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照片寻访记
2017-04-09 16:12:31 来源：搜狐历史 点击： 复制链接
“九·一八事变”后，杭州市各界群众举行抗日救国大会。
这张闻名于世的中国士兵肖像出自美国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之手，
并成为当年《生活》杂志的封面人物，让美国及世界了解了
中国抗战的决心，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中国共产党发出武装抗日的号召。
这是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的《为日本帝国主义
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
抗战重大战役 有中国摄影记者在场
1938年，全国已处于全面抗战的时期，中国摄影记者足迹遍及中国战区的各大战场。当年在汉口举行了“新闻图片展览”。中国摄影记者的作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如：1938年6月9日，拍摄的黄河花园口决堤及黄河灾情的照片；1939年5月3日拍摄的日机对重庆“五三”大轰炸的照片；还有长沙会战及我军俘虏日军实况的照片；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在军事法庭上受审的照片；昆仑关大捷和鄂西长江前线军民的照片。中国摄影记者曾多年工作在战斗频繁的宜昌一带，在他们的作品中，抗日将士的活动常常以长江和峡区为背景，让人感受祖国山河的壮丽，不由得发出：岂容敌寇践踏的誓言！这些作品和沙飞以长城为背景的作品有异曲同工之美。
在旧照片档案中，我还特别发现了过去在上海摄影家协会经常见面的俞老——俞创硕的大量作品。最近一次，还巧遇俞老的女儿女婿，他们也在查询俞老的作品。可以说俞创硕是历经中国抗日战争重大战役和事件最多的摄影记者，他拍摄了1937年卢沟桥事件后的平汉线作战，随即又赴山西几乎采访了包括平型关战役在内的忻口、太原会战的全过程；接着，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长沙大火、南昌会战等等，特别是直至1945年，中国远征军反攻滇西的诸战役，都留下了他的经典照片。
在审视抗日战争时期摄影的时候，还可以发现那一时期的新闻电影往往和拍摄照片是同步的，甚至有些照片则是剪之于新闻电影之中的画面。有些著名的摄影记者还同时兼任新闻电影的摄影师。例如，拍摄上海南火车站被炸后在哭泣的儿童的王小亭和敌后根据地的吴印咸、徐肖冰等记者都是例子。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合作，国民政府办的电影机构，由于一批进步电影工作者进入从事创作活动，拍摄了一批反映抗战的新闻纪录片。例如， 1937年拍摄的《卢沟桥事变》《淞沪前线》《空军战绩》等；1938年拍摄的《东战场》《克复台儿庄》《敌机暴行及我空军东征》《重庆的防空》等；1939年又拍摄的《胜利的前奏》《抗战中国》等，都有很大的影响，其中编辑成多集的《抗战特辑》，对八路军歼灭日寇的平型关战役作了报道。另外，《华北是我们的》（1939）和《在太行山上》（1940）等抗战纪录片，这些影片和拍摄照片都是有联系的。
盛极一时的
抗战摄影画报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开始，摄影界从兴趣主义、唯美主义迅速走向了现实主义。到了七七和八一三事变的时期，一切不适应抗战需要的思想意识、表现方法，连同那些不合事宜的刊物、画报一一被淘汰了。代之而起的是盛极一时的抗战摄影画报和专集。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中国，不仅上海、北京、天津、南京、武汉等文化比较发达的大城市建立了新闻通讯机关，就是在一些中小城市如南昌、长沙、唐山以及比较落后的绥远、广西等地也组织了新闻社，发布新闻照片。
另外，战时有些报纸和画报也建立了自己的摄影组织，如申报新闻摄影社、时报摄影社、《良友》画报社等。其中，《良友》画报是刊载摄影报道最专业、持续时间最长的画报，较为系统保存了当时的史料，但据《良友》画报社人士对笔者说：画报社有两麻袋底片后来遗失了。这是一个令人叹息的巨大损失。
以上海为例，审视三十年代前期（中国局部抗战时期）出版的主要摄影专集，其内容多半是在画报上发表过和部分没有发表的时事照片。例如《中国现象——九·一八以后的中国画史》即是将“九·一八”以后到1934年底，历年在《良友》上刊登的新闻照片，选其具有重要意义者，每个题目刊用若干幅。这样让读者可以集中地看到那段时间的大事。不像定期画报上那样零星分散，便于保存，这是摄影集的长处。
“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后，上海除《良友》《中华》两种大型画报外，还出现了十余种专门以战事新闻为题材内容的摄影画报。其特点是刊期短（三日刊、五日刊），开本以16开网线版印刷的为多。这种摄影画报突然增多，充分反映了民众对画报的迫切需要。
可以看出，大多摄影刊物的出版，集中在1937年8月-11月，这段时间就是淞沪会战的时期。这些宝贵的资料见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一场以城市为中心的大规模会战。但是，以后随着战线的转移和敌人的物资封锁，这种出版现象很少出现，但摄影记录仍在继续。
军国主义
“写真集”成铁证
远在“九·一八”之前，日本就使用摄影图片这一手段，并在我国东北、华北和华中出版画报、画册和图书。“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人编印的中文画报就有《日本大事变画报》《亚细亚画报》等多种，用来配合军事侵略。用日文出版的摄影专集、画报则为数更多。其中东京大阪朝日新闻社发行《支那事变画报》，最为典型。
特别应该注意的是，日本不但在各部队中都配备了设备齐全的摄影报道班，系统全面地进行战场报道，而且把摄影作为一种收集中国情报的手段，鼓励其国内的摄影力量（包括专业的和业余的）全方位地、战略性地扫描中国，从摄影图像的角度来看，更可以证实日本是如何老谋深算、处心积虑地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笔者收集的《支那事变画报》，从1937年7月开始出版，至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改名为《大东亚战争画报》继续出版发行，直到其失败，较为系统地记录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过程。《支那事变画报》中照片和文章均为当年日军随军记者拍摄采写，以其侵略者的立场记录了“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华的几乎所有战线、战役和战况，涉及日军侵略过的北京、太原、上海、南京、合肥、保定、武汉、济南等中国城市。每辑《支那事变画报》里都有大量的照片，每幅照片均有详尽的说明与署名。无论是照片还是文字，都极力美化日军所谓“力量强大”、“不可战胜”。此外，日军各师团、联队还普遍自印写真集，炫耀其所谓的“武功”。在日本的照片中，还有一类检查机关盖着“不许可”发表的照片，是其企图隐瞒的赤裸裸的罪行。然而，令日本法西斯没想到是，昔日炫耀军国主义的“写真”，今天都成了侵略中国罪行的铁证。
1995年，我们去日本采访了近20位参加过侵华战争的原日本战犯，他们都是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成员。即1956年六七月间，先后经在沈阳和太原设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庭特别军事法庭”审判后释放，于1956年下半年分三批回到日本的战犯。他们以亲身经历向日本人民讲述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和自己犯下的罪行，出版了如《三光》等深刻反省的书籍。在采访期间，他们还提供了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可视为侵华罪证的一批照片。
（本文刊发有删节）
责任编辑：柳敏 最后更新：2017-04-09 16: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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