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抗战人物：莫那鲁道
2018-12-18 11:41:02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  点击：  复制链接

　　莫那鲁道(Mona Rudo，1882— 1930 ),出生于台湾省南投县仁爱乡马赫坡社(今庐山温泉后方台地)。台湾少数民族著名抗日英雄，“雾社事件”领导者。父亲是赛德克族德克达雅群人(Seesiq Tkdaya )鲁道巴耶(Rudo Baey )，母亲马红苗拉斯(Mahung Paras )。夫妻二人育有四名子女(一男二女)，莫那鲁道排行老二，大姐为芭淦鲁道(Bakan Rudo)，其下二位妹妹依序为露笔莫那(LubiMona)、迪娃斯莫那(Tiwas Mona )。族老传说，莫那鲁道父亲早逝，母亲辛苦持家养育子女成人。莫那鲁道妻芭甘瓦历斯(Bakan Walis)是赛德克族杜鲁固群人(Seediq Truku),夫妻二人育有四男四女共八名子女：长男达德莫那(TadoMona)、次子巴索莫那(Baso Mona )、三女马红莫那(Mahung Mona )、四女依婉莫那(Iwan Mona )、五男拔挽莫那(Pawan Mona )、六女姑姆莫那(Kumu Mona )、七男瓦历斯莫那(WalisMona)、么女露比莫那(LubiMona)。由于莫那鲁道的家庭及宗族姻亲关系，无形中自然编织成一绵密且张力坚韧的人际网络。

　　据闻，莫那鲁道自幼天资聪颖，深受族老及当时马赫坡头目铁木罗勃(Temu Robo)的爱护和照顾。头目甚至视他如己出， 对于传统规范(Gaya)、四时祭仪、做人处事、应对进退、农稼焚垦，乃至搏击狩猎、攻略防御、策略联盟等思维精神的锻炼， 均毫无保留地倾囊相授，奠定其日后事功的基础。

　　莫那鲁道身强体健、魁梧勇猛、胆识过人，年纪轻轻即随同族人迎击敌族，猎得敌族领队首级而名声大噪。又因勤奋耕作善于狩猎，常在中央山脉山区猎得水鹿，摘取鹿茸后换回牛饲养，故其放养之牛为全雾社地区之冠。他生活富裕且为人慷慨大方，对部落纷争亦能公正排解，因此颇受部落族人及赛德克族群各部落头目的敬重。所以在马赫坡原头目铁木罗勃之后，他很快就被族人推举为新任头目，并带领族人迎向不可知的未来。

　　“雾社抗日事件”发生的原因、经过及迫迁

　　1. 远因

　　(1 )日本企图挟其优势武力及权力，以“先进文明”及“优质文化”之名掩盖并合理化其侵略、歼灭、掠夺、统治、殖民等野蛮行径，更差别待遇刻意蔑视台湾原住民文化及人性尊严，造成原住民与日本殖民当局的冲突。

　　(2) 日人为确立其殖民政权所实行的卑劣手段，如：生计大封锁;武力迫使原住民缴械归顺;利用原住民文化习俗及信任笃实天性绑架族人，以达成其蚕食进踞原住民领土的目的;以“蕃通”警察的设置，解构部落政治、秩序及Gaya组织，以武力为后盾让原住民顿失信仰寄托，无所适从，遂行其支配部落事务之心机等。除武力灭族外，更强制实行“同化政策”：儿童方面，借“蕃童教育所”的“教化”及“授产”措施;成人方面，则透过社会教化团体及安排头目或势力者赴日观光以对日本产生景仰心理，达成其“文化灭族”之阴谋。

　　(3) 日本人强夺原住民土地，掠取樟脑、桧木、矿石及水利等自然资源。

　　(4) 强制迁移部落原住民就近监视，迫其改变传统生产方式。押收原住民枪械，阻挠其狩猎习俗，意图使原住民岁时祭仪无法运作，让Gaya组织渐行废弛，使原住民核心价值信仰渐趋模糊崩解，对未来命运产生不确定感。

　　(5) 日本人为达成其统治目的，利用原住民敌首祭习俗， 威胁操弄原住民奉行Gaya之名，借“以蕃制蕃”卑劣伎俩制造嫌隙，挑拨离间破坏族群关系。此离间手段自然在族群情感上发酵，日本人再以武力胁迫，造成原住民族群交相征伐、自相残杀，原住民各族群之反抗力量不可避免地彼此消磨削减。

　　(6) 鼓励日警借婚姻“和蕃”政策拉拢与原住民各族群部落之头目，以收招抚效果达其统治目的，但是有日警始乱终弃或将女方卖入欢场，更增原住民对日之憎恨。

　　2. 近因

　　1908年，日本设置雾社蕃务官吏驻在所后，因文化差异，日人权势的压迫让赛德克族人自觉族群的主体性受到前所未有的约束及破坏。生活上的摩擦及冲突频生，赛德克人对日本之统治积怨更深。

　　(1) 大兴土木

　　曰本人进驻雾社后，征召赛德克人从事各项劳役，在岁时祭仪、耕种及狩猎等生计活动期间犹强制劳役。此与原住民不受束缚、崇尚自由的习性大相径庭，带给原住民生活无比困扰和痛苦乃遭致民怨。

　　(2) 伤心人居中策动

　　比互沙布(Pihu Sapu)及比互瓦历斯(Pihu Walis)两位堂兄弟，幼年时家人均遭日人杀害，心田早埋下复仇种子。及至后来两人因故被罚劳役，其间又遭日警威吓鞭打，抗日意念更加坚定。故常游走于各部落之间，号召并密商抗日起事活动。

　　(3) 二次“饮酒”风波点燃抗日火苗

　　明治末年，谷恩社(Gimgu,赛德克为“尾巴”之意，日称和歌)头目经驻在所借得猎枪上山打猎，回程行经哈本(Habung ) 溪驻在所。驻在所巡查发现其猎得一只山猪，乃邀请头目入内饮酒。酒酣耳热之际，头目惊觉天色渐晚乃向巡査告辞。惟巡査仍频频劝酒，头目亦频频以“baka”(够了)响应。因文化差异及语言隔阂产生误解，遭致头目为日警群殴，返家数日后因内伤而亡。

　　1930年10月7日近午时分，马赫坡(Mehebu)社正办理婚宴，适巧两位日本巡査经过，莫那鲁道长子达德莫那热情邀约。其中尾上驻在所吉村巡査见其双手沾有血迹及碎肉而嫌恶，乃以手杖殴打遭致反击，为莫那鲁道制止。事后，莫那鲁道虽携 “粟酒”两度登门道歉，日警不仅不为谅解并宣称近日内将对莫那鲁道父子施予严惩，让莫那鲁道家人及族人忧心不已。加诸其时被迫为日本人搬运木材的族人行经马赫坡社时，常向莫那鲁道 诉苦，不堪为日人所奴役。莫那鲁道亲身感受族人之苦，引燃了伺机抗日之火苗。

　　3. 经过

　　(1 )第一次“雾社事件”

　　1930年10月27日恰为台湾神社祭日前一天，雾社地区依往例办理运动会以为纪念。马赫坡社头目莫那鲁道召集族人下达抗日行动开始，要歼灭的敌人是所有的日本人。族人早已认知这将是一场捍卫Gaya (传统规范)、奔向在彩虹桥的祖灵们、视死如归的战争。主要共有马赫坡社、波瓦仑(Boanmg)、斯固 (Suku)、谷恩、杜鲁湾(Truwan)、杜罗杜夫(Drodux )之雾社塞德克族德克达雅(Tgdaya)族群六个部落参与起事，但实际上仍有其他部落勇士暗中加入。这次行动计杀死日人134名，伤26名，误杀穿着和服台系汉人2名。

　　雾社抗日事件爆发后，六个抗日部落族人旋即退守塔罗湾溪、马海仆溪流域包围的广大茂密山林，并构筑工事防守。抗日起义事件风起云涌，消息迅速传开，震惊全台及日本内地。“日本台湾总督府”随即集结兵力反扑。日本军警自埔里经人止关上山抵雾社(亦称巴兰社，Paran)。因事发时，巴兰社头目瓦历斯布尼(Walis Buni)原本即不赞同举事抗日，事发时亦制止部落族人参与，并协助日人藏匿及逃离雾社。故日人返回时，并未遭遇抵抗而顺利地进人雾社地区。

　　日军警进驻雾社后，从台南、宜兰、台北、台中、东势、新竹等地集结部队，输运大量战备物资、武器，重新布署人员及战斗位置，开始与抗日勇士展开激战。除地面军警部队外，先以飞机空中扫射并投弹，莫那鲁道么子瓦历斯莫那就在第一次轰炸时被炸断腿，后身亡。接着日方以炮兵部队猛轰马赫坡社及抗日勇士阵营，再以地面精锐军警部队试图强攻猛打，却屡屡为熟悉山林、善于游击战之抗日勇士击退。日方与抗日勇士隔溪对峙, 久攻不下，遂以飞机施放“糜烂性毒气”毒杀抗日阵营内族人。勇士及族人虽有岩窟掩护，但也有多人因此丧生。同时，日人还利诱熟悉地形的Toda群(亲日番)突围。抗日勇士虽人数渐少仍奋力抗敌，后因弹药、粮食、医药、物资匮乏，更无后援得以凭借，饥寒交迫，随时处于生死关头。有视死如归者，依循祖训悬吊树上自缢身死，亦有老弱妇孺四处流窜中遭敌方俘虏。自此，抗日勇士已略显颓势。自知大势已去，莫那鲁道下令家人及抗日勇士不得投降，死也要死得有尊严，要依照祖训祖灵接受的方式，战死或自我结束性命，绝对不能活着让敌方馘首。于是, 莫那鲁道选择了他的方式，在崇山峻岭中饮弹自尽。

　　莫那鲁道次子巴索莫那，在一次率领抗日勇士围攻日军营队时，不慎遭敌军击中下颚，痛苦不堪。他央请伙伴结束掉自己性命，平日情谊深厚的伙伴们无人敢下手，最后竟由亲大哥达德莫那完成了他的心愿。

　　莫那鲁道的长子，从起义当天起，就率领抗日勇士迎战日军。最后在弹尽援绝时，他与最亲近的伙伴们，在马海仆溪崖边，各自选了粗壮的大树，套上绳索上吊了结世俗所有烦忧，一同奔赴彩虹那端(祖灵故乡)。

　　“雾社事件”中，日本前后共出动警察队、官役人夫及军队等四千多人，以绝对优势兵力和各式精良武器攻打抗日勇士。抗日勇士终因伤亡惨重，后援无继，最后一批抗日勇士在烧毁自己家园后，于12月8日在马赫坡社后山岩窟集体壮烈成仁，终结了 43天之战役。族人共有644人牺牲，其中女性计312人，男性计332,人称第一次“雾社事件”。

　　(2)第二次“雾社事件”

　　雾社起义之后，仍残留老弱妇孺561名，抗日遗族遭到拘捕，分别被拘禁在杜罗杜夫(Drodux )及西帔(Sipo)二处保护蕃收容所。名为“收容所”，实即为“集中营”。日人以严密的警力和防御措施严加监管，并对“保护番”(即抗日番)威胁利诱，以便取得抗曰漏网名单。1931年4月25日，日人再度利用族群嫌隙，用“以番制番”卑鄙手段威胁怂恿Toda群壮丁攻击手无寸铁的抗日遗族保护番，史称第二次“雾社事件”。六社族经此两次事件，仅298名幸存，多为夫离子散、家庭破碎的老弱妇孺。

　　(3)迫迁川中岛

　　“雾社事件”之后，日人顾忌舆论压力，借口于1931年5 月6日将参加抗日的六个部落遗族分两次强迫迁移到川中岛(今清流部落)。但因日人内心愤恨未消，再于1931年10月15日以“归顺式”名义，将其所认定曾参与抗日的另外23名原住民同胞在埔里加以羁押凌虐至死。此事件之影响，除直接造成雾社赛德克族杜固达雅族群人数急剧锐减、势力不再外，还造成无数家庭破碎、家破人亡，形成族群文化断层，社会崩解。伤害更深及族人心理，使得清流部落遗族心灵长年笼罩在恐慌的阴影当中而绝口不提“雾社事件”，也从此似乎遗忘了童年成长的却不忍回首的地方，其所来自的原乡——雾社地区。

　　(张进昌)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12-18 11:4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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