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副主席在抗战时期的几段往事
2019-01-08 09:53:14 来源：网易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战时期的周恩来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驻军奋起抵抗，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正式爆发。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举行会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各方面主要负责人共23人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决定，新的中共中央军委由11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也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也称副主席)，国内诸多讲述、研究抗日战争史的著作，都采用了“周副主席”这样的称谓，根据也在于此。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任命了朱德、彭德怀、叶剑英等八路军领导。9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同意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其间，周恩来副主席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在西安、杭州、庐山，两次在南京，同国民党方面进行了国共合作抗战的谈判，他始终站在谈判的第一线，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为全民族团结抗战做出了贡献。之后，周副主席仍不顾个人安危，继续战斗在大江南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贡献力量。
一、肩负党中央的重要使命去山西，为八路军挺进敌后创造条件
“七七事变”后，周恩来副主席在国难当头的危难时刻，工作更加繁忙。中央任命他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山西抗日前线，与国民党方面的阎锡山商谈国共合作的具体事宜。1937年8月下旬的一天夜里，一位叫廖其康的福建籍红军战士，随彭德怀同志执行任务，等到了西安，才知道是组织上调他到周恩来副主席身边做警卫工作。9月4日，毛泽东主席致电彭雪峰，要他转达尚未抵达太原的周恩来，要与阎锡山、卫立煌等冀、察、晋、绥四省军政要员就华北国共合作抗日的具体事宜进行谈判，毛主席讲，这样对华北敌后抗日大有好处。接到毛主席的电报后，当天，周副主席带上警卫员廖其康，急匆匆向山西进发。下午，他们抵达老潼关，来到了黄河边。一会儿，渡船来到了，周副主席上了船，警卫员廖其康也跟着上了船。
船靠岸了，周副主席和警卫员到了山西的风陵渡口，在这里，周恩来、彭德怀和林彪、聂荣臻、肖克、徐向前等八路军各师领导会合，一同上了阎锡山方面派来迎接周副主席一行的小火车，过了一段时间，小火车到了侯马车站，聂荣臻等下了火车，准备率部队北上去抗日前线;周副主席等继续乘小火车北上，9月5日中午，周副主席到了太原，随即，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报告：他将立即出发到太和岭口，去与阎锡山谈判山西国共合作抗战具体事宜。电报发出后，周恩来副主席和彭德怀副总指挥连夜赶赴太和岭口。这时，在他们身后，成千上万的八路军指战员正在开赴敌后抗日前线，周副主席考虑，必须在八路军指战员到达抗日前线之前，与阎锡山谈妥我军如何与国民党军合作、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诸多事宜，以利于八路军各部作战。
在第二战区长官部，周副主席见到了阎锡山，经过双方反复商谈，最后商定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由中共、牺盟会和其他群众团体共同组成，由中共主持拟出工作纲领。9月9日，周、彭回到太原。几天后，周副主席又派中共方面的南汉宸与续范亭一起，带着草拟好的“战区动委会”工作纲领，到太和岭口见阎锡山，阎对纲领作了几处修改后，批准了这个纲领。9月20日，“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太原正式成立，国民党爱国将领续范亭任主任委员，中共方面的程子华任人民武装部部长，南汉宸任组织部副部长，武新宇任动员分配部部长。“战区动委会”是一个有中国共产党参加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它在动员新兵、组织人民自卫队、发动群众抗战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9月20日，朱德总司令和任弼时、左权、邓小平等十八集团军领导在侯马上了火车，21日凌晨，列车到了太原，朱德等十八集团军领导与周副主席见面后，当天傍晚，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等再次乘车到太和岭口见阎锡山，第二天上午九时许，汽车到了二战区长官部。经过双方反复磋商，阎锡山最后同意：八路军可以在山西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双方还对八路军游击战区域、军队驻扎、兵力使用等达成了一致，山西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绥、晋察冀、晋冀豫三大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基地，周恩来副主席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阎锡山
二、在武汉，当日寇飞机炸弹袭来时奋力抢救人民群众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等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到武汉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同时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王明任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委员有秦邦宪、项英、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等，负责领导南方各省的工作。12月18日，周恩来、邓颖超等到了武汉。
周副主席经常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接见各方抗日人士，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鼓舞社会各界抗战志士的信心，在他的关怀和鼓励下，许多人毅然上了抗日前线。他还在汉口中央银行接见了沈钧儒、史良、邹韬奋、李公朴、左舜生等国民党左派代表，向他们介绍国共谈判的情况，并与之交换对抗战时局的看法。对于国民党上层人物和地方实力派，周副主席也做了不少工作。他积极地与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桂系的李宗仁、黄绍竑，川军的邓锡侯，滇军的龙云等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在武汉，周副主席对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也十分重视，1938年春，他先后在武汉会见了英、美两国驻华大使，肯定了英、美在某些方面转向抗战的态度，同时也严肃地指出，西方某些国家采取“绥靖政策”甚至玩弄“东方慕尼黑阴谋”，有引诱国民党当局向日本侵略军妥协投降的危险性，这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允许的。
1938年春，叶剑英同周恩来、郭沫若和彭德怀在汉口火车站
1938年10月19日，警卫人员跟随周副主席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出发，去参加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活动。行至半路，突然响起了日军空袭的警报。江汉关上顿时一片混乱，人群拥挤不堪，人们争相逃命。眼看着一架日寇的作战飞机朝着人群俯冲下来，警卫员连忙拉住周副主席的手，要他赶快躲避。谁知，周副主席见江堤上人群乱作一团，他一下子挣脱了警卫员的手，一个箭步冲上大堤，一边跑一边让慌乱的群众赶快散开。就在这时，天空中一颗炸弹正在朝下落，警卫员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把周副主席扑倒在地，和他一起滚下了江堤。几乎就在同时，“轰隆”一声，日寇投下的炸弹爆炸了，地动山摇，弹片、泥土四处飞溅，泥土把周副主席和警卫员盖得严严实实。等到解除了日寇空袭的警报后，警卫员抬头一看，周副主席被土埋在一个大坑里，人们把他从土中拉了出来，周副主席浑身是土，却安然无恙，警卫员这才松了一口气。
1938年10月下旬，蒋介石撤到武汉的国民政府，在日寇的进攻面前不能立足，再次向重庆撤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租用了一艘名叫“新升隆”号的轮船，中共长江局的李克农、王炳南夫妇和八路军办事处的一些同志要乘坐这艘轮船西行。为了确保轮船上人员和物资的安全，船上去掉了任何标记，并且和许多西撤的轮船混在一起。逃难的人群向码头上涌来，不时传来船老大的叫喊声，江面上已无国民党任何维持秩序的人员，一片混乱。突然，拉响了日寇空袭的警报，本已拥挤不堪的人群更混乱了，人们慌忙丢掉手中的东西，朝着相对安全的地方亡命而逃。
只见头顶上日寇三架黑色飞机一齐俯冲下来，对着“新升隆”号轮船扔下数颗炸弹，顿时，“新升隆”号被炸翻，中共方面的译电员张海清及《新华日报》社的20多位同志牺牲了。事后人们才得知，日伪特务提前得到了情报，说周恩来要乘这艘客轮去重庆，日寇的这三架飞机是专门冲着周恩来等中共高层领导人来的，所幸周副主席等没在船上，躲过了一劫。
三、面对日寇大兵压境和长沙大火，从容脱险后返回救济灾民
李克农等同志从武汉赶到长沙，在长沙寿星街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与周副主席会合了。在长沙大火的头天晚上，周副主席本来是可以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大多数人一同去重庆的，然而他没有先走一步，他对同志们说，自己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再加上夜里(指1938年11月12日深夜)快到午夜时分，周副主席在办事处用手摇电话机与国民党方面的陈诚、张治中通了电话，得知日寇没有新的动静。夜里过了12点后，周副主席让工作人员在卡车里装上与重庆、延安都能联系上的电台，让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大部分人员先行出发，这样，能够避开白天被日寇飞机跟踪扫射或投弹轰炸，同时也解决了白天人多塞道、车辆难以通行的问题。这些车辆一走，在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就只剩下周副主席、叶剑英、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副官邱南章和司机王应絮四个人了。周副主席只留下了一辆吉普车，这辆车只能坐4个人，警卫员坐不下，也只好先走了。这时，长沙已无城防，八路军驻湘办事处这所独立小院，也已无人防守，大家在撤离时依依不舍，十分担心周副主席的安全，希望他能够早点走。
李克农
周副主席和叶剑英同志商量晚上这段时间怎样度过。周副主席说，敌人离我们这里还远着呢，今晚我们就不走了，好好睡一觉，明天再走。周副主席又让邱南章给陈诚摇了个电话，询问日军的行动和地点。陈诚回答说，日军仍在洞庭湖那边未动。周恩来、叶剑英两位首长便上了小楼的二楼休息去了。王应絮司机怕发生意外，把吉普车停在了院子的大门口，人不离车，和衣躺在车里睡觉。这时，先行去重庆的那些同志，看到了周恩来、叶剑英两位首长上了小木楼，依依不舍地出了长沙城。
大约到了凌晨两点钟左右，八路军办事处副官邱南章突然被连续不断的爆炸声惊醒了。他睁眼一看，见长沙大街上火光熊熊，赶忙拿起身边的手枪，飞快地翻下了木板床，大声冲着楼上喊，叫起了周恩来、叶剑英两位首长，邱成章在黑暗和浓烟中跑到八路军办事处院子前面的大门口，发现几个国民党兵一边往房子上浇煤油，一边用火把把火点着了。
原来，国民党地方军警负责人误信日寇已经到了长沙的流言，根据国民党最高当局制定的“焦土抗战”的方针，下令纵火焚烧长沙城。
邱南章气得把枪紧紧握在手里，王应絮司机一看大事不好，如果让火苗蹿进车里，烧着了吉普车，那就谁也走不了了。想到这里，他赶忙上了车，把这辆吉普车开走了，待他把车停到无火的地方返回的时候，整个八路军办事处的前院已经火光冲天，大火连成了一片，就是插翅也难飞进院子里去了。在二楼的周恩来和叶剑英同志，看到前院已经燃起大火，而且封住了院门，浓烟扑面，连房间的出口也难以辨认了，即使这样，两人还是机智地相互搀扶着出了屋门，在邱南章的协助下，从后院走到了街上。这时，整个长沙城到处是火，浓烟呛得人们透不过气来。邱南章正急得不知往哪儿走，周副主席却十分冷静地对他说，不要慌，这里到湘江边不远，走完这条石板街，就能到江边，我们就能冲出去了。多年的白区工作，使周副主席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他选择住房时，总是要选择临街且前后都有门的;每次住下前，他都要提前弄清周围的地形，摸清周围街道的走向去处等情况，以防不测。所以，这次在长沙大火中遇险，他能够从容不迫，化险为夷。
皖南事变中途径安徽经县茂林的新四军
那些事先已经撤离到湘潭县下摄司镇的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一见长沙燃起了大火，火光烧红了半边天，人人都为周恩来、叶剑英、邱南章、王应絮四人的安全担心，加之又迟迟见不到王应絮驾驶的吉普车的影子，李克农当即命令卡车司机祝华开车返回长沙去接应周副主席一行。卡车刚行到半路上，人们看到了周副主席熟悉的身影，他正和叶剑英、邱南章一起沿着铁路蹒跚前行呢。于是，三人一同上了来接他们的大卡车到了下摄司镇，周副主席准确地判断，日寇并未攻击长沙，这是国民党当局蓄意纵火，他愤怒极了。天一亮，周副主席又驱车返回长沙，慰问湘江边上那些饥寒交迫的难民，并与国民党当局讨论如何救济灾民。
四、领导南方局工作，获得德国进攻苏联的重要情报
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先后制造了湖南平江惨案、河南竹沟惨案、冀中深县惨案等，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与八路军各抗日武装大搞军事摩擦，在12月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顽固派也加紧了对中共南方局各机构的破坏活动，重庆卫戍司令部大约一个月就要来《新华日报》查一次，无端指责和干扰报社的正常工作。在周恩来副主席的直接领导下，报社的同志与国民党军警进行了机智勇敢的周旋，国民党特务为了破译我们党的密码电报，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附近的参政大楼内架设了侦察接收台，以拦截我党的秘密电报，并成立了专门的破译机构。周副主席和南方局的其他领导同志指示负责电台工作的同志，采取真假结合的方法，防止国民党特务窃取我方的核心机密，收发电报，一律采用以假报掩护真报、以外围电报掩护核心电报的办法;遇到长电报，就由几名译电员同时分译，分段发出，并辅之以大量的掩护型电报。这样，就有效地保证了我党核心机密的安全。
1941年1月6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月11日晚上，周恩来副主席正在参加《新华日报》创刊3周年纪念会，机要科收到了关于皖南事变的特急电报，立即送到他的手里。当晚，周恩来指示中共南方局马上开会，采取有效应急措施。1月18日，周副主席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通过《新华日报》媒体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赢得了国内外人民和朋友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同时，经过中共南方局党组织和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周密部署，也做好了应对国民党顽固派突然袭击的准备。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特务对我中共南方局领导机关进行封锁包围，并企图进行阴谋袭击，还扬言要逮捕、监禁中共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中共领导，为了防止国民党顽固派再进行突然袭击，中共南方局决定把部分同志向延安或外地疏散，留下坚持工作的同志都做好了坐牢甚至牺牲的准备。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周副主席领导的南方局事先获得了这个极为重要的情报，他立即将情报报告给了中共中央。我党中央又立即把这一情报转给了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开始，苏联方面将信将疑，但还是根据这个情报做了准备，避免了不少损失，事实证明了我们党的情报是准确的。后来，斯大林对我们党的同志说，中共的情报工作称得上是第一。最先得到这个情报的，是中共南方局的阎宝航同志，他模范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重庆广交朋友，他是在同国民党地方官员的一次谈话中得知德国法西斯要在1941年6月22日对苏联进行突然袭击消息的，获得这一重要情报后，他马上向周副主席作了汇报，才使得苏联方面提前获得了德国法西斯要在星期天对己方发起突然袭击的重大情报，周恩来副主席领导的中共南方局对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同样做出了重要贡献。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9-01-08 09:5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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