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周恩来为何秘行皖南？
2018-05-02 11:40:43  来源：《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作者 ：高建国  点击：  复制链接

　　一

　　早春时节的皖南，新竹滴翠，梅花飘香。

　　1939年2月23日，受中共中央委派，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新任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借回乡省亲之名，从重庆绕道桂林，抵达安徽省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

　　继1937年10月太原失守、年末日军攻取南京并血腥屠城后，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在1周时间内先后陷落。中国共产党人以特有的历史洞察力敏锐地意识到，自“七七事变”以来，在1年零3个月的时间里，日军长驱直入，相继占领华北、华中、华南，在军事上取得重大胜利，但随着战线的延长、部队的分散、兵员的伤亡，以及占领区面临日益严重的威胁，战略进攻已达顶点的日军渐趋颓势。何去何从的中国，又一次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中共中央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桥儿沟召开六届六中全体扩大会议，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精辟阐述了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游击战争的新形势新特点新任务，作出了党的工作重点是在战区和敌后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重大战略决策。

　　六中全会期间，由于叶挺给中央和项英发电急于赴香港，项英未等会议结束即返回皖南，未听到毛泽东的总结报告，对会议后期批判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确立“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方针等重要精神均不甚了解。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积极做叶挺回新四军的工作。叶挺于1939年2月初到重庆，同周恩来、叶剑英长谈后，于2月16日陪同周恩来飞抵桂林。

　　周恩来和叶挺回云岭，主要是向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进一步肃清王明右倾错误在新四军中的影响，共商在大江南北全面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对策。同时，力促新四军内部团结，也是周恩来此行的一项重要使命。

　　2月23日清晨，周恩来同叶挺乘坐竹筏从岩寺沿青弋江抵达泾县章渡古镇。这里距云岭约16华里。苍翠的群山夹一泓清流，蜿蜒于黄山山脉间的青弋江上，一叶竹筏顺流而下。一身戎装的周恩来和叶挺伫立筏上，威武而挺拔。

　　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等新四军军部干部和教导总队干部学员共2000多人，在码头附近列队迎接。竹筏靠上码头时，官兵们有节奏地呼喊着欢迎的口号，掌声和欢呼声在山谷间久久回荡。

　　时年41岁的周恩来，赴渝履新仅1个月零10天时间，但在秘密和公开的党的建设、上层和下层的统一战线、合法和非法的宣传文化和群众工作等方面，都已经做得风生水起。他在国统区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地方实力派人士及著名的知识分子广泛接触，共商国是，增强了解和互信。特别是通过《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积极宣传党的主张，发动工农群众和团结各阶级、阶层支援敌后抗战，重视做好中间派的工作，对投降派、顽固派进行坚决而灵活的斗争，维护了全民族抗战的局面，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世事纷攘之乱局，中共代表团驻地重庆曾家岩50号，客观上已成为国统区党联系群众最便捷的纽带和桥梁，也是大后方茫茫雾都中群众寻路觅航的灯塔。

　　二

　　第二天，新四军军部为周恩来的莅临举行欢迎晚会，项英在会上向大家介绍周恩来和叶挺并致欢迎辞。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向新四军指战员致以亲切慰问，并发表了题为《新阶段的新关键》的演说。

　　周恩来精辟地分析了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形势，着重指出，经过一年半的战争，敌人速战速决的企图已被粉碎，困难日益增加，后方已显空虚，必将加强已占领地区的统治，用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打中国。在敌人占领的地区争胜负，就是新阶段中的关键。周恩来强调，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我们一定不要破坏统一战线，但又绝不可以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我党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既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那种“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不敢放手发展进步力量的想法和做法是错误的。周恩来号召：“举起新四军铁的拳头，使敌人再不能在长江两岸依靠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解决自己的困难，使他不得不消耗他自己的资财力量，使敌人达到最大的困难，造成敌人在华中的失败。”

　　在皖南期间，周恩来听取了新四军领导人汇报和各支队负责人意见，与从前线归来的陈毅、粟裕、傅秋涛等深入交谈，召开了军部各部门人员参加的座谈会，了解和研究江南敌后游击战争的环境、特点和与此相适应的战术原则，概括了开展新形势下游击战争“敌击我隐、敌分我袭、敌进我伏、敌围我散”的16字诀，嗣后，在6月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举办的训练班上，作了透彻明晰的阐述。周恩来深入附近机关、部队驻地，面对面了解官兵训练、学习和生活情况，到离云岭10多里的中村，看望新四军教导总队(即抗大分校)的学员，接见了在教导总队工作的经济学家薛暮桥和夫人罗琼，并视察了新四军印刷厂。

　　周恩来非常喜欢生活在战士们中间，在云岭的日子里，他常利用散步的时间与战士们接触。一天傍晚，他走过一块草坪，一个小战士正沐浴着晚霞的余晖在那里操练，看见周恩来走来，小战士忙收起枪，立正站好。周恩来饶有兴致地走过去，和蔼地问道：“你今年几岁了?”

　　小战士操着浓重的湘南口音，恭恭敬敬地回答：“报告首长，我今年15岁了!”

　　周恩来摸着小战士的肩膀说：“你怕还没有手中的小马枪高吧?”

　　小战士踮踮脚尖，腼腆地说：“首长，我可比小马枪高多了!”

　　周恩来拍拍小战士胖乎乎的脸蛋，又问：“为什么当新四军呀?”

　　“为了打鬼子!”

　　“那么，你知道是谁在领导抗战吗?”

　　“知道，当然知道啦!首长您昨天在我们班里不是说过，中国的西部有个延安，延安住着党中央和毛主席，共产党就是我们中国的指路明灯，明灯亮着，抗战的前途就光明!”

　　“答得好!答得好!”周恩来连连点头，愉快地拉起小战士的手，满含期望地说：“你现在是少年新四军，等你长成青年新四军时，鬼子就被我们赶跑了，将来建设新中国，还要靠你们。你要好好学习，学习文化知识和军事知识，在战斗中不断锻炼成长!”

　　3月9日，周恩来在叶挺陪同下，骑着马，翻山越岭十几里，专程视察从苏南调回皖南的新四军1团，观看了部队缴获的日军文件、地图等战利品，并在全团班长以上干部骨干会上讲了话。中午，周恩来来到连队，和战士们一起就着野菜吃糙米饭。周恩来非常关心部队的思想政治建设，当他看到新四军政治部编印的连队政治教材，竟以蒋介石的演讲为重要内容时，严肃地向政治部负责同志提出批评，要求立即予以纠正。周恩来还前往泾县、旌德、太平三县交界处的小河口新四军后方医院，看望和慰问住院伤病员，对医务人员的出色工作给予肯定和表扬。

　　在皖南期间，周恩来观看了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演出的由陈白尘编剧的话剧《魔窟》，以及战地服务团自己创作的短剧《春耕曲》《母亲》。新四军战地创作组和副团长谢云晖、徐平羽(白丁)创作了一部话剧《圣诞节之夜》，再现了周恩来在惊心动魄的“西安事变”中力挽狂澜，通过和平解决事变推动国共两党共襄抗战大业的历史功绩，但因碍于国共关系未能演出。服务团女作家菡子将剧本抄写在稿纸上，用红绸带扎好送给周恩来。

　　有一天，周恩来专门会见了当地农抗会、妇抗会、青抗会等抗日团体的代表，并特意让军部伙房置办了几桌酒菜，请当地民众抗日团体负责人聚餐。当看到当地妇女抗日联合会主任不好意思吃菜时，周恩来和蔼地对大家说：“这是我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薪俸，请大家吃饭，慰劳大家对新四军的支援。让我们为军民团结，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干杯!”

　　三

　　2月28日，周恩来在云岭召开的新四军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系统地论述了统一战线的性质、特点、原则、方法及其发展前途等重大问题。

　　周恩来向新四军领导人传达了中央关于叶挺工作安排的意见，并多次与项英恳谈，中肯地指出，叶挺是个好同志，很有军事才能，这样的将领如不去团结，还要团结谁呢?他还说，叶挺是热爱党的事业的，热爱人民解放事业的，不能认为他现在不是党员就不欢迎他。中央考虑，目前叶挺留在党外对党的工作更有利些。我们要像信任党内同志一样信任叶挺同志，军事上要放手让叶挺指挥，你着重于总的领导和东南局的工作。周恩来还专门在住处“种墨园”同叶挺和项英合影留念，鼓励叶、项团结战斗，共图大业。据时任新四军秘书长的李一氓回忆，此后叶、项之间开始保持一种和谐的状态。

　　“种墨园”的主人陈冠群是国民党党员，先后担任过云岭地区的保长、乡长、第三区区长。1938年8月2日，新四军进驻云岭时，陈冠群将叶挺军长接到家里居住。周恩来到云岭新四军军部视察工作，就下榻于“种墨园”，在此度过20天。其间，周恩来在军部大会堂作报告时，陈冠群作为开明民主人士应邀出席。陈冠群对周恩来十分敬重，在周恩来即将告别云岭之际，特地在军部附近的“源发祥”饭店为其饯行。皖南事变发生后，陈冠群利用他的特殊身份，掩护帮助了部分新四军指战员突围。陈冠群的长子陈长寿清楚地记得，当时皖南特委书记李步新在突围中与部队失散，在当地群众帮助下躲在南堡村一个山头上。陈冠群得知消息，立即请当地保长徐承恩为他送去10块大洋和1套便衣，让其化装成老百姓突围。

　　经过实地观察和调研，周恩来对新四军的实际状况和处境，有了更加具体和清晰的了解。当时，新四军主力驻扎在皖南，而长江沿岸据点被日军占领，军部背面是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驻地，左右两侧也有国民党军队密集布防，处于一面临敌、三面被围的极为不利的境地。新四军的活动区域被限制在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青阳、大通镇这一横宽约100公里、纵深不过50公里的狭长地带，遇有不测，几乎没有回旋余地。因此，帮助新四军确定正确的发展方向，是一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

　　根据新四军所处的区位和周边敌情，周恩来与新四军领导人反复研究，商定了新四军今后的活动方针。周恩来认为，新四军驻地东面是日军占领区，日伪军占领了大中城市及交通沿线，新四军应该到东线去抗战，建立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应鲜明提出“向东作战”;新四军在华中抗战最有发展潜力的地方是江北，即皖东、苏北地区，故应确定“向北发展”;新四军驻地南面是驻扎十多万重兵的国民党第三战区防区，而日本侵略军尚未向浙赣线进攻，这就决定了新四军不可能向南发展而只能防御，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以提出巩固现有阵地为宜。于是，根据中共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周恩来提出了新四军“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的发展方针。毛泽东完全同意周恩来提出的方针。次年2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中，根据周恩来概括的三句话，强调新四军要“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

　　四

　　1939年3月6日，周恩来给军部和驻皖南地区干部和教导总队学员作报告。上午9时，身着绿色哔叽军装的周恩来，下着马裤，足蹬马靴，系武装带，挂中将军衔，在叶挺军长陪同下，英姿勃勃来到云岭村陈家祠堂军部大会堂。与会者每人一个背包或蒲团，席地而坐。见到戎装入场的周恩来，会场先是一阵激动的低语，随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周恩来健步走上由四张八仙桌拼成的讲台，频频挥手向与会者致意，然后以洪亮而又抑扬顿挫的声音开始作报告。叶挺、项英等军首长及美国记者艾·史沫特莱，围坐在讲台附近的几张八仙桌旁。

　　周恩来在报告中讲了目前的形势与新四军的环境、新四军的发展与困难的克服、新四军的战略方针和任务等3个问题。他深入浅出地透彻分析，明确指出，在新阶段，我们抗战的中心放在敌后，在敌人占领地区开展游击战，实施新的施政纲领，整理地方武装，跟敌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军事上争胜负;整个的中国东部，代表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最有力的地区。假如中国东部完全被敌人统治，我们的西部就要一天一天地贫弱危困起来，困难就要无形地加深，而敌人就能够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克服自己的困难，这就是新四军的环境;要克服困难，就要坚持统一战线、坚持强大自己、坚持深入群众、坚持帮助友党友军;大江南北游击根据地的创建是完全可能的，我们的游击战术应不同于华北，也不能只运用过去三年游击战的经验，应该更加灵活，更加机动，更加出没无常，更加变化无穷。

　　当晚，周恩来在军部大会堂参加联欢晚会。由祠堂改建的会堂虽然简陋，但晚会的组织筹划者却是中国一流音乐家何士德。在何士德的指挥下，周恩来与官兵坐在一起引吭高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刀进行曲》《我们在太行山上》。会堂里高潮迭起，群情激昂，大家对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迎接抗日战争新阶段的到来，充满必胜的信心。

　　五

　　周恩来视察新四军军部期间，叶挺向他汇报了新四军首长组织创作一首军歌以鼓舞士气和斗志的想法，得到赞许。

　　1939年3月中旬，新四军军部在云岭召开参谋工作会议，根据大家提议，叶挺、项英动员陈毅撰写新四军军歌歌词。3月30日，陈毅用新诗形式写出题为《十年》的军歌初稿，由叶挺、项英主持，组织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等人进行集体讨论，斟酌推敲了一些词句，确定将三段歌词改为两段，由陈毅重新改写加工，定稿后交何士德谱曲。根据袁国平指示，6月号的《抗敌》杂志一并刊登了改定的军歌歌词和陈毅写的军歌歌词初稿《十年》，歌词署名集体创作，绛夫(陈毅)执笔。

　　周恩来在云岭新四军军部一直工作到3月14日。次日清晨，在官兵依依不舍的目光中，他又乘竹筏沿青弋江踏上了赴浙江的旅途。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5-02 11:4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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