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上海难民救助工作和若干问题的浅见
2015-06-17 09:39:17  来源：360个人图书馆  点击：  复制链接

　　逸 明 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日本侵略军向闸北、虹口、杨树浦大举进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造成上海及邻近地区大批难民流离失所。《申报》等媒体记载：聚集在上海的难民总数不下130万人，仅八一三当天就有6万多难民涌入租界；逃入租界的难民最多时超过70万人（两租界当时人口总数不过140万余人），大批难民露宿街头，缺衣少食，惨不忍睹，每天冻死、饿死者成年逾百人，儿童死亡约200人。救助惨遭战火洗劫的难民，成了当务之急和动员全市人民开展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抗战时期，上海各界的难民救助工作主要是通过以下四个系统进行的：

　　一是上海市各界组织的救济委员会(1938年9月底改名为“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该会下设收容、给养、遣送、医药、掩埋等10个组，市社会局局长潘公展任主任。市救济委员会借用护国寺、玉佛寺、清凉寺、江宁公所等庙宇、会馆、学校等场所开办了一批收容所。据《立报》报道，市救会8月份共设有收容所126处，收容难民101865人，陆续遣返难民7万余人。　

　　二是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天，8月14日，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率先组织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以佛教界和慈善界的老前辈许世英任主任，屈映光和黄涵之任副主任。该会设收容股、给养股等，具体工作由收容股主任赵朴初负责，以仁济善堂为主要的活动场所，开展救济难民的工作。据《救亡日报》统计，该会所组织的难民收容所至9月下旬就有65所之多，共收容难民6万余人。并组织有难民医院、难民妇孺收容所等。　

　　三是国际救济组织。早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红十字会总会、上海市红十字分会就全力支持19路军奋起抗日，设置难民收容所和伤兵医院，大力组织战地救护。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总会、分会又参加上海市救护委员会，组建了10多个救护队、12个急救队，并陆续成立24所救护医院和特约医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累计救护、收治收伤兵民4万多人。驻宝山罗店第一救护队副队长苏克己、队员谢惠贤、陈秀芳、刘忠武四人在执行任务时惨遭日寇杀害，壮烈牺牲。国际红十字会、基督教救济会、华洋义赈会、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等国际救济组织也积极投入救助工作。至当年10月，美国红十字会募集10万美元救济中国难民。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所设收容所收容难民3000余人。徐家汇天主堂举办了收容所。密勒氏评论报报道：1938年1月，国际红十字会成立，该会于西爱咸斯南路、新闸路等处设有143处收容所。在该会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人道主义战士、法国天主教神甫饶家驹。他是华洋义赈会会长、上海国际救济会救济组主任，兼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副主席。早在一·二八时，饶家驹因救济闸北难民，被日军击伤锯掉了右臂。八一三事变后，倡导建立南市难民区，前后收容了约20万名难民。人们称道他是“辛德勒“式的人物。

　　四是各地同乡会。八一三抗战期间，各地在沪同乡会纷纷设立机构，开展救济难民的工作。虞洽卿在8月间发起组建上海难民救济会。8月29日，上海市各旅沪同乡会举行联席会议。组织旅沪各同乡会联合办事处，由广东、浦东、河北、四川、全浙、宁波、湖州、常州、通州、崇启海同乡会任常务干事；诸暨、绍兴两同乡会任总务组干事；温州、潮州两同乡会担任遣送组干事；嘉定、松江两同乡会担任交际组干事。该会主要工作为“办理遣送、收容、救济难民事项”。四川旅沪同乡会先后在民国路(今人民路)四明公所和平济利路(今济南路)定海会馆成立了第一、第二两个收容所，办理收容同乡难民，并派员照料返籍同乡。苏州旅沪同乡会除在大通路平江公所内设立收容所尽量收容难胞外，“连日并雇船只遣送难民回籍”。 宁波同乡会设立了9个收容所。广东同乡会收容了粤籍为主的难民2万余人。

　　（二）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难民工作中的作用问题

　　历次编写的抗战时期上海市难民救助简史中都缺少这方面的记述，这是很大的失误。党在难民工作中的作用之所以没有凸显，主要是因为党当时还处于“地下”，保存下来的档案材料不多；此后红会及专家、学者们对这段历史研究尚少。其实，党对难民工作是极其重视的。1935年5月，上海中央局多次遭到破坏后宣告结束。1937年11月，新的江苏省委一成立（刘晓任书记，刘长胜任省工委书记），即把上海作为省委工作的重点区域，果断决定“要特别集中力量于难民工作”，把它视为“地下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孤岛时期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为此专门成立了“ 难民工作委员会”。还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将上海众多的难民收容所做为党的重要工作阵地。省委不仅关注着市区、租界的难民救助，更创造性地要求把难民安置、教育、疏散工作与武装民众、开辟敌后农村武装游击战任务结合起来。八一三全面抗战后，上海党组织派出精兵强将，深入各难民收容所工作，既有党中央派来的张爱萍、余立金等人，又有陈国栋、韩念龙、刘述周等一大批党员和积极分子，另有国共合作后从国民党监狱里保释出来的一批同志。抗战初期党的难民工作主要抓了以下几项：

　　(一)开展上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包括慈善团体联合会、国际救济会、租界当局和社会上层人士，以“节约救难”口号动员各界为难民募捐，筹办难民教育，开展难胞生产自救等，并从此为切入点，开展最广泛的社会合法活动。

　　(二)对收容所难胞积极进行抗日教育和阶级教育，激发他们的抗日爱国热情和阶级觉悟。同时创办工华难童学校、慈联职业中学和无线电培训班，帮助失学或无法正常入学的难童学习文化技术。

　　(三)在进步的工作人员和难胞中发展党员，建立和扩大党的组织。从1938到1941年，累计发展党员390余人。

　　（四)在思想教育的基础上，动员收容所和社会各界青壮年到前线去，到皖南新四军去（最早去新四军的便是叶进明、忻元锡率领的由100多人和25辆汽车组成的红十字会上海煤业救护队。）有些青壮年积极分子则到近郊各县及沪宁线一带游击区参加武装斗争，或去工厂、企业，开辟党的基层工作。有关方面统计:1938-1941年间，收容所输送去新四军军部的干部1200多人，去近郊、苏中、苏北、苏南等地的共2000多人，近百名党员干部去工厂和市郊农村，有力地支援了当地的抗日斗争。收容所名正言顺成了储存、培育和输送人才的一个重要基地。

　　很显然，上海地下党难民工作的功绩是巨大的，应予肯定。它的工作另辟磎径，富独创性，被誉之为“成功的范例”是理所当然的。对这段历史的研究近几年才刚开始。我们过去长期忽略这方面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研究和记述，现在确应深入挖掘、研究，并予以补正。

　　（三）

　　上海抗战时期各界和中共地下组织发动的难民救助工作在我国抗日救亡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工作的突发性强，难民数巨面广，情况复杂，上海又长期处于“孤岛”环境，条件极其恶劣，但是，军民一致，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终于收到了应有的效果：保护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有力地支援了前方抗战，稳定了社会秩序，极大地宏扬了 “人道、博爱、奉献”精神。我们务必牢记这段历史和先辈们的忘我劳动、无私奉献！回顾这段往事，有几个问题需待商榷：

　　怎样评价此一时期红十字会的作用问题。1938年初红十字总会办事机构撤离上海，市分会的工作不久也陷于停顿，红十字会的作用该如何评价？浅见以为：红会机构虽然撤离或暂停工作了，红十字的人道主义精神在，红十字工作者和会员们还在，红十字旗帜在人们心中！我在《中国的红十字启蒙运动》一文中曾说，西方红十字人道主义得以在神州大地上扎根成长，因为有着同我国固有道德传统相适应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人道博爱，救死扶伤，助危济困，博施济众，哀鳏寡，恤孤独，……红十字人道主义精神一旦与抗日救亡的爱国主义精神相结合，就孕育发展成波澜壮阔的群众性抗日救亡救济运动，展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何况，站在抗日救亡救济运动前沿的各界领袖人物、爱国人士，不少人都还是红十字的人或红会老朋友。宋庆龄在广州担任“出征军人慰劳会会长”期间， 1921年10月31日，即曾被推举为红会总会的“名誉总栽”。发起成立 “上海各团体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史量才、黄炎培、王晓籁、虞洽卿等人中，史是总会副会长，虞是名誉副会长，王在总会救护方面担任过重要职务。青帮三巨头之一的杜月笙、“海上三老”之一的闻兰亭，则分别是红会总会的副会长、常务理事。他们当时只是换了另一种身份为难民救助组织筹划组织、推波助澜罢了。可以豪不夸张地说，整个救助工作就是在红十字精神指引下进行的。回顾这段历史，对“在红十字旗帜下”的内涵当有进一步感悟，对红会在难民救助工作中的作用当有新的认识。

　　关于某些人物的评价问题。有争议的人物主要是闻兰亭、杜月笙。

　　闻兰亭：“上海三老”之首、红会总会常务理事。早在一?二八战争中，闻就积极支援19路军抗击日寇，动员各界捐款捐物 资助红十字会救护受伤兵民。八一三抗战爆发后，闻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又做了一些有利于抗日救亡的工作：他立即组建救护队、运输队和战地服务队，开赴前线运送弹药，救护伤员，进行战地服务。配合有关方面广设难民收容所。党领导的益友社因抗日活动遭法界取缔，他设法予以保全。他帮助红十字医疗中队去延安，还多次输送热血青壮年去新四军，红十字上海煤业救护队就是在他的帮助下赴皖南参加新四军的。

　　上海沦陷后，他经不起日伪的百般拉拢诱惑，出任伪棉花统制委员会主委、全国商业统制会理事长等职，公开投靠日伪汉奸政权。他抗战胜利后被捕，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后改判为三年半。1948年7月在医院病死。

　　前些年，某些历史著作在介绍解放前难民工作情况时对闻在抗日救护救济工作中的贡献如实作了记述 。有些人觉得不妥，认为闻乃汉奸，一切免谈。另有人则以为：闻不能终善其身，晚节不保，一失足成千古恨，殊为可惜；但他的大半生还是好的，比较清正廉洁，乐善好施，作过不少对

　　人民对革命有利的事，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记住他。本人同意后一种意见。

　　杜月笙：资料介绍，杜乃青帮流氓大头目，以贩卖鸦片起家，参加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残害人民，镇压革命。他还是民国军委会少将参谋，等等。1934年11月，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史量才被军统暗杀当日，杜被推举为副会长后，一直任第一副会长至1943年。杜在八一三抗战爆发后，联合沪上各团体组成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同时成立一批救护队、急救队、临时救护医院，征集救护车辆，积极开展救护工作，还特约16所公、私立医院收容受伤军民。据不完全统计，杜领导的救护运输医疗工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共救护了44398人。此后，杜又在松、昆、苏、锡、杭、南京等地设立重伤医院，在汉口成立临时救护委员会，设置医疗队178个，至抗战结束，救护军民总数达260万人。他在港、渝主持总会工作期间开展的前后方医疗救护工作以及其它许多救亡活动，这里不一一列举。

　　对于这样一个极其复杂而又有许多阴暗面的人物，一种意见主张全盘否定；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杜在民族存亡的严重关头能以民族大义为重，起来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是难能可贵的。杜对上海乃至全国的医疗救护救助工作是有贡献的，功大于过，不宜因为他存有阴暗面把他全盘否定。此种观点有一定道理，应予考虑。

　　上海抗战时期各界和中共地下组织发动的难民救助工作在我国抗日救亡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工作的突发性强，难民数巨面广，情况复杂，上海又长期处于“孤岛”环境，条件极其恶劣，但是，军民一致，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终于收到了应有的效果：保护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有力地支援了前方抗战，稳定了社会秩序，极大地宏扬了 “人道、博爱、奉献”精神。我们务必牢记这段历史和先辈们的忘我劳动、无私奉献！

责任编辑：黄秀云 最后更新：2015-06-17 09:4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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