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周恩来在武汉推动全民全面抗战
2018-05-03 11:27:37  来源：快资讯  点击：  复制链接

　　1937年12月18日,周恩来、邓颖超、王明等到达武汉,长江局正式成立,王明是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委员有秦邦宪、项英、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等。周恩来同志到武汉后的第三天,即12月21日,即和王明、秦邦宪一起会见了蒋介石,就两党关系,扩大国民参政会,制订共同纲领,出版《新华日报》等问题进行会谈。会谈中蒋介石故作姿态,说了不少好话,认为我方“所谈极好,应照此去做,前途是会好转,我的想法也不过如此。”“外敌不足虑”,“只要团结,胜利定有把握”。蒋介石知道王明和共产国际关系密切,为了争取苏联的援助,他要求王明留在武汉帮助工作。但是对于两党关系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却没有谈出一个较好的结果。当时恩来同志提出三种可供选择的组织形式:一、恢复(民国)十三年的形式,使国民党改为民族革命同盟,其他党也参加;二、制订共同纲领,建立共同委员会;三、维持现状,即遇事协商的形式。我党是想争取前两种形式,因为它可以加强国共合作,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利抗战。但蒋介石并没有真心实意和我党合作,否定了前两种形式,只同意第三种形式,即以临时协商来处理两党关系。国民党方面也作了一些改进措施,如在个别部门、个别组织内,邀请共产党人参加工作。这种低层的合作虽然不能使我们满意,但两党关系确也有所改善了。

　　1938年1月,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恢复政治部,蒋介石任命陈诚为部长,黄琪翔为副部长,要恩来同志也担任副部长。对于这件事,恩来同志处理得非常得当,他一方面根据中共中央发布的《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中规定,中共党员一般不参加这种工作,向蒋介石婉言推却;另一方面向中共中央提出:当蒋介石采取合作态度时,“一般采取赞助的立场,应该与国民党开诚合作”。1月中旬,蒋介石坚持要恩来同志上任,他再次请示中央,说明“如果屡推不干,会使蒋介石认为共产党无意相助,使反对合作者的力量得到加强”。同时他也感到,虽然和陈诚在十年内战中兵戎相见,但他和黄琪翔都是主张抗日的,可以捐弃前嫌,有条件地合作。经过中共中央同意,恩来同志终于出任政治部副部长。

　　当时国民党依靠正规军抗战,对动员人民群众参加全面抗战的宣传、组织工作都很薄弱,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这方面应当有所作为。恩来同志分管政治部三厅。三厅是负责宣传工作的,这是我们的优势,可以做出许多国民党做不到的事情,因此他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筹建三厅和组织文化界统一战线队伍方面,为了动员郭沫若担任三厅厅长,以影响和带动文化界爱国人士投身抗战、靠拢中国共产党,恩来同志和郭沫若同志进行肝胆相照的商谈,拒绝了国民党派特务骨干来控制三厅的要求,使他接受了这个任务。三厅延揽了阳翰笙、田汉、胡愈之、杜国庠、冯乃超等思想、文化界知名人士参加工作。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三厅在进行抗战宣传,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宣传工作需要更多的文化界人士,三厅不可能都把他们请来,于是恩来同志指示阳翰笙等同志发起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他还拜访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请他对“文协”给予支持。三厅成立前后,电影、戏剧、美术、音乐各协会纷纷成立,以文艺为武器动员人民,打击敌人。影响较大的活动如成立10个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和孩子剧团,到前线部队和农村、工厂中演出,发挥了鼓舞士气动员群众参加抗战的作用。名演员金山、王莹演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对人民起了很好的教育作用。他们还根据恩来同志的指示,到南洋各地巡回演出,动员了许多华侨积极支援祖国的抗战。袁牧之、陈波儿等拍摄的电影《八也百壮士》,也很生动感人。周恩来同志和邓大姐还亲自到拍片子的电影厂,恩来同志鼓励他们努力工作,要在艰苦的条件下拍出好的片子。以后袁牧之、陈波儿都被恩来同志送到延安。恩来同志还为各演剧队制订分赴各战区前线的计划和行动路线。“文协”和各协会的活动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它们把不同政见、不同爱好的文化人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下,扩大了统一战线的基础,也使不少人倾向于共产党。

　　抗战1周年时,三厅举行的献金运动,是一项效果很好、影响很大的运动。当郭沫若同志向陈诚表示要举行这项活动时,陈诚断言一定会失败,而失败将带来不好的影响。事实与陈诚的断言截然相反,武汉人民积极响应,在短短的5天里,各界群众捐献现金、物资值100万元,其中有工人、农民、学生、工商业者以至难民、乞丐。恩来同志献出他担任政治部副部长的1个月薪金240元。我们长江局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的同志也都参加了捐献。献金运动在中国许多城市热烈展开,长沙、广州、重庆纷纷行动,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恩来同志对报刊宣传工作非常重视。当时长江局直接领导的报纸《新华日报》,1938年1月创刊后,2月发行1万多份,四五月间达5万多份,这在旧中国算是销路很大的了。恩来同志曾为报纸题词:“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这和毛泽东同志关于持久战的思想是一致的。《新华日报》在宣传我党的抗战主张,报道八路军新四军的辉煌战绩,推动国统区的抗日救亡运动,都起了很好的作用。此外,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群众》周刊,需在武汉、广州大量翻印,广为发行。当时在武汉出版的刊物40多种,大部分是我党领导或受我党影响编辑出版的。这些报刊和其他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一方面动员群众同仇敌汽,参加到抗战的行列中来,许多青年甚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参加了共产党。另一方面,它牵制了国民党的投降倾向。恩来同志曾经指出:抗战初期蒋介石“投机不成,投降又不敢,他被八路军的力量、人民的力量逼得不能不走持久战,不能不在政治上表现一点进步”。人民力量的形成,宣传工作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宣传了抗战,也使党在群众中的威望越来越高。在武汉发展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也推动了重庆、长沙、广州等地的抗日救亡活动的开展。

　　恩来同志十分关心长江局在武汉等地组织与领导的一些抗日救亡团体。抗战开始不久,各界群众特别是爱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受“一二·九”运动后北平成立民先队的影响,在武汉成立南方“青年救国团”,这是当时有影响的青年救亡团体。1938年2月,长江局和湖北省委青委领导成立“中国青年救亡协会”,推选国民党元老叶楚伧的儿子叶楠任理事长,中共党员钱俊瑞、刘导生都担任过领导工作。这些组织对青年运动起了促进作用。为了发动工人积极参加抗战,派了一些党员和积极分子到工厂中工作,并建立和发展党和工会的组织。恩来同志还指示长江局工委请中国劳动协会负责人朱学范出面组织“中国工人抗战总会筹备会”,长江局工委成员刘群先、廖似光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参加筹备工作。筹备会提出统一全国工人战时组织,联合世界劳工团体,发动工人参加抗战等九条纲领,决定召开代表大会,成立“全国工人抗敌总会”。由于国民党的阻挠,计划没有实现,但这次和劳协的合作也是有积极作用的,它争取了许多国民党控制的工会组织,也促进了朱学范和我党继续合作。正是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使武汉以及南中国许多城市活跃起来。当时人们反映,从大革命失败到十年内战,武汉白色恐怖严重,这时则是生机勃勃,“一个死都市,重新苏活过来了”。这里倾注着周恩来多少心血啊!那时候,恩来同志往往白天在武昌政治部办公或亲自做统战工作,晚上又乘渡船过江到汉口长江局来处理电报,一直到深夜。我担任会议记录,会开到深夜,我疲惫得很,记下的潦草字迹第二夭连自己也认不得。当我在他的办公桌上拿走最后一份电报稿时,往往是凌晨了。当时事情非常繁忙,长江局的同志找恩来同志处理工作要排着队,常常谈到深夜。记得有一次长江局秘书长李克农同志安排在最后,等和恩来同志谈完工作已是大天亮了。恩来同志每天工作达十五六个小时,但他始终精神奕奕,同志们都深为佩服。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5-03 11:2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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