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敌伪政权始末（二）
2017-10-04 09:31:51  来源：张炳如  点击：  复制链接

　　早在1937年5月29日，日本陆军省就通过了发展军火工业的五年计划，规定把大批主要工业企业改为军需生产，大量地制造军火。日军侵入中国后，近卫内阁又于1938年3月制定了国家总动员法，进行生产统治措施。他们要在利用华北物资的基础上，把日本和伪满洲国的工业变为统一的战时经济整体，指派华北日军当局的平生醩熑?捎胪蹩嗣舾?萑*华经济提携原则，协议开发华北资源与控制华北矿产问题。于是在华北设置日华经济协会，作为开发华北资源的综合决策机关，下面设置华北开发公司，把原设在华北的华北交通公司和其他的株式会社都收为它的子公司。

　　伪组织为了用行政力量推进各公司在华北“开发”事业的进展，于4月1日把原属于伪行政部的实业局扩充为实业部，以王荫泰为总长。

　　前面说过，伪临时政府只是由日本的侵华军队扶植的一 批汉奸组织的卖国集团，不是中国整个沦陷地区的统一政权，还不能与日本互派名义上的大使，事事须仰承华北驻军的鼻息。因此王克敏要把临时、维新两伪府合流，组成一个统一 的伪中央政权，以便直接与日本政府相勾搭。

　　日本对华军事是以陆军侵略华北，以海军侵略华中，临时、维新两伪府就是他们陆海两军压榨中国人民搜刮战略资源的工具。王克敏提出两伪府合流意见时，日本陆军当局因为侵华是以华北为基础，逐步向华中、华南进展，如果建成统一政权，当然要以伪临时政府为主体，而将维新政府撤销，对陆军更有便利条件，就支持王的意见。可是南京的日本海军则以为把中央政府设在北京，他们将不能直接控制;汉奸梁鸿志等也因为私人利益的关系，不愿与华北合流。1938年5月王克敏曾去东京，希望日本政府予以支持，但日本的陆相坂垣也因陆海两军的事权不能统一，当时还不能实现中央政权，嘱王再与维新政府磋商。王返国后约梁鸿志在大连商谈，结果仍未能协调一致。梁只承认先采分治合作的办法，决定设一中介机关，作为统一政权成立以前的过渡机构。1938年9月22日在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政府联合会”，由双方各派委员三人组成。临时政府派出的委员为王克敏、王揖唐、朱深，维新政府派出的为梁鸿志、温宗尧、陈群。下设秘书、政务两处，以李宣威、夏奇峰分任处长。

　　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发出所谓号召和平的艳电，两伪府都意识到汪的企图所在，发出响应电报，各方面的视线也都集中到汪伪政权的出现，因而冲淡了王克敏策动伪府合流的野心。

　　华北群奸因在北洋政府中沉浮已久，各具一套尔虞我诈、树党结援的所谓处世之道。他们在彼此接待之间笑脸逢欢，恭维备至，而暗地里却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王克敏及他的亲信朱深、王荫泰、汪时璟、殷同等认为王揖唐卑劣无耻，便不断在工作上、生活上明显地或暗地里与他摩擦。王揖唐在政治上陷于孤立，为了避免正面的冲突，常以“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方法滑脱开他们的攻讦。1938年10月间，王克敏决定充实伪府机构，就是二王的矛盾由内心里的暗斗，发展到表面的明争的开端。

　　王克敏在组设伪府之初，虽窥破王揖唐要在伪组织中以超然地位，攫取政治实权的阴谋，但那时内外环境对自己尚不是完全有利，不得不暂时从权，而因人设官，为王揖唐成立赈济部。这时他看到日本侵华军事不断向前进展，国民党政府也在筹议西迁重庆，就乘机提出充实伪府机构方案。同时向王揖唐提出请他改任内政部总长的意见。王揖唐意识到，这是王克敏对自己的政治压力，但如果推托，以王克敏手段之毒，城府之深，很可能以伪府明令将赈济部裁撤，使自己陷入更被动的境地，于是不露声色地同意了王克敏的提议。由这时起，王揖唐因为个人已开始从正面担任伪府一部分行政责任，就揭开了他的伪装面目，公开地抢夺政治地位和人个权利，不似此前欲擒先纵，扭捏作态，与王克敏的矛盾也更日趋激化。

　　王克敏的充实伪府机构案通过后，首先裁撤了他自己兼任总长的行政部;把原属于行政部的内务局与王揖唐任总长的赈济部合并改组为内政部，任王揖唐为总长;原赈济部主管的赈济、卫生事务则分设赈务、防疫两个委员会，都由王揖唐兼任委员长，归伪行政委员会直辖;把原属于行政部的财务局扩充为财政部，任联合准备银行总裁汪时璟为总长;原属于行政部的外务、交通、情报各局归行政委员会直接领导，作为该会内部机构。这次伪府充实机构，实际上是王克敏组织伪府时的初步方案，因那时王揖唐要就轻避重，才使现在多费一重裁并、增置的周折。

　　10月1日内、财两部同时成立，王揖唐在就职时，还装出一副兴高采烈的面孔，说了一些现任内政部总长是第二次，在北洋政府担任内务总长时年仅39岁，但以“未曾任过亲民之官为平生憾事”来自我解嘲。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以所谓还都的形式成立，根据日汪协定以“华北为国防上经济上的设定日支之强度地带”在北京设置“华北政务委员会，继承临时政府既成事实”，伪临时政府于3月29日自动宣布撤销。

　　由于中国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日益强大，武汉沦陷以后，日本侵华军事即陷入胶着状态。日本近卫内阁在1938年12月发表了调整中日邦交的三原则，企图诱使国民党政府投降，缓和他本国人民厌战的情绪。汪精卫抓住这个机会，于12月18日由重庆逃往河内，嗣后发出艳电，要以近卫的三原则为基础，向日本乞降。日本内阁为了处理中国建立伪中央政权问题，成立了一个以近卫首相为委员长的对华事务委员会，将汪接往上海。日本政府为了与汪洽商奴役中国的条件，在上海设立了以影佐为首的影佐特务机关。

　　日、汪两方提出的议题，内容差别极大。汪精卫是醉心于国都、国旗、伪政权的组织机构和他的国民党问题;日本则着重于华北特殊化、蒙疆实行高度自治、各要塞屯驻重兵和开发华北资源、控制华北经济等问题。协议一时不能达成，影佐就改变了商谈方式，针对着汪精卫的既要卖国求荣、还要摆出一副正经面孔，建成一个与日本对等政府的幻想，有时对汪恭维，赞扬他为爱国人士，相与慷慨激昂一番;有时变和蔼为凶狠，并在口风上向汪暗示，如不能达成协议，将把汪向日乞降真相对世界公布;更有时为了使汪接受某种条件，装出涕泗横流的丑相。影佐用这种威胁利诱、软硬并施的卑劣手法，终于使汪俯首就范，于1939年12月29日在上海与日本签订了由日本一手包办的日支关系调整要纲。这就把中国整个主权和领土全部出卖与日本，特别是把日本为了防共而设定的“军事强度结合地带”的华北，划为防共、治安、经济开发的特殊区域;同时还把旧黄河以北的河南地区拨归华北管辖。

　　汪精卫为了便于日本防共和协力于治安及搜集情报，允许日本“将所要之军队屯驻于华北各要地”。对于“华北的资源尤其对于埋藏地下资源之开发与利用”，“中国基于共同防共及经济上之见地，应与日本以特别之便利”。最后还允许“为了华北与日、满两国在国防上、经济上为强度结合之特要性，并继承原临时政府的既成事实，和对日满地方的处理，设置华北政务委员会”。

　　汪精卫在他与日本签订的要纲中，承认华北政务委员会有下列的特殊权力：(一)关于共同防卫，尤其防共与治安之协力事项之处置。(二)关于经济提携，尤其埋藏资源之开发利用及日、满华北间物资之处理。(三)关于航空、铁道、通讯及主要海运协力事项之处置。(四)关盐税收入剩余及统税收入，暂时附于华北政务委员会。(五)海关邮电之管理与营运。(六)陇海路之管理。(七)特任官以外的官吏任免。(八)与日满间随地方的处理而发生的外交事项。

　　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中国所采的步骤，是吞并满蒙，独占华北，封锁华中，控制华南。他们使汪精卫组织名义上是统一政权，是要利用他号召国民党军政人员，投入卖国集团，促使重庆蒋介石政权早日溃灭和在国际上打开一条有利于日本的外交路线，同时还要利用汪政权的建立来缓和日本人民的厌战情绪。日、汪签订的“日支关系调整要纲”，既明定华北地区仍保持其特殊地位，由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继承原临时政府的“既成事实”，并且承认伪蒙疆政府有其广泛的自治，而为高度的防共、自治区域。这充分说明，日本允许汪精卫所组织的中央政权，只是就原维新政府所辖地区扩大了其组织机构，增置了一些叠床架屋的骈枝机关，并未能突破日本政府所谓的“分治合作”的范围，达成他在艳电中的主张。同时汪在伪府筹建一年之中，于号召国民党人方面，并未起到任何作用，这更使日人降低了对他的估计。

　　1939年9月，汪精卫在王克敏到南京参加与梁鸿志组成的“中华民国政府联合会”的时候，要求他们参加汪的中央政权，筹备于10月9日建立伪中央政权。王、梁当时拒绝参加，王克敏并向汪表示，他对中央政治会议的人事和人数的分配都不同意。因此汪把伪政权的建立推迟到1940年1月1日。在当年11月间，日本以日支关系调整方案，尚未达成协议，国际间还未对汪政权的建立予以谅解，又把伪政权成立日期推迟到1940年2月22日。2月，汪召集王、梁在青岛会谈，王、梁仍主张前议，并反对汪精卫要在华北设置中央政治会议华北分会意见，坚持“关于纯正国民党及修正之三民主义在汪政权具备全华性格以前，不助长其流入华北，而努力于新民会及新民主义之普及”。汪伪政权的建成，又不得不向后推延。

　　王克敏、梁鸿志为什么敢于阻滞汪政权的建成呢?事实的真相是，他们两人只不过是喜多、原田的传声筒，而喜多、原田听命于日本军部：日本军部对汪政权的建立，要看国际形势是否对他们有利。在日支关系调整要纲于1939年12月29日签字后，日本军部原打算先使汪政权于1940年2月22日先行建立，再通过外交手续，取得德意两国的承认。偏在这时，汪的党羽高宗武、陶希圣由上海逃往香港，公布了汪与日本签订的亡国条件，致使苏联、英、美对于日本的关系更加恶化，又不得不推迟伪府建立的日期。但日本因为汪精卫的卖国集团渴望早日粉墨登场，不好令影佐出面阻止，遂令喜多、原田与王、梁扮演了一出以讨论华北特殊化的议题来延宕汪政权建成的双簧剧。

　　日本侵略中国，除了要占领中国的土地外，另一企图是要用中国地方作为他的防止国际共产主义的屏障。在日支调整关系要纲中，把蒙疆、华北设定为所谓国防上、经济上的日支军事强度结合地带，把长城以北地方，完全划作蒙疆领域，而把旧黄河以北属于河南省部分划归华北。汪精卫于要纲签订之后，以为华北在以往虽无明确管辖地区，但在概念上、习惯上都为冀、鲁、晋、察、绥等省，并不包括河南，特向日本要求，仍拨归他的伪政权管辖。而日本之所以这样主张，是要以长城线、石太线和陇海路作为对苏用兵战略上的三条防线。双方争论结果，日本虽表示让步，同意汪政权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中，规定华北管辖地区为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及北京、天津、青岛三市，但在事实上，日本因为防共的军事部署的关系，不肯把陇海路交给汪政权，仍由日本设在北京的华北交通公司管辖。同时日本更援引要纲规定的由华北政务委员会“继承原临时政府既成事实”一语，照旧由华北管辖河南省境，历任伪省长如萧瑞臣、田文炳、邵文凯等也都是根据临时政府的既成事实由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任。直至日本投降，华北伪组织解体，汪伪政权也未能管理河南省境。

　　日本政府对汪伪政权的建成，于拖无可拖的情况下，允在1940年3月30日成立。3月中旬王、梁参加了汪的伪中央政治会议，就华北特殊组织达成了协议。其内容为伪临时政府及伪中华民国政府联合会自动宣告解散;在伪中央政府成立同时，根据王克敏提出的名单，由汪政权任命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军事方面另设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部;司法方面以原最高法院改组为中央最高法院华北分院;各机关的特任官由中央政府任命，简任官由华北政务委员会先行派代，提请中央政府任命，荐、委两级则由华北政务委员会直接委派。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职权是：

　　(一)在中央政权获得国际承认、而能充分发挥中央政权机构职能以前，照旧维持原临时政府现状。

　　(二)以原临时政府之行政区域为华北政务委员会的行政区域。

　　(三)外交权属于中央，但保留与日满两国处理地方问题之权限。

　　(四)货币暂为联银券，俟中央银行成立，再考虑必要对策。

　　(五)关于思想，华北向以新民主义为基本思想，应积极使其浸润和新民会之普及。

　　(六)关于纯正之国民党及修正之三民主义将不助长其流入。

　　(七)华北关盐统税机关由华北管辖，收入方面以关余50%、盐余70%及统税全部归华北，以关余50%、盐余30%归中央。

　　1940年4月1日，王克敏根据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发表的人事，宣布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群奸再次粉墨登常委员长王克敏及常务委员六人、委员九人，都是原临时政府各委员会的委员。以下设内务、财务、治安、教育、建设五总署，各置督办一人，分掌政委会的政务;并设政务、秘书两厅，为政委会内部机构。委员长、委员、督办都为特任，厅长简任或由委员兼任。内务总署由原内政部改组，因原任总长王揖唐被王克敏等排挤参加汪伪政权任考试院长，督办一 职，由王克敏兼任。财务总署由原财政部改组，以原任总长汪时璟改任督办。治安总署由原治安部改组，以原任总长齐燮元改任督办。教育总署由原教育部改组，以原任总长汤尔和改任督办。因汪精卫要在形式上把司法行政归他的中央直接领导，未设司法总署。原临时政府司法部撤销后，部内职员分发政委会及各总署任用。实业总署由原实业部改组，以原任总长王荫泰改任督办。伪临时政府原在行政委员会内设有建设总署，那时是作为直属机构，署长殷同也为简任伪职，现在把它扩充为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建设总署，地位与其他总署相等，督办一职，由殷同升任。政务厅是以原属于伪行政委员会的外务、情报、交通、审计及新设的法制等局组成的，由朱深以委员兼任厅长。秘书厅是以原行政委员会的秘书厅改组的，下设文案、事务两处，以祝书元为厅长。在军事方面设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部，以齐燮元为总司令。

　　此次原伪临时政府的议政、司法两委员会，因华北无这类机构，于伪华北政委会成立后解散，议政委员会委员长汤尔和改任政委会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司法委员会委员长董康任政委会委员，两会的职员则分配给各总署任用。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是：委员长王克敏，常务委员王克敏、汪时璟、齐燮元、汤尔和、王荫泰、殷同，委员朱深、董康、王揖唐、苏体仁、余晋和、赵琪、江朝宗、马良、潘毓桂。

　　在伪国民政府公布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中明定关于防共、治安、开发华北资源、调节华北经济及对外物资需给关系，都可在“中央法令规定范围内为便宜之处置”。同时由于条例还规定华北政务委员会“受国民政府之委托得处理对外关系之地方事件”，日本政府既可理直气壮地把在华北实施的每一个残暴行为都作为“地方事件”，指挥他的驻北京大使，以外交方式策动华北政务委员会去执行，而华北汉奸们也可以明目张胆地作他们日本主子的鹰犬。

　　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使用的国旗是加有“防共和平建国”标志的青天白日旗，北京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在汪、王、梁青岛会谈时，曾唆使王克敏拒绝青天白日旗在华北地区悬挂。伪府建立之前的南京会谈时，王虽同意了在华北使用，可是日本军阀却以青天白日旗是他们侵华战争的对象，不愿重见于华北地区，于1940年3月底通知伪北京市政府转知市民仍以五色旗来庆祝伪国民政府“还都”。伪市长余晋和未敢决定，向王克敏请示，王知道这是日本驻军消极抵抗汪伪政权建立的一种露骨的表示，通令伪华北盛市政府以五色旗为新民会会旗，在青天白日旗未及普遍制成以前，以五色旗庆祝国府还都。五色旗遂得未因伪临时政府解散而消灭，仍树立华北地区，嘲笑汪伪政权的诞生。

　　王克敏在参加汪精卫召集的青岛、南京会谈的时候，他和梁鸿志都对日本方面负有借着扩大华北特殊职权问题故意延宕汪伪政权建成的使命。梁因为自己与华北的关系不大，伪府建成后他仍须受汪的领导，就把自己装扮成为一个帮衬角色，不过分地坚持日方意见。王克敏却在每次会谈，如涉及国旗、汪党流入华北、在华北建立政治分会和陇海路的管辖权等等问题时，都与汪争得面红耳赤。他还讥讽汪说：“你应当向我请教。跟日本人处事，应虚与委蛇。日本人难缠，你同他条件谈得再好，他到一定时期，也能翻脸不认帐。”王又同周佛海私下说：“我们60多岁的人，做汉奸没几年就死了，汪何必把一些青年人拖下水呢!”周也把这话告诉了汪精卫。

　　汪在汉奸群中总是板着一本正经的面孔，自己总以为是“党国元老”和具有自己主权的“国家元首”，最反对人家讽刺他是汉奸。王克敏的话，他认为是对他人格上绝大的侮辱，表示极端痛恨。这两个头号汉奸就因为卖国的观点不同，发展到极深的私人成见。汪政权成立后，王克敏私心惴惴不安，就向汪提出辞职的要求，汪当时还作一番形式上的慰留。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因为青岛、南京会谈的一幕，喜多虽未出场，但汪已明了他是幕后的导演者。为了避免喜多与汪政权在政治上的摩擦，将喜多调回本国。在这以前，北京特务机关已改为华北联络部，由喜多为部长。喜多去职后，日本派联络部次官森冈升充部长，另派盐泽继任次官。喜多是王克敏当汉奸的唯一支持者，他俩是用双簧剧形式一表一里地干着危害中国人民的勾当。当时人们曾给王起了一个“喜多王”的外号，意思是说，以王的躯壳装入喜多的灵魂。森冈在他任联络部次官时，不断地受王在话语上的顶撞;现在作了联络部长，是王的直接上司。这使王感到除了汪精卫对他施加种种压力外，又由于联络部的人事变动，调走了一个后台老板，升上来一个正面敌人，这样双重压迫，更加剧了他下台的决心。1940年6月7日，汪政权发表准王辞去本兼各职，推选为伪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和伪国民政府委员，任命王揖唐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常务委员和内务总署督办。

　　汪、王、梁会谈时曾决定汪政权的五院院长由伪临时、维新两伪府各占一席，维新政府是由梁鸿志出任伪监察院院长;临时政府由王揖唐出任伪考试院院长，实际是被王克敏排挤出去。

　　王揖唐本来把北京作为他的政治生命的摇篮，在华北群奸压迫之下，无可奈何地去南京就任伪职时，仅把他的亲信夏肃初一人带往任秘书长，而把另一亲信汪济艭留在北京，作卷土重来的准备工作。

　　王克敏在下台之先，汪精卫与日本华北联络部长森冈洽商，双方提出二名“委员长”候选人。森冈提出靳云鹏、曹汝霖，汪精卫提出梁鸿志、王揖唐，最后权衡结果，以靳、曹都不愿出任，梁鸿志在华北历史关系不深，双方都同意王揖唐;联络部次官盐泽曾因某种关系，对王信任较切，更是大力支持王的北调。

　　王揖唐在南京布置重回华北条件成熟以后，即借筹备华北高等文官考试为名，来北京部署一切。6月8日接到汪的命令后，9日即往伪政委会接任，随着就发表人事。因兼政务厅长朱深事前即表示与王克敏同进退，同时也不肯屈居王揖唐的僚属地位，改派祝惺元为政务厅长，把原任秘书厅长祝书元聘为顾问;派瞿益锴以原文案处长暂时代理秘书厅长，以待他的亲信夏肃初在考试院交代清楚后来京继任。政务厅所属的各局，只是派他的亲信汪济艭为审计局长，其余未动。另派原任伪内务总署秘书罗韵荪为秘书厅事务处长。各总署督办，由于王揖唐不敢也无权更动仍由原人担任。

　　王揖唐于10日接任内务总署督办兼职，他眉飞色舞地对伪职员们说：“华北政权机构变更之后，委员长一职原是我的。

　　因为前王委员长未在当时辞职，所以推迟到今天。在前委员长担任本署督办时曾对大家说他是给我看家。今天我又给他来看家，仍希望他重回到他的家来。”言外之意，是质问王克敏“你是否还有回来的那一天”。

　　伪内务总署署长江绍杰，是王揖唐任内政部总长时约来的应差画卯、旅进旅退的政治偶像，王克敏兼任内务总署督办时，并未把他更换。现在王揖唐把他自己的全部力量放在伪政委会内，要使署长替他负起责任，而江绍杰又不是他的理想人物，遂把他调为政委会顾问，与俞家骥、祝书元二人共同参与他的机要，给他在公文线上伏路把关。署长一职改派原任秘书长吴瓯继任。总务局长王毓霖过去原是王克敏派在北洋保商银行充任经理的一个门客，因不愿再作王揖唐的走卒，办完交代之后，就提出辞职。王揖唐派桂森继任，桂是朱深在北洋政府任职时的管家，王揖唐是要通过他来缓和自己与朱深政治上的矛盾。

　　过了不久，王揖唐的亲信夏肃初由南京归来，王就把政务厅长祝书元、兼代秘书厅长瞿益锴踢开，派夏以秘书厅长兼政务厅长。经过这一番人事部署，王揖唐感到踌躇满志，现出他穷凶恶极的汉奸丑相。又恐住在华北的一般“元老”在一旁窥伺着他的卖国行动，在1942年3月借口“咨询善政，隆礼耆贤”，聘请于“国家著有功劳及硕学高德之士”王克敏、曹汝霖、靳云鹏、张鸣岐、章宗祥、吴毓麟、龚心湛、曾毓隽等八人为询咨委员，以“应委员长之咨询”。

　　“八一宇沐仁风，旭日荣徽逮藐躬。春殿从容温语慰，外臣感激此心同。”这是王揖唐在日本华北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一脚踢开他的汉奸宝座以后，把自己称为外臣给他的日本主子“天皇陛下”的一首感谢诗。

责任编辑：李一菲 最后更新：2017-10-04 09:3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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