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周旋与暗战
2019-01-08 14:11:31 来源：腾讯网 点击： 复制链接
离开周恩来的日子，已经有40年了。
40年前的十里长街送总理，把一个襟怀如海、隐忍不言、顾全大局、鞠躬尽瘁的总理形象，永远定格在人们心中。那是他最后10年的肖像。甚至也可以说，是他后半生的肖像。
但周恩来不仅仅只有这一面。
在天津市南开中学，回廊尽头一排小平房里，有他当年的寝室西斋209号;那句熟悉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下面，署名是“翔宇”。他定格在南开中学的肖像，是少年意气、飞扬洒脱。
在广州市长洲岛，黄埔军校的小楼静看江水拍岸、船坞斑驳，常有学生来此参观，纷纷跑到周恩来那张著名的戎装照前“合影”。他定格在黄埔军校的肖像，是英姿勃发、目光如炬。
在广州市太平馆，古老的西餐厅里保留着周恩来婚宴时的布置和菜品，他和邓颖超的结婚照曾挂于墙上。他定格在太平馆的肖像，是一身浪漫、满目柔情。
40年后，当我们想起周恩来，会想起这些与他临终前截然不同的面孔。青春的热情，理想的激越，风度的潇洒，待人的诚挚，处事的绵密，乃至决断的果敢，都融于一人，锻造出一个传奇。
在那些日子里，他是“统战之神”，游走于敌我之间，以仁心征服对手;他也是“谍战之神”，执掌谍报与情报机关，铲除叛徒毫不留情，斗智斗勇抢占先机。这两条战线，一公开一隐蔽，一阳谋一暗战，在他身上堪称完美地结合起来。“周公的才思决策有如电闪雷鸣，周公考虑问题之周详又如水银泻地。”郭沫若此言恰切。
他在世时，已被民主人士尊称“周公”。“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其文出自曹操《短歌行》，其典出自西周初创时武王之弟为招纳人才殚精竭虑的故事。亦是恰切。
他去世后，在社交网络上，为数众多的“80后”“90后”成了一个庞大的“周粉”群体，时常把“周恩来”三个字刷成网络热搜词。这是周恩来与其他名人很不一样的地方——他成为年轻人的偶像，他俘获新生代的心，他从回忆故纸里的“周公”变成社交网络上的“主角担当”。比如，2014年《北平无战事》热播，王牌飞行员方孟敖一再追问他的秘密入党介绍人崔中石：“崔叔，你认识周副主席吗?我能见到周副主席吗?你能替我把这块表送给周副主席吗?”于是，“周恩来”三个字刷屏了。
2015年《伪装者》热播，三面间谍明楼对大姐说：“明镜同志，我现在代表中共南方局跟你讲话。”明楼原型是周恩来、潘汉年手下的五面间谍袁殊，抗战期间南方局书记也是周恩来。于是，“周恩来”三个字又刷屏了。
2015年9月3日胜利日大阅兵，一名大学生发了条“这盛世，如你所愿”的微博，并配了一张周恩来的黑白照片。当晚8点，仅此一条，转发量就达93万，评论和点赞量达79万。还有更多网友刷屏：“开国大典的时候飞机不够，你说飞两遍，现在再也不需要飞两遍了，要多少有多少。这盛世，如你所愿吧，山河犹在，国泰民安。当年送你的十里长安街，如今已是十里繁荣。”“周恩来”三个字又成了胜利日当天微博的十大最热话题之一。
是什么让他40年后魅力长存?答案肯定很多，我们讲述其一：他出生于燃情岁月，他有过燃情岁月，他能照亮当代人的燃情岁月。
周旋
“1959年起，一些国民党战犯陆续获得特赦，伯伯接见了他们。一位黄埔学生对伯伯说，我们没有跟着老师干革命，走到反革命道路上去了，走错了路，有负教导，对不起老师。伯伯却说，不能怪你们学生，是我这个老师没有教好。”
“伯伯”是周恩来，“老师”也是周恩来。在周恩来身边长大的侄女周秉德79岁了，与《环球人物》记者忆及旧时趣闻，朗声大笑。她说的这个认错的学生，就是国民党中将、黄埔军校一期学生杜聿明。他和黄埔的同学们，跟周恩来决裂过、厮杀过，但胜负分晓后，再见周恩来，一张口，依然恭恭敬敬叫“老师”。翻遍史书，两军交手，双方高官，常见的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或“各为其主暗自相惜”，罕见的是以一身周旋于不同道者之间，气节不坠信仰不改，却周游更广“朋友圈”更大。
黄埔军校初识“校长”
1938年7月，武汉举办活动纪念全面抗战一周年， 周恩来为大会主席。
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主任是戴季陶，干了不到一个月，就因为人事矛盾，不辞而别。接他班的邵元冲是旧文人，不懂政治工作，也干不下去。国民党左派人士、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希望中共推荐一位适当人选。当时，周恩来刚从法国回国。周秉德说：“伯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得知要建立黄埔军校的消息，积极赶回祖国，甚至等不及路费寄到就坐最低档的舱位回来了。” 他出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区委宣传部部长，同时投身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教官、政治部主任。廖仲恺一提议，26岁的周恩来慨然接下重任。
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会名誉会长廖心文说：“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是周恩来回国后担任的第一个公职。他也是黄埔军校的开创者。虽然他没有专门学过军事，但是对军队工作，他有一套自己的想法。”上任后，周恩来支持军校进步学生建立“血花剧社”，编演新剧，宣传革命，还在军校成立了中共支部，又通过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关系，为黄埔军校筹到了一批苏联武器。种种开创性的成就，让毛泽东后来称周是“我军政治工作第一人”。
蒋介石身为黄埔军校校长，对周恩来的工作能力十分赏识，称周恩来是他“最得力的助手之一”。这也有原因：蒋在粤军地盘上办军校，除了学生和教员，没多少资本，苏联的武器、资金和中共的政治工作，都是他办校所需要的。但他对周恩来和黄埔军校的中共势力也不是完全信任，不允许中共党员当带兵军官，只能搞政治工作。
1924年11月，黄埔第一期学生毕业，蒋介石以此为基础，成立两个黄埔教导团，这就是后来中央军的起源，是他的嫡系和本钱。周恩来认为，共产党人也应掌握军队。他经孙中山同意，组建“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调来黄埔军校军官徐成章，学生赵自选、周士第等担任指挥，士兵多为广东工农运动骨干，后来发展为叶挺独立团，在东征、北伐中建立了赫赫战功。
1925年，为消灭叛乱的军阀陈炯明，蒋介石率黄埔学生军东征，周恩来担任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侄子周尔均、侄媳邓在军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记得在汕头，看到有两栋一模一样的小洋楼。一栋住着东征军总指挥蒋介石和家眷陈洁如，另一栋住着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这两栋楼紧挨着，每天蒋、周都要交往过从，共商大计;两家人常常一起用餐，亲密无间，也体现了当时蒋介石对七伯的倚重。”
但蒋介石排斥中共的决心已定。东征军刚取得一定胜利，蒋介石就在一次会议上对周恩来说，中共在军校内“秘密发展组织，长此以往会出问题”，要求周恩来将军校和军队中的中共党员名字都告诉他。周恩来答道，此事关系两党，要请示中央才能决定。后来，蒋介石又找周恩来谈话，摊牌说，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要么退出共产党，要么退出黄埔军校。
蒋介石步步紧逼，当时的中共负责人则主张为维护国共合作局面而退让。周恩来和军校里已经暴露的共产党员，最终于1926年离开了黄埔军校。周秉德说：“他离开时，没人敢送别，只有一期学生胡宗南气喘吁吁地赶来跪送他。蒋介石知道后非常生气，责备这个学生不该向共产党下跪。胡宗南说，自己虽与周恩来政见不同，但还是很尊重他。”气归气，蒋介石当时还需要中共为他在北伐中出力，所以表面文章还是得做，他举办晚宴欢送周恩来等人，席间一再感谢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工作。
当蒋介石在反共道路上越走越远时，周恩来最终和“校长”分道扬镳。“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时，七伯毅然决然地同蒋介石彻底决裂，随后领导南昌起义，用革命的武装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直到取得最终胜利。”周尔均说。
对蒋氏父子用心良苦
1945年8月28日，应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右一)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左三)、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左一)的陪同下赴重庆谈判。
十年内战，周恩来与蒋介石是不共戴天的敌手。两人10年没见面。再次相见时，是在一个“万万没想到”的场合。
廖心文说，西安事变中，周恩来代表中共进行斡旋，达成了释蒋抗日的协议。1936年12月24日，当蒋介石见到周恩来时，开口便说：“恩来，你是黄埔的好同志。我以领袖人格担保，决不再打内战，以后你可来南京与我谈。”此后，国共为抗日展开第二次合作，周恩来再度与蒋介石周旋。
周恩来善察蒋介石心事。1937年3月，他在杭州与蒋介石会谈。蒋介石恭维了几句中共的“民族意识、革命精神”之后，忽然说：“你们不必谈与国民党合作，而是与我合作，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都好商量。”周恩来听出，蒋介石关心的是“领袖问题”，回应道：“如果委员长决心抗日，中共一定竭诚合作，决不谋取一党之私利。”蒋介石听了很高兴。周恩来也借机提出了中共的要求。
此后，周恩来又给蒋介石带去一个好消息：中共从共产国际得到消息，苏联已查到了蒋经国的下落，批准他返回中国。蒋介石惊喜交加，对周恩来做了一句评价：中共“最有理智、最有人情味的同志”。
数年后，归国追随其父的蒋经国，也对周恩来的“人情味”深有体会。周秉德向《环球人物》记者转述了蒋经国爱将蔡省三向她亲述的一段往事——1941年，蒋经国在江西赣州创办了《江西青年日报》，自任社长，蔡省三是总编辑，深得蒋经国信任。1945年，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等人飞抵重庆展开国共会谈。在“中苏文化协会”筹办的宴会上，毛泽东等人在二楼贵宾厅休息，楼下的蔡省三想看个究竟，站到楼梯口探头张望。周恩来发现了，马上站起来招手示意他过去，问他需要什么。蔡省三没有思想准备，就直说想见见毛泽东。周恩来便带他到毛泽东座前，介绍说：“这是蒋经国先生的助手，陪都青年界的精英。”毛泽东与蔡省三握手说：“好哇!好哇!全国青年大团结呀!”蔡省三有些紧张，不知说什么，也跟着说“大团结，大团结”，匆匆告辞下楼。第二天，蔡省三与蒋经国共进早餐，汇报此事，并说自己以前多次见过周恩来，还向他提过意见。蒋经国沉吟道：“周恩来对人那么诚恳，这不全是做作，是他确有素养。周恩来做人的工作是第一流的。”
后来长期分管对台工作的罗青长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周恩来去世时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台湾问题。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是周恩来亲自提议设置的，一切摆设都遵循周恩来的安排。墙上一幅郑成功画像，是周恩来吩咐罗青长到故宫博物院调来的，还让罗青长复制一幅，通过关系赠送给蒋介石父子，可见用心良苦。
发现陈诚的“正能量”
年轻时的周恩来。
自黄埔军校起，周恩来就与国民党一些“亦正亦邪”的人物打交道。他总能看准时机，挖掘出他们的“正能量”。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处处长、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会秘书长潘敬国说，周恩来与陈诚的关系值得一说。
陈诚是浙江青田人，保定军校毕业后从军，曾入黄埔军校任教育副官。据说，他在黄埔军校读到周恩来以“翔宇”之名撰写的文章，十分钦佩，主动求见周恩来，被其谈吐和见识所征服。后来在黄埔学生军东征时，陈诚任炮兵连长，作战英勇。周恩来称赞他“炮打得好”，又叮嘱他“一定要注意安全。”
作为蒋介石的校友、同乡和嫡系爱将，陈诚在十年内战中忠心耿耿为蒋氏效力。但到抗战时期，周恩来与陈诚的关系再度变得友好。廖心文说，“七七事变”后，陈诚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希望周恩来到政治部工作。孔祥熙则想拉周恩来去财政部。周恩来请示中央，认为去政治部可以发挥统战作用，便出任政治部副部长，直接领导负责抗战宣传工作的第三厅。
第三厅厅长是郭沫若。开会时，郭沫若常见陈诚紧随蒋介石身边，形同侍卫，蒋若咨询，陈有问必答。因为陈诚个子不高，郭沫若给他起了个“袖珍词典”的外号。但“袖珍词典”对周恩来也很尊重。有文章称，当年政治部举行“(孙)总理纪念周”，周恩来参加时，陈诚必到场;陈诚主持时，周恩来也必到会。这个活动有固定仪式，开始时要唱国民党党歌，诵读《总理遗嘱》，结束前还要读国民党《党员十二守则》。周恩来以迟到、早退避开这些仪式，陈诚也理解，甚至让别人领读《守则》，自己陪周恩来离开。陈诚旧部杨伯涛说陈诚这个人“延揽名流，礼敬贤达”，有借周恩来为自己博得好名声的意思，但他和周确实“关系不错”。
皖南事变中，陈诚在湖北配合围攻新四军，称赞“蒋委员长看问题看得很远”，“避免了共产党军队抗战胜利后威胁南京”。但他与新四军军长叶挺是黄埔故交，叶挺被扣押，过着艰苦的囚犯生活。陈诚几次劝叶挺投蒋，被拒绝后还请出蒋介石亲自劝降。周恩来看出陈诚不忍故交受难，便托人请陈诚游说蒋介石把叶挺改为软禁，给予一定自由。后来，周恩来又请陈诚允许记者陆诒探望叶挺，陈诚当天就批准了，这在当时是有点风险的。见面后，叶挺告诉陆诒：“辞修兄(陈诚字辞修)对我照顾还周到。”陆诒离开时，陈诚说：“你将来回重庆时，望代为转达周公，希夷兄(叶挺字希夷)由我就近照顾，安全和生活决无问题，请他放宽心。”周恩来的识人之明，可见一斑。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实权人物除了蒋氏父子，便是陈诚。周恩来在宴请名记者曹聚仁时提到，如果两岸统一，蒋介石、陈诚、蒋经国“都可以到中央来”。周恩来还提到，陈诚如果愿意管台湾，蒋经国“只好让一下做副的”，如果陈诚愿到中央工作，地位“不在傅作义之下”。他还安排人照顾陈诚在浙江青田的姐姐的生活。
1961年下半年，美国邀请陈诚访美，企图在是否从金门、马祖撤退的问题上离间蒋氏父子与陈诚的关系，搞“两个中国”。廖心文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当时美国人在拉陈诚。在这种情况下，总理做了工作。”陈诚赴美前，周恩来请人带话给台湾，希望两蒋与陈诚加强团结，把军队抓在手里。后来，陈诚看到了1955年以来中美大使级谈判的记录，很是感动：“中共拒绝美国一切建议，而坚持美舰队及武装力量退出台湾的做法，不受奸诈，不图近利，是泱泱大国风度。”
1965年3月，陈诚病逝。遗嘱未提“反攻大陆”。人们解读，这是周恩来的周旋起了作用。后来，周恩来迎接李宗仁归国时，在机场发表讲话：“陈辞修是爱国的人，他坚决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
8万大洋买他人头的人，也成了他朋友
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的数位对象，不约而同提到一个名字——张冲。潘敬国说，总理晚年患病，上手术台前留下一句话“我不是叛徒”，这是指“伍豪事件”，始作俑者就是“中统”特务头子张冲。但两人不打不相识，抗战中反而成为很好的朋友。
张冲是浙江乐清人，当过“中统”的二号人物。据张冲亲属的回忆，1931年，顾顺章叛变，供出了周恩来等人的藏身地。张冲奉命赶往上海搜捕。扑空后，张冲炮制了所谓“伍豪等243人脱离共党启事”，在上海多个报纸刊出，企图将周恩来搞臭——“伍豪”是周恩来当时的化名。上海地下党识破了这个阴谋，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名义发布公告，揭露此事为国民党谣言。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冲被蒋介石派去西安与周恩来谈判，开始了两人的直接交往。两人进行了5轮谈判，张冲被周恩来的人格魅力折服。促成蒋经国回国，就是张冲向周恩来提出的建议。后来，张冲还提议派中央视察团考察红军辖区，周恩来建议，名字改一字，称考察团以示平等。这个考察团成行后，增进了双方的理解。
“七七事变”后，张冲奉蒋介石之命去苏联争取军援。行前与周恩来见面，周恩来给他一张名片，并写上：“张冲先生奔走国共合作工作，卓著功勋，请以同志关系接待。”张冲凭着这张名片，在莫斯科见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并因此获得面见斯大林的机会。
张冲此后对周恩来也多有帮助。周恩来在延安摔伤胳膊，中共中央决定送他去苏联治疗。张冲应中共请求，安排飞机将周恩来接到兰州，再搭苏联飞机飞赴莫斯科。1939年，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来要去皖南处理新四军的事务，却未获蒋介石准假。张冲给他出了个主意，以回绍兴老家祭祖为由向注重孝道的蒋介石请假，顺道就去了皖南。这个办法果然成功。
1941年，张冲因病逝世，周恩来参加追悼会发言时流下热泪，并写下“风雨忆同舟，安危谁与共”的真诚挽联，这两句话至今仍为我党统战工作的方针。周尔均说：“张冲曾用8万大洋买过周恩来的人头，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后来却对周恩来心悦诚服。”
“他是一个性情中人”
周旋者，是一个很难扮演的角色。远有张良斡旋“鸿门宴”，凭的是无双机智;近有美国总统斡旋巴以冲突，靠的是无出其右的身份权威。周恩来除此之外，还有旁人无法企及的一点——让人一见如故的人格魅力。
冰心曾言，“我所认识的和总理有过交往的人，都认为总理对他(她)最关心、最爱护”。潘敬国说：“张学良与周恩来第一次见面就相谈甚欢。除了在抗日救亡问题上的立场相近，周恩来温文尔雅的风度也一下子抓住了张学良。”
周恩来与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也是一见如故。据冯的旧部回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冯玉祥在南京初见周恩来，印象就很好，说“共产党真是有人才啊”。抗战中，冯玉祥听到传闻，说他身边有共产党员，就直截了当问周恩来：“我身边有几个共产党员?”周表示回去查一下，后来告诉冯，某两人是共产党员，“如不方便，可以调走”。冯玉祥也很爽快，“不必了，心中有数，今后办事就更方便了”。后来，这两个共产党员成了冯周之间的“交通员”。
潘敬国说，1941年，冯玉祥六十大寿，周恩来亲笔写祝词，称赞冯玉祥“始终献身于民族国家事业，奋斗不懈，屹然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还赞扬冯玉祥“先生今届六十，犹自称小伙子，而先生的体魄，亦实称得起老少年”。冯玉祥非常高兴，写了一首“谢寿诗”在《新华日报》发表，其中有“为了我们的国家民族，为了全国同胞和全世界的人群，努力不懈，不怕牺牲，尽自己的本分打倒侵略的敌人”等句子。国民党右派当时骂冯玉祥为“共产党的尾巴”，甚至给他寄子弹恐吓他。但这让他和周恩来走得更近。
周恩来的魅力从何而来?是他的大理想造就了他与人交往的大格局。周尔均说：“总理的青年时代充满了爱国豪情，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曾写下《生别死离》一诗：‘生死参透了，努力为生，还要努力为死。’”对人生使命的壮志豪情，既让他能忍辱负重、牺牲自我，也让他在处理与对手的关系时，以大是大非、民族大义为重，超脱了一己的恩怨。
周恩来的教养也是他的魅力之源。廖心文说，周恩来的生母办事干练，待人真诚豁达;嗣母出生于书香门第。两个母亲对他的教育很严格，养成了他温和、文雅、谦让的性格。潘敬国描述了一个细节：“周恩来与人握手，总是紧紧握着对方，另一只手轻轻拍打对方。他的眼神非常热忱，专注地盯着对方。”周尔均则回忆，他的祖父是周恩来的二伯父，周恩来写字惯用行书，但每次给他家写信，全用端庄的正楷;信中提及二伯父二伯母，都另起一行或抬头书写。“七伯是一个性情中人，有真性情、真才华、真勇气，同时内心又充满了温暖的真情。”
暗战
“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这是《孙子兵法·用间篇》里的一段话，足见谍战之悠久，春秋战国时便已兴盛。数千年之后，周恩来“以上智为间”，开辟隐蔽战线，使之与统一战线工作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为革命的成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保障。
一提起国民党特务，不免令人毛骨悚然，而周恩来领导的中共特务与情报工作却富有艺术性。中共的特务组织更是先于国民党成立。
成立特科
李克农
钱壮飞(左)、胡底(右)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第一次国共合作走到终点。周恩来一度被扣押，这使他认识到，斗争方式必须更加隐蔽。同年5月，周恩来任中央军事部长，他倡议并主持成立了特务工作处，隶属于中央军事部，分设特务、情报、保卫等4股，以情报工作为主。
“有了军委特务工作处这样的工作组织，我们党就掌握了敌人的主要动向，事先作了必要的准备，所以在(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叛变之前，党就顺利地把部队撤出来了，避免了损失。这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所处的被动局面是完全不同的。”多年后，周恩来对特务工作处成立的意义作了如此评价。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改组特务工作处，在上海成立中央特科，继续由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设立总务、情报、行动和交通4个科，任务包括：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其中，陈赓为情报科科长，他与行动科科长顾顺章等人曾在1926年经周恩来推荐，由党中央选派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业务。
“行动科又称红队，一项主要任务就是除掉叛徒。比如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曾任中央军委秘书，掌握很多内情，必须除掉，带队完成清除任务的就是科长顾顺章。康生当年也是这个科的，还当过科长。有一次，红队队员执行任务失手，后来康生出马，两支勃朗宁手枪一别，马褂一穿，礼帽一戴，拄个拐棍儿，很快就除掉了叛徒，很有功夫的。交通科科长李强本是学土木工程的，硬是在周恩来的要求下，组装出我党第一部电台。”周恩来特型演员刘劲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特科成立后不久，国民党也有了特务组织。1928年2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立党务调查科，专门捕杀共产党人，由陈立夫负责，后发展为“中统”——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局。1932年，蒋介石效仿墨索里尼成立秘密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下设特务处，黄埔六期学生戴笠任处长，后发展为“军统”——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之后又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
“打进去，拉出来”
中央特科机关旧址，位于上海市武定路930弄14号。
“特科获取情报的主要方式有两种：‘打进去’和‘拉出来’。前者即选派干练人员打进敌重要部门;后者即设法将敌方重要部门人员争取过来，为我提供秘密情报。”《中国秘密战》作者、八一电影制片厂文学部原主任编辑郝在今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当时，陈立夫的党务调查科为扩充特务人员，开办无线电培训班，周恩来便派遣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投考，并陆续在“中统”内部取得要职，后被称为“龙潭三杰”。他们还组建党的特别小组，李克农担任组长，往来宁沪之间指导工作，并负责与中央特科联系。“李克农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他的儿子都上高中了，还不知道父亲是干什么的。有一次，儿子偶然发现枕头底下有一把手枪，就问李克农是怎么回事，李克农说：‘爸爸干的是公家的事，你不要问。’”刘劲说。而胡底被调往天津，顺利掌控了北方机关的情报;钱壮飞则当上了总务调查科科长、“中统”领导徐恩曾的机要秘书。
中共特科“拉出来”的第一个人恰是国民党派驻上海的第一个特务鲍君甫。他是中央特科成员陈养山的密友，心想若能帮共产党做事，同时搞点共产党的消息去应付国民党，便可两全其美。鲍君甫将自己的想法告诉陈养山，还把随身带着的一份搜捕共产党员的名单交给了他。周恩来认为，鲍君甫虽在政治上不很可靠，但对中共地下工作非常有用，便批准由陈养山与他单线联系，对他加强教育，为我所用。后来，在清除叛徒白鑫和营救澎湃、任弼时的行动中，就有鲍君甫提供的情报。
上海滩帮会大佬杜月笙的顾问杨度也被“拉出来”。杨度早年便是慷慨儿郎，接受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思想，还与袁世凯私交颇深，袁世凯称其“精通宪法，才堪大用”。后来，杨度通过孙中山认识了李大钊，世界观开始改变。1929年，潘汉年打算介绍其加入共产党。周恩来考虑到杨度的知名度很高，在上海的白色恐怖氛围，这样一个与各界都有广泛联系的消息灵通人士，能发挥很大作用，于是批准了54岁的杨度成为中共秘密党员。
“杨度还出庭为被捕的恽代英辩护。恽代英很硬气，一直不承认自己是恽代英，而是坚称自己的化名，国民党也被弄糊涂了。可惜，就在恽代英快要被提前释放时，中央特科行动科科长顾顺章于1931年4月24日在武汉被捕，生活日渐腐化的他当晚就叛变了，还把恽代英出卖了，恽代英没过几天就被蒋介石的刽子手处决。”刘劲说。
果敢决绝
“顾顺章认识全部特科人员，掌握几乎全部秘密地址，只要他开口，中共中央机关就会被一网打尽!”郝在今说，“不过，顾顺章说要见到蒋介石才能提供全部情报。捕获顾顺章的武汉行营侦缉处急着邀功请赏，先向党务调查科报告了顾顺章已叛变的消息。”一夜之间，武汉向南京连发6封紧急电报。“当时正好是周末，徐恩曾跑到上海玩儿去了，武汉来的电报全部落入钱壮飞手中。钱壮飞立刻让女婿刘杞夫到上海向李克农报告。李克农顾不得安置家属，就向上级汇报。”周秉德说。
“当时情况非常危急，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两三天里，我们紧张极了……”当年参与组织撤退的聂荣臻曾回忆说。4月28日，陈立夫、徐恩曾派张冲等人赶到上海中共中央的一个秘密机关，却一无所获。陈立夫问旁边的特务：“刚才见到什么人?”对方答道：“进入弄堂时与一个气质庄重的女子和一个行色匆匆的老头擦肩而过。”顾顺章后来得知此信息时说：“那女子是周恩来，那老头是陈赓。”——早在南开中学读书时，16岁的俊朗少年周恩来就在校话剧团中扮演过女角。陈立夫哀叹：“抓住周恩来，只差5分钟。”
中央机关紧急转移时，顾顺章的妻子、岳父母等都在中共中央的秘密机关打杂，周恩来找到他们，告诉他们顾已叛变，要与其划清界线，并准备将他们一并带走。顾妻不从，试图逃走。周恩来考虑到上海的秘密机关无法囚禁他们，任其出走又会暴露中央行踪，于是决定带康生、陈养山等人将顾家9名成年人灭口，并将尸体埋在院内花坛下。对于顾顺章8岁的女儿和12岁的小舅子，周恩来特别强调孩子是无辜的，将女儿送到保育院，把小舅子放回了家。
“当时布置得太周到了，把咱们党的实力保存下来了。不然中央的主要力量就要被蒋介石一网打尽，可能就没有今天了。”周秉德说，“同时，伯伯爱憎分明。他为特科制定了严格的原则与纪律，反复强调：不许乱打叛徒，危害大的才打;不准打公开的特务;不准搞绑票。”
但在周恩来1931年底离开上海到苏区工作后，特科后期工作逐渐偏离原则，从1933年至1934年连续7次在公开场合惩治国民党特务，3次盲目制裁所谓内奸。由于一再暴露在敌人面前，又不能有效地防御敌人的破坏，两批红队被捕牺牲，组织遭受严重破坏。
“前几次反‘围剿’斗争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情报发挥了重要作用。而1932年的第四次反‘围剿’打得并不如意，只是‘险胜’。到第五次，情报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就失败了，开始长征。1935年，中央在长征途中派陈云回到上海，重整情报系统。”刘劲说。
闲棋冷子
熊向晖被周恩来称为“后三杰”之一。
1936年的西安事变促成国共双方再次合作。第二年，全面抗战开始。然而，蒋介石认为，日本是皮肤之患，共产党是心腹之患。
1943年6月1日晚，蒋介石主持召开官邸会议，决心取消中共武装和根据地政权，并密电“西北王”胡宗南：“借共产国际解散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行动绝对保密。”胡宗南完成布置后，于7月2日将进攻边区的时间定为7月9日。然而在7月4日，胡宗南却收到朱德的电报：“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当此抗日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则陷国家民族于危难之境。”
胡宗南的计划暴露，他虽然发觉有人泄密，却怎么也没想到会是他的机要秘书熊向晖。熊向晖是周恩来早年布置在胡宗南身边的一枚“闲棋冷子”。他在清华大学时秘密加入共产党，父亲是国民政府湖南高等法院庭长。1937年底，周恩来在武汉给进步学生演讲，熊向晖被深深折服。中共北京地委的领导蒋南翔把熊向晖推荐给董必武和周恩来。周恩来在充分了解熊的情况后，安排其接受胡宗南面试，进而凭其才能成为胡宗南的秘书。董必武嘱咐他“少联系共产党、一定做好隐蔽工作”。
1942年，蒋经国巡视西北3个月，熊向晖奉命陪同，两人交情渐深。熊向晖的机会更多了。1943年7月3日，正是他将胡宗南的进攻计划传到延安，“闲棋冷子”始见奇效。而胡宗南和蒋经国对他信任如故，1947年他结婚时，证婚人正是蒋经国。蒋经国还答应支付婚礼所需费用，并让熊向晖把所邀宾客的姓名和住址告诉他的秘书陈元，由陈元代为印发请柬。陈元原是胡宗南部下，恰是熊向晖将其介绍给蒋经国的，自然也乐意帮忙。
“胡宗南还打算让熊向晖赴美留学，熊向晖秘密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说：‘去!国民党花钱为我们培养人才，为什么不去?!’”刘劲说。后来，由于机票不好买，胡宗南又让熊向晖在他身边工作了3个月。其间，胡宗南对熊向晖说：“前天总裁急电召我来南京，说美苏英法四国3月10日在莫斯科开会，届时将讨论中国问题。总裁当机立断，命令我直捣共产党的老巢延安。并选在四国外长会议的第一天，即(1947年)3月10日发起攻击。”说完，胡宗南给了熊向晖一个文件包，里面是进攻延安的方案和陕北共产党的军队兵力配置情况。熊向晖将文件内容默记于心。3月3日晚，熊向晖就将情报送到了西安《新秦日报》主编王石坚的家，通过电台将情报发到延安。此时，连胡宗南的军长和师长都对计划一无所知。
由于有可靠情报，共产党总能在胡宗南眼皮底下行进，胡宗南非但没能“给共军以毁灭性打击”，自己反而损失惨重。毛泽东称熊向晖“一个人可顶几个师”。周恩来说：“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情报人员工作卓越，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属于前三杰;解放战争期间，又有三位突出的情报人员(熊向晖、陈忠经和申健)，同样一人能敌万千军，创造了情报工作的奇迹。他们就是后三杰。”
“新中国成立后，伯伯设宴招待国民党起义元老张治中、邵力子等人。当他们看到熊向晖也在场，惊讶地问：‘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伯伯笑道：‘他不是起义，是归队。’”周秉德说。
他下的子都能收回来
1941年9月，中央情报部成立。周恩来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及长江局副书记、南方局书记，继续部署、领导了党的情报工作。他具体地、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与“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政策，核心是职业化。他要求每个秘密工作人员都要以固定职业作掩护，一切言论、行动、服饰都要同本身的职业地位相称，“党的工作要打入社会，只有打入社会才能巩固党”，三教九流都可参加，但必须同流而不合污。而且必须具备并利用过硬的专业技术。
沈安娜就是一例。她凭借出色的速记技能，考入浙江省国民政府，后来进入国民党中央，蒋介石的重要会议她都参与记录。1938年冬，沈安娜看到国民党无望，提出去延安的要求。周恩来对她说：“你已经打入国民党核心机关，能参加各种重要会议，接触机密文件。为了情报，要甘当无名英雄!”
“1946年，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决定撕毁‘双十协定’，开打内战，4月，国民党召开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做出进攻解放区的部署。会后，速记员沈安娜立即将记录全部抄报延安。6月，国民党在中原地区向解放军发起进攻，局部内战爆发。周恩来预先有安排，中原野战军得以转移。”郝在今说。
蒋介石在国民党高层决策会议上，讲到一些绝密问题时，会突然示意：“下面的话不要记。”这时，全场的人员都要停下笔来。沈安娜就把蒋介石的讲话牢牢记在心里。待到会议休息上厕所之际，再偷偷写下来。1949年4月，沈安娜离开国民党，回到上海。5月，上海解放，沈安娜的情报生涯结束。“放出去的网，伯伯最后都收回来了，真是深谋远虑，收放自如。”周秉德说。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拉出来”更多有价值的战友。周秉德说：“阎宝航原是张学良手下，抗战时期，重庆的阎家大院搞救济会，凡是东北老乡找他，他都提供容身之所。伯伯看到他的仗义之处，于1937年介绍他加入共产党。1941年，在国民党的一次宴会上，阎宝航碰到了德国军官、外交官、武官等人，聊天时他们说：‘干杯!莫斯科见!’”阎宝航据此获得德国将于1941年6月20日前后一周内突袭苏联的情报，并从孙中山儿子孙科那儿又确认了这个消息，这才把情报交给共产党。周恩来直接拟了一份紧急电报，通报莫斯科。1941年6月上旬，在希特勒全面进攻苏联前夕，斯大林接到了这份由中共领导人直接署名而不是通常由情报机构签发的情报，苏军得以提前24小时进入战备。1995年，俄罗斯庆祝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时，已去世27年的阎宝航和协助其搜集情报的长女阎明诗获得俄罗斯时任总统叶利钦签发的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功勋纪念章和证书。
就在见到熊向晖“归队”那天，张治中感慨道：“早知道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今天才知道，在情报工作上，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国民党撤退台湾后，周恩来仍然领导着两岸之间的情报工作。“我以前一位同事的岳父就曾在周恩来的指导下与台湾情报人员联络，那边只认这个人的笔迹，信件不写抬头和落款，只写内容。那边的信息过来，咱们也只认那个人的笔迹。”周秉德说。
隐蔽战线从无到有，从弱小到壮大，周恩来是无可争议的奠基者和领导者。“周恩来去世前会见的最后一个人还是情报工作负责人罗青长，最关心的仍然是台湾。他一生领导统战与情报工作，并将两者发挥到极致，全世界恐怕都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人。”郝在今说，“为什么中共情报人员绝大部分都至死不渝地追随周恩来?因为周恩来从选人的时候就十分注意，选择的对象必须要忠诚，且对自己要求严格。在工作过程中，周恩来对他们又十分关心。有一次，周恩来与熊向晖秘密接头，熊向晖临走时，周恩来叫住他，让他带了几本杂志出去，万一国民党盘查好有个正当理由。果然，熊向晖被国民党特务跟踪，特务还将其行踪记录下来，但并没有发现什么破绽。”
周秉德认为，这与周恩来的早年经历有关。“伯伯给我们开家庭会议时说，我们是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出身，他祖父做过县官，父亲、伯父都没做出什么大的事来，他被过继给叔父家，与生母、嗣母相依为命，后来还变卖家产维生。当铺掌柜常挖苦说：‘呦，周家少爷也来当东西啦!’家境的没落让他总想着要自立。‘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让他更加认识到政党和人一样，都要自立。经历了血雨腥风，他更加不容自己有任何闪失，也不容同志有任何闪失，他以一颗赤诚的心面对每一个同志和朋友，才赢得了每个人的至死不渝。”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9-01-08 14: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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