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三三制”、减租减息和精兵简政的意义和作用
2015-05-25 16:07:49  来源：民革辽宁省委，作者 王智华  点击：  复制链接

　　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中，动员最广，规范最大，坚持最久，威力最强，并取得第一次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英明决策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在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所采取的“三三制”、减租减息和精兵简政三大政策，为实现团结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闪耀着历史的光辉。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迅速挺进敌后，广泛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至1940年春，相继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各地创建了大小十几块抗日根据地，并实行了“三三制”政权建设。即行政机关或民意机关，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进步势力占三分之一，中间势力占三分之一。

　　“三三制”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在当时，由于外敌入侵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下降为从属地位。因此，争取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既是可能的，又是必要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也必须是由各抗日阶级、阶层联合组成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三三制”政权有极为广泛的代表性。中国共产党员占政府或民意机关人员中的三分之一，代表着无产阶级，在质量上具有优越条件，可以保证其领导权；进步势力占三分之一，代表着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中间势力占三分之一，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和地方实力派三部分人。这种政权是根据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采取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搭配组成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这种政权表现为几个革命阶级对汉奸、亲日派、反动派的联合专政，既能合乎统一战线原则，团结大多数以与日寇、亲日派、反动派进行斗争，又能保证由共产党员与进步势力结合起来的优势。”［1］

　　“三三制”政权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民意机关为参议会，参议员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另外聘请少数名流为参议员。行政机关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县政府，领导人由同级参议会选举产生。选举非中共人士参加政权是选举中的关键之处，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抗日根据地为此创造了一整套民主选举办法。“切实经过党的指导作用，以保三三制的比例。自由主义的选举，无计划的选拔，都不能得到应有的成果”。 ［2］ “三三制”政权的基本原则是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分工负责。

　　“三三制”政权是抗日民主政权，它保障一切抗日人民的人权、财权、参政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营业等自由。在土地政策上，减租减息。在劳动政策上，调节劳资双方利益。资方要适当增加工资、减工时，工人也要切忌过“左”，允许保留10小时工作制，工人要遵守劳动纪律。在税收政策上，征收统一累进税，使80%的人民都承担纳税义务，而不是将负担全放在地主资本家身上。在经济政策上，积极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商品流通，实行公私兼顾，欢迎海外人士及敌占区同胞向抗日根据地投资等。

　　“三三制”政权的提出和建立，曾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内尚存在着关门主义，“忽视民主和‘以党治国’的观念在作怪”， ［3］一部分人对此作了抵制。党外人士也有不少人抱有怀疑态度，意存观望。为此，中共中央采取教育党员更新观念、模范执行、贯彻民主的方法步骤加以克服。一些中共领导人发表文章向广大党员阐明这样的道理：中国社会是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任何一个政党如不顾及、尊重中间阶级的利益和参政权利，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是不可能的。邓小平同志当时就深刻地指出：“关门来决定复杂的政策问题，必然发生错误；其次把非党干部、把群众看成任人摆弄的傀儡，必然脱离群众，引起群众的反对；再次是党和党员都因此麻痹，失掉对于新事物的知觉，而逐渐腐朽”。［4］“以党治国”是“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我们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我们尤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我们党内来”。［5］教育党员放下架子，虚心向党外人士学习，提倡民主作风，诚心诚意与党外人士合作。

　　共产党人模范执行“三三制”原则的表现在于，选举中，维护群众投票的效力，决不包办。人民群众出自对共产党的朴素感情多选出的共产党员，主动声明退出，由党外人士递补。在政权分配权力时，不分党派，任人为贤，让党外人士有职有权，在政权工作中，教育与责成共产党员“具有充分的民主精神，高度的革命热情，和蔼的态度”， ［6］去影响非党员干部积极负责地工作。重要问题都经过政府正式会议讨论，一般问题也都尽量征求非党干部的意见。政策法令起草工作吸收非党干部参加，有的请他们起草。基本上做到了讨论在于决策前，增强透明度，甚至“细小的技术问题如与总的方向无大损害，即使有些毛病，都是允许让步的”。［7］

　　共产党人的教育、说服工作、示范行为和民主作风，使暂时抱有怀疑态度而不热心参政的党外人士疑惑冰释。而且在“三三制”政权中尽职尽责。陕甘宁边区的79岁非党参议员李丹生老人称赞中国共产党说到做到，以信义昭天下，而必得天下。

　　“三三制”政权建立的意义和作用是十分重大的。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面旗帜，对团结各抗日阶级、阶层，动员和组织最广大人民进行抗战起了重要的作用;它是中国共产党从本国的实际特点出发，创造性制定出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具体体现，极大地促进抗日根据地及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它是民主政治的集中表现，是中国共产党在当时中国土地上建立的，一切其他政权不能比拟的最民主、最廉洁、最富有朝气，最受人民欢迎和拥护的政权，为全国树立了政权民主化的楷模，对废除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抗日民主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三制”政权的出现，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中，共产党与广大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优良传统。印证了中国各革命阶级和党派完全可以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下共同建设政权，并在共同参政中，同舟共济，真诚合作。

　　“三三制”政权的实行，是中国共产党约束自己而不是强迫群众选举自己的制度。它向在政权工作中的共产党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平等态度和民主作风与非党干部密切合作，同时还要求在工作制度上做重大转变，更新观念。选举的严肃性和民主性也促使干部，尤其是中共干部更加尊重群众、联系群众、廉洁奉公。

　　“三三制”政权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结晶，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的全面发展与成熟。为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提供了一系列宝贵的新经验，新结论。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它不仅是“今天敌后抗战的最好政权形式，而且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采取的政权形式”［8］。即新中国政权的雏型。

　　减租减息是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政权土地政策的中心内容，亦是根据地经济政策和经济实践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目地是“把现在处于封建剥削制度下的一切土地逐步地和平地转移给耕种者”［9］

　　具体规定是：地租，一般不论任何租佃形式，均按战前原租额减25%，即二五减租，多年欠租应当免交。利息，一般规定年利不得超过本金的15%，即分半减息。抗战前成立的借贷关系应当分半减息；如已付利息超过本金一倍者，停利还本；如已付利息超过本金二倍者，本利停付。而抗战开始后现行的利息，以不超过社会借贷关系许可的程度为限，由双方自行决定。

　　抗日时期，中国共产党停止了使用暴力没收地主的土地，转而以减租减息作为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这种重大政治让步，是因为当时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抗日，中国的土地是外族的，还是本民族的，这是首先需要明确解决的问题。为了团结地主阶级抗日，停止执行没收地主的土地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仍然原封不动地维护地主对农民的那种极端严重的剥削，就不能保证抗战的胜利。因此，必须通过减租减息的政策来适当调节地主和农民的矛盾。

　　中共中央就这一问题明确指出：减租是减今后的，不是减过去的。减息则是减过去的，不是减今后的。这就是说，在地主减租减息的同时，农民也实行交租交息。这样既减轻了农民所受的封建剥削，又使地主保有一定的经济地位。“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的政策，给发展生产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10］

　　在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的过程中，工作队通过访贫问苦，发现和培养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去串连和团结广大群众，启发提高阶级觉悟，解除了他们怕抽地、怕“变天”等顾虑，同不法地主进行斗争，使得一些拖延不减或明减暗不减等各种顽抗活动都遭到失败。但也出现了“左”的问题和现象，如打人、唾口水等侮辱地主人格的行为。邓小平同志在谈论群众“左”的行为可怕不可怕的问题时指出：“只有当我党能够及时掌握与恰当纠正‘左’的现象时，‘左’才是不可怕的。如果让‘左’的东西发展到破裂统一战线的地步，那就是值得可怕的。”［11］

　　针对一些问题和现象，中国共产党教育自己的干部和群众，要尊重“三三制”政权赋予地主的人权、政权、财权和地权，严格掌握政策，学会斗争艺术。实行“打中有拉，拉中有打，打得要恰当，拉得要及时”［12］的策略，采取说理方式，争取以开明地主分子的行动来影响其他地主减租减息。对富农采取削弱其封建部分，奖励其资本主义部分的方针。与此同时，要求共产党员“不仅要当群众的学生，还要当群众的先生”。［13］帮助群众认识到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也是抗日与生产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力量。

　　在中国共产党正确组织和推动下，这项带有改良色彩，但本质上却是社会改革政策，得到了根据地各阶级和各阶层人士的普遍欢迎与一致认可。许多外逃的地主纷纷回到家园，更多的地主加入了抗日行列，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稳定各阶级的关系，加强各阶级的团结”［14］的作用。

　　减租减息得到了农民的热烈拥护，他们生活得到改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有了提高，激发了抗日和生产的热情，形成了组织武装和参军热潮，扩大和发展了抗日武装力量，人民战争的群众基础更加巩固和强大。

　　减租减息调动了抗日根据地各阶级人民生产的积极性，在中国实现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没有遭到破坏，生产力发展也很迅速，“在限制封建剥削下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 ［15］得以落实，为持久抗战打下了物质基础。

　　减租减息引发了整个根据地社会的深刻变革，地主和贫、雇农的数量逐渐减少，中农及富农阶层明显扩大，过去贫富两极分化的格局，向“两头小，中间大”的格局转化。这种结构对于根据地政权巩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政权建设，减租减息如火如荼之际，中国共产党又一闻名于世的举措——精兵简政，开始实施。

　　前述两个政策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制定提出的，而精兵简政是“三三制”政权中党外人士提出，中共中央采纳实行的。

　　1941年，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一次参议会上，陕甘宁边区副主席，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交了为了克服经济困难，在各抗日根据地精兵简政的提案，大会以165票的多数通过了该提案。毛泽东极为敏锐地看到这项提案的深层意义，将提案逐字逐句抄在笔记本上，认为这是解决目前各个抗日根据地存在的病症的一剂良方。他在批语中写道：“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16］

　　1941年12月初中共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这是克服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财政经济严重困难和生息民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

　　从政权建设方面来讲，“三三制”政权最大优点是面向人民、服务于人民，方便人民。这个优点在机构设置方面的体现是精简，在干部队伍建设方面的体现是精干。庞大、重叠的机关和官僚主义是孪生兄弟，不采取组织上的措施，防止和消灭官僚主义只是空喊。因此说，精兵简政也是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

　　从1941年冬，各抗日根据地开始精兵简政的2年多时间里，陕甘宁边区先后进行了3次精简，机构裁减了四分之一，人员减少了三分之一。其他地区先后精简了3次到4次，党政军脱产人员一般只占全区人数的3%以下，到1944年初精兵简政全部结束。政权机构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官僚主义的5项目的。军队也达到了精干、机动灵活、提高战斗力的目的。人民负担随之减轻，党群关系得到加强，机构人员更加精干，适应了当时对敌斗争的环境和需要，对渡过难关，巩固根据地，夺取最后胜利，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保障了减租减息的开展，催生了精兵简政的实施。减租减息促进了经济发展，精兵简政减轻了人民负担， 又为“三三制”民主政权巩固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三者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都是抗日根据地建设中的重要支点，都是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开拓创新地处理中国革命问题的产物。

　　“三三制”、减租减息和精兵简政的政策制定与实施，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以及后来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权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也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精神，蕴含着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和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对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都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注：

　　［1］、［2］、［3］、［4］、［5］、［6］、［7］、［8］《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8页、14页、10页、10页、12页、14页、18页、8页。

　　［9］《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5页。

　　［10］、［14］、［15］《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79页、79页、80页。

　　［11］、［12］、［13］《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72页、70页、72页。

　　［16］李维汉《会议与研究》（下），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502页。

责任编辑：石江鹏 最后更新：2015-05-25 16: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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