北，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满洲省委缺乏军事干部的状况。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和关内各地党团组织相继选派李兆麟(时名李烈生，在东北抗日斗争中化名张寿篯)、赵一曼、魏拯民、张甲洲等赴东北领导抗日斗争。他们到达东北后，在以罗登贤为首的满洲省委领导下，执行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与已在东北的杨靖宇等一起，在义勇军和其他抗日武装中积极工作，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军，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宣传抗日救国主张，为以后组建东北抗日联军、长期坚持东北抗日斗争奠定了坚实基础。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在东北抗日战场上为国捐躯。周保中则在吉东地区特别是抗联后期斗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被毛泽东赞誉为“我们的民族英雄” [5] 和“一贯地执行党的路线的抗联同志”。 [6]

　　在“九一八”后的两个多月中，周恩来为东北人民抗日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周恩来仍然关注着东北抗日斗争的进展。1933年1月21日，他和朱德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转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强调把“特别要派人去争取东北及热河义勇军的领导并发展其组织”[7]作为推动全国革命新高潮，支援红军反“围剿”斗争的重要任务之一。这是对东北抗日斗争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历史地位的充分肯定。

　　长征胜利后，周恩来致力于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实现从土地革命战争向全国抗日战争历史性转变的进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期间仍深切关怀东北抗联。1937年3月底，周恩来在上海接见了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返回内地从事统战工作的抗联第4军军长李延禄。听取了他关于抗联斗争的汇报。谈话一开始，周恩来就明确指出：“党中央没有忘掉东北抗联和东北人民，你们武装东北人民抗日是有成绩的”。[8]并告知李延禄准备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党中央也将尽快派人去东北，与抗联部队取得联系。关于李延禄在内地的工作，周恩来指示：“你们的任务是组织东北抗日救亡团体，在党的领导下，促成蒋介石早日抗战。具体口号是拥护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共同建国，支援东北抗日联军，营救张学良”。[9]这时，周恩来正在同国民党当局谈判，以期“在民主统一的基础上，巩固国内团结，加速准备抗战的一页”，[10] 为此，他代表中国共产党，力争“根据民主主义的根基，来召集国民大会”，[11] 并要求国民党当局准许东北抗联和其他东北抗日团体和人士参加国民大会。在1937年5月1日发表的《我们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中，周恩来指出：“东北四省(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引者注)的特种选举。应分出一部分代表名额留给现在东北四省奋斗着的革命团体及革命部队直接选举。其在各省的东北四省特种选举亦应废除由国民政府指定候选人的办法，而改由东北四省在各省居留的选民自己举出候选人，以便联合推选候选人”。[12]

　　二、全面抗战时期的周恩来与东北抗日联军

　　全面抗战爆发后，周恩来先后在武汉、重庆领导党的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抗战胜利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通过各条渠道，为恢复党中央和东北抗联的组织联系做出了巨大努力，并设法协助沟通在山海关内外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爱国力量之间的联系。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和彭德怀曾就此事向金日成做过通报。金日成回忆：“有一年我访华时，周恩来和彭德怀对我说，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全县有许多全副武装的朝鲜青年要求我们把他们送到金日成部队去，但是当时的条件不允许，他们没能如愿以偿，被分配到华北义勇军去了”。[13]

　　全面抗战期间，尽管党中央和东北抗联始终没有恢复组织联系，但通过周恩来主持的《新华日报》和其他一些渠道，党中央的主要文件仍能时断时续的传入东北，成为抗联斗争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这其中也包括周恩来的著作和论述。1937年7月，在庐山谈判中，周恩来向国民党当局通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抗日斗争的情况，高度评价了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这一指示当年就传到了东北，给予抗联同志以巨大鼓舞。杨靖宇曾委托魏拯民向金日成作了传达，金日成直至半个多世纪后仍记忆犹新。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魏拯民说，庐山谈判时，周恩来同蒋介石谈到了共产主义者在满洲、华北和朝鲜积极开展抗日活动的问题。我以满意的心情听了他的这段话。因为它意味着，中共中央正确地评价了朝鲜共产主义者在抗日战争中所占的地位，对由朝鲜共产主义者领导的武装斗争寄予很大期望，并热切地希望得到他们的积极支持和协助”。[14]9月22日，作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标志之一，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周恩来草拟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这一文件传到东北后，加深了东北抗日联军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理解和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理解，1938年6月27日，周保中致函北满临时省委书记金策，提议应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作为北满党组织的政治路线基础之一。[15]

　　1941和1942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入了长期相持阶段中最困难的时刻。在早已与党中央和内地战场失去组织联系、敌强我弱最为悬殊的东北战场，这些困难显得更加明显和深重。法西斯德国入侵苏联后，日本法西斯在东北的殖民统治也更加严酷。对此，周恩来十分关心，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收集研究了大量东北抗战的资料。在“九一八”10周年和11周年之际，周恩来两度为《新华日报》撰写社论，“以最大的关怀和眷念，遥寄给在苦难中的东北同胞和在苦斗中的东北义勇军”。[16]在这两篇社论中，周恩来指出了东北抗日斗争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意义：“东北是世界法西斯侵略战争最先爆发的火药库，但，也许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结束的场所，而目前又正是日寇企图进犯苏联的一个缺口。东北的得失，具有世界的战略意义”。[17]针对“东北流亡人士与关外的联系已一天天减少，东北青年流亡到关内来的尤其到大后方来的更一天天困难，关内的东北健儿正在各战线上为国血战，关外的义勇军处境日艰，且更难得到内地的接济和联系，而日寇又正以重兵控制东北，对人民肆行镇压和剥削，在人民中间悲观失望的和受其欺骗而生幻想的并非无人”[18]的特殊困难，周恩来强调要从东北沦陷最早最久的实际出发，清醒认识，“做更多的准备工作”。[19]但无论怎样困难，“东北问题，只是全中国问题的一部分，而且是有机联系的一部分。全国的困难解决，东北的困难也会跟着解决”。[20]在社论中，周恩来重申了全国人民的坚定信念：“抗战目的，是要达到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这就是说：起码要恢复九一八以前的状态，不赶走日寇出境，不恢复东北失地，决不能停止抗战。这是全国军民一致的呼声”。[21]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贯立场：“我们中共党人，历来是坚持自力更生抗战到底的方针。十年来，我们呼吁团结御侮，抗日救国。抗战后，我们更主张加紧团结，加强国力，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东北失地。在今天，我们更应强调自力更生，准备反攻，反对俯仰依人，反对悲观失望”。[22]

　　苏德战争的爆发，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了新阶段，也给中国抗战带来了巨大影响。1941年6月29日，在苏德战争爆发1周年之际，周恩来为《新华日报》撰写社论《论苏德战争及反法西斯的斗争》，阐述了中国共产党“运用我们站在东方反日本法西斯强盗的前线地位，联合东方一切反法西斯的人民民族和国家，结成更广大的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肃清一切反苏反共及对日妥协的有害思想，以打倒东方法西斯蒂头子的日本强盗”[23] 的对外立场和“我们应该乘机努力，加紧国内的团结，改善政治上的设施，克服经济上的困难，尤其是要加强军事的力量，国防的生产，以便一方面能有力的抗击敌人的进攻，收复一些据点，另一方面，在敌人果然北进时，我们也可配合友邦，实行反攻，击败敌人”[24]的对内立场。

　　周恩来的上述著作，不仅充分肯定了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和巨大贡献。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孤悬敌后、信息不畅的东北抗日联军来说，周恩来的著作和论述，使他们更加明确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基本立场和政策，认识了自己所从事斗争的价值，坚定了必胜的信心。因此，这些文章通过《新华日报》传入东北后，立即受到了抗联同志的认真学习和热烈拥护。1942年4月10日，周保中致函金日成和抗联5军政委季青等，指示：“如果你们那边能够经常得到‘新华日报’，你们应充分利用该报来作政治生活的参考材料。此间给你们抄送新华日报社论三件，其中一篇题为：‘加强党性的锻炼’，希望三人团(即道南党工作三人团，成员为季青、金日成、安吉——引者注)和B野营党委深刻研究，贯彻到每一个同志的认识中去，尤其是从来的东北党组织问题，值得我们根据这篇论文的原则精神来回味，来自我批评，来解决组织问题，来加强组织性和发展组织性。其余两篇‘九一八十年’和‘论苏德战争和反法西斯斗争’。虽然时间过去很久，但是论文的内容，有重要原则性，代表中共党中央的政治主张。这两篇也希望加以深刻的领会和作为目前生活中的政治参考”。[25]此后，周恩来的这两篇著作一直是抗联部队的主要政治教材，对抗联教导旅加强部队建设特别是思想政治工作、自觉贯彻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政治路线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周恩来的著作同时，《随军西征见闻录》、《西行漫记》等书籍也先后传入东北。并成为抗联部队和东北地下党的政治教材。在以李兆麟为总指挥的抗联第三路军中，曾多次组织学习廉臣即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抗联战士因此对“周恩来为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国内各方军队之黄埔学生很多与周熟悉者。周恩来之勇敢、毅力之办事精神，黄埔学生对之仍有好感”[26]的革命事迹和品格、对周恩来这位“极有政治头脑的政治家” [27]开始有所了解。1939年6月15日，在李兆麟主持下，三路军总指挥部训练处发出关于党政工作的指示，指示在部队中悬挂或张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像。身在日伪监狱中的地下党员，在极端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组织学习传阅了日本《世界知识》杂志刊载的《西行漫记》片断，几十年后，翻译《西行漫记》并在奉天(沈阳)狱中流传的杨坚白仍对“周恩来骑着一匹大马的照片”[28]记忆犹新。

　　三、抗战胜利后的周恩来与东北抗日联军

　　抗战胜利后，东北抗联恢复了与党中央的组织联系，踏上了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在新的历史时期，周恩来一如既往地肯定抗联贡献、关心抗联同志。

　　在同国民党政府的谈判中，针对蒋介石集团否认抗联贡献和以“接收主权”为名发动东北地区内战的阴谋，周恩来明确肯定了东北抗联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巨大作用，特别是后期斗争的作用。在1946年4月22日同马歇尔的会谈中，周恩来指出：“历史上东北的游击战是有过很大的发展的。在九一八以后到抗战以前，东北的游击战在中国是十分有名的。抗战爆发之后，东北的游击队削减了一些，但直到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日本的报告仍不能不承认其有广大的活动。同时，八路军这时早已开到了辽西，建立了冀热辽根据地。在日本投降之前，东北的西部便有了八路军，其东部和北部仍有打散了的游击队。这些游击队的数量虽不大，但有着很大的潜势力。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们缴获了许多枪支，解放了广大的人民”。[29]

　　在14年东北抗日斗争中，涌现了许多民族英雄和革命志士，杨靖宇、周保中、李兆麟、赵一曼、张甲洲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周恩来曾明确指示：“对杨靖宇将军这样伟大的民族英雄的事迹进行宣传非常重要，中央决定在吉林省的通化市修建杨靖宇陵园”。[30]对周保中的健康极为关心，1954年周保中病重时，周恩来指示派专机将他从重庆接到北京治疗，以后又多次亲往探望。1958年11月27日和1963年6月9日，周恩来和金日成、崔庸健一起接见了李兆麟夫人金伯文和女儿张卓亚，向她们致以亲切问候。1963年6月18日，周恩来陪同崔庸健向哈尔滨李兆麟墓敬献花圈。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亲自过问电影《赵一曼》的拍摄工作，选定长征老红军石联星扮演赵一曼，提名冯仲云为驻外大使候选人之一。1953年1月1日，在视察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时，周恩来向张甲洲表示了深切怀念。1963年崔庸健访华期间，周恩来还组织并参加了周保中、崔庸健等中朝抗联战友在北京的联欢活动。48年后，在周恩来逝世35周年之际，张卓亚写下了深情的回忆：

　　1963年6月9日崔庸健委员长率朝鲜党政代表团访问中国。先是母亲带我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母亲见到所有朝鲜战友，但是没有机会说话。我当时只有18岁还年轻，能参加这种活动、见到这么大的场面实属难得，多少天后心里还无法平静。几天后，朝鲜党政代表团访问结束又回到北京。母亲又接到通知，要母亲带我们兄妹去钓鱼台国宾馆参加周总理举办的家宴。晚上我们随母亲到了钓鱼台国宾馆，在一座小楼前停下，出了车门，只见周总理带着一群我不认识的人列队迎接宾客。当然我们也算宾客。当轮到与母亲握手时，总理说：“金伯文同志，你好啊!我们又见面了。”听了这句话我惊呆了，时隔近五年，总理日理万机还能记得一个只见了几分钟的人。真的让我吃惊!到了跟我和哥哥握手时，是妈妈介绍：“这是我的儿子立克、这是我的女儿卓娅。”总理说：“李兆麟的孩子们，你们好!”我们回总理“周伯伯好!”进门后我们坐在大厅周边的椅子上等待。这时，坐在我旁边的贺龙元帅指着我问陈毅元帅：“这个小姑娘是谁?”陈毅元帅不假思索地说“这是李兆麟的女儿。”当时我心里别提多激动了，我立刻喊着叔叔跟两个老帅握手。要知道周总理、陈毅和贺龙元帅是我最喜欢的三位前辈，能与他们握了手是我一生的荣幸!当我们走进宴会厅时，看到的是偌大的宴会厅只摆了两张大餐桌，主桌是周总理、陈毅及夫人张茜、贺龙、周保中、冯仲云与朝鲜贵宾崔庸健和他的儿子、女儿等。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俩与朝鲜代表团的其他外宾坐在另一桌。席间吃了什么不记得了，说了些什么却记忆犹新。开席是周总理举杯祝酒，总理的外交风范世人皆知，但是近距离的感受这是第一次。我眼都不眨的看着、聚精会神地听着。周总理说：崔庸健委员长率朝鲜党政代表团访问中国，在北京参观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又到东北参观访问，提了不少宝贵的意见。今天我设家宴，有我们老一辈参加、也有我们下一代在场作证。我要说的是中朝两国是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中朝两党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中国党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中朝两国人民将世世代代的友好下去。我国的东北就是你们的大后方。….. 可是那个年代，参加这种活动是要严格保密的，所以从那时起，我将这些激动人心的历史事件深深地埋藏在我的心底。

　　对抗联历史的宣传研究，周恩来极为关心。1953年1月1日和1963年6月，周恩来两次视察东北烈士纪念馆，认真听取抗联烈士事迹介绍，亲笔题词：“革命先烈永垂不朽”。[31]指示：“要广泛收集革命烈士的事迹和文物，向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32] 要求东北烈士纪念馆进一步搜集史料、充实内容、更新陈列。50年代末60年代初，周恩来又主持了中国革命博物馆(今与中国历史博物馆合并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建设工作，多次审定包括抗联事迹在内的两馆陈列，并在1959年9月22日中央书记处审查两馆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两个博物馆的抗联陈列，长期以来一直是抗联史宣传研究的主要成果。60年代初，周恩来指示：“要从多方面收集资料，编写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33]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的关心领导下，自建国后到“文革”前进行了大量有关抗联历史的宣传和资料收集整理工作。为抗联史研究奠定了雄厚基础。

　　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是中朝两国共产主义者和人民群众并肩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历史，以金日成、金策、崔庸健为代表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在东北抗日联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周恩来对此一直高度评价。1963年6月，在陪同崔庸健访问哈尔滨期间，周恩来“传达和表示过毛泽东同志和他本人对于东北抗联中朝同志共同作战关系的看法，即应该认定东北抗联实际上是中朝两国人民的联合军”。 [34] 1971年5月1日，在会见平壤市羽毛球代表团时，周恩来又指出：“抗日战争时期，金日成首相直接参加，在东北进行斗争，牵制了日本军队和伪满军队，支援了我们”。 [35]

　　“文化大革命”时期，针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和康生迫害抗联同志的行径，周恩来进行了坚决斗争，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保护了朱德海、李延禄等抗联干部。1969年4月，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努力下，李延禄参加了党的“九大”，这是当时历史背景下肯定抗联事迹的最有效办法，对捍卫抗联旗帜、改善抗联同志的待遇并使他们尽快恢复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注释】

　　[1]　陈铁健著：《从书生到领袖　瞿秋白》　474页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2]　编写组编：《东北抗日联军史料》　上　247页　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3][4]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编：《中共东北地方党史资料　 访问录选编　周保中同志专辑》　59页　1980。

　　[5]　中共吉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　 郭红婴主编：《回忆周保中》 205页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9。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下卷　500页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金冲及主审 吴殿尧主编：《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　上卷　314页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

　　[8]　 李延禄著：《回顾抗联第四军》 《人民日报》　1985年7月28日。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李琦主审 力平、方铭主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　 367页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10][11][12]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936——1938)　 205、210页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13]　郑万兴译：《金日成回忆录　与世纪同行》(7-8)　507页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14] 《金日成回忆录　与世纪同行》(5-6)　497页　 1996。

　　[15]　吉林省档案馆　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周兴、牛芷萍总编：《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　 上　704页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6。

　　[16][17][18][19][20][21][22][23][24]　崔奇主编：《周恩来政论选》 上册　352、413、414、358、332、333页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3。

　　[25]　《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　 下　506-507页

　　[26][27]　《陈云文选》 第1卷　 88、90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8]　中共沈阳市委党史研究室、辽宁省司法厅沈阳劳改分局编：《铁窗丹心　中共满洲省委时期狱中斗争纪实》　420页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1。

　　[2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员会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　258页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30]　河南省驻马店市杨靖宇研究会编 宋晓宏、高峰、傅伟主编：《永久的丰碑——杨靖宇将军资料汇编》　781页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5。

　　[31][3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李琦主审 力平、马芷孙主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　 上卷　 277页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33][34]　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 吉林省东北抗日联军研究基金会编　陆毅主编：《韩光党史工作文集》　 49、65页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35]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　587页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

　　(尚金州，男，辽宁大连人，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2006级博士。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正军，男，辽宁盘锦人。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1级博士。现在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工作，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8-04-17 14: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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