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我在老河口的五年
2015-06-10 15:47:58  来源：桂系网  点击：  复制链接

　　三、日军侵占武汉后，对在他后面的第五战区给他的威胁极为恐惧。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1939—1941的三年里，敌军每年都要向五战区进行一次窜扰，企图达到他以攻为守的目的。战区在预知他的动态后，作了相应的准备和战略部署，予敌以重创，收到预期的战果。

　　1939年初夏的随、枣之战，是在四月下旬开始的。敌军以四个多师团约十万之众，循襄花，京钟两线公路大举西犯，其作战目标重点是选定我大洪山、桐柏山两大据点，以期占领随、枣，继攻襄樊和南阳。我方以孙连仲和张自忠部，分别于桐柏北麓和大洪山南部全力扼守左右两翼，相机迎击进犯之敌。另以84军和86军两军坚守正面，防敌中央突破。自四月三十日与敌接触，展开激烈战斗。五月上旬，敌军虽一度进入随枣一线，但在我军的强烈反击下，五月十八日又被迫撤退。当时汤恩伯的部队临时归五战区指挥参加此次会战。李宗仁原令汤部在西犯之敌进至随枣地区时予以包围，以期歼灭敌人于我的包围圈中，但汤恩伯不遵照命令，为保存实力，竟把部队撤到舞阳一带，未予敌以重创。因为他只听蒋介石的指挥，不服从李宗仁的调遣，李对他也无可奈何。但其贻误战机，目无抗战，实属罪在不赦。战区虽向中央据实报告，但一直没有下文，不了了之! 1940年五月上旬，敌军又集中了六七个师团的兵力，仍循随枣一带向西窜扰。我方的战略部署是：以孙连仲部扼守桐柏山以北地区，以黄琪翔部担任正面阻击，以孙震部扼守襄河左侧地区，以张自忠部坚守襄河西岸，待机出动。敌军此次作战主力是沿襄河左岸前进，随枣线上采取佯攻态势，意在吸引我军主力，以便其在襄河左岸主力的挺进。由于我军已预料到敌军动态，当即令黄琪翔部后撤，诱敌深入，期达包围歼敌之目的。双方激战至十一日，敌军向东南方向，撤退，李宗仁长官立即抓住这一战机，令张自忠派出有力部队，迅速渡过襄河，向敌后出击，截击襄河左侧回窜之敌。张自忠亲自率总部直属部队特务营和七十四师的两个团，连夜渡河，在宜城县南瓜店附近迅即将敌军截为两段。敌寇受此突然奇袭，顿感惊慌，旋即发觉张自忠的兵力不多，遂又密集重兵，从南北两面将张部重重包围起来，展开激烈战斗。张自忠部终因众寡悬殊，在往复冲杀中伤亡殆尽。最后在张自忠总司令身边的只有少将高级参谋张敬和少将副官马孝堂。张自忠和张敬同时在与敌拼搏中壮烈殉国，马孝堂因重伤滚落在山沟中，昏迷过去。当他醒来时战场上已寂无一人，敌军早已离去。他是张自忠、张敬壮烈殉国唯一的，目击者。

　　1941年初，敌军又纠集约七个多师团的兵力，企图沿平汉铁路北犯，以打通平汉路。一月二十五日，敌分从信阳，确山，驻马店等地向西窜扰。我战区总结过去与寇作战的经验，极力避免主力的决战，拖延和疲劳敌寇精力，然后相机予以袭击，致敌于疲于奔命之地，旷日持久，敌寇不敢恋战，即行撤退。这次豫南之战，也以我胜利而告结束．此后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战区渐趋于沉寂状态。

　　四、第五战区自徐州会战与装备优势的日寇作战，主要靠军民的激昂战斗精神才克敌制胜，但干部特别是初级干部伤亡殊重，为长期抗战计，干部的增补整训，实为当务之急。战区决定于1939年初命我负责在湖北均县草店的周府庵遇真宫等处建立战区干部训练团，李宗仁兼任团长，以广西绥署参谋长张任民任教育长，我任教育处长，张任民因时去桂林和重庆。团的教育责任实际上由我承担。团设有政治部，由战区政治部主任韦永成承担，另设有总务处处长为刘剑奇，还有附属的医务所，所长孙荫坤(系德国耶那大学医学博士，实际上是李宗仁的随身医生)。干训团共辖三个大队，第一大队系军官大队，大队长谭小侠。第二大队也系军官队，附有一部分军士，大队长周仪。第一、二两大队各辖三个分队。第三大队为学生队，系招收战地的爱国知识青年。大队长张敬系由战区长官部作战情报科长调任的。这个大队共辖四个分队。(张敬福州人，曾留学日本炮兵士官学校，是个很有才干的人。)战干团于1939年，奉令改为中央军校第八分校。战干团结束前，由张任民撰写了一篇为抗战建立战干团的纪实，由我们共同署名刻在武当山南岩宫峭壁上用以纪念。战干团结束后，我调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办公室专任高级参谋。张敬由我介绍到张自忠的第33集团军总部任高级参谋，于1940年鄂北会战中随张自忠截击日寇，与张自忠同时壮烈殉国。

　　1940年，战区在老河口南杨林铺组成干部训练班，专召集战区各部队中级以上军官，短期培训。李宗仁兼任班主任，并经常到该班讲课，同各干部亲切交谈。这个班的教育目的，主要是由备总司令以下干部交流作战经验，同时也使他们上下彼此之间增进友谊加强团结。李宗仁既树立在他们心中的威信，也使他们的下情得以上达，为他们解决困难，这样做对促进将帅和部下的相互了解和团结是著有成效的。

　　五、对李宗仁的为人和久在他身边的有关人物，现摘要地作如下的介绍：

　　李宗仁是个外柔而内刚的人。当时第五战区由他所统辖的部队，包括广西部队，都属于“杂牌”，如孙连仲、刘汝明、曹福林、米文和、张自忠、冯治安等部都是原西北军部队。孙震、陈鼎勋部系四川部队。廖磊、李品仙部都为广西部队。这些部队装备均逊于蒋介石嫡系的中央军。但在李宗仁的统帅下均能重创敌军迭建奇勋，究其原因，都由于李宗仁对他们推心置腹，使其心悦诚服，深知李宗仁绝对不会借抗日之名把他们消灭掉，而是激励其爱国之心，为救国杀敌而战，并适时而公平的予以补充。但李宗仁的执法却很严峻，毫不留情。徐州会战中，孙连仲部伤亡奇重，孙在电话中请李予以增援，李严令孙坚持战斗，只要前线还有队伍，就要负责拼到底。孙只好亲赴第一线指挥，终于击退敌军。而在平时李和孙在见面时，仍亲切称孙为仿鲁兄(仿鲁是孙的号)李宗仁对我们这些高级幕僚。一向也是称其号而不呼其名。我的号为鹤舫，我在他身边工作的十年中，他一直叫鹤舫，这样就令人对他有亲切之感。李的日常生活很俭朴，每日进餐时总要王鸿韶和我同他—起用餐。在共餐时间里，有时谈谈公事。彼此毫无拘束。平日除了重要事情由他决定外一般作战计划，由王鸿韶负责，其它一般常务事情由我负责。他还把他的一颗私章交给我，可以便宜行事，以示他对我的信任。但有时我认为必须由他决定的，还是要向他请示。李宗仁身体素质很健壮，因为他在青年时期对马术和器械体操的单杠技术是很出众的。在老河口的岁月里，每在公余之时，他经常要我陪他打网球。他在打球时也总是聚精会神地打到终场，显示出他富有斗志和毅力。他具有超人的胆识，对所属将领均能量才使用。作为战区统帅，克尽厥职，临危不乱。例如台儿庄会战中，虽属艰险，但他总是镇定自若，对部队运用自如，卒克顽敌，赢得抗战初期台儿庄的胜利，威震中外。战区自徐州战略转移中敌机总跟踪寻我战区长官部所在地进行轰炸，而他很少离开长官部去躲避。1941年春的一天，敌三架轰炸机在老河口司令长官部上空盘旋。我感到不妙，请他到房外的防空洞去暂避。他坚持不去，后经再三劝说，方才同意。我们刚抵防空洞时，敌机的六颗重磅炸弹从我们的上空投下，最近的一颗在离我们不到五十公尺的地方爆炸。如果敌机早投半分钟，我们就难以幸免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站在那里仍神态自若。1941年敌寇向南阳窜扰时，曾有一部敌军骑兵，流窜到距老河口三十余华里的地方，参谋长王鸿韶即令长官部所属各处撤到襄河以西的谷城、石花街等处。李宗仁本人仍很镇定的住在他的住室。他这种镇定自若的态度充分安定了军心。他曾对我说：“人对于死总会感到恐惧的，但当他想到自己担负着救国杀敌的重任时，就不会去怕它了”，这正说明他身为统帅的责任感，是非常明显的。

　　参谋长王鸿韶字真吾，河北省宝坻人，保定军官学校前期同学，陆军大学特别班毕业，为人精明稳健。在抗战期间的战略指导和对部队部署都很精细周密。他常说：“对敌作战，敌情的了解很重要，而针对敌情，将自己部队分配在适当的位置上尤为重要”。所以在每次对敌作战前，他对参谋处拟出的方案都仔细的予以审核纠正，并作文字上的修改，极尽运筹帷幄之能事。我和他因系同学关系，又在一起办公长达五年之久，在公余之暇谈些往事，同时也成为文字之交。因为他的文学修养是很好的。在抗战期间以至汉中行营和北平行辕期间他一直任李宗仁的参谋长。 机要秘书黄雪村，湖南湘潭人，很有才华，文笔秀丽。李宗仁的机要文件和书信稿件等多出于黄的手笔。他一直在李的身边。李宗仁任代总统时，和谈代表团去北京向中共中央呈递的函件，也都是由他主笔。

　　参议刘仲华，山西淳县人，系中共党员。红军长征前的一段时间里，他在上海负责地下工作。后来去法国巴黎，和李宗仁派往法国留学的韦永成相识。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韦永成回到广西，经韦的推荐成为李宗仁的客卿，—直留在战区。我是在汉口时经老朋友黄建平的介绍和他认识的，后来在战区终日接触成为好友。他在战区不担任任何工作。李宗仁经常和他谈论些国际形势问题，有时对奕消遣。李宗仁任代总统与中共和谈时，他曾任随团顾问去北京。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北京房管处处长和园林管理局局长等职务，“文革”期间被“四人帮”迫害逝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被追认为烈士。

责任编辑：熊胜科 最后更新：2015-06-10 15:5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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