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24）
2018-04-18 17:22:13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综合  点击：  复制链接

一九一八年；

本年在日本求学期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当时，马克思主义和不同流派的社会主义学说同时涌入日本，并得到广泛传播。周恩来先后阅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河上肇的《贫乏物语》，以及《新社会》、《解放》、《改造》等杂志。四月二十三日，读新出版的《露西亚研究》（即《俄罗斯研究》）杂志，从一篇论述俄国党派情况的文章中，了解到俄国社会民主党分两派，过激派主张“完全的民主，破除资产阶级的制度，实行用武力去解决一切（的）党纲”；温和派主张“民主，如办不到，则仍主张君主立宪”。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按现在情形说，君主立宪的希望恐怕已没有再生的机会。过激派的宗旨，最合劳农两派人的心理，所以势力一天比一天大，资产阶级制度，宗教的约束全都打破了。世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恐怕要拿俄罗斯作头一个试验场了。”在十月二十日的日记中写道：“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非迟。”

一九二一年

本年旅欧期间，广泛涉猎各种思潮，多方博览各种学说，以审慎求真的态度，“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执著而又深入地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革命方式问题上其矛盾心理体现得更为突出。一九二一年一月三十日，他在比较了俄、英两种改革社会的途径后，致信表兄陈式周，说：“稳之极为保守，躁之极为暴动。然此亦有以保守成功者，如今日之英也；亦有以暴动成功者，如今日之苏维埃俄罗斯也。英之成功，在能以保守而整其步法，不改常态，而求渐进的改革；俄之成功，在能以暴动施其‘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而收一洗旧弊之效。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至实行之时，奋进之力，则弟终以为勇宜先也。以今日社会之麻木不仁，‘惊骇物议’，虽易失败，然心于此中乃能求振发，是又弟所深信者也。”在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思潮、主义进行了反复的推求比较后，他认识到：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作用太无限制”，处在旧社会势力盘踞的社会里，“容易流为空谈”；法国的工团主义，在现今的欧美“不免等于梦吃”，法国总工会“大多数派大半已倾向于第三国际与国际赤色工联了”；英国的基尔特主义“近已见衰”，并且“在英国始

一九二二年

三 月

本月致函国内觉悟社成员湛小岑、杨毅韬，说：“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了，但老实说来，用一个Com munism也就够了。”“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

△致函国内觉悟社成员李锡锦、郑季清，说：“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并写《生别死离》一诗，对在长沙领导工人罢工时被湖南军阀赵恒惕杀害的觉悟社社友、湖南工人运动领袖黄爱（字正品）表示悼念，说此诗“颇能达我的意念”。诗中几段写道：

“壮烈的死，

苟且的生。

贪生怕死，

何如重死轻生！”

“没有耕耘，

那来收获？

没播革命的种子，

却盼共产花开！

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

却不用血来染他，

天下那有这类便宜事？”

“举起那黑铁的锄儿，

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

种子散在人间

血儿滴在地上。”

在信中针对这首诗对李锡锦、郑季清说：“你们看了我这首诗，可以想见我现时的志趣来了。不用多谈，谅能会意。”“正品的事，真是壮烈而又悲惨。这不仅在中国为创见，便在世界劳动运动中也是仅见。我们对于友谊的感念上，不免要有点悲伤；但对他的纪念，却只有一个努力！我对他唯一的纪念，便是上边表示我的心志的那首诗和最近对于C．P．坚定的倾向。”

九 月

1日八月十六日撰写、九月一日在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机关刊物《少年》第二号上发表《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指出：“共产主义之为物，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世良方。”“资本主义的祸根在私有制，故共产主义者的主张乃为共产制。私有制不除，一切改革都归无效。共产主义者决不作枝叶的问题，要大刀阔斧地来主张共产革命。革命未成以先，一切罢工，减时，加薪，自治，国有，协作等事件都不过被视为训练劳动群众帮助革命进行的种种手段，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的手里，那时候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势，除去努力预备革命，实行共产革命外，实无法可解。”“依着现在中国的时势，一切缓和修正的办法都无所施。”“我们与其在现状中作法自毙，莫如大彻大悟集合众力一心一意地从事革命。”“在革命未成功前，我们只是个破坏，无所谓建设。革命成功后，生产的劳动阶级建立了强有力的政府，消灭了私有制度，集中了资本，公有了农田，重用了世界上有作用的科学家来帮助无产者开发实业，振兴艺术，更进而求生产力和消费力的均平配合。凡是现今中国资本家所难以先决的条件，到那时都将不成问题。只于暂时的国际封锁，或是国际干涉或许不能逃免。但是他们的联合是资本家，我们的联合乃是无产者。所以全世界的共产革命乃是最后一着，不管中国是前列，是后列，我们必须预备着，从事着，也永远不许忘掉。”“全世界的无产者，团结起来啊！”

十一月

本月与张申府一起在德国柏林介绍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我党发展了一个军事上的帅才。朱德后来回忆说：“我当时真高兴极了。从此，我抛弃了旧我，开始了最有意义的革命的新生。”

十二月

1 5 日在《少年》第六号上发表《评胡适的“努力”》的文章，批驳胡适宣扬的“好人政府”主张，强调革命军队的重要性，说：“手枪炸弹罢工罢市只能做革命的导火线，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若徒以手枪炸弹罢工罢市来恐吓，则手枪炸弹，他有躲避之法，罢工罢市，他更可以军队来压迫。这样薄弱的主张亦自不能与有组织的革命视为同值。”同期还发表了他写作的《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致工余社三泊君》一文，指出：“一国一种的民主革命，如法国革命、美国独立都是经过极长期的血战争斗才得使共和奠定，更何况无产阶级的共产革命”。“在革命期中，最初建设是要少过破坏的，五年来苏俄的努力多一半是用在铲除旧毒、内防叛乱、外拒强敌的工作上头。我们若肯平心静气地研究研究俄罗斯五年革命的记录，则知他们并不是不图建设的，也不是没有建设的，只是旧势力的反动迫得他们不得不在破坏上多下功夫。且他们从事破坏，又岂无意义？扫除了旧的障碍，新的制度方得逐渐实施。未来共产社会的实现，须要有共产制度为他做保障，俄国无产阶级今日的努力，乃正因要立此保障之基，所以他们的破坏才非盲目。”

一九二三年

四 月

6日在天津《新民意报》副刊《觉邮》第一期上发表《德法问题与革命》一文（即致邓颖超的信）。文中说：“欧乱现正方兴未艾，所可希望的只是俄国。”“有人说：‘赤军是供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用的。’卢森堡当年也说：‘我们要无军队便不能革命……’这都是见到之语”。

本年根据国内革命运动发展的需要，有意识地组织一些党团员学习军事理论，研究军事问题。还有计划地派遣一部分同志到苏联去学习军事，为党培养军事人才。据聂荣臻回忆说：“即使在当时，在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三年，恩来就告诉我们必须学习军事科学。党不能够总是停留在政治辩论俱乐部的水平上。如果我们要改造我们的国家，就需要有一支军队。”何长工也回忆道：“从一九二三年初开始，在中央指示下，中共旅欧支部（应为中共旅欧组织一编者注）在周恩来、赵世炎等同志领导下，培养的大批骨干力量，为迎接国内即将到来的大革命，有计划地回归国内担负军事和工农运动的领导工作。我们留法勤工俭学的党员骨干基本是分两个部分。一部分送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去深造，一部分回到国内充实革命领导力量。”

一九二四年

二 月

1日在所主持的中共旅欧组织和旅欧共青团合办的机关刊物《赤光》第一期上发表《赤光的宣言》，其中几段写道：

“革命的赤光，

从北俄腾起，

惊醒了

冬虫般蛰伏的被压迫阶级，

震动了

春蚕般茧缚的世界殖民地，

封建余孽，

国际的强盗，

更被他照的原形毕露。”

“夜忆阑，

天将晓，

赤色之光，

早在东方闪动了。”

“起，起，起，

我们的朋友！”

同期发表《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等文章，认为：“所可恃者以救中国的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并预言“中国农民是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走上革命战线的”。“我们相信不久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均将会冲上前锋来做弄潮人”。

15日在《赤光》第二期上发表《革命救国论》等文章，文章说：“革命是无疑而且确定了！但我们须看清我们的敌人和我们国民革命的势力究竟何在，且谁又是我们真实的友人。”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列强和新旧军阀、封建余孽、洋买办、官僚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海外华侨、工人阶级、知识界、新兴工商业家、农民阶级这“五派是中国国民运动中最值得注意的革命势力。若能合此五派的革命分子于一个革命的政党统率之下，则国民革命的成功必不至太为辽远”。“常与列强势力接触、备受中国军阀凌辱的中国的劳动阶级——终将为国民革命中一派最可靠的主力，这是毫无疑义的。”

六 月

1日在《赤光》第九期上发表《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等文章指出：“不错，我们共产主义者是主张‘阶级革命’的，是认定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的事实存在。但我们现在做的国民革命却是三民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倒当权的封建阶级的‘阶级革命’，这何从而说到‘国民革命’是‘阶级妥协’？且非如此，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发生，‘打破私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自也不能发生。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文章驳斥了国家主义派对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种种污蔑。

7日在出席旅欧华人各团体负责人集会的发言中，主张将各团体联合会的共同目标由“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改为“打倒军阀，推翻国际资本主义”。

七 月

下旬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与刘伯庄、周子君等从法国启程回国，向国内团中央报告工作，并代表旅欧团组织参加各种会议。临行前，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对周恩来作了以下评语：为人“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说话动听，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本区成立的发起人，他是其中的一个。曾任本区三届执行委员，热心耐苦，成绩卓著。”

九 月

月初到达广州。当时广州是国共合作后的广东政府所在地。

7日撰写《辛丑条约与帝国主义》一文，纪念“九七”国耻日。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清政府同德国、俄国、日本、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西班牙、荷兰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此日被称为“国耻日”。文章回顾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指出：“中国民族既与帝国主义不两立了，我们便当将帝国主义敌人认清，不容有丝毫和缓和妥协的希冀存在我们的心理中。”“中国民族欲图生存，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帝国主义的唯一出路，只有革命，只有国民革命。国民革命的涵义有二：一联国际无产阶级及弱小民族作反帝国主义的进攻；一联国内被压迫民众作推翻帝国主义走狗之中国军阀的革命。”

十 月

10日出席广州各界群众为纪念武昌起义举行的警告反动商团大会，并以广东民族解放协会代表身份发表演说，指出：“我们有工人可以武装，有农民可以自卫，有兵士可以作先驱，有学生可以作宣传，有商人可以作后盾，我们的实力便在此处。”工、农、兵、学、商要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南北军阀！打倒一切反革命派！”商团在群众游行时向游行队伍开枪，打死二十余人，打伤一百多人，还张贴布告，公开要求孙中山下野，欢迎陈炯明回广州主政。商团是广东买办资产阶级的武装，在英帝国主义的策动支持下，自八月以来阴谋在广州发动反革命军事叛乱，扼杀广州政府。

△在苏联顾问鲍罗廷、中共广东区委和国民党左派支持下，孙中山成立平定商团叛乱的权力机关—革命委员会，并从北伐军中抽调一部分军队回师广州镇压商团叛乱。周恩来、杨匏安等参加临时军事指挥部工作。十五日，在工农群众积极援助下，革命军击溃商团军。

30日撰写《最近二月广州政象之概观》一文，指出：广州政府受南方军阀挟持，对帝国主义和反革命派常常表示退让，而时时压迫工人、农民的解放运动，其原因是包围孙中山左右的，大都是些不革命的右派和机会主义者，他们是永远希望和军阀、帝国主义勾结的。强调国民党必须让中间分子打破“妥协的心理”，“断然离开不革命的右派”，听孙中山指挥，与革命的左派连成一气，实行国民革命，“才能得到革命的工农群众作革命的基本势力”；“国民党当前急务是‘肃清内部’，界限便是革命与反革命”。文章分析国共合作后广东的政治形势，并总结平定商团叛乱的重要意义。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第九十二期刊登了此文。

本月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区委宣传部部长。

秋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讲授政治经济学。

十一月

本月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黄埔军校成立的同时，就根据苏联红军的经验，在军校建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制度，廖仲恺为国民党党代表，国民党党员戴季陶为校政治部主任（后为国民党党员邵元冲代理）、共产党员张申府为副主任。这是中国军队实行党代表和政治部制度的开始，是军事制度的一大改革。黄埔军校政治部，按规定是校长、党代表在政治教育方面的“佐理机关”，“专司本校一切政治工作”，其任务是负责和指导全校官佐、员生、士兵、夫工的政治训练，“使其具正确的政治知识，增进革命精神，自觉地遵守革命纪律，坚信本党主义之信仰”，同时“对外负宣传组织及政治指导之责，务使人民确知革命军为压迫民众谋利益而奋斗，以实现总理武力与人民结合，成为人民的武力之遗训，而收军事进行上得人民帮助之实效。”但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以前的半年中，因为担任主任、代主任的国民党员戴季陶和邵元冲都是官僚政客，常不来校，副主任张申府只工作一个月即离校他往，所以，当时军校政治部“只有两位担任记录的书记，本无具体组织”，工作“很闲淡”，实际是一个死气沉沉毫无作用的机构。军校革命师生对此十分不满。在此情况下，经廖仲恺和苏联顾问加伦将军同中共中央商定，请周恩来出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到职后，立即增加部员，充实机构，建立健全正常的工作秩序和政治工作制度。部内设立指导、编纂、秘书三个股，从学生中选调共产党员蒋先云、李之龙、杨其纲、王逸常、李汉藩等到政治部工作。同时制订政治教育计划，加强对全校师生、员工和士兵的政治训练和对校内外的宣传工作，使政治部真正成为全校政治工作的领导机关。周恩来除指导、落实政治部各项工作外，还代表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在黄埔军校的中共党组织，发动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开展工作，扩大共产党的影响。

△所主持的中共广东区委商得孙中山同意，组建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铁甲车队下属成员的配备与调动，都由广东区委和周恩来（及后来的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决定，主要工作和活动也直接向他们请示报告。队长、副队长、军事教官，由周恩来选调的黄埔军校特别官佐徐成章和第一期毕业生周士第、赵自选分别担任。党代表和政治教官由广东区委选派廖乾吾、曹汝谦分别负责。廖乾吾任队中中共党小组组长，直属中共广东区委领导。广东区委还从各地调来一批工人、农民、青年充当队员。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早的一支革命武装。

十一月、十二月

11月、12月黄埔军校教导第一、第二团先后成立，第一期毕业生共产党员曹渊、蒋先云、许继慎、张际春等分别担任教导团下属各连的党代表，统属政治部领导。

责任编辑：张世昌 最后更新：2018-04-18 17:24:05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周恩来传 留学法国 （1920～1924）

下一篇：周恩来组织和率领黄埔军校学生军，参加了这次示威大游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