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尤其是在包括我们承德地域在内的千里“无人区”犯下了种种惨无人道的罪行。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著名作曲家李劫夫等人奉命从陕北延安来到热河省省会承德。当了解了日军在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所犯下的罪行以后,他很快就创作了《忘不了》这首至今仍在传唱的著名歌曲。这首歌曲共分8段,其中第一段歌词是:“滦河的流水流潺潺,流不尽的仇来流不完的冤。仇恨堆积如山厚,眼泪把铁石也滴穿……”
我们可以说,著名作曲家李劫夫创作的这首《忘不了》歌曲,就是揭露、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在承德“无人区”所犯下的累累罪行的真实写照。
李劫夫用创作《忘不了》歌曲这种文艺形式揭露、控诉日军在千里“无人区”的罪行。那么,在日本侵略者从1941年到1944年大规模制造千里“无人区”4年多的时间里,到底都犯下了哪些罪行呢?
20多年来,通过走访调查仍然健在的有关受害人和他们的家属,并广泛查阅大量的来自中外各个方面的史料,经过归纳整理,我认为,日军在千里“无人区”犯下的罪行主要有以下八大罪行:
1、.在“无人区实行残酷的政治、军事统治;
2、在“无人区”修建“集中营”式的“人圈”;
3、在“无人区”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
4、对“无人区”矿产资源的掠夺和破坏;
5、强掠“无人区”劳工进行奴役、迫害;
6、对“无人区”进行文化、教育侵略;
7、在“无人区”强迫种植罂粟 ,制造、贩卖、吸食鸦片;
8、对“无人区”妇女进行性暴力、性奴役。
日军在千里“无人区”的八大罪行之一: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
在世界上,人是最可宝贵的。在制造千里“无人区”的过程中,日本侵略者违反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视中国人如草芥,如猪狗,如蚂蚁,对“无人区”人民实行灭绝人性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对抗日军民和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惨无人道、丧心病狂地大“讨伐”、大“扫荡”、大“检举”、大屠杀,其手段之狠毒,所造成的灾难之深重举世罕见,比起南京大屠杀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杀光:日本侵略者制造“无人区”,其中一个主要手段就是大屠杀。尤其是在1943年开始全面实行“集家并村”,大规模地制造“无人区”以后,对所谓“无住禁作地带”里的人见一个杀一个,非常残忍。据曾经当过小八路,曾经亲自在千里“无人区”参加过抗战的老战士、同时又是国内著名千里“无人区”研究专家的陈平介绍:在“无人区”,发了疯的日本侵略者竟然搞起杀人比赛,闯进“无人区’的日本兵,就像追捕猎物一样追杀中国人。把人杀死后还把耳朵给割下来,然后用铁丝穿成一串,回去以后按耳朵的数量多少论功行赏。陈平老师说,上述如此丧尽天良的残暴行为,如果不是他在“无人区”里亲眼看见,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据调查统计,从1939年至1945年,日军仅在承德“无人区”范围内就制造大小惨案100多起,其中,屠杀100人以上的惨案就有11起。 1941年2月11日晚1l点,300多日伪军血洗宽城县大屯村,全村460人有187人被杀害。当时年仅13岁的候永会和年仅1岁的刘凤兰幸免于难,候永会至今身上仍留有7处被日军刺伤的刀疤。
据统计,日军在侵占承德期间共制造“寡妇村”7个,这些“寡妇村”、“绝户村”全部发生在“无人区”。 1943年2月1日,承德日本宪兵队特高课长木村光明指挥1000多名日伪军闯进承德县南双庙、东涝洼等14个村,一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承德“二·一”惨案,共抓捕抗日村干部和群众1000多人,其中押送承德监狱318人,被杀害254人,其余被抓送到东北各地当劳工。惨案发生后,南双庙、东涝洼、鹰手营子村成了“寡妇村。
1942年至1944年间,日军加紧实施“治安肃正”政策,并将实施“特别肃正”重点区域不断扩大,连续3年在“无人区”重点县兴隆、滦平、承德、青龙(含宽城)、丰宁县以及平泉、隆化、围场等县进行“大检举”、大搜捕。据兴隆县公安局调查统计,这3次大检举,共搜捕1.2万多人,被枪杀、斩杀、入狱和送东北当劳工者就达1.14万人之多。其中,仅1942年春节期间进行的“大检举”共抓捕2000多人,就地屠杀200多人,在兴隆县南土门集体屠杀200多人。
1943年4月18日(旧历),青龙县塌山西沟村(现在宽城县境内)村民李桂兰(1919年2月生人)等8人在山崖边避雨时被进山“扫荡”的日伪军发现。其中,有5人被开枪打死,2人受伤。李桂兰头部也被打中一枪,子弹从她的后脖梗进去,从左耳根穿过,侥幸生还至今。
在日伪统治时期,在承德街(现双桥区)设立了伪热河省最大的承德监狱,这个承德监狱也是伪满洲国西南国境上设立的最大的监狱。承德水泉沟“万人坑”则是日伪屠杀抗日军民的杀人场。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从千里“无人区”以所谓的“国事犯”、“政治犯”、“经济犯”等罪名被抓进承德监狱的抗日军民和无辜群众约有数万人。在承德监狱被处死或因受各种酷刑而死被拉(抬)到水泉沟“万人坑”或者从各地“无人区”直接拉到水泉沟“万人坑”砍杀、枪杀致死的抗日军民和无辜群众约有3万多人。原任承德日本宪兵分队军曹的太田秀清供认,1943年4月上旬,以承德日本宪兵分队长内田准尉的指挥,曾经与其他20名日本宪兵一起在承德水泉沟集体屠杀40名抗日爱国者,其中他亲自砍杀2名。
(二)烧光:为了实现其“无人区化”政策,彻底摧毁抗日军民的一切生存、活动的条件,日军将划为“无住禁作地带”范围内的一切房屋,成片的树木全部烧毁。据承德日本宪兵准尉高木贞次郎,宪兵大尉长岛玉次郎,步兵曹长小林实,步兵伍长西尾克已等20人供述,在上述时间内,仅高木贞次郎等20人就参加放火烧房18次,烧毁房屋2942栋,破坏9500栋。1942年春,驻宽城孟子岭的日伪军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竟连续到抗日堡垒村王厂沟扫荡了7次,也焚烧了7次,全村230多间房屋被烧毁,还有10多名无辜群众被活活烧死。
此外,为了彻底摧毁坚持“无人区”斗争的抗日军民的生存,活动场所,日军还极其野蛮地将兴隆、滦平、宽城、平泉等县内茂密的森林放火烧毁。例如,在1943年3月至6月间,日军为彻底摧毁活动在兴隆县五指山、大小黄崖、狗背岭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便极其野蛮地放火烧山,漫天的浓烟大火一直燃烧了长达四个月之久,致使曾经在清代被封禁250多年的“后龙风水”禁地里的大面积茂密的森林被烧毁殆尽。此外,就连一般山场里的树木和植被也大部分被烧毁,原本郁郁葱葱的壮丽河山,在短短几个月之后竟然变成了一片片焦土!当时在“无人区”曾经流传着这样的歌谣:
山火蔽日月,
天地昏百里,
千村一片黑,
万户闻哭泣!
(三) 抢光:为了对“无人区”进行“拔根断源式的摧毁”,日军把划为“无住禁作地带”村民家中的粮食、禽畜等重要的生产、生活必需品一律抢光,锅碗瓢盆全部砸毁,连石碾、石磨、水井等不能抢走的东西也都被坏。据调查统计,在抗日战争期间,日军仅在承德境内就抢走粮食7.7亿斤,牲畜15.6万头,服饰8.5万件,生产工具9.7万件,生活用品21万件,这其中有相当一大部分是在制造“无人区”期间抢走的。
除了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以外,在千里“无人区”,日本侵略者还实行了狠毒的“割光”政策,(也叫“割青”)政策。所谓“割光”,就是将千里“无人区”里“无住禁作地带”种的刚刚吐穗、灌桨或刚刚长出几寸高的青苗甚至萝卜、白菜等统统割光、毁坏或者连根拔掉,企图通过“割青”、毁粮等手段,活活地饿死秘密躲藏在深山老林里坚持“无人区”斗争的群众!
1946年,作家方纪来到热河“无人区”实地采访以后,对日军所犯下的罪行非常愤慨。他在《血泪凝成的数字》一文中写到:“。。。。。。这些数字里包括着多少悲惨的事实,多少人民的血和泪,多少个家庭,多少个生命,多少资财的损失被列入进这简单的数字里了!这是热河人民血泪凝成的数字,这是中国人民血泪凝成的数字!
日军在千里“无人区”的八大罪行之二:“集团部落”—人间地狱
“集团部落”,是伪满洲国给起的名字,也有不少地方叫“人圈”、“部落”或 “围子”。为什么叫“人圈”呢?因为日本人不把咱中国人当人看,把“无人区”里人全都集中起来,关进如同猪圈、羊圈、牛圈、马圈一样的部落里,限制人们的一切自由。所以,“无人区”人民就气愤地把这种集团部落叫“人圈”。“人圈”的建筑模式,根据伪满洲国政府民政部的要求,一般建在地势比较平坦、交通比较方便、容易控制的原来比较大的村子里。随着“集家并村”后从小山沟里迁入的户数、人数越来越多,“集团部落”里的户数和人数也不断增多,拥挤不堪。“集团部落”四周筑有高约3至5米,宽约l米以上,长约几百米至上千米左右的围墙,围墙都是就地取材,用砖石或土坯墙(黄土掺沙子、水夯实)砌成。墙顶上是铁丝网或插满酸枣树刺枝,以防攀登。
“集团部落”周围一律不准种高杆的庄稼,以防止遭八路军、游击队袭击。墙上有垛口,内侧有“马道”,一般的可双人并行。每隔十几米设一站台。在“集团部落”的四角都建有碉堡,部落中心还建有高大的嘹望台,可以监视四方,控制全局。每个部落只留一个大门(多者两个),门上写有xxx部落,由伪军警把守。部落内设有简易居民住房(多与牲畜圈、厕所相连)还设有日伪军驻地、伪警察分驻所、村公所、“组合”、义仓、学校等公共设施。“集团部落”的外边还挖大壕沟或者拉上铁丝网。
因“人圈”里居住条件简陋,人口密集,人畜杂居,卫生条件极差,再加之实行“配给制”,粮食、布匹、药品等生活用品奇缺,造成痢疾、疟疾、霍乱、麻疹等各种瘟疫(也称“窝子病”)流行,所以导致老人、妇女、儿童甚至青壮年因冻饿和疾病大量死亡。那时,每个“人圈”几乎每天都有两三起送殡的,野地里、山坡上新坟随处可见。真是“家家陈尸体,户户有哭声。无村不戴孝,遍地是新坟”就是当时“人圈”生活的真实写照。
当时,在“无人区”流传着许多关于反对日本侵略者修“人圈”的歌谣。比如:
小日本心太恶,害得百姓没法过,
烧杀奸淫不用说,“集家”又“组合”。
丰宁县南辛营原有700口人,修“人圈”的1942年就死去120多口。李风春、王济民每家各死5口。天桥红旗营龙潭上的佟九洲一家9口死去了6口。还有的一家先后死绝,由乡亲们给埋葬。水深火热的亡国奴生活,使许多人陷于绝望之中。西两间房马圈子的农民孙志庆,走投无路,上吊身亡。
日伪统治下的“集团部落”成了名符其实的“人间地狱”。在“人圈”中,实施的完全是伪满洲国的反动统治体制。行政上设有村长、甲长、牌长。一般的一个部落一个甲,十几个部落结成一个村。
尽管“人圈”外有高墙、碉堡,然而日本侵略者深知,仅仅靠这些手段是隔不断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鱼水关系的。为了巩固和强化在“人圈”中的反动统治,从1942年大规模“集家并村”之时起,就一次又一次地搞大“检举”。
日伪在初期搞大“检举”时,为体现出所谓的“合法性”,总要罗列出一些罪名,例如,什么“匪团组织大检举”、“通匪家族大检举”等等。对被“检举”的人,也要加上一些罪名,例如,什么“国事犯”、“思想犯”、“经济犯”、“密输犯”以及什么 “济匪”、“资匪”等等。凡是从谁家中搜出了几张信纸、几个信封,就可被视为“通匪”;读“四书”、“五经”,就可被视为“思想犯”。最令人不能容忍的,在“人圈”里,明明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却不准说“我是中国人”,得说是“伪满洲国人”,如果有一句话说错了,就会被扣上“反满抗日”的帽子,按“国事犯”将你治以重罪。
这种血腥的大“检举”,是伴随着全面集家普遍“建设集团部落”同步进行的。据原承德日本宪兵中尉分队长长岛玉次郎交代:1943年全面集家开始后,于1月中旬,经承德日本宪兵队长安藤次郎和特高课长木村光明共同策划,一个在热河全省范围进行全面大 “检举”的计划,名曰“二一工作计划”。检举的办法已不是有目标地搜捕党员干部或嫌疑者,也不讲什么原因和罪名,而是将实行“检举’’村庄的村民中凡年满18岁至60岁的男子全部逮捕。据兴隆县调查,就在“二·一工作计划”的全面大检举中,全县被捕群众达5 000多人,仅半壁山伪警察署辖境内就捕去2000多人。
在“无人区”,日伪实行的是“组合配给”制。由于连年不断的发动侵略战争,已使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危机日益加深。为了摆脱经济危机,日本侵略者对包括承德在内的千里“无人区”人民进行经济统治、剥削也越来越重,简直到了敲骨吸髓的地步。
“人圈”里农民的生活用品,表面上名日实行“组合配给制”,规定每人每年给7.5-10尺布,1.5斤面粉,4两油,每人每月1盒火柴,7.5两盐。实际上经过县、村、甲、牌的层层剋扣,农民实际能得到的已经所剩无几了。吃野菜、树叶、一家几口人仅有一床被子、一条裤子、褂子的情况十分普遍。当时在“无人区”流传着一首著名的民谣:
大好河山敌侵占,
烧杀抢掠修“人圈”,
死、走、逃亡家破产,
十七、八的姑娘没裤子穿!”
这首流传至今的民谣,就是当时“无人区”人民悲惨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
在“无人区”,日伪当局还实行“粮谷出荷”制度,并强行征收各种苛捐杂税。每年年初就订下了每亩地“谷物出荷”的数目,不论遭遇旱涝虫等各种自然灾害,还是其他原因,到秋季必须如数缴纳。日伪一方面强令农民用好地种植罂粟,用贫瘠的土地种粮食作物,因此造成几乎年年粮食欠收。除此之处,还必须按时,按数量上缴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和强征摊派项目。据调查统计,当时规定“无人区”农民的各种苛捐杂税和强征摊派的附加项目竟达30多项。(详见承德“无人区”各种苛捐杂税及强征摊派一览表)
承德“无人区”各种苛捐杂税及强征摊派一览表
项 目 捐税及摊派数额
谷物出荷 每亩1斗(15公斤)
民生集谷 每亩1斗
义仓粮 每亩1升
地亩捐粮 每亩2升
地亩附加粮 每亩1升
门牌税 每户1元
协和会捐 每个成年人2元
牲畜捐 驴每头4元,羊每只7角5分,牛马骡每头5元
出生捐、死亡捐 各每人2角
宰杀捐 猪每口4元,羊每只2元
材料费 每亩2角
兴农合作社股金 每户1元
义款 每户6角
送草 每甲3天10次,每次50至100斤
送柴 每甲3天1次,每次500斤
送猪 每甲每月3至10只,每口猪至少净肉80斤
送鸡 每甲每月5至12只
送礼 宪兵队长结婚、寿辰,每甲70元,计伐队中队长以上官员,每甲30元
团员费 每甲经常派两名自卫团员到村公所服役,月需150元至200元
棍团费 每甲每月抽10人受训,需100元
劳工费 每甲每月抽10人至300人不等,名曰“勤劳奉仕”,月需200元
村甲职员费 每人月需100元至150元
除此以外,还有献纳铜铁、皮毛、直至蛋、菜、杏仁、核桃等干鲜果品之类,无一不在搜刮之列。
日伪统治下的“集团部落”,实际上就是地地道道的“人间地狱”。
日军在千里“无人区”的八大罪行之三:对劳力和矿产资源的劫掠破坏
在日本侵略者制造千里“无人区”的5年多时间里,除了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以外,出于侵略战争的需要,他们还从承德、热河省及外地利用招募、摊派、强征、抓捕等手段掠夺大批民众充当劳工,其中有相当大部分劳工来自于“无人区”。他们除了在承德本地被强制从事修筑铁路、公路,挖煤,开采铁矿、金矿等繁重的体力劳动外,还被强掳到东北的辽宁、黑龙江、吉林以及日本的北海道等地,受尽了奴役和迫害。恶劣的工作环境,繁重的体力劳动,非人的折磨和迫害,使不少劳工死在异国他乡。
日本侵略者对大“检举”中撒大网抓捕到的青壮年男子,经过层层过筛子,屠杀的屠杀,判刑的判刑,最后对那些实在找不到“罪证”借口的人,也不放过,绝大部分被送往东北各地或日本劳工集中营去服苦役,结果大部分被虐杀于苦役之中,鲜有生还者。据伪热河省民生厅长李葆华供认,到1945年日本投降之前,日伪当局累计从热河省抓走劳工有13万人,这些劳工大多数来自“无人区”。仅据滦平一个县的不完全统计,在日本占领期间,被抓走劳工5.4万人,抗战胜利后,只有20%回到了家乡,80%下落不明。这些劳工除了在本县及承德境内的大庙铁矿、双头(塔)山选矿厂、宽城峪耳崖金矿、兴隆县倒流水金矿、承德古北口铁路线以及热河省的北票、阜新煤矿等地干繁重的体力劳动外,其余全部被押送到东北辽宁省的抚顺、大连、本溪、鞍山、丹东,吉林省的浑江、长白山,黑龙江的虎林、黑河、漠河等地从事下井挖煤,修筑铁路、公路、防御工事等繁重的体力劳动。
1943年2月5日春节期间,日伪军在兴隆县“无人区”进行“普遍大检举”。“检举”、抓捕的5000人中,除有400多人在当地被杀害,少数人被判刑投进承德、锦州监狱外,其余大部分都被押送到东北各地当劳工。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后,仅有少部分人侥幸返回家乡,其他多数人均死在东北各地。
此外,为了断绝共产党、八路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同时也为了解决日伪统治东北地区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日伪当局还以帮助伪满洲国建设“王道乐土”等为理由实行移民政策,从承德境内(尤其是“无人区”重点县)向黑龙江、辽宁、吉林等地移民。被强迫移民的对象,都是贫苦的农民,尤其是对日伪反动统治有不满情绪,与共产党、八路军有社会关系的人。仅据“无人区”重点县兴隆县的调查,该县自1938年至1945年的8年间,先后8次向黑龙江省瑷珲、漠河、佛山、富裕、太丰等县移民共3000多户,约1万人。这些移民中有不少人因不适应当地寒冷的气候,再加之劳动强度过大而死在异地他乡。
除了抓到东北去当劳工外,还有一些人被抓到日本当劳工。 1942年,围场县“无人区”砬子沟的于得水、太平地的田金玉被强行抓到日本的北海道当劳工。后来两个人都惨死在异国他乡。抗战胜利后,于得水的骨灰被带回,而田金玉只捎回来—缕头发。
通常都认为,日本侵略者大抓劳工是经济掠夺的一种手段。经查阅有关日本历史档案资料,才发现日伪当局之所以大抓劳工,还有其另外不可告人的目的。1943年8月11日发出的承德日本宪兵本部的《灭共对策资料第一四号·冀东地区中共党的概观》文件中写到:“将乡村青年逮捕送满洲一事,是否以破坏乡村的党、政、民兵各组织为直接目的,先当别论,而使党失去工作对象则是最大的打击。”
“党工作的对象即民众,其中尤其是青年层,他们同时又是扩军对象、生产的源泉。”“拔赤区青年入满洲当劳工,使之离开乡村,切断他们与党军的联系性的方策,作为剿共工作是极其有效的”。仅从这一个伪文件我们就可以看出,日伪当局所指定的劳工政策的用心是多么狠毒。
日伪实行的劳工政策、移民政策,确实起到了极大的破坏作用,第一方面,“无人区”里的青壮年被抓走以后,给八路军、游击队补充兵员带来极大的不便。第二方面,造成当地劳动力资源严重不足,从而使“无人区”的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因而使当时及日后包括承德在内的千里“无人区”区域发展受到极为严重的破坏和影响。
日军侵华期间,为了达到“以战养战”,巩固其殖民统治和继续扩大侵略战争的罪恶目的,还对包括承德在内千里“无人区”范围蕴藏的丰富的矿产资源进行疯狂地掠夺和破坏。
仅以承德为例。1933年3月,日军占领承德以后,为了掠夺承德境内丰富的资源,日伪当局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对承德的人口、地理、农林牧副产业、各种矿产资源及其分布情况等进行详尽的调查和勘测。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直没有停止过对包括“无人区”范围在内的承德的矿产资源进行掠夺式地开采。据调查统计,仅从宽城峪耳崖金矿、铧尖金矿、大汉沟金矿、兴隆县倒流水金矿、承德县狮子岭金矿就掠夺黄金130000两,黄金矿石39549.6吨,从承德大庙铁矿掠夺铁矿石14.4万吨,从兴隆县鹰手营子区老爷庙等处煤矿掠夺煤炭1746000万吨,从平泉、隆化、丰宁县等地掠夺莹石711500吨。
为了掠夺承德境内的丰富矿产资源,日本侵略者还强征数万劳工先后修建锦(州)承(德)、承(德)古(北口)铁路和承德通往各县公路。
日本侵略者疯狂地开采、掠夺“无人区”内的矿产资源,从而使承德的矿产资源过早地枯竭,严重地影响了日后承德经济的发展。
责任编辑:石江鹏 最后更新:2015-05-14 09:4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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