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王礼锡
2019-06-27 14:07:22  来源：炎黄春秋  点击：  复制链接

　

　　王礼锡1934年3月于伦敦

　　王礼锡(左)和胡秋原(右)赴苏联途中

　　海外归来一放翁，欣然执笔事从戎。

　　平生肝胆留天地，旷代文章振聩聋。

　　志在求仁仁自得，才堪率众众佥同。

　　湘江此日新传捷，誓扫倭奴以报功。

　　上面这首诗，是1939年10月郭沫若在重庆各界追悼爱国诗人王礼锡大会上朗诵的。王礼锡1939年7月率作家战地访问团，在中条山进行战地访问中患病，送洛阳医治无效逝世。葬洛阳龙门西山，与东山琵琶峰唐代诗人白居易墓遥遥相对。

　　王礼锡长眠龙门西山已经60多年，随着时光的流逝，王礼锡其人其事，鲜为人知。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有个别文化界人士写文纪念，他的后裔也曾到洛阳垅墓树碑，但他一生的感人事迹及爱国主义精神，仍鲜为人们所了解。为此，笔者依据有关史料写成此文，对他作简要介绍。

　　一

　　王礼锡，江西安福县人，字庶三，生于1901年3月。7岁丧父，自幼从祖父学习诗文。10岁时就能写出清新流畅的小诗：“菊花开，隐者来，一枝香，揣入怀”，就是他童年的作品之一。

　　12岁时，他在故乡复真学校读书。重阳节，师生们到风景秀丽的武功山登高，校长以秋景为题命每人作诗一首。王礼锡稍加思索，随口吟出：“昨朝君入市，途中草木枯，借问傲霜菊，留得一枝无?”引得老师、学生赞叹不已。

　　1918年，他就读于吉安师范学校，因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要求学校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被学校开除。后转入抚州师范及南昌心远大学学习。离开大学后，他作过中、小学教师，新闻记者。在这些岗位上，他孜孜不倦，致力于新、旧体诗及小说的创作。他25岁执教于江西省立第三农业学校时，已写有新、旧体诗千余首，并选编成诗集《困学集》。

　　大革命时期，因景仰三民主义，王礼锡参加了国民党，从事农民运动，曾当选为江西省党部的农民部长。1926年，他与毛泽东、李汉俊、陈宪文等筹办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后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主编宣传农运的刊物《血汗》。

　　王礼锡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热血男儿，他头脑清醒，是非分明，决不媚上取宠。他虽在组织上参加了国民党，但对国民党内反动势力倒行逆施的反共、卖国政策，却始终持反对态度。“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他正任职于南京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总政治部宣传处，当他看到反动当局在上海屠杀大批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使无数革命者、爱国志士纷纷倒在血泊之中，而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却步步退让时，愤而离开南京，弃职返乡。在南昌，他被杀红了眼的刽子手也当成共产党，准备下手谋杀，幸亏有人送信，才逃出了虎口。

　　上世纪30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对中国的侵略步骤，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东北四省;1932年又制造了“一·二八”事变，疯狂地向上海发动进攻。王礼锡这时在上海奋力奔走呼号，力主抗日。当十九路军在淞沪浴血抗战时，王礼锡和他的夫人陆晶清女士，约胡秋原、彭芳草、梅龚彬等人，夜以继日地进行战地采访，赶写报道，头一天的情况，第二天就发表在《淞沪抗战号外》上，向上海人民传递战事的最新消息，歌颂浴血抗战的爱国将士，鼓舞了上海军民的抗日斗志。

　　1932年2月7日，王礼锡与丁玲、冯雪峰、郑伯奇、戈公振、陈望道、胡秋原等人，联络一批作家、学者，在抗战的旗帜下集合起来，组成了“中国著作家抗日会”，发表《中国著作家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淞沪停战后，王礼锡将他的《战时日记》，交由神州国光社出版。在日记中，他记述了十九路军和群众抗日义勇军英勇抗击日军的战斗事迹;记述了日军破坏我国经济、文化设施及居民房屋、屠杀无辜平民的暴行;还记述了政府的对日妥协及汉奸卖国贼的丑恶行径。这本《战时日记》成为“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珍贵史料。

　　二

　　王礼锡不仅是一位爱国诗人，还是一位不断探索、追求真理的社会科学家。从1929年下半年起，他应陈铭枢之邀，主持神州国光社编务达四年之久。任职时，他向陈铭枢建议：“这个书店应当帮助左翼作家，为他们提供一个写作的园地。”这个建议得到陈的认可。神州国光社原来是一家以出版碑帖、古籍及美术书刊为主的出版、经营单位，自王礼锡接任主编后，即改变为以出版社会科学、进步文学作品与文艺理论书籍为主。在他任职期间，神州社先后出版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郭沫若译)，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傅东华译)，普列汉诺夫的《战斗的唯物主义》(杜畏之译)，德波林的《斯宾诺莎与辩证唯物主义》(杨东莼译)等一大批社会科学书籍。在外国文学方面，出版了鲁迅主编的《文艺丛书》，其中有伊凡诺夫的《铁甲列车》、卢那卡尔斯基的《浮士德与城》、高尔基的《没落》、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另外还出版了一批美学及文艺理论书籍。这些带有革命色彩和进步的书籍，都是当时国内多数出版社不愿或不敢出版的。

　　创办《读书杂志》，开展“中国社会史论战”是王礼锡对我国科学文化发展的又一大贡献。在《读书杂志》创刊号上，他提出“我们不主观地标榜一个固定的主张，不确定一个呆板的公式，去套住一切学问。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一般地作忠实的介绍;革命文学家的作品和趣味文学作品一样的登载。”在第二期，他就开辟了《中国社会史论战》专栏，对中国社会展开探讨与研究。他在《论战》的《前言》中指出：“现在是……正需要革命理论指导革命新途径的时候，”“要探索革命的正确前途，有一个先决问题应该解答：中国社会已经走上了一个什么阶段?中国社会史论战是对于这个问题各方面的试解。”《论战》第一辑发表了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张闻天(化名刘梦云)的《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

　　当年这场论战，涉及到中国应当进行什么性质的革命、依靠谁来革命、革命往哪里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它对我国当代革命实践活动、中国社会与历史的研究，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

　　由于神州国光社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左翼作家的文学作品，触犯了国民党当局，王礼锡被“蓝衣社”特务列入暗杀名单;神州社的出版物被查禁;北平、南京、武汉、广州等地发行分所均被查封。王礼锡与夫人被迫于1933年3月离开祖国，流亡欧洲。

　　1933年冬，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爱国人士组成的“反蒋抗日”政权在福建成立。王礼锡于当年11月回国，参与起草了《人民权利宣言》、《政府组织大纲》等重要文件，并担任了文化委员会委员。不久，“闽变”失败，他又被迫逃亡伦敦。

　　王礼锡夫妇虽远离祖国，仍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和国际反侵略活动。1936年9月，他出席了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他在大会上发表演说，提出中国政府应停止内战、建立全民联合战线一致抗日。这次会后，成立了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他任执行委员。这个时期，他又写了一系列文章，大声疾呼：“内战不应再有，外来的侵略必须抵抗”;“中国没有所谓‘赤色恐怖’，外国的侵略，不能以‘消灭赤色恐怖’为借口。”

　　1938年2月，他联络国际知名人士，在伦敦召开了“救中国救世界和平大会”，有35个国家、25个国际团体的代表参加。他和吴玉章、陶行知等代表中国出席，会上通过了援华抗日的总决议。在英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英国码头工人拒绝装载运往日本的军火原料，使一些生铁、钢板搁置在码头，迫使日本货船驶离港口。

　　四

　　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英国首相张伯伦同希特勒签订了《慕尼黑协定》，与法西斯搞妥协，英国反侵略运动趋向低潮。王礼锡夫妇决定回国，与祖国共命运。

　　1938年10月，英国友人已得知王礼锡夫妇即将回国参加抗战的消息，为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送宴会。全英援华抗日运动总会主席高兰士、总会秘书长伍德门女士、《新政治家周刊》编辑马丁、伦敦大学经济学教授鲍尔、著名作家贾克生等人和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出席了宴会。当时的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也前往参加。王礼锡在宴会上满怀革命激情朗诵了自己告别伦敦的诗作《再会，英国的朋友们》，其中一段写道：

　　我要归去了，回到我的国土——他在新生。

　　现在血泊中，

　　正崛起一座新的长城。

　　它不仅是国家的屏障，

　　还要屏障正义与和平。

　　一块砖，一滴血，

　　一个石头，一颗心。

　　我去了，

　　我去加一滴赤血，

　　加一颗火热的心。

　　不是长城缺不了我，

　　是我与长城相依为命。

　　没有我，无碍中华的新生，

　　没有中华，世界就塌了一座长城。

　　我要归去了，

　　归去赶上中国的春。

　　1939年元月，王礼锡回到抗战的陪都重庆。重庆文艺界著名人士郭沫若、老舍、胡风都前来与他亲切交谈，谈文艺如何为抗战服务，如何在抗日宣传中发挥作用。

　　在重庆，他也受到蒋介石的接见。蒋对他发起海外抗日援华运动的成就表示赞赏，同时征求他对抗战的意见。王礼锡直言不讳，以他和许多国际朋友的意见回答说：“希望政府能团结全国军民、各党各派、各界爱国人士，结成抗战统一战线，抗战到底。”蒋介石听后，“唔”了一声，对此未表示可否。王礼锡在回答蒋“为何要急于奔走前线”问题时，动情地说：我是要来和一切中国人——受过直接抗战洗礼的中国人立于同等地位来工作。“为了号召国际的正义……我想到敌人后方去，把我们在敌人后方的活动，告诉一切国际人士，使他们知道，日本占去的领土仅是点的，至多是线的，决不可能是面的。”

　　这次会见后，国民政府授予王礼锡“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中将委员”的职衔。国民外交协会增选王礼锡为常务理事。稍后，以孙科为院长的立法院又选他为立法委员。

　　1939年4月，在重庆举行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第二次会议上，王礼锡当选为理事及国际宣传委员会主任。当年5月，日寇对重庆狂轰滥炸，他住的房屋中弹炸塌。他又看到儿童保育院那些在日寇炮火中失去父母、亲人的儿童，心中翻腾着仇恨的怒火，写下了《深仇》、《五月三日》两首长诗，表达了他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及抗战最终必胜的信心。

　　五

　　1939年6月，“文协”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到抗战前线访问。他们是王礼锡、宋之的、葛一虹、杨骚、杨朔、叶以群、罗烽、白朗、袁勃、李辉英、陈晓南、张周、方殷。经周恩来在会前的推荐，理事会决定由王礼锡任团长，宋之的任副团长。访问团的成员大半是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对他们郑重嘱咐：“大家一定要尊重王礼锡。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他从英国返回祖国，就是为了参加抗日救亡。他不图名利，更不想做国民党的官，只希望马上奔走战地，当一名普通战士，竭尽绵薄。”

　　1939年6月14日，“文协”在重庆生生花园为访问团举行出发仪式。周恩来、郭沫若、邵力子等参加并致词。6月18日访问团离开重庆到西安，在一次欢迎访问团的茶会上，一位国民党党部官员竟然为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唱赞歌，并且还恶意地责问访问团：“你们文化人为什么不丢下笔杆、拿起枪杆来?为什么总是把笔杆对内而不对外?”王礼锡当即回答：“抗战需要枪炮，也需要笔杆。语言的子弹，能打穿敌人的面具和灵魂。这敌人包括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日寇和汉奸出于恐惧自然要我们放下笔杆。不知这位先生为何也要我们放下笔杆?这位先生责难我们总是把笔杆对内而不对外，我们写的都是揭露、控诉日寇侵略中国的暴行和歌颂同胞抗战的作品，这位先生竟把它们看成对内，不是把自己划在敌人一边了吗?至于说到希特勒，我到过德国，耳闻目睹希特勒驱逐残杀犹太人的暴行。希特勒的理论是：日耳曼民族不能混有‘低劣’的犹太人的血……想不到现在竟有人与希特勒攀起同种来了……”话还没说完，那个希特勒的信徒已悄悄溜走了。

　　1939年7月13日至25日，作家战地访问团在洛阳停留12天。其间他们访问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副司令长官孙连仲和其他将领及部队官兵;参加了洛阳新闻界的招待会;到伤兵医院慰问了为抗击日寇而受伤致残的官兵。鉴于卫立煌统率部队在中条山一带抗击着五个师团九路进攻的日军，而且节节胜利，王礼锡代表访问团，将一面绣着“民族干城”的绿色锦旗赠送给卫立煌。卫立煌在答辞中说：“卫国抗战，本是我军人天职。诸位隆重的盛意，我实在不敢当……诸位每一杆笔可抵10万兵，14杆笔将抵140万兵。这140万兵来到我们这里，无异给我们增添了一支雄厚的力量。”这是戎马半生的将领对作家访问团的赞誉。

　　六

　　7月25日，王礼锡率作家访问团由渑池渡过黄河，进入中条山战地。当他看到波澜壮阔、浪涛滚滚的黄河，不禁思绪翻腾，诗如泉涌，写下了《黄河南岸速写》、《渡河》两首诗。

　　在中条山，团员们头顶烈日翻山越岭，冒着同敌人遭遇的危险，访问村民，访问战壕中的战士，访问游击队员，他们搜集了许多素材，写成文艺作品，寄往国内外多种报刊。

　　在晋南，他听说民间有一个抗日群众组织，叫“红枪会”，拥有10万之众，认为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日内瓦他曾参加过世界农民反侵略协会的筹备会，要在世界范围内发展农民反侵略的组织。他打算把“红枪会”吸收进去。因此他和访问团专程去参加了绛县90余村“红枪会”的骨干会议。王礼锡热情向与会者介绍了国际援华抗日运动及全国抗战形势，希望他们参加国际反侵略农民协会。他的报告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与欢呼。

　　在前线访问的日日夜夜中，王礼锡行军、访问、整理笔记、写作、开会，有时饭也顾不上吃，常常工作到深夜。8月18日，访问团到山西夏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中心区访问。当时团员们头顶烈日浑身汗水淋漓。到达中心区，顾不得休息，即步入准备好的会场。那是一间门窗朝西的农家小屋，十几个“牺盟会”的干部和13个访问团成员挤坐在一起。屋子酷似冒着热气的蒸笼。王礼锡和团员们在这个闷热的小屋中，与“牺盟会”的干部进行了三个小时的交谈。当他们途经驻地附近一条清澈的小河时，又热又乏的团员们纷纷脱去衣裤，跳进冰凉的河水中，痛快地洗起来。王礼锡也随着脱衣下水，和大家一同冲洗。当晚他就感到浑身发冷，躺在床上，头脑阵阵昏眩。经战地军医及三十七军军长赵寿山派来的军医诊治，当时诊断为感冒，但病情未得到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带病拄着手杖去拜访赵寿山，表示谢意。后来，他的病情日益严重，访问团决定将他护送至洛阳治疗。

　　他躺在担架上，渡过黄河，8月25日到达洛阳。经当时洛阳最好的教会医院紧急诊治，发现他身上出现了黄疸，病情十分严重。在神智不清中，他还用断断续续的话，嘱咐葛一虹等：“继续你们的工作，不要因为我而受影响。”8月26日凌晨5时，王礼锡因病重医治无效，与世长辞。8月31日，洛阳各界代表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主持大会，访问团副团长、剧作家宋之的致悼词。

　　当年秋、冬，重庆、延安、成都、昆明、吉安、香港及国外一些城市也都分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重庆《新华日报》用整版篇幅，《中央日报》、《抗战文艺》及国内外报刊在显著位置，刊登了王礼锡逝世的消息和悼念诗文。

　　王礼锡一生勤奋写作，先后出版有诗集《市声草》、《去国草》;诗评《李长吉评传》、《南北朝诗论》;论文、随笔《中国社会史论战(4)》、《战时日记》、《海外杂笔》、《海外二笔》等。译著有《家族论》(与胡秋原合译)、《世界经济体系》(与王亚南合译)。他英年早逝，实在是中国文化界的一大损失。

责任编辑：徐为 最后更新：2019-06-27 14:11:34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杜重远

下一篇：身经百战的医界名家——李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