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至1929年的反日会
2015-05-29 14:38:27  来源：《近代中国研究》  点击：  复制链接

　　文/周斌

　　【内容提要】反日会表面为各地国民党党部奉中央命令而成立，实际乃是一个为“济南惨案”而发生的自发性的民众团体。早期受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控制，主要从事和平的对日绝交运动；后期除上海等少数地方组织外，领导权大多落入国民党改组派之手，基本不受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支配。反日会自始要求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恢复民众运动”，实行“革命外交”政策，力主公正解决“济案”和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屈辱的《济案协定》的签订时间。尽管反日会在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和南京国民政府对日交涉过程中偶有过急之举，但其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的立场和表现仍应给以积极评价和肯定。

　　1928年5月以后，中国各地纷纷出现了一个自称为反日会的民众团体。反日会初由各地独立组织，继则组成全国总会。它人数众多，活动频繁，引起了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翻开当时的报纸，几乎每天都有它的信息，是个很有必要、也很有研究价值的课题。学术界已有多位前辈先进注意及此，先后就反日会的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及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等问题，发表过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1]但是，这些成果，大多侧重于某个方面，对反日会的全面、系统研究似比较薄弱，尚有不少问题有待开拓，如反日会的党派关系问题，在南京国民政府对日交涉中的表现、作用问题，还有它的内部分歧和改组问题，等等。即使已经涉猎的问题，似也还有讨论余地。为此，笔者不揣浅陋，写了这篇习作，试对上述问题，做一粗浅考察。敬请专家，多多教正。

一、反日会的成立与党派关系

　　反日会缘由1927年5月的日本第一次出兵山东，而直接起因则为日本1928年4、5月的二次出兵山东和“济南惨案”。

　　1928年4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再次出师“北伐”。日本借口保护“山东各地之日人生命财产”[2]，决定第二次出兵山东，并不顾南北两政府的抗议，命令日军由青岛向济南前进。日本的侵略行径引起了全国各界民众的强烈反对。上海总商会、各路商会总联合会、对日外交市民大会等团体纷纷发表宣言或通电，表示中国政府有能力保护外侨，日本出兵山东，严重违背国际公法，无理至极。[3]武汉各社会团体也接踵而起，成立民众外交后援会，电责日军“蹂躏公法”，妨害中日邦交。[4]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国民党人也表达了强烈的反日情绪。例如，中央党校召开全体师生大会，呼吁发起对日经济绝交运动。[5]党员李如璋、孙鸣岐、张达夫等上书上海市党务指导委员会，要求组织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抵制日货。[6]

　　但是，日军并未理睬中国民众的正义呼声，反而在济南挑起更大事端，制造了一起震惊中外的流血事件。5月3日，日军发动突然袭击，残杀山东交涉公署交涉员蔡公时等人，接着又炮轰济南城，造成中国军民的重大伤亡。日军的暴行激起全国民众更大愤怒。6日，南京50余团体成立首都民众反对日本暴行大同盟，议决对日经济绝交。[7]7日，广州10万民众举行反日大会，成立各界抵制日货委员会。[8]与此同时，上海学生联合会也召开紧急会议，通过决议请南京国民政府恢复民众运动，宣布对日绝交、宣战，罢免外交部长黄郛等，并决定自7日起罢课3天，开展反日宣传。[9]8日，上海邮务、商务印刷所、商务印书馆、报业、南洋烟草及英美烟草公司、华商电气等七大工会，发起成立工界对日外交后援会，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要求向日本严重交涉，即日恢复民众运动，公开外交，组织工人训练团等。[10]山东省、济南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召集市学生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妇女协会等团体成立“五三惨案”外交后援会，积极调查惨案真相，揭露日军罪行等。[11]

　　面对社会各界日益高涨的反日浪潮，南京国民政府于5月6日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通过《五三惨案应付方案》和《对日经济绝交办法大要》，指示各地党部切实“指导各种民众团体，如商会、商民协会、学生会、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等，及与日商有交易往来之各行商，联合组织抵制仇货委员会，主持关于对日经济绝交之一切事宜”，并规定“抵制仇货委员会委员之人数，由各该会自行订定之。但其全体以能普遍的代表各界民众团体为原则，不能由任何方面独占多数”。[12]10日，再次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通过《五三惨案宣传方略》和《宣传大纲》，要求民众“绝对拥护国民政府用外交手段解决‘五三’惨案”，同心戮力帮助政府北伐，严防共产党“利用紧张的民气而暴动”，力避“一切封闭商店、检查及烧毁存货、罢工罢市之无益举动”。[13]由此可以看出，南京国民政府在当时民众奋起反日的新形势下，已不再固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暂停“一切民众运动”[14]的决议，而向各地党部提出了指导民众团体组织抵制仇货委员会主持对日经济绝交事宜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民众反日运动的容忍和支持态度；但又不愿公开出面领导各地民众反日运动，因而强调各地组识抵制仇货委员会时，务必要有商学工农等界代表，“以能普遍代表各界民众团体为原则，不能由任何方面独占多数”，以免被日本指认为民众反日运动的主持者，且明确表示它对民众反日运动的开放是有限度的，必须严格遵守绝对服从政府以外交手段解决“五三”惨案，不查封商店，不销毁存货，不罢工罢市，严防中共趁机“暴动”等条件，预示着它不可避免要与日后成立的反日会发生冲突。

　　南京国民政府对民众反日运动之所以采取这种既支持又控制的对策，一是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强力压制民众反日运动是难以奏效的。1927年5月日本第一次出兵山东时，南京国民政府三番五次密令“力避冲突”，“不得径行有罢工和排货之举”。[15]但上海、南京等地广大民众最终还是冲破重重阻拦，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日出兵示威大会，并成立了“民众对日经济绝交大同盟”，采取种种措施，严重打击了日本的对华贸易。[16]而且还有不少国民党人参与其事，如上海市党部黄惠平、陈德徵等人就是“对日经济绝交大同盟”的积极组织者。[17]此次对日经济绝交运动虽然仅持续了3个月，却提醒南京国民政府强力压制反日运动是无济于事的。二是适度的民众反日运动对其以“外交手段解决‘五三’惨案”等外交问题有利无弊。诚如时人所指出：因为商约的关系，抵制日货“不能由政府执行”[18]，“有时政府所处的地位不同，对于对方有不便用最有效力的手段对付时，国民外交方面，就可以免除这种困难，例如对日经济绝交，在政府方面，尚未宣布断绝国交之前，不能公然令知民众对日杯葛，但是在民众方面，就可以公然地执行，毫无顾忌。”[19]在南京国民政府看来，与其冒犯众怒，强力压制民众反日运动，还不如居中操纵，为己所用。至于它给民众反日运动设立的道道底线，则与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的内外方针是一致的。因为它的第一任外交部长伍朝枢早就宣布过：对外方针“不采暴力手段”[20]，国民政府将采取正当手续达到“取消不平等条约”的目的[21]。

　　5月7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依据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指示，召集总商会、商民协会、农民协会、学生会、妇女协会等21个民众团体代表会，率先宣布成立上海各界反对日军暴行委员会（简称上海反日暴行会）。[22]9日，选举王延松等23人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又从中选出陈德徵、王延松、刘云、邬志豪、陇体要等5人组成常务委员会，由陈德徵、王延松分任主席、副主席。5名常委及其他执行委员的身份如下表[23]：

　　姓　名　　职业或所属团体代表类别

　　王延松　　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党部代表

　　陇体要　　上海学联复旦大学学界代表

　　陈德徵　　《民国日报》主编新闻界代表

　　汪竹一　　上海学联暨南大学学界代表

　　闻兰亭　　上海总商会商界代表

　　夏　天　　上海学联中央大学学界代表

　　叶惠钧　　县商会商界代表

　　胡　越　　上海学联光华大学学界代表

　　范和笙　　闸北商会商界代表

　　周　参　　上海学联交通大学学界代表

　　骆清华　　市商民协会，商界代表

　　黄　强　　国货维持会代表

　　邬志豪　　各路商会总联合会商界代表

　　陶乐勤　　租界纳税华人会代表

　　陆　轩　　海员公会商界代表

　　周静齐　　报关业公会代表

　　裴云卿　　上海总商会商界代表

　　李次山　　律师公会代表

　　刘　云　　工会整理委员会工界代表

　　汪文卓　　海关华员联合会代表

　　林培根　　商务印书馆工界代表

　　陆娜君　　市妇女协会妇女界代表

　　赵芝山　　南洋烟草公司工界代表

　　就执行委员会而言，以商界代表最多，为闻兰亭、叶惠钧、范和笙、骆清华、邬志豪、陆轩、裴云卿等7人；学界次之，为陇体要、汪竹一、夏天、胡越、周参等5人；工界又次之，为刘云、林培根、赵芝山等3人；其他新闻界、妇女界等7人；忠于蒋介石的国民党正式代表仅CC系成员王延松[24]1人，的确体现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所要求的“以能普遍的代表各界民众团体为原则”。但就常务委员会而言，除副主席王延松是公开的国民党代表外，主席陈德徵既是新闻界代表，又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党务指导委员兼宣传部长，属西山会议派叶楚伧系；邬志豪名为商界代表，不久即出任市党部民众训练委员会委员，显然也是国民党员[25]；刘云表面为工界代表，实际却是市党部秘书长[26]。在5名常委中，有4位是查有实据的各派国民党人，表明国民党实际上控制了上海反日暴行会的领导权。

　　继上海成立反日暴行会后，南京、广州、武汉等地也纷纷成立了同样性质的反日组织。不到半月，反日运动就如野火般蔓延到南昌、长沙、福州、无锡、扬州、芜湖、镇江、九江、郑州、苏州、杭州、宁波、合肥等全国各大中城市。[27]组建全国性反日组织的呼声随之而起。5月26日，上海反日暴行会举行第6次执委会，决议派代表前往各地联络反日民众团体，“组织全国总会，以资统一”。会后，严谔声、胡越、夏天、陈嘉俊等人，被先后派往湖南、湖北、浙江杭州等地从事联络活动。[28]上海反日暴行会的提议，得到全国各地反日民众团体的赞同和响应，首都反日救国会甚至主动派出代表罗琳、张利朴至沪协商“全国反日救国会”的组织问题。[29]6月8日，上海反日暴行会举行第9次执委会，宣布经与首都反日救国会协商，将于近期召开全国反日代表大会。[30]26日，双方正式成立大会筹备处，电请各地反日民众团体于7月20日前，选派1至3名代表，赴沪共商大计。[31]21至27日，全国反日代表大会在上海正式举行，浙、苏、皖、赣、湘、鄂、豫、闽、粤等15省100余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大会首先通过组织大纲，宣布成立全国反日总会，“以团结全国民众作有系统之组织，本革命之精神，实行对日经济绝交，打倒日本帝国主义”[32]。接着分设政治、组织、经济、宣传等4个委员会，讨论、审议了包括对日经济绝交、提倡国货、恢复民众运动、扩大反日宣传、中日济案交涉等260余个提案。[33]最后选举陈德徵（上海）、罗琳（南京）、陈贻荪（浙江）、周炎光（河南）、邵光烈（中华留日外交后援会代表）、陈秀章（山东）、黄天煜（汉口）、操宏耕（安徽）、陈一梦（江苏）、曹正明（湖南）、余风狂（广东）等15人为执行委员，王延松等7人为监察委员。[34]全国反日总会初设上海。30日，举行第一次执行委员会，推举上述执行委员中的前5名为常务委员，聘请陇体要为秘书长。[35]其中陈德徵、王延松、陇体要等3人为上海反日暴行会的执委、常委，表明上海反日暴行会在全国反日总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5名常委中，罗琳是蒋介石创办的军官团成员[36]，陈贻荪时任浙江省政府图书杂志审查处长[37]，加上陈德徵，至少3人可说是执政当局的代言人。可见，全国反日总会的领导权，同样操在南京国民政府手里，所不同的是青年学生的代表比例明显高于上海反日暴行会，如常委中有留日学生代表邵光烈、河南学联代表周炎光，执委中的操宏耕、黄天煜、曹正明等也是各地的学联代表。[38]正是这一组织结构上的不同特点，决定了它们日后的不同活动方向。

　　8月15日，全国反日总会为统一各地反日运动，通告各地反日民众团体“将种种不同名称即日更改”为某省、某市或某县反日会[39]，同时推派代表赴各地协助组织分会。18日，上海反日暴行会率先更名为上海特别市反日会，矛头所向由反对日军暴行扩大到取消中日一切不平等条约。[40]22日，天津特别市反日会宣布成立，选举荆宠生（河北省党部）、刘秉纯（市总商会）、唐际清（市学生联合会）、钱瑞智（妇女协会）等21人为执行委员。[41]9月30日，武汉外交后援会、汉口商界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合并组成汉口特别市反日会，负责统一指导武汉地区的反日运动。[42]10月20日，首都反日救国会改名为首都反日会。[43]27日，北京89个团体组织成立北平特别市反日会，下设经济绝交、国货维持、财务、宣传、外交后援等5个委员会，选举市学联邓亮、市总工会张寅卿等5人为常务委员，国民党市党部党务指导委员谷正鼎、李乐三等人列名外交后援会。[44]据日文《北京周报》估计，截至1929年2月，全国各地已成立反日会350多个[45]，形成了一个以全国反日总会为中心的庞大组织系统，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日浪潮。

　　全国反日总会成立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决定自10月起每月资助反日总会活动经费洋500元。[46]表面看来，全国反日总会及各地分会无论人事还是财政都已完全置于国民党的监控之下，反日运动理当沿着国民党所预设的轨道运行了，诚如陈德徵所说：“全国的反日运动能受各地各级党部的指导，有了一致的步骤和同一的态度。”[47]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如此简单，由于当时的国民党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党，乃是一个组织涣散、派系林立的党，随着日后国民党内汪精卫、陈公博改组派的兴起，全国反日总会和各地分会的党派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这年5、6月间，陈公博、顾孟余等人在上海创办《革命评论》、《前进》等刊物，抨击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专制、独裁、腐败、堕落，倡议“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改组国民党。大批不满国民党统治，又不愿跟共产党走的青年学生，纷纷加入汪、陈改组派，开始控制各地反日会。据改组派成员范予遂回忆，二届四中全会后，在蒋介石派到各地的党务整理委员（指委）中，真正忠于蒋的只是少数，而大多则对汪派抱有幻想或接近汪派。属于汪派的地方干部大半留在地方党部之内，有的被委派为党务指导委员。[48]正是这些人成了各地反日会的骨干和首领，也就是说不少反日会的国民党代表，其实都是国民党改组派分子，如全国反日总会的范予遂[49]、北平反日会的谷正鼎[50]等就是改组派的重要成员。又据姜豪回忆，整个上海市学联全被“改组派”把持了，兼任上海反日会执委的夏天、周参、汪竹一、陇体要均是改组派成员。[51]尽管这一说法尚需进一步确认[52]，但稍稍考察一下夏天等人当时的思想和表现，就不难发现他们与改组派的言行没有丝毫差别。这年11月国民党改组派成立之前，夏天、汪竹一等人在反日运动中的表现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要求截然不同。全国学联主席、首都反日会执委王开基秉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电告各地学联停止罢课、游行示威、检查日货，以夏天为首的上海市学联斥其压制学生反日运动。[53]王开基、程瑞霖、李祖袆等全国学联代表意欲前往荷兰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夏天等认为此会为“基督徒召集之帝国主义工具”，坚决反对王等与会，要求立即召开第10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改组全国学联[54]，并得到了各地学联的响应。9月2日，第10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讨论通过了“敦请汪精卫先生回国主持党国大计案”、“关于民众运动及反对取消青年运动案”、“呈请中央自动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案”、“请政府从速解决济南惨案”、“请全国反日会加紧反日工作案”。[55]这些议案与改组派的相关主张如出一辙，而敦请汪精卫回国主持党国大计更是改组派的统一心声。大会还选举夏天等人为全国学联执委会常务委员，而王开基、李祖袆等九届学联执委则风光不再。[56]不久，王的首都反日会执委资格也为夏天所取代。[57]这种情况表明，不少反日会的真正领导者，实际只是后来的国民党改组派，而非蒋介石国民党。后期反日会尤其如此（参见第三部分）。

　　中国共产党对各地民众反日会原本相当重视，自7月以来曾多次发出工作指南和通告，指出国民党组织反日会是利用民众的反日情绪，缓和阶级斗争，巩固统治，和平抵货运动无助于反日，要求各级党组织积极参加反日会，争取反日运动的领导权，组织工人罢工、示威，引导商人、学生将反帝运动与反蒋介石国民党运动结合起来。[58]但是，由于当时正处在蒋介石的高压政治态势下，加上自身受“左”倾思想路线影响，并没有采取任何积极措施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努力，甚至视国民党改组派为更加危险的反革命而拒之千里之外，因而不但未能争得反日运动的领导权，连跻身各地反日会的目标也未能实现，诚如后来中共中央所指出：“党的反帝国主义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都做得很不充分，各地的反日团体——有群众的反日团体——我们都不能参加。”[59]这是此次民众反日运动没有出现“五卅”运动那样如火如荼的罢工、罢课、罢市高潮的根本原因。

责任编辑：石江鹏 最后更新：2015-05-29 14:43:38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抗战时期中共“三三制”、减租减息和精兵简政的意义和作用

下一篇：抗战期间我在老河口的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