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药眠：自有凌霄挺立姿
2020-02-16 14:00:06  来源：梅州网  点击：  复制链接

　　被捕入狱，不当叛徒

　　黄药眠在创造社任助理编辑，认识了郭沫若、潘汉年等重要人物。因为写作诗歌、小说等，出版了第一本诗集《黄花岗上》，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此后又发表了《梦的创造》《文艺家应当为谁而战》等多篇论文，开始在文艺理论界崭露头角。他在创造社开始接受马列主义，翻译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黄药眠入党后，参与过“飞行集会”，撒传单、呼口号 。但他觉得这种做法不对，提出自己的看法：“有公开职业的地下党员参加这种活动会暴露身份，如教师、编辑、作家等，难于立足。”受到中央来人的教训，说他是小资产阶级，怕死。

　　不久在一次撒传单时，黄药眠被抓捕。黄说自己是路上捡传单者, 四五天后被释放。

　　1929年, 被调到团中央当翻译, 陪同团中央领导刘明佛去德国参加青年国际会议。到柏林才知会期已过。德国共产党让他们去莫斯科, 他便在中国驻莫斯科代表团当了翻译, 相继结识了瞿秋白、张国杰、王若飞、邓中夏、陆定一、李立三等中共领导人。代表团工作结束, 他成为中国驻青年共产国际唯一留守人员, 陆续见到李维汉、刘少奇、王明、康生以及曹靖华、萧三等人。当时中共中央文件乃至中央政治局讨论记录秘密送到莫斯科, 由黄药眠挑选其中重要的内容翻译出来给共产国际。

　　他在莫斯科住了三年, 要求回国。王明向他口授了共产国际对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见。回国后, 他向上海中央执行局传达了王明谈话内容，尔后被留在上海团中央局做地下工作。

　　1935年, 因叛徒出卖，团中央局受到大破坏, 黄药眠被捕入狱。同案人纷纷投降叛变。叛变的团中央领导反过来劝他说：“你想当烈士，做不到，国民党可以把你当共产党枪毙，共产党还要把你当作叛徒。你不愿意写悔过书，我可以在你死后代你写个彻底的悔过书，让你既被枪毙，又做了叛徒。”

　　车轮大战让他日夜不能入睡。黄药眠在烦躁中表示洗手不干了, 回家吃闲饭或出家当和尚。他不肯出卖组织和同志， 被判10年徒刑，关进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

　　忍辱负重，潜心著述

　　全面抗战爆发后，黄药眠由八路军办事处保释出狱。他去了延安，但因曾在狱中写过悔过书，从此就失去了党的信任。接待黄药眠的是中组部的一般工作人员。据黄药眠回忆：工作人员对他谈了下面一番话：“看了你的材料以后，我们认为你是在敌人面前屈服。这是你历史上的一个政治污点。关于党籍问题，以后再解决。现在先分配你到新华社去工作，做翻译。”黄问他：“你所说的党籍问题以后再解决，是恢复党籍，还是重新入党?”他得到的答复是“重新入党”。黄心里想：所谓重新入党，就是十年党龄丢了。坐了三四年监，还要留下政治污点。他从前也搞过党的工作，很懂得这句话的具体含义。黄药眠申辩道：“你说的留下政治污点，我是不能接受的。从我个人这件事，孤立地看，你这个估计是对的，但从当时的整个形势看，上海党、团中央局，几乎全部垮台，纷纷自首叛变的时候，就只有我一人被判处十年徒刑，现在对我的处理，这不正如叛徒李一凡说的，国民党把你们当作共产党来军法处理，而将来共产党又会把你们作为叛徒处理吗?”中组部工作人员回答说：“我没有说你是叛徒，只是说你在敌人面前屈服。现在是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无法进行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所以暂时就这样吧，你先去上班吧!”

　　黄药眠通晓英、俄语，曾在莫斯科做过翻译，因此被分配至新华社，可谓专业对口。但他心情抑郁，得了肺结核，1938年离开延安到武汉养病。后撤至长沙，参加范长江的记者协会。 在桂林参与组织国际新闻通讯社，任总编辑。桂林成立作家协会分会，他任常务理事，发表了《抗战文艺的任务及其方向》等论文和长篇叙事诗《桂林的撤退》。该诗大气磅礴，抒发了作者强烈的爱国情怀。1940年皖南事变后黄药眠赴香港，在廖承志领导下搞国际宣传工作。他常在《华商报》《国际时事论丛》发表文章。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回到梅县，在东山中学任教，并潜心著述，著有散文集《美丽的黑海》、论文集《诗论》。他饱含深情歌颂自己的家乡：“生平到过不少有名的风景区，但在我的脑子里印象最深的还是我家乡门前的小溪……小溪流唱着愉快的歌流走了，它将冲击着一切涯岸流向大海……”

　　《祖国山川颂》是黄药眠在抗战时期创作的代表作：

　　我爱祖国，也爱祖国大自然的风景。

　　我不仅爱祖国的山河大地，就是一草一木，一花一石，一砖一瓦，我也感到亲切，值得我留恋和爱抚……

　　抗战胜利后，黄药眠赴香港主编《民主与文化》《光明报》，兼《人民报》主笔;参与创办达德学院，任文哲系主任,兼中华文协香港分会主席;出版论文集、小说集、诗集多部。

　　“六教授案”的受害者

　　1949年5月，黄药眠从香港返回北京，出席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会议。此后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文学教授(一级)。1957年任民盟中央宣传部部长。 5月13日，章伯钧、罗隆基约集民盟中央有关负责人举行座谈会，决定成立“党委负责制”“科学规划”“有职有权”和“监督、争鸣”等四个临时工作组。其中“党委负责制”工作组由黄药眠、费孝通、吴景超、褚圣麟(北京大学)、侯在乾(中国人民大学)、李西山(清华大学)、陶大镛(北京师范大学)、陆近仁(北京农业大学)等人组成。他们讨论的结果，由黄药眠执笔写成了《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草案初稿)。

　　6月6日在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章伯钧主持了一个座谈会，参加的有民盟六教授：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在会上，黄药眠主要是谈了党内滋长着的资产阶级思想，正在从内部腐蚀着党，说这是非常危险的，这危险是从内部产生的，正如资本主义产生自身矛盾一样。

　　六教授座谈会，引爆了一场大地震。黄药眠被当作“张罗同盟”的干将，打成右派分子。他由一级教授降到二级，不准讲课，安排干杂活，扫厕所。直至1961年12月，在邓小平的干预下，才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20世纪60年代初，周扬突然到黄药眠家造访，黄惊诧异常。因为当时党内党外一般不私下往来，所以他觉得周找他肯定是有什么事。周扬与他一边聊，一边在书房转，临走时才露底说：“老黄啊，康生同志很关心你啊，想来看你啊。”黄说： “他那么高的地位，看我干吗呢，我怎么敢当啊?” 因为得罪了康生，“文革”时康生把他污蔑成“ 反动学术权威” ，饱受牢囚之苦。他在狱中乐观面对人生，始终对祖国饱含深情，写下短论集《面向生活的海洋》。

　　1978年平反后，中央为他恢复了政治名誉，当选为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常务理事、中国作协顾问。古稀之年，黄药眠不但没有放下手中的笔，而且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博士、硕士研究生。1986年，他自拟一联，“虽无美丽缤纷色，自有凌霄挺立姿” ，正是他的人生写照。

　　(陈蔚梁)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0-02-16 14: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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