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长沙大火
2015-06-17 16:53:39  来源：梁小进 陈先枢  点击：  复制链接

　　梁小进 陈先枢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

　　陈先枢，1945年5月出生，湖南长沙人。毕业于吉林大学。现为湖南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湖南省湖湘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长沙市历史学会副理事长、长沙学院客座教授。多年从事中国经济史和湖南地方史的研究，编著和参与编著《中国广告史》、《湖南茶文化》、《长沙商贸史纲》、《湘城文史丛谈》、《长沙地名古迹揽胜》、《湘城访古》、《长沙井文化》、《长沙老建筑》、《百年长沙老照片丛书》、《长沙历史文化丛书》、《1938年长沙大火》、《名寝与名人》等。入选张岱年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家大辞典》。

　　梁小进：长沙市政协文教卫体和文史委员会原主任、著名文史专家、湖湘文化研究学者。

　　目        录

　　一、美丽而古老的长沙城

　　楚汉名城

　　著名的商业都市

　　湖湘文化之都

　　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走上近代化道路的长沙城

　　二、抗战爆发后的长沙

　　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抗战烽火中的“文化城”

　　抗战的大后方──“战时繁荣”

　　日军空袭长沙

　　三、武汉失陷以后

　　武汉失陷后长沙的命运

　　大火前夕的长沙

　　“焦土抗战”和“火烧长沙”的提出

　　四、千古一劫──长沙大火

　　“楚城计划”的制订和布署

　　长沙大火之经过

　　是谁放的第一把火

　　长沙大火之惨状

　　五、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长沙大火造成的巨大损失

　　人民的重大牺牲

　　百年缔造，毁于一旦

　　巨大的财产损失

　　对抗日事业造成的恶劣影响

　　六、长沙大火案的审理

　　蒋介石视察火后长沙

　　军法会审

　　三颗人头落地，一串高官落马

　　七、再从焦土建长沙

　　无济于事的“紧急处置”

　　周恩来临危赴难

　　善后救济全面展开

　　废墟上的复苏

　　八、长沙大火的根本原因

　　九、尾声：长沙会战

　　——日军占领前的英勇抵抗

　　发生在1938年11月12日深夜的长沙大火，是20世纪中国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由于12日电报韵目代码为“文”，故又称“文夕 大火”。1938年秋，日本侵略者相继攻陷广州、武汉，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长沙骤然从抗战后方变为前线，在“焦土抗战”的对策和部署下，具有二千多年历史的古城长沙毁于一旦。持续五天五夜的大火，造成3000余人葬身火海，30余万民众流离失所，80%的建筑和市政设施变为废墟，地面文化遗存破坏惨重，工商、文化、教育诸业元气大伤，长沙成为二战期间世界上损失最惨重的城市之一。这是战争对文明的毁灭，是“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见证！

　　“文夕大火”也是长沙近代化进程从高峰断裂后，城市从毁灭走向再生的一个饱含痛楚而值得深刻追忆的事件。当半个多世纪的风云抹灭了千年的陈迹，城市在战火中的伤痕渐已远逝的时候，人们在感慨脚下一片热土的生机和活力，并在奋力描绘新世纪宏图的同时，开始意识到，城市在向未来延伸时，应该填补“文夕大火”造成的历史文化断层，使未来的人居环境与历史环境共存共荣。　　

　　一、美丽而古老的长沙城　

　　城市作为人类生活聚落形态，是伴随着文明的演进而发展的。中国和古罗马、古希腊一样，在氏族部落社会末期就开始产生了城市。

　　据考古发掘资料，从夏代开始，中国就有城市，迄今已有4000多年。《史记·夏本纪》中有“鲧作城廓”和“禹都阳城”之说。鲧即夏禹的父亲，阳城是夏的都城。城、廓各有用途，所谓“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而且“君子居于城，小人狎于野”。夏商早期城市，城廓相联，城居高而不居中，既便于保卫统治者，又便于统治者逃脱。可见，中国早期城市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是统治者用以获取和维护政治权力的堡垒，这与西方的“城”一开始就与“市”相连是截然不同的。

　　楚汉名城

　　据历史学家考证，长沙建城约在公元前800年左右。当时楚国势力范围已达湖南。公元前690年，楚武王灭罗国，迁罗国遗民由宜城于丹阳。楚文王时又将罗国遗民由丹阳迁到长沙北面75公里之处。20世纪80年代考古发掘在此处发现罗子国城基遗址。这说明在罗遗民迁徙之前，长沙已有坚固的城池，才迫使素有勾结南蛮造反先例的罗人就范。在战国时期长达100多年的楚、越对峙中，长沙是楚国南界对越最主要的军事防御基地，从长沙春秋战国楚墓中出土的大量兵器可得到印证。早期长沙城出于军事目的而建是显而易见的。

　　 “长沙”之名早于长沙的建城时间，大约已有3200年的历史，《逸周书》中所载“长沙鳖”乃是其时上献周王的贡品。说明长沙之地先有居民的聚落，然后才在聚落群基础上慢慢形成城、筑成堡。楚人“立国不居中”，建城充分考虑到城的实际效用，往往建在大山之下，广川之滨，易于解决水源问题。

　　长沙名称的由来众说纷纭，史载各异。其中最流行的是星象说，古星象二十八宿中轸宿有一个附星名“长沙”。古人按星象分野的理论，以长沙之地应长沙之星，故长沙又有“星沙”之称。

　　长沙位居湘江与浏阳河交汇处的长浏盆地，南挽衡岳，北接洞庭，西屏麓山耸翠，东展浏阳秀色，湘水穿城北去，自然环境天造地化。城东15公里的浏阳永安曾发现距今20万年的旧石器，是长沙最早人类活动的证明；城南20公里的南 遗址发掘出土距今7千多年的彩绘凤鸟和刻划太阳的纹陶器，反映了当时已有相当发达的原始文化。近半个世纪以来，精美的商周青铜器在宁乡频频出土，其中四羊方尊、人面纹鼎、青铜大铙等都堪称国宝。这些青铜器的来源至今还是我国古文化中的未解之谜。

　　长沙古城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从春秋晚期开始，长沙逐渐成为楚国南方的重镇。以今五一广场为中心的长沙古城周围曾经发掘楚墓4000多座，出土帛书、帛画、毛笔、铜镜、兵器、漆木器等大批精美文物。高度发达的楚文化是古代中华民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考证，战国时，长沙城范围东西长700余米，南北宽约600米，东起黄兴路（今名，下同）和蔡锷路之间，南到坡子街一带，西临下河街，北抵五一路与中山路之间。西汉开国，长沙王吴芮在楚城的基础上筑临湘故城。临湘故城的具体位置，东起东牌楼、南阳街，西临太平街、西长街，南达解放西路，北止中山西路、又一村一带，也就是今五一广场及周围地区。这里也是当年“文夕大火”火烧最猛烈的地区。

　　西汉时期，长沙成为诸侯王国长沙国的都城，马王堆墓和河西王室墓的发掘，发现了“黄肠题凑”的皇族葬制和大批简帛文献，证明了这一时期长沙城地位已有了质的提升。汉末三国鼎立，长沙为吴蜀争夺之地，五一广场走马楼出土的三国孙吴简牍就是吴国曾经治理长沙的物证。

　　长沙楚城，亦即汉初长沙王吴芮的“临湘故城”，虽“弹丸之地”，但地理位置独特，紧靠湘江，面临岳麓，东有平谷，水系发达，舟楫便利，南北有扩展余地。加之物产丰饶，气候宜人，故以“临湘故市”为中心，城市向四周扩展。2000年间，长沙历经无数次兵燹之灾，但每历一次祸难，都能迅速在原地恢复其在湖湘地域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地位。先是津渡城邑的扩建，后为坐镇一方的王都，再就是唐五代马楚时再毁再建。每重建一次，城池又有不同的发展和变革，又为进一步发展打下新的基础。

　　宋代，西濒湘江的长沙城已南扩至南门口，北至湘春门，东至浏阳门。明代，长沙已成为人口密集、工商业繁荣的商埠。绕城7公里的城墙开9座城门，城门入口排开9条正街，150多条横街纵横交错，构成了整个城市的骨架。而明代长沙王城更是长沙城建史上的奇观。明代在长沙分封了10代藩王，王府规模之大，占长沙城的十之七八。今五一广场一带即为王府的中心，今东牌楼、西牌楼、八角亭、走马楼等地名均是当时王城建筑的所在地。

　　明崇祯《长沙府志》所记盐仓街、通泰街、织机巷、金线巷、苏家巷、碧湘街、学街巷、大椿桥、晏家塘、河街等大小几十条街道位置，已与今无异，而且街名沿用至今。清代，长沙商业更趋繁荣，长沙、善化两县多次对长沙街巷进行修缮和改造。今日芙蓉区马王街、化龙池一带，天心区坡子街、太平街一带；开福区潮宗街、通泰街一带尚存的老街老巷，其街巷走向、建筑布局、街道名称等，在明清两代即已定型，可以从明清两代留下来的十几幅长沙城地图得到印证。古代长沙城的中心地带仍是今日长沙城的中心地带。

　　著名的商业都市

春秋战国时期长沙的“城”便有了“市”的功能，这与楚国经济相对先进于诸国不无关系。其时楚之城市大多已成商业活动的枢纽，楚、晋之间有频繁的贸易往来，长沙的杞梓、皮革曾大量输往晋地，以致产生了“楚材晋用”这一成语。楚怀王之弟鄂君昭阳拥有一支陆路可带50乘车、水路可带150艘船的商队，也经常往返鄂州、长沙和广

责任编辑：黄秀云 最后更新：2015-10-29 14:5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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